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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七年过去了，云计算仍在泥泞之中。有人深陷，有人失望；有人进入，有人离开。曾经风光一时的概念，似乎渐渐地失去了早先的光芒与魅力，至少我们开始能听到一些理性的声音了——而这在以前无疑是不可想象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关键词：背道而驰；云计算；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TP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259-03
与以往过于看重技术与预测的分析不同，本文尝试着从创新与传播的角度来解释云计算步履艰难的现状，并提出以下论点：（1）人们存在着对技术的非理性预期；（2）创新的扩散、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往往是缓慢的；（3）云计算规模经济的特征、复杂性所带来的风险成本制约了其向传统方案的替代进程。
经济上的最佳与技术上的完美不一定非得背道而驰，但往往是背道而驰。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
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技术王国里，人们一直都很难预测谁将是国王的下一个新宠，更难预测这位喜怒无常的国王，他的宠爱又能维持多久。但“云计算”无疑是一位一直被这么宠爱着的幸运儿：自2006年首次提出以来，它独领风骚、风光无二，业界更是将其视为继大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互联网之后的第四次IT产业革命。在国内，一方面有各地方政府争相投入巨额资金、建立园区，非理性地角逐“云中心”；另一方面又有云电脑、云手机、云电视、云搜索、云杀毒、云会议、云打印等一干新造词汇的粉墨登场，与国王的新宠攀亲道故。然而，与这一外表风光的繁荣所不相称的是，国内的云计算产业至今仍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既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也没有形成规模应用——迟迟不能落地的云开始饱受各方的质疑与追问。
若要问，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是不是过热了？或者问，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虚假与炒作的成分是不是太多了？与过去的遮遮掩掩不同的是，今天的人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坦诚。正如盖茨先生所说：“人们总是在短时间内高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这也是在技术王国里存在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这个技术与经济无尽交融的今天，技术几乎深远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人们对它狂热追捧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其应有的理性与批判。科学与物质无疑都是中立的，客观现实既无目的性，也并不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构造。不过正是其中立的特征将观念世界与经验世界联系起来，也同流行于社会中的意识联系起来，使得我们能够去“谋划”预期中的世界、去征服与改造自然。而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技术，它并不是自然的，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中立的。正如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对自然的改造导致了对人的改造，‘人的创造物’出自社会整体又将返归社会整体”[2]，我们因为某种特定的目的创造了新技术，然而无论这个目的是伟大到改善全人类的生活水准还是仅仅为了增进某一个人的私人财富，只要它是出于某个目的，那么它都将在它尚未诞生之前就已绑架了人类的期望，同时也谋杀了我们的客观性与中立性。
一、创新的扩散
美国传播学家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在其代表作《创新的扩散》一书中分析了一个经典案例，该案例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秘鲁政府为解决农村伤寒病高发率的问题而在农村推广饮用开水的曲折历程。罗杰斯的分析向我们表明——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是鼓励落后村庄的人们饮用开水这类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好事，推广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新观念就是这样，哪怕这个观念有明显的可取之处，要让人接受也是不容易的事。因此，罗杰斯写道：“许多创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被广泛接受，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多年。”[3] 后来杰弗里·摩尔（Geoffrey A.Moore）在他的技术采纳生命周期中，也着重强调了新技术在被大众市场接受前所面临的“鸿沟”。这些发现，实际上都指向了这么一个共同事实：即新技术从出现到创造价值的速度，通常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快。这正解释了为什么汽车并非一夜之间取代了马车，而是经历了二十多年；也解释了为什么1987年便提出的C/S架构直到1992年才真正作为可操作的软件面世；甚至是今天随处可见的智能手机，也是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达到了目前的市场规模。
现在看来，至少在发展的历程上云计算与其他新技术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尽管它从不缺少光环与关注，但也没能一蹴而就。所以它现在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好、没有形成规模应用也罢，这都是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常见的特征，而非特例。一项创新，它能否被普遍采纳通常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因素，但目前的有关云计算的各种批评却往往仅局限于一个狭窄的维度，或流于表面，有些甚至连谁是创新的采纳者都没弄清楚就洋洋万言。当然，我并不是说从某一角度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就像我们总是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对项目的失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一样——但分析项目失败最适合的角度无疑还是管理学。因此，尽管有许多角度可供我们分析云计算受阻的原因：有技术的、市场的、政策的、甚至还可以是基于交易成本的，但笔者始终认为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传播学与经济学的方法才是最适合的。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云计算推广过程中的创新采纳者，这将是我们接下来一切分析的起点。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仍然有不少人陷入了误区，即认为创新的采纳者是最终使用云计算产品的个人或组织。但在现实中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决定是否要采纳云计算技术的并不是产品的最终用户，而是为这些最终用户提供产品的软件开发组织，只有后者才是云计算真正的采纳者。就像在生产活动中，尽管不同的工艺的确会影响最终用户对产品的评价，然后这些评价会间接影响到厂商对工艺的选择，但无论如何，最终决定采用哪种工艺的无疑还是制造商。
也许有人会对我们仅仅将云计算比作一项生产工艺提出质疑，因为这样的类比似乎将云计算身上那些“突破性”、“革命性”、“破坏性”等耀眼的光芒通通都漠视了。但是，这就是事实——至少对于最终用户而言，云计算并未提供出实质上有多么不一样的产品，它既不是从汽车到飞机的突破，也不是从有线到无线的革命。就以在线存储这一现今比较常见的云计算应用为例，它的后台究竟是以云计算支撑的还是以传统技术支撑的，对于最终用户而言有区别吗？——答案是没有区别，而且也无法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厂商都争先恐后地造出云词汇、打着云的幌子，却不过是旧酒装新瓶的原因。因此我们说云计算只是一种工艺，一种“有可能”以更好的方式进行生产的工艺。实际上这也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对创新的定义——实现生产方式的新组合——是一致的，云计算是一种创新、一种新的构建工艺，但它并不是发明。 这样，在将云计算定义为一种改进生产的工艺，以及将其采纳者明确为软件开发组织后，我们的分析便可以从特定的产业、技术与客户中抽离出来了，而转向是什么决定着对工艺的采纳这一更抽象的分析层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再讨论云计算能给最终用户带来什么好处，因为这无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而且即使这些好处是存在的，我们也相信它绝对没有大到足够影响厂商对工艺的选择。因此，我们可以从创新的本质出发——向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的重大转移——继续前进，而将分析聚集于关键的生产与产出问题。也可以这么说，云计算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人知道它，也不在于我们如何宣传它、推动它，而在于我们如何能更好地利用这一“工艺”来增加我们的产出或是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一点上，百度的李彦宏先生是少有的有见地的人：“大家在摸索的过程中，应该埋下头来认真研究技术，看它在什么技术上能够使得我们使用云计算客户的成本能够产生巨大的降低。这方面我觉得是关键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云计算最应证明自己的一个方面，即如何通过云计算来降低整体系统成本，以表明自己是一个更好的工艺。
降低成本意味着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即在同等的产出下，投入的生产要素减少。那么，对于一个云计算系统而言，我们大可以把投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项是对硬件购买与维护的投入，另一项是对软件系统研发与维护的投入。在硬件投入方面，很明显的是，对于那些孤立的中小规模的系统，云计算在这一项上的投入基本上不会比传统技术少，这是毫无疑问的——云计算原本就是为规模经济而生。而在软件系统研发与维护方面，尽管我们看到，随着各种开源的云计算框架与工具的迅速发展，这一投入相比起前些年的确有所降低，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复杂性仍然存在。其中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投资、陡峭的学习曲线、高昂的转换成本，无一不是软件企业必须慎重考虑的，这些因素在增加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风险，风险也是一种成本。
尽管上述分析并不详尽，但已足以使我们得出我们感兴趣的结论：（1）云计算在硬件成本上的规模经济特征限制了它的应用领域，使得它无法以绝对优势全面地替代传统技术；（2）在云计算软件研发的复杂性还没得到充分降低的今天，陡峭的学习曲线增加了软件企业的投资与风险，这些成本与风险减缓了软件企业采纳云计算的步伐，也减缓了云计算在优势领域里对替代传统技术的脚步。原本为降低成本而开发出来的新工艺，在现实中却遇到了更多的成本问题，毫无疑问，这一新工艺是美好的、优雅的、也是先进的，但是在这个经济的世界里，是经济而不是技术、是企业家而不是工程师——决定了工艺的选择。
二、沉默的技术曲线
就像我们一再重复的，云计算的发展受阻并不是新技术中的特例，在我们的世界里，有数不清的新技术像云计算一样在人们的期盼中出现、挣扎中成长，经历漫长的历程后最终被市场广泛接受……那么，在我们坦然接受云计算目前的发展速度后，我们又能否对云计算接下来的发展轨迹与速度进行预测呢？
我们所熟悉的技术S曲线表明，在一种产品或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自身的改进与发展速度是不同的：在初期，改进速度将比较缓慢；而在技术更好地被人理解、控制并传播开来以后，技术改进速度将会加快。毫无疑问，技术S曲线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大多情况下，新技术并未迅速地替代传统技术；也很好地解释了今天云计算所面临的种种窘境。然而技术S曲线通常也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认为所有新技术均面临着一个类似的生命周期，在这个生命周期内，新技术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都只是时间问题——就好像我们人类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解。事实上，技术S曲线仅仅只是一个将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与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的函数，它也仅仅只是告诉了我们这条曲线上二阶导数将会发生一次符号转换，但它并没有回答这个拐点何时出现的问题，甚至也并不承诺这个拐点必然会出现。
新技术永远不可能是在一片真空的环境下出现的，也永远避免不了替代技术的持续竞争与市场的无情选择。当新技术普及率很低、资源又非常有限的时候，那么它也许随时都可能面临夭折的危险、而无法继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很多新技术像技术S曲线那样保持规律地发展的同时，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技术，它们还没来得及走完这一生命周期便已早早地远离我们的视野，或是被更新的技术所替代。在杰弗里·摩尔看来，这是鸿沟的无情吞噬；而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眼里，这是也创新自身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没有人——不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真正使用之前了解破坏性产品是否能够投入使用、怎样使用，或者使用量有多大。”[4]
也就是说，管理者在就新技术作出决定性投资时，通常这样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并不完整的、甚至都不存在。从技术S曲线的轨迹中，我们无法预言云计算何时突破；因为在理论上，我们甚至都不能断言云计算必然有突破的一天。总的来说，我们对接下来几年云计算的前景是悲观的，至少业界对产业当前问题的主流意见让人无法乐观起来，而政府在这一领域不合时宜地干预又使问题进一步变得复杂……当然，杂志上新闻上的预测数字仍然还在年复一年地增长，而各地与云相关的工程也仍然如火如荼。但我们知道，我们所讨论的对象是无法预测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是谁预测、何时预测而发生改变。
三、熊彼特的声音
最近几十年来，有关创新的争议已经远远超出了创新的本身，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乐观的人们认为，新技术必然会战胜传统，将我们带到更好的方向；而在现实中的各种保护主义与扶持手段，似乎又给我们这么一种印象：即新旧更替并不是必然的。创新始终是一体两面的，机会与风险并存。过于追捧机会，可能会使我们丧失了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而过于强调风险，则也可能使我们的世界因循守旧、了无生机。
对于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讨论了太多太多，我们在创造新技术、追逐新技术的同时，也似乎渐渐交出了对技术的驾驭权。不断发展的技术是引导着我们的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呢，还是将人们带向毁灭？我们无从得知。自熊彼特的开创性巨著以后，人们记住他对创新的生动比喻：创新是毁灭之神湿婆（Shiva）与创造之神梵天（Brahma）的结合体，是法国大革命中推翻旧体制的流氓们与在废墟中建立起新帝国的拿破仑的统一。但我们却忽略了他更理性的声音 [1]。
事实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发生冲突时，技术必须屈服……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劣质绳索代替了钢缆，有缺陷的耕畜代替了比赛的良驹，最原始的手工劳动代替了完美的机器，笨拙的货币经济代替了支票流通等等。经济上的最佳与技术上的完美不一定非得背道而驰，但往往是背道而驰。这不是因为无知与懒惰，而是因为在技术上很低劣的方法可能仍然是最适合给定的经济条件。
参考文献：
[1] Joseph Alois 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8.
[2] Herbert Marcuse.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38.
[3] Everett Rogers.创新的扩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4] Clayton Christensen.创新者的窘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49.
[责任编辑 王玉妹]
关键词：背道而驰；云计算；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TP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259-03
与以往过于看重技术与预测的分析不同，本文尝试着从创新与传播的角度来解释云计算步履艰难的现状，并提出以下论点：（1）人们存在着对技术的非理性预期；（2）创新的扩散、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往往是缓慢的；（3）云计算规模经济的特征、复杂性所带来的风险成本制约了其向传统方案的替代进程。
经济上的最佳与技术上的完美不一定非得背道而驰，但往往是背道而驰。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
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技术王国里，人们一直都很难预测谁将是国王的下一个新宠，更难预测这位喜怒无常的国王，他的宠爱又能维持多久。但“云计算”无疑是一位一直被这么宠爱着的幸运儿：自2006年首次提出以来，它独领风骚、风光无二，业界更是将其视为继大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互联网之后的第四次IT产业革命。在国内，一方面有各地方政府争相投入巨额资金、建立园区，非理性地角逐“云中心”；另一方面又有云电脑、云手机、云电视、云搜索、云杀毒、云会议、云打印等一干新造词汇的粉墨登场，与国王的新宠攀亲道故。然而，与这一外表风光的繁荣所不相称的是，国内的云计算产业至今仍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既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也没有形成规模应用——迟迟不能落地的云开始饱受各方的质疑与追问。
若要问，中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是不是过热了？或者问，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虚假与炒作的成分是不是太多了？与过去的遮遮掩掩不同的是，今天的人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坦诚。正如盖茨先生所说：“人们总是在短时间内高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这也是在技术王国里存在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这个技术与经济无尽交融的今天，技术几乎深远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人们对它狂热追捧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其应有的理性与批判。科学与物质无疑都是中立的，客观现实既无目的性，也并不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构造。不过正是其中立的特征将观念世界与经验世界联系起来，也同流行于社会中的意识联系起来，使得我们能够去“谋划”预期中的世界、去征服与改造自然。而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新技术，它并不是自然的，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中立的。正如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说：“对自然的改造导致了对人的改造，‘人的创造物’出自社会整体又将返归社会整体”[2]，我们因为某种特定的目的创造了新技术，然而无论这个目的是伟大到改善全人类的生活水准还是仅仅为了增进某一个人的私人财富，只要它是出于某个目的，那么它都将在它尚未诞生之前就已绑架了人类的期望，同时也谋杀了我们的客观性与中立性。
一、创新的扩散
美国传播学家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在其代表作《创新的扩散》一书中分析了一个经典案例，该案例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秘鲁政府为解决农村伤寒病高发率的问题而在农村推广饮用开水的曲折历程。罗杰斯的分析向我们表明——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是鼓励落后村庄的人们饮用开水这类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好事，推广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新观念就是这样，哪怕这个观念有明显的可取之处，要让人接受也是不容易的事。因此，罗杰斯写道：“许多创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被广泛接受，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多年。”[3] 后来杰弗里·摩尔（Geoffrey A.Moore）在他的技术采纳生命周期中，也着重强调了新技术在被大众市场接受前所面临的“鸿沟”。这些发现，实际上都指向了这么一个共同事实：即新技术从出现到创造价值的速度，通常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快。这正解释了为什么汽车并非一夜之间取代了马车，而是经历了二十多年；也解释了为什么1987年便提出的C/S架构直到1992年才真正作为可操作的软件面世；甚至是今天随处可见的智能手机，也是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达到了目前的市场规模。
现在看来，至少在发展的历程上云计算与其他新技术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尽管它从不缺少光环与关注，但也没能一蹴而就。所以它现在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也好、没有形成规模应用也罢，这都是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常见的特征，而非特例。一项创新，它能否被普遍采纳通常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因素，但目前的有关云计算的各种批评却往往仅局限于一个狭窄的维度，或流于表面，有些甚至连谁是创新的采纳者都没弄清楚就洋洋万言。当然，我并不是说从某一角度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就像我们总是可以从技术的角度对项目的失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一样——但分析项目失败最适合的角度无疑还是管理学。因此，尽管有许多角度可供我们分析云计算受阻的原因：有技术的、市场的、政策的、甚至还可以是基于交易成本的，但笔者始终认为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传播学与经济学的方法才是最适合的。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云计算推广过程中的创新采纳者，这将是我们接下来一切分析的起点。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仍然有不少人陷入了误区，即认为创新的采纳者是最终使用云计算产品的个人或组织。但在现实中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决定是否要采纳云计算技术的并不是产品的最终用户，而是为这些最终用户提供产品的软件开发组织，只有后者才是云计算真正的采纳者。就像在生产活动中，尽管不同的工艺的确会影响最终用户对产品的评价，然后这些评价会间接影响到厂商对工艺的选择，但无论如何，最终决定采用哪种工艺的无疑还是制造商。
也许有人会对我们仅仅将云计算比作一项生产工艺提出质疑，因为这样的类比似乎将云计算身上那些“突破性”、“革命性”、“破坏性”等耀眼的光芒通通都漠视了。但是，这就是事实——至少对于最终用户而言，云计算并未提供出实质上有多么不一样的产品，它既不是从汽车到飞机的突破，也不是从有线到无线的革命。就以在线存储这一现今比较常见的云计算应用为例，它的后台究竟是以云计算支撑的还是以传统技术支撑的，对于最终用户而言有区别吗？——答案是没有区别，而且也无法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厂商都争先恐后地造出云词汇、打着云的幌子，却不过是旧酒装新瓶的原因。因此我们说云计算只是一种工艺，一种“有可能”以更好的方式进行生产的工艺。实际上这也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对创新的定义——实现生产方式的新组合——是一致的，云计算是一种创新、一种新的构建工艺，但它并不是发明。 这样，在将云计算定义为一种改进生产的工艺，以及将其采纳者明确为软件开发组织后，我们的分析便可以从特定的产业、技术与客户中抽离出来了，而转向是什么决定着对工艺的采纳这一更抽象的分析层面。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再讨论云计算能给最终用户带来什么好处，因为这无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而且即使这些好处是存在的，我们也相信它绝对没有大到足够影响厂商对工艺的选择。因此，我们可以从创新的本质出发——向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的重大转移——继续前进，而将分析聚集于关键的生产与产出问题。也可以这么说，云计算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人知道它，也不在于我们如何宣传它、推动它，而在于我们如何能更好地利用这一“工艺”来增加我们的产出或是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一点上，百度的李彦宏先生是少有的有见地的人：“大家在摸索的过程中，应该埋下头来认真研究技术，看它在什么技术上能够使得我们使用云计算客户的成本能够产生巨大的降低。这方面我觉得是关键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云计算最应证明自己的一个方面，即如何通过云计算来降低整体系统成本，以表明自己是一个更好的工艺。
降低成本意味着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即在同等的产出下，投入的生产要素减少。那么，对于一个云计算系统而言，我们大可以把投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项是对硬件购买与维护的投入，另一项是对软件系统研发与维护的投入。在硬件投入方面，很明显的是，对于那些孤立的中小规模的系统，云计算在这一项上的投入基本上不会比传统技术少，这是毫无疑问的——云计算原本就是为规模经济而生。而在软件系统研发与维护方面，尽管我们看到，随着各种开源的云计算框架与工具的迅速发展，这一投入相比起前些年的确有所降低，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复杂性仍然存在。其中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投资、陡峭的学习曲线、高昂的转换成本，无一不是软件企业必须慎重考虑的，这些因素在增加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风险，风险也是一种成本。
尽管上述分析并不详尽，但已足以使我们得出我们感兴趣的结论：（1）云计算在硬件成本上的规模经济特征限制了它的应用领域，使得它无法以绝对优势全面地替代传统技术；（2）在云计算软件研发的复杂性还没得到充分降低的今天，陡峭的学习曲线增加了软件企业的投资与风险，这些成本与风险减缓了软件企业采纳云计算的步伐，也减缓了云计算在优势领域里对替代传统技术的脚步。原本为降低成本而开发出来的新工艺，在现实中却遇到了更多的成本问题，毫无疑问，这一新工艺是美好的、优雅的、也是先进的，但是在这个经济的世界里，是经济而不是技术、是企业家而不是工程师——决定了工艺的选择。
二、沉默的技术曲线
就像我们一再重复的，云计算的发展受阻并不是新技术中的特例，在我们的世界里，有数不清的新技术像云计算一样在人们的期盼中出现、挣扎中成长，经历漫长的历程后最终被市场广泛接受……那么，在我们坦然接受云计算目前的发展速度后，我们又能否对云计算接下来的发展轨迹与速度进行预测呢？
我们所熟悉的技术S曲线表明，在一种产品或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自身的改进与发展速度是不同的：在初期，改进速度将比较缓慢；而在技术更好地被人理解、控制并传播开来以后，技术改进速度将会加快。毫无疑问，技术S曲线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大多情况下，新技术并未迅速地替代传统技术；也很好地解释了今天云计算所面临的种种窘境。然而技术S曲线通常也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认为所有新技术均面临着一个类似的生命周期，在这个生命周期内，新技术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都只是时间问题——就好像我们人类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解。事实上，技术S曲线仅仅只是一个将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与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的函数，它也仅仅只是告诉了我们这条曲线上二阶导数将会发生一次符号转换，但它并没有回答这个拐点何时出现的问题，甚至也并不承诺这个拐点必然会出现。
新技术永远不可能是在一片真空的环境下出现的，也永远避免不了替代技术的持续竞争与市场的无情选择。当新技术普及率很低、资源又非常有限的时候，那么它也许随时都可能面临夭折的危险、而无法继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很多新技术像技术S曲线那样保持规律地发展的同时，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技术，它们还没来得及走完这一生命周期便已早早地远离我们的视野，或是被更新的技术所替代。在杰弗里·摩尔看来，这是鸿沟的无情吞噬；而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眼里，这是也创新自身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没有人——不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真正使用之前了解破坏性产品是否能够投入使用、怎样使用，或者使用量有多大。”[4]
也就是说，管理者在就新技术作出决定性投资时，通常这样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并不完整的、甚至都不存在。从技术S曲线的轨迹中，我们无法预言云计算何时突破；因为在理论上，我们甚至都不能断言云计算必然有突破的一天。总的来说，我们对接下来几年云计算的前景是悲观的，至少业界对产业当前问题的主流意见让人无法乐观起来，而政府在这一领域不合时宜地干预又使问题进一步变得复杂……当然，杂志上新闻上的预测数字仍然还在年复一年地增长，而各地与云相关的工程也仍然如火如荼。但我们知道，我们所讨论的对象是无法预测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是谁预测、何时预测而发生改变。
三、熊彼特的声音
最近几十年来，有关创新的争议已经远远超出了创新的本身，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乐观的人们认为，新技术必然会战胜传统，将我们带到更好的方向；而在现实中的各种保护主义与扶持手段，似乎又给我们这么一种印象：即新旧更替并不是必然的。创新始终是一体两面的，机会与风险并存。过于追捧机会，可能会使我们丧失了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而过于强调风险，则也可能使我们的世界因循守旧、了无生机。
对于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讨论了太多太多，我们在创造新技术、追逐新技术的同时，也似乎渐渐交出了对技术的驾驭权。不断发展的技术是引导着我们的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呢，还是将人们带向毁灭？我们无从得知。自熊彼特的开创性巨著以后，人们记住他对创新的生动比喻：创新是毁灭之神湿婆（Shiva）与创造之神梵天（Brahma）的结合体，是法国大革命中推翻旧体制的流氓们与在废墟中建立起新帝国的拿破仑的统一。但我们却忽略了他更理性的声音 [1]。
事实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发生冲突时，技术必须屈服……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劣质绳索代替了钢缆，有缺陷的耕畜代替了比赛的良驹，最原始的手工劳动代替了完美的机器，笨拙的货币经济代替了支票流通等等。经济上的最佳与技术上的完美不一定非得背道而驰，但往往是背道而驰。这不是因为无知与懒惰，而是因为在技术上很低劣的方法可能仍然是最适合给定的经济条件。
参考文献：
[1] Joseph Alois 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8.
[2] Herbert Marcuse.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38.
[3] Everett Rogers.创新的扩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4] Clayton Christensen.创新者的窘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49.
[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