诗不纯是歌声，生活也不纯是荆棘，痛苦有时同时来源于两者，而诗人能够做的唯有坚定地表达。《极地之境》这本短诗选正是以此刻此在的方式凝聚了诗人安琪的执着，这份执着是十年，也许更长，甚至将会持续到生命终结。
　　把诗歌在安琪的生命里定位为全部并不过分，正如她将诗歌比喻为“我的尸体”那样，诗歌的创作是一条证明自我存在的路径，但“尸体”能够留存于世的时间并不能估量，它还取决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通向神和永恒的方法，也许只有让自己变成石头，或者被虚无化解。显然，安琪选择的是前者，而且总是在对后者的担忧中焦虑着，否定着，挣扎着。因此，有时我们会看到安琪惶惶不安地说：“夏天的北京/我没有注意到树葉/我过起了/没有情感的生活”（《树叶在北京》）；而有时，她又在诗歌中“享受到生之快乐，诗歌，这垂而/不死的帝国主义”使她“在今生不得安宁”。无论哪一种状态下的安琪，都给人以生机勃勃的印象。这种印象，是由诗歌中炙热的情感、近乎矛盾的冷静和随处可见的任性以及掩盖在这任性之下的沉重的灵魂决定的。比如在两性问题的探讨中，安琪的《一个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的渴望》典型地表现了她的复杂。这首诗歌一开头就宣告了女性的欲望和情感，并把男性放在宾语的位置上变成了作为主体的女性需求的对象，而非一贯的掌握主动权的角色。但如果认为这首诗和舒婷在《神女峰》中悉数女性被展览被观看的历史之后，终于奋起张扬对个性独立的追求是一码事的话，那么就会南辕北辙了。因为在这首诗中，“我”对男性的渴望被否定为一个错误，是一个“我”承认自身需要又时刻想要避免的错误；“你，这一个男人/偏偏逼我犯错误”的控诉更流露了“我”不能避免错误的无可奈何。为什么女性的本能被定义为错误？而不是像众多女性诗人所表述的那样是女性独立和女性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一个“被诱惑/被轻视的错误”。被诱惑意味着陷入爱情，被轻视则来自两方面，一是男性基于千百年来男性权力中心的两性不平等观念，二是女性在陷入爱情之后的让步。
　　爱情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原罪，其代价包括生育的痛苦和家庭的重担。女性对于情感欲望的张扬只是一个开始，接下去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所谓的男女平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安琪则看到了大力渲染女性特质的诗歌之后的留存于世俗中的深刻矛盾。在这一点上，安琪比许多女性诗人走得更远，也更不易为时代的惯性所束缚。
　　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或中间代诗人，安琪始终保持着先锋的态度，这不仅包括对女性问题的探索，更包括对日常经验的抓取、诗歌语言上的实验以及时时闪现的对于生死、历史的神秘体验。这一切构成了安琪诗歌中的生活，当然也被许多评论家演绎到天花乱坠的程度。
　　“怎么写”固然有让人不能拒绝的魅力，然而新诗意象个人化导致的诗歌多义性带来的纷扰已经太多了，这其中的是非难以说清，我们无法证明一件寿命才堪堪达到一个世纪的事物能够在未来得到缪斯的多少眷顾。而且，十分不古典的先锋嫁接了西方的血液之后从四面八方向生活开炮，引发的口水战更为激烈，再往里面插一脚是一件不太明智的事情。相比之下，这部时间长度为十年的短诗选呈现出的生命历程有着别样的吸引力。十年间的安琪有多重身份，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诗人、是女儿、是母亲、也是妻子是朋友，还是一个长年漂泊在异乡的游子。而无论哪一种身份，都因“游子”这一身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选入《极地之境》的诗歌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以外部进入的姿态表现诗人对异乡生存的思考，而面对故乡时，又常常是失落的、不知所措的。“出走异乡的人到达过/极地，摸到过太阳也被/它的光芒刺痛”（《极地之境》），生活的温柔和苦痛并存，不能偏安不能逃避，面对是则要耿耿于“已是故乡和异乡的弃儿”（《秋天回乡》）。但可以感到欣喜的是，千帆过尽，安琪开始呈现出恍如涅槃的面貌，这意味着经历了舍身饲虎的无畏之后，诗人举着她的旗帜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这让读者可以期待安琪如何不断剥落束缚自由地进入生活本身，正如她自己所说，“先锋，永远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