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诗玲（Julia Lovell，朱丽亚·拉佛尔），英国新生代汉学家、翻译家。她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取得现当代中国文学方向的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现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教授。
　　蓝诗玲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1998年本科毕业后，蓝诗玲来到南京大学交换学习一学期，从此与中国和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2003年翻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开始，蓝诗玲基本每年出一本译著或者专著。近年来她翻译的代表作主要有：欣然的《天葬》、朱文的《我爱美元》、张爱玲的《色戒》、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以及鲁迅小说全集。她说，“我喜欢中国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的作品都能满足我对文学的不同需求……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和文学的丰富性介绍给英语读者，通过文字背后的故事体验另外一个民族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情趣。”
　　在蓝诗玲看来，中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她说，“中国人很国际化，也奉行实用主义。”她援引一项美国的政治科学的研究结果认为，从心理学上看，中国人接受矛盾的能力要比美国人强，因此也更灵活。
　　基于穿梭在中西文化之间的经历，她指出，中国在误解西方，西方也在误读中国。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素有“黄祸”之说，现在又有“中国威胁论”。蓝诗玲认为，“黄祸论”就是“威胁论”的前身，是非理性的观念，这是近年来媒体“非专业化”地渲染造成的后果。她同时强调，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逻辑，即这个拥有漫长历史文明的大国始终和西方保持着距离，没有全盘西化，中国相对西方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他者，因此，中国有时值得崇拜，有时又需要提防。
　　通过对鸦片战争的研究，蓝诗玲对中国的“国耻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说，“我对中国国内关于百年国耻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纪念。我觉得英国人不够了解这个历史，想要理解当代中国与西方冲突必须了解这段历史。”但她也流露出疑虑，“中国的教科书对近两百多年的历史不太平衡，用很多时间去纪念百年国耻，但1949年以后的历史纪念得比较少。”
　　蓝诗玲也对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非常感兴趣。她认为，这为世界文学的整体状况提供了一个案例：通过中国这个个案突显了许多非西方世界文学的边缘地位。她说，“中国在20世纪无疑有一些就质量而言能与某些获得诺奖之文学作品相媲美的著作，一部分这样的作品已经被很好地翻译成了西方语言。”避开关于各种文学作品优劣的无休止的争论，蓝诗玲把中国文学的相对边缘化归咎于翻译、出版以及接受过程中的国际状况。
　　她对当前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尽管近来媒体对中国多有关注，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但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不易获得，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存在。“你若到剑桥这个大学城浏览其最好的学术书店，就会发现中国文学古今（跨度2000年）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而已，其长度不足一米。虽然中国的评论家、作家们以及西方的翻译者都不懈努力，现代中国文学取得主流认可的步伐依旧艰难。”她分析说，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英语国家读者对翻译作品有着普遍反感，每年英美两国出版的外文书籍只占市场份额的2%左右。另外，西方对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化臆断也是造成对中国现代文学兴趣索然的根源。
　　蓝诗玲也相信，虽然中国文学要在英语出版中取得一席之地还需付出更多努力，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只是一个时间和投资的问题。
　　（孙敬鑫）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