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事之难，不在境界高无止境，令人寻绎难穷；而更在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根本不晓得他是否有成功的希望。
　　元朝人郑杓有本谈书法的书，叫《衍极》，里面说写书法是闲中一乐，“以此养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留名”都很不错。
　　话说得好。但闲中作字，用以养生忘形，聊消永昼，固属乐事；想藉此留名却大可不必。一来倘有此念，势不得闲。二来古今努力书艺，欲求名世者，往往不可得。
　　可不是吗？古往今来，谁不写字，字写得好的人何可胜数？但流传下来的又有多少？
　　郑板桥曾说李培源书法力追颜真卿，推为浙中三百年楷书第一，如今则绝少见到他的字。明末四大公子之一，著名的水绘园主人冒辟疆，据说除了诗文以外，“善作擘窠大字，人皆藏什珍之”（见韩葵《有怀堂集》）。可是冒氏的大字现在也不易发现了。而名列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当时亦颇有书名，目前大家却只知道他善于画鬼。
　　这些，都称得上是大名家、大名士，而结局竞只如此。一些小人物，虽辛苦作字，或亦博得令誉，终抵不上历史的淘洗，想来实在是教人慨叹的。
　　其实还不只是这些人如此。像东坡、山谷这等巨匠，名重一时，人多求索其法书以为荣宠。有时疲于应付，山谷就会抄一些禅诗来塞责，如“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对嘴”之类。秦少游则抄一些鬼诗，如“溘尔一气散，去托万鬼邻。四大不自保，况复满堂亲”这类诗，据《春渚记闻》说：人间所存，不下数十百纸。然而，今存二公此类墨迹，实无子遗。
　　我常会想起这一类事例，越想就越觉得意兴索然。
　　因为平时我们谈起书法史、艺术史，仿佛头头是道，某人为名家、某人乃大师、某人之风格如何，讲得煞有介事。但谁晓得那些埋在烟尘灰烬之中的到底是些什么？那里头怎知没有精妙的笔墨？而传世名家，湮灭之作既亦如此之多，仅据传世寥寥鳞爪，又何敢妄言其风姿样貌！
　　而从创作上说，此亦令人体会到以书法传世之难。
　　若说传与不传，付诸天命，非人力所能强挽；自己只要尽其在我，努力把字写好就好了。可能也是太过乐观的想法。
　　清初的郑簠，作字精勤，每执管，“正襟危坐，肃然以恭，执笔在手，不敢轻下”“半日一画，每成一字，必气喘数刻”。敬慎极了，也努力极了。另有王猷定者，亦善临池，“笔秃可数十瓮计也”。扬州八怪中，黄慎“每晨起，拭几涤砚，蘸墨伸纸，濡染淋漓，至日旰不得息”。后来的伊秉绶“每朝起，举笔悬画数十百圈，自小累大，至匀圆为度”，也都是极勤奋的。他们的成功，不能说与此无关。
　　然而，如此精勤而终究未能成功者，恐怕更多。
　　反过来说，写字不如此矜慎，随意挥洒，也被认为颇有看头的，更不乏其人。如王渔洋形容李锴“每广坐酒酣，令两人张绢素疋纸，悬腕正书，略不加点，如疾雷破山，怒潮穿掠，移晷而罢”。这类人士，在艺术史上并不罕见。足证写字认不认真，殆非成功不成功的关键。
　　甚至我们也还可看到有一类人提倡不要太用功。像擅长刻印作字的陈鸿寿，就表示：“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真趣。”
　　似乎太用功、太刻意，就会使得字太僵化，缺少余裕、不再能闲，故亦不再有趣。唯有放松一点、随性一点，技巧不必十分到家，线条不必太圆熟，才值得称许。据我所知，持此观点者也大有人在。
　　懒惰的人，通常都会喜欢这类观点。而也因得此以为借口，不再用功，所以字终于写不好。
　　换言之，太用功者，人巧斲其天机；不用功者，技法不足以畅其性灵。两者同归于无所成就而后已。此吾等悲观论者无可如何之见解也。
　　艺术终究不是科学，终究难找着什么规律，大抵如是。创作的奥秘，谁又能说得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