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和绿是色相环上最遥远的距离
　　彼时，演员张馨予以一身花被面式的民俗造型登上戛纳红毯，瞬间占据各大头条。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网络讨论中，对张馨予的这套礼服纷纷以“东北大棉袄”相称，仿佛这种花样是东北的特产，但其实呢，未必。
　　早在二十多年前，巩俐就以一身大红大绿的改良旗袍亮相199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浑身上下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那一次她拿到了影后桂冠，凭借的是在《秋菊打官司》中对于一位西北农村妇女的成功塑造。
　　2000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同为张艺谋导演、同以西北农村妇女为主角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获得银熊奖，章子怡尽显心机地拉着张艺谋的手同登领奖台，当时她身上穿的，是一件土得掉渣的肚兜长裙，和张馨予的花棉袄礼服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色彩学上说，红色和绿色是对头。在色相环上，它们之间整整隔了180度。红色和绿色之间排斥度大，是一对互补色。这就意味着，红、绿色彩放在一起会造成极强的视觉反差，使得色彩对比达到最大鲜明度，并强烈刺激感覺器官。
　　在这种强烈映衬下，红的会越发显红，绿的就越发显绿。考虑到这一点，“红绿灯”就作为区分“停”和“不要停”这对重要相反概念的标志。
　　像这样大角度色相对比的配色类型，对人眼的刺激强烈，有眩目的效果。但强烈的刺激，更易引起视觉疲劳，产生不适应感，使人心理也随着失去平衡而焦躁不安。所以，红和绿大面积相配并不赏心悦目。
　　红配绿追求欢畅淋漓的对比
　　既然红配绿冲击感这么大，为什么大红大绿仍旧屹立不倒地流传至今？
　　这或许跟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的色彩运用习惯有关。长期以来，传统民间色彩审美要求色彩单纯明快，讲求平面的色块对比，强调装饰趣味。喜欢纯色，不爱杂色，运用色彩强调强烈的补色对比、高纯度色调对比，追求大面积的对比，较少西方传统绘画中微妙的层次色彩变化。
　　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传统文化中涌现大量华丽的艺术作品——因为凡鲜艳而明亮的色彩都具有华丽感，色相对比的配色也具有华丽感，而互补色就是其中最华丽丽的大杀器。
　　比如宋金时期的红绿彩陶瓷，将当时民间这种大红大绿的审美倾向表现到极致，华丽鲜艳让人感受到欢畅淋漓的对比。同时聪明的古人早就想到以一色为主，另一色做点缀的方法，色彩搭配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感。
　　大红大绿是如何流行起来的
　　既然红和绿同样可以也确实给人们带来美感，红配绿怎么就成了“土”的代言人呢？
　　在中国古代，色彩不仅仅是美丽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比如明朝对百姓着装有着严格规定，一般的贫民只能穿青布素服，而红、绿、金黄等色只有皇亲贵族才可以穿着。而这些贵族们之所以对红绿二色情有独钟，一方面，与中国文人爱慕天然的特质息息相关，所谓“可知我一生爱好是天然”；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农耕文明的属性。
　　但到了晚明，随着服饰制度的松懈，人们便开始大肆消费起大红大绿来。
　　明朝《金瓶梅》中还有这么一句话：“红配绿，看不足。”那时市井人物看来，红配绿，好看得不得了。从晚明社会大红大绿的服饰流行时尚中可见，早期的服饰时尚，最鲜明的体现便在于对制度的突破，贩夫走卒，也可以随心所欲僭礼逾制了。于是他们首先去做的，就是找回曾被制度剥夺的尊严和地位，体验翻身作主人的快感。
　　不过，当大红大绿成为全民时尚，就连村妇野老都不分场合地点地穿服其身，其中所蕴涵的身份地位的指意和象征，也必将消失殆尽。大红大绿似乎在服饰上变为泛滥的俗物。其后乡土文明对于高对比度的色彩搭配的大力发扬加以运用，让浸染在城市文明中的人们感到格格不入。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颇具乡村民俗风味的年画。华丽加喜庆的“红杉绿裤”基本是对年画颜色的符号式概括。鲁迅先生在《狗·猫·鼠》中曾有提及：“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
　　所以，红配绿并没有原罪，而是红绿之间的搭配难度，加上传统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撞，共同导致了红配绿今天被奚落嘲讽的下场。
　　（《中华文化》2016年6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