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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歌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和唐宋时期的文学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歌妓的复合特质，探讨了唐宋时期文人们在和歌妓的交往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感悟。
关键词：歌妓流离 文人创作 白居易 晏几道 周邦彦
中图分类号：H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6)03—19—4
宋人王侄在论晏几道词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叔原妙在得于妇人。”(《默记》卷下)虽为戏言，却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象，即晏几道以及相当一部分唐宋文人的创作是与“妇人”密不可分的，而这里的“妇人”主要指的就是那些色艺双全的歌妓。本文拟对唐宋时期歌妓流离与文人相关创作之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歌妓的复合特质
歌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其雏形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出现，但真正成为一种行业，则开始于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宋时期，歌妓进入到一个繁盛的阶段。欧阳炯就曾在(花间集序》中描绘了中晚唐时期歌妓的繁荣现象：“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而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对于宋代的歌妓待客的场景也曾有记载：“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而歌妓的发展与繁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据《唐六典》所载：“三品以上得备女乐五人，五品以上三人。”到了宋代，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曾劝石守信等大臣“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在上层这种提倡、鼓励的政治大气候下，加上城市商业经济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歌妓便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唐宋二代的歌妓大体上是由宫妓、官妓、家妓和市妓组成。宫妓和官妓身份较为特殊，她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宫廷和地方官府。而家妓和市妓不但数量庞大，同时也是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唐宋文人和歌妓交往或家中畜养歌妓的事例，比比皆是。由于她们都是作为封建社会上层的享乐工具而存在，因此，无论是这几类歌妓中的哪一种，都必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首先，她们是集美貌和高超的才艺于一身的特殊群体。天宝年间，著名的宫妓念奴就是最好的例证，“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作为承平侍宴的服务工具，容貌美是其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她们要么是“转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温庭筠《南歌子》)，要么是“香面融春雪，翠鬓秋烟，楚腰纤细正笄年”(柳永《促拍满路花》)，或者是“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苏轼《减字木兰花》)，而神态更是“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韦庄《女冠子》)，于不胜娇羞中传达出无限的情意。与此同时，她们往往又擅长歌舞或者精通某种乐器。如白居易家中的歌妓樊素因善唱《柳枝》，遂以柳枝为名。晚唐时期的杜秋娘在唱《金缕衣》时，亦让李镝另眼相看。而精通乐器者，更是不胜枚举。如中唐时期的歌妓曹善才，以善弹琵琶为天下人所知，其乐声仿若“花翻凤啸天上来，裴回满殿飞春雪。抽弦度曲新声发，金铃玉珮相磋切。流莺子母飞上林，仙鹤雌雄唳明月。”(李绅《悲善才》)。正是由于她们色艺双绝的特质，从而引起了男性观者的审美注意。
其次，她们善解人意，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如果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社会大家闺秀们恪守的金科玉律，那么，歌妓则不受这一律条的约束。由于她们所交往的对象，要么是雅士文人，要么是官僚学者，因而，她们也要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才能更好的满足这些学养甚高的享乐者的需求。如《j匕里志》所载：“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晶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其中，天仙水哥“善谈谑，能歌令”；郑举举“亦善令章”；楚儿“有诗句可称”；颜令宾“事笔砚，有诗句”。”使得文人们在与她们交往的过程中，不但能获得感观上的享受，而且在精神层次上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同时，在文人失意落魄时，这些歌妓又成为他们寻找安慰和进行倾诉的对象。旷达如苏轼，在饱尝人情冷暖后，就曾感叹：“旧交新贵音书绝，唯有佳人，犹做殷勤别。”(《醉落魄》)豪迈似辛弃疾，在壮志受挫时，所想到的也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歌妓们正是凭借着自身的善解人意，从而成为文人们获得心理松弛和情感抚慰的“解语花”。
但是，与这些美好特质相对的却是歌妓们的社会地位极其卑贱。唐宋二代，“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作为身份卑微的歌妓，她们往往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或者是被主人随意的转赠、变卖，或者是因年老色衰而被遗弃，或者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发生变故而衣食无着。即使曾红极一时，但最终的命运往往是十分凄凉的。如《乐府杂录》中所载：“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因而深得玄宗宠爱。但在安史之乱中，她流落到扬州，只得以卖艺为生，最后终老于长安妓院。连这种曾深得君王赏识的宫妓遭遇都如此令人惋惜，其他几类歌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因为歌妓们兼有内慧外美和身份低微的复合特质，所以“曾将一笑君前去，误杀几多回顾人”的美好时光一但消逝，就会落人“愁脸无红衣满尘，万家门户不容身”的悲惨境地。
二、歌妓流离与文人创作之关系
歌妓的流离，在本文中，一方面是指歌妓由于所处境况的改变而远离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随处漂泊；另一方面则是指歌妓红颜早逝，彻底地离开那些欣赏她的文人雅士。
如前文所述，仅就歌妓内慧外美的特质来说，她们其实成了美好事物的载体，她们年轻貌美，才艺出众，生活条件优越，还有知音相赏，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当她们的生活境遇发生极大变故，被迫飘摇午江湖之中，或香消玉陨时，只能让人体味到现实的残酷。而她们的这种遭遇又往往勾起文人与之相关的情感，并述诸于文字，记录下文人的种种人生感叹。
1、“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唐宋文人与歌妓的密切来往，一方面是受耽于享乐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角色上的认同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决定了广大文人的“臣妾”心理。臣子的宠与弃完全操之于高高在上的君王手中，这正如歌妓的命运完全受他人摆布一样，是毫无平等可言的。因而，他们对于流离失所的歌妓往往怀有同病相怜之感。
中晚唐的著名诗人刘禹锡，就曾在《泰娘歌》一诗中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一位歌妓的不幸遭遇。这位歌妓名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韦尚书待之甚厚，正所谓“斗量明珠鸟传意，绀幰迎人专城居。”后随其进京，“而泰娘名字，往往见称于贵游之间。”生活可谓是极其惬意。尚书死后，她又为蕲州刺史张愻所得。但张悉随后谪居武陵郡。待张愻死后，“长鬟如云衣似雾，锦茵罗荐承轻步。舞学惊鸿水榭春，歌传上客兰堂暮”的泰娘，在偏僻的武陵郡，再也无知音相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故日抱乐器而哭，其音憔杀以悲。”一位色艺超群的歌妓，一但失去了懂得她价值所在的“主人”，其境遇则一落千丈，甚至连一个可倾诉 的人都找不到，只得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由此，勾起了诗人的无限同情，感慨其遭遇之不幸。但是，如果从深层次去探寻让诗人如此痛心的原因，就不难发觉，这其中或多或少都包涵有对于自身境况的感叹。当时刘禹锡迁谪远郡，长离帝京，可以说是“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回想自身，空怀壮志，却卷入朋党之争，为当朝排挤，又不为明主所识，满腔痛苦无人能够理解。因而他对于泰娘的同情，既是对其色艺不为人所赏的深切怜悯，又是对自身才不见用的哀叹。
如果说刘禹锡对于歌妓的流离是怀着怜悯之情，并以隐晦之辞暗抒自身的不幸，那么，白居易则是以诗直言与歌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从琵琶女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曾红极一时，“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最终难逃“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命运。当她从繁华的京城来到偏僻的浔阳，远离了“辉煌”的过去，成为重利轻别离的商人之妇，内心的凄楚该是何等的深重，此时她所能做的，只是于夜阑人深处，弹一曲琵琶以抚慰自己抑郁的心情。而正是这“弦弦掩抑声声怨，似诉平生不得志”的琵琶声勾起了贬谪江州的白居易的惆怅。白居易在被贬前，可谓是风光无限，“千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资俊，人侍冕旒”(《旧唐书·白居易传》)，但他“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自题写真》)的个性触怒了权贵们，因而被罗织罪名，贬斥江州。江州之贬使他认识到个人的力量与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相比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正所谓“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寄隐者》)，他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君王赏识时，是“禄厚食万钱，恩深日三顾”(同上)；一但失去君王的眷顾，则被贬谪荒蛮，老死异乡会瞬间成为现实。正是在这种忠而见弃、才不见用的情形下，与琵琶女交谈让他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
白居易的感伤其实代表了封建社会众多不得志文人的共同感受，宦途的艰辛使得这些士子俯仰随人，毫无自尊可言。宋代陈鹄在《耆旧续闻》中记载：“章子厚当轴，喜骂士人。常对众曰：‘今时士人，如人家婢子，才出外求食，个个要作行首。’张天觉在旁，曰：‘如商英者，莫做得一个角妓否?’”(卷四)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如果不能富贵加身，甚至还不如一个色艺俱佳的歌妓。因而，文人对于歌妓流离漂泊的同情，本质上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共感而已。
2、“一叶随风忽报秋”之感
如前文所述，歌妓其实从实质上来说，是人生中美好事物的一种象征。但繁华终有消歇时，随着岁月的变迁，她们也“去似朝云无觅处”(白居易《花非花》)。而她们的离去与消逝，又往往引起文人们人生如梦、生命无常的悱恻之情。
晏几道，太平宰相晏殊之子，生在富贵之家，早期过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的生活，与许多歌妓都曾相识。如《小山词自序》中所载：“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萍、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这里的莲、鸿、萍、云曾与词人相交甚密，晏几道在一些词作中常常追忆过去与她们相交往的场景。如“记得小萍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但是不久，君宠疾废在家，廉叔下世，晏几道也家道中落，这种闲适的生活很快就随风而逝了，作为富贵生活点缀品的莲、鸿、萍、云诸位歌妓亦流离它处，不知所终了。而晏几道在以后的生活中，由于“磊隗权奇，疏于顾忌”(黄庭坚州、山词序》)的个性，遂沉于下位，后又不幸卷入新旧党争，受到牵连而由一介贵公子变为阶下囚。种种打击让他深深地体会到人情之冷暖、世事之无常，在以后的日子里，趋于颓废，以流连歌酒自遣。当他追忆与他相知甚深的那些歌妓时，总带有深切的感伤，因为“落花犹在，香屏空掩，人面知何处?”(《御街行》)不但这些歌妓无从寻觅，而且，她们所象征的过去的富贵优雅的生活也随之一道消失了。自己的前半生就像做了一场美丽的梦，梦醒后才发觉光阴易逝，空留遗恨而已。
如果说晏几道从歌妓的离散中了悟到的是人生如梦，那么，晁补之则从歌妓的早逝里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晁补之在友人膺叔家初识歌妓娉娉时，就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娉娉虽年幼，却美貌非凡。为此，晁补之还专门以词记之：“娉娉闻道似轻盈，好佳名，也堪称。楚观云尽，重见小樊惊，豆蔻梢头春尚浅，娇未顾，已倾城。”(《江城子·赠次膺叔家娉娉》)但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娉娉也未能例外，仅十三岁就夭折了。这给词人带来了无穷的惆怅。于是在夜深人静之际，词人独自面对一盏残烛，追忆往事，无论如何也很难相信这么娇小可爱的女子“只合人间十三岁”(《青玉案·伤娉娉》)就撒手人寰的事实。他不但为娉娉的逝去感到悲哀，更令他感慨万千的却是生命的无常，正所谓“彩云易散琉璃脆”，美好的事物总是如此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一但消逝就再也无法得到了。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之八)，相对于漫长的历史长河，所有的人都只是暂时的居者。而歌妓的离别与消亡更是引发诸多敏感而多情的文人的伤感，更让他们了解到人生的多变与残酷，自身的无奈与脆弱，思绪及此，孰能无悲?
3、此情可待成追忆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入城，再顾倾人国。”歌中所描绘的佳人应该说是许多才子们梦寐以求的终身伴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婚姻却往往与内心真实的渴望相差甚远。明人沈德符曾就此种现象做过分析：“士大夫自中古以后，多惧内者。盖名宦已成，虑中茸有违言，损其誉望也。”(《万历野获编》)无论是出于对自己声誉的爱护，还是出于对仕宦道路的考虑，他们的婚姻往往忽略当事人的情感需求，而更看重对方的门第。结果是制造了诸多貌合神离的夫妻。作为一种情感上的需要，并且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文人在与歌妓的频繁接触中，产生相互爱慕的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由于二者间阶级地位的巨大悬殊，导致了最终的结果还是以分离散场。而这种分离则使得文人充分地认识到“爱的不自由”。
大晟词人的代表周邦彦就有过这种情感经历。据《夷坚志》所载：“周美成在姑苏，与营妓岳楚云相恋，后从京师过吴，则岳已从人久矣，因饮于太守蔡峦子高坐上，见其妹，作《点绛唇》词寄之云：‘辽鹤西归，故人多少伤心事?短书不寄，鱼浪空千里。凭仗桃根，说与相思意。愁何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楚云读之，感泣者累日。”周邦彦与岳楚云的这段感情固然因为时空的阻隔而没有开花结果，但真正导致恋情中断的原因还是因为世俗观念的不能接受所造成的。以当时的社会观念来看，文人可以狎妓冶游、眠花宿柳，并把它作为风流韵事来谈论，但却不能对歌妓用情，更不用说娶其为妻，正所谓“泥中莲子虽无染，移人家中未得无。”(《北里志》)虽然这段感情从最初便已注定会无疾而终，但由于它的结束并不是因为感情的自然衰退，而是来自现实世界的理性压力，故而，分别的相思之情愈发让人无法忍受，进而升华到对于“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的体悟。
与周邦彦感情的含蓄表露相比，辛弃疾则直抒自家的相思之意。辛弃疾家曾有一位家妓，唤卿卿，深得词人喜爱。按宋律，士大夫蓄妓可通过“官私牙嫂”或“引置人”来挑选买卖，但成交后，要到官府立市券，写清买断年限。这位卿卿在年限满后即离开了词人，使得词人每每念及卿卿的娇魂瘦影、轻语柔情时，不能自己。留人不住，只有画一幅卿卿的影像聊解相思之情。但画像终究不如真人的风情万端，因而，一个有着英雄气概的词人，即使被旁人取笑，还是借着酒意，“有时醉里唤卿卿”(《西江月·题阿卿影像》)。辛弃疾对卿卿的喜爱是毫不掩饰的，由此，我们既能体会到他对卿卿的相思之深，更能看到这份感情的真挚。它完全摆脱了世俗观念对歌妓的偏见，没有丝毫的玩弄或轻视，更不是一味故作深情，而是以最坦然的态度、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一己的思念和爱恋，虽不似九转曲折之缠绵，却也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由上简单的论述可见，歌妓之流离与唐宋文人的有关创作是有着一定关系的。她们不但引发作者的怜悯之心，更勾起作者对于人生和爱情的悱恻缠绵之情。借助这些怀念歌妓流离的作品，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古代文人们内心极其私密和柔情的一面，从而对封建社会文人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无奈与悲哀心境有了一种独特而具体的观照。
责任编辑：何 萍
关键词：歌妓流离 文人创作 白居易 晏几道 周邦彦
中图分类号：H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6)03—19—4
宋人王侄在论晏几道词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叔原妙在得于妇人。”(《默记》卷下)虽为戏言，却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象，即晏几道以及相当一部分唐宋文人的创作是与“妇人”密不可分的，而这里的“妇人”主要指的就是那些色艺双全的歌妓。本文拟对唐宋时期歌妓流离与文人相关创作之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歌妓的复合特质
歌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其雏形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出现，但真正成为一种行业，则开始于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宋时期，歌妓进入到一个繁盛的阶段。欧阳炯就曾在(花间集序》中描绘了中晚唐时期歌妓的繁荣现象：“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而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对于宋代的歌妓待客的场景也曾有记载：“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而歌妓的发展与繁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据《唐六典》所载：“三品以上得备女乐五人，五品以上三人。”到了宋代，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曾劝石守信等大臣“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在上层这种提倡、鼓励的政治大气候下，加上城市商业经济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歌妓便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唐宋二代的歌妓大体上是由宫妓、官妓、家妓和市妓组成。宫妓和官妓身份较为特殊，她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宫廷和地方官府。而家妓和市妓不但数量庞大，同时也是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唐宋文人和歌妓交往或家中畜养歌妓的事例，比比皆是。由于她们都是作为封建社会上层的享乐工具而存在，因此，无论是这几类歌妓中的哪一种，都必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首先，她们是集美貌和高超的才艺于一身的特殊群体。天宝年间，著名的宫妓念奴就是最好的例证，“念奴有色，善歌，宫伎中第一。帝尝曰：‘此女眼色媚人。”作为承平侍宴的服务工具，容貌美是其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她们要么是“转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温庭筠《南歌子》)，要么是“香面融春雪，翠鬓秋烟，楚腰纤细正笄年”(柳永《促拍满路花》)，或者是“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苏轼《减字木兰花》)，而神态更是“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韦庄《女冠子》)，于不胜娇羞中传达出无限的情意。与此同时，她们往往又擅长歌舞或者精通某种乐器。如白居易家中的歌妓樊素因善唱《柳枝》，遂以柳枝为名。晚唐时期的杜秋娘在唱《金缕衣》时，亦让李镝另眼相看。而精通乐器者，更是不胜枚举。如中唐时期的歌妓曹善才，以善弹琵琶为天下人所知，其乐声仿若“花翻凤啸天上来，裴回满殿飞春雪。抽弦度曲新声发，金铃玉珮相磋切。流莺子母飞上林，仙鹤雌雄唳明月。”(李绅《悲善才》)。正是由于她们色艺双绝的特质，从而引起了男性观者的审美注意。
其次，她们善解人意，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如果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社会大家闺秀们恪守的金科玉律，那么，歌妓则不受这一律条的约束。由于她们所交往的对象，要么是雅士文人，要么是官僚学者，因而，她们也要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才能更好的满足这些学养甚高的享乐者的需求。如《j匕里志》所载：“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晶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其中，天仙水哥“善谈谑，能歌令”；郑举举“亦善令章”；楚儿“有诗句可称”；颜令宾“事笔砚，有诗句”。”使得文人们在与她们交往的过程中，不但能获得感观上的享受，而且在精神层次上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同时，在文人失意落魄时，这些歌妓又成为他们寻找安慰和进行倾诉的对象。旷达如苏轼，在饱尝人情冷暖后，就曾感叹：“旧交新贵音书绝，唯有佳人，犹做殷勤别。”(《醉落魄》)豪迈似辛弃疾，在壮志受挫时，所想到的也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歌妓们正是凭借着自身的善解人意，从而成为文人们获得心理松弛和情感抚慰的“解语花”。
但是，与这些美好特质相对的却是歌妓们的社会地位极其卑贱。唐宋二代，“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作为身份卑微的歌妓，她们往往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或者是被主人随意的转赠、变卖，或者是因年老色衰而被遗弃，或者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发生变故而衣食无着。即使曾红极一时，但最终的命运往往是十分凄凉的。如《乐府杂录》中所载：“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因而深得玄宗宠爱。但在安史之乱中，她流落到扬州，只得以卖艺为生，最后终老于长安妓院。连这种曾深得君王赏识的宫妓遭遇都如此令人惋惜，其他几类歌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因为歌妓们兼有内慧外美和身份低微的复合特质，所以“曾将一笑君前去，误杀几多回顾人”的美好时光一但消逝，就会落人“愁脸无红衣满尘，万家门户不容身”的悲惨境地。
二、歌妓流离与文人创作之关系
歌妓的流离，在本文中，一方面是指歌妓由于所处境况的改变而远离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随处漂泊；另一方面则是指歌妓红颜早逝，彻底地离开那些欣赏她的文人雅士。
如前文所述，仅就歌妓内慧外美的特质来说，她们其实成了美好事物的载体，她们年轻貌美，才艺出众，生活条件优越，还有知音相赏，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当她们的生活境遇发生极大变故，被迫飘摇午江湖之中，或香消玉陨时，只能让人体味到现实的残酷。而她们的这种遭遇又往往勾起文人与之相关的情感，并述诸于文字，记录下文人的种种人生感叹。
1、“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唐宋文人与歌妓的密切来往，一方面是受耽于享乐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角色上的认同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决定了广大文人的“臣妾”心理。臣子的宠与弃完全操之于高高在上的君王手中，这正如歌妓的命运完全受他人摆布一样，是毫无平等可言的。因而，他们对于流离失所的歌妓往往怀有同病相怜之感。
中晚唐的著名诗人刘禹锡，就曾在《泰娘歌》一诗中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一位歌妓的不幸遭遇。这位歌妓名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韦尚书待之甚厚，正所谓“斗量明珠鸟传意，绀幰迎人专城居。”后随其进京，“而泰娘名字，往往见称于贵游之间。”生活可谓是极其惬意。尚书死后，她又为蕲州刺史张愻所得。但张悉随后谪居武陵郡。待张愻死后，“长鬟如云衣似雾，锦茵罗荐承轻步。舞学惊鸿水榭春，歌传上客兰堂暮”的泰娘，在偏僻的武陵郡，再也无知音相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故日抱乐器而哭，其音憔杀以悲。”一位色艺超群的歌妓，一但失去了懂得她价值所在的“主人”，其境遇则一落千丈，甚至连一个可倾诉 的人都找不到，只得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由此，勾起了诗人的无限同情，感慨其遭遇之不幸。但是，如果从深层次去探寻让诗人如此痛心的原因，就不难发觉，这其中或多或少都包涵有对于自身境况的感叹。当时刘禹锡迁谪远郡，长离帝京，可以说是“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回想自身，空怀壮志，却卷入朋党之争，为当朝排挤，又不为明主所识，满腔痛苦无人能够理解。因而他对于泰娘的同情，既是对其色艺不为人所赏的深切怜悯，又是对自身才不见用的哀叹。
如果说刘禹锡对于歌妓的流离是怀着怜悯之情，并以隐晦之辞暗抒自身的不幸，那么，白居易则是以诗直言与歌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从琵琶女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她曾红极一时，“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最终难逃“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命运。当她从繁华的京城来到偏僻的浔阳，远离了“辉煌”的过去，成为重利轻别离的商人之妇，内心的凄楚该是何等的深重，此时她所能做的，只是于夜阑人深处，弹一曲琵琶以抚慰自己抑郁的心情。而正是这“弦弦掩抑声声怨，似诉平生不得志”的琵琶声勾起了贬谪江州的白居易的惆怅。白居易在被贬前，可谓是风光无限，“千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资俊，人侍冕旒”(《旧唐书·白居易传》)，但他“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自题写真》)的个性触怒了权贵们，因而被罗织罪名，贬斥江州。江州之贬使他认识到个人的力量与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相比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正所谓“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寄隐者》)，他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君王赏识时，是“禄厚食万钱，恩深日三顾”(同上)；一但失去君王的眷顾，则被贬谪荒蛮，老死异乡会瞬间成为现实。正是在这种忠而见弃、才不见用的情形下，与琵琶女交谈让他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
白居易的感伤其实代表了封建社会众多不得志文人的共同感受，宦途的艰辛使得这些士子俯仰随人，毫无自尊可言。宋代陈鹄在《耆旧续闻》中记载：“章子厚当轴，喜骂士人。常对众曰：‘今时士人，如人家婢子，才出外求食，个个要作行首。’张天觉在旁，曰：‘如商英者，莫做得一个角妓否?’”(卷四)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如果不能富贵加身，甚至还不如一个色艺俱佳的歌妓。因而，文人对于歌妓流离漂泊的同情，本质上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共感而已。
2、“一叶随风忽报秋”之感
如前文所述，歌妓其实从实质上来说，是人生中美好事物的一种象征。但繁华终有消歇时，随着岁月的变迁，她们也“去似朝云无觅处”(白居易《花非花》)。而她们的离去与消逝，又往往引起文人们人生如梦、生命无常的悱恻之情。
晏几道，太平宰相晏殊之子，生在富贵之家，早期过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鹧鸪天》)的生活，与许多歌妓都曾相识。如《小山词自序》中所载：“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萍、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这里的莲、鸿、萍、云曾与词人相交甚密，晏几道在一些词作中常常追忆过去与她们相交往的场景。如“记得小萍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但是不久，君宠疾废在家，廉叔下世，晏几道也家道中落，这种闲适的生活很快就随风而逝了，作为富贵生活点缀品的莲、鸿、萍、云诸位歌妓亦流离它处，不知所终了。而晏几道在以后的生活中，由于“磊隗权奇，疏于顾忌”(黄庭坚州、山词序》)的个性，遂沉于下位，后又不幸卷入新旧党争，受到牵连而由一介贵公子变为阶下囚。种种打击让他深深地体会到人情之冷暖、世事之无常，在以后的日子里，趋于颓废，以流连歌酒自遣。当他追忆与他相知甚深的那些歌妓时，总带有深切的感伤，因为“落花犹在，香屏空掩，人面知何处?”(《御街行》)不但这些歌妓无从寻觅，而且，她们所象征的过去的富贵优雅的生活也随之一道消失了。自己的前半生就像做了一场美丽的梦，梦醒后才发觉光阴易逝，空留遗恨而已。
如果说晏几道从歌妓的离散中了悟到的是人生如梦，那么，晁补之则从歌妓的早逝里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晁补之在友人膺叔家初识歌妓娉娉时，就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娉娉虽年幼，却美貌非凡。为此，晁补之还专门以词记之：“娉娉闻道似轻盈，好佳名，也堪称。楚观云尽，重见小樊惊，豆蔻梢头春尚浅，娇未顾，已倾城。”(《江城子·赠次膺叔家娉娉》)但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娉娉也未能例外，仅十三岁就夭折了。这给词人带来了无穷的惆怅。于是在夜深人静之际，词人独自面对一盏残烛，追忆往事，无论如何也很难相信这么娇小可爱的女子“只合人间十三岁”(《青玉案·伤娉娉》)就撒手人寰的事实。他不但为娉娉的逝去感到悲哀，更令他感慨万千的却是生命的无常，正所谓“彩云易散琉璃脆”，美好的事物总是如此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一但消逝就再也无法得到了。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之八)，相对于漫长的历史长河，所有的人都只是暂时的居者。而歌妓的离别与消亡更是引发诸多敏感而多情的文人的伤感，更让他们了解到人生的多变与残酷，自身的无奈与脆弱，思绪及此，孰能无悲?
3、此情可待成追忆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入城，再顾倾人国。”歌中所描绘的佳人应该说是许多才子们梦寐以求的终身伴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婚姻却往往与内心真实的渴望相差甚远。明人沈德符曾就此种现象做过分析：“士大夫自中古以后，多惧内者。盖名宦已成，虑中茸有违言，损其誉望也。”(《万历野获编》)无论是出于对自己声誉的爱护，还是出于对仕宦道路的考虑，他们的婚姻往往忽略当事人的情感需求，而更看重对方的门第。结果是制造了诸多貌合神离的夫妻。作为一种情感上的需要，并且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文人在与歌妓的频繁接触中，产生相互爱慕的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由于二者间阶级地位的巨大悬殊，导致了最终的结果还是以分离散场。而这种分离则使得文人充分地认识到“爱的不自由”。
大晟词人的代表周邦彦就有过这种情感经历。据《夷坚志》所载：“周美成在姑苏，与营妓岳楚云相恋，后从京师过吴，则岳已从人久矣，因饮于太守蔡峦子高坐上，见其妹，作《点绛唇》词寄之云：‘辽鹤西归，故人多少伤心事?短书不寄，鱼浪空千里。凭仗桃根，说与相思意。愁何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楚云读之，感泣者累日。”周邦彦与岳楚云的这段感情固然因为时空的阻隔而没有开花结果，但真正导致恋情中断的原因还是因为世俗观念的不能接受所造成的。以当时的社会观念来看，文人可以狎妓冶游、眠花宿柳，并把它作为风流韵事来谈论，但却不能对歌妓用情，更不用说娶其为妻，正所谓“泥中莲子虽无染，移人家中未得无。”(《北里志》)虽然这段感情从最初便已注定会无疾而终，但由于它的结束并不是因为感情的自然衰退，而是来自现实世界的理性压力，故而，分别的相思之情愈发让人无法忍受，进而升华到对于“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的体悟。
与周邦彦感情的含蓄表露相比，辛弃疾则直抒自家的相思之意。辛弃疾家曾有一位家妓，唤卿卿，深得词人喜爱。按宋律，士大夫蓄妓可通过“官私牙嫂”或“引置人”来挑选买卖，但成交后，要到官府立市券，写清买断年限。这位卿卿在年限满后即离开了词人，使得词人每每念及卿卿的娇魂瘦影、轻语柔情时，不能自己。留人不住，只有画一幅卿卿的影像聊解相思之情。但画像终究不如真人的风情万端，因而，一个有着英雄气概的词人，即使被旁人取笑，还是借着酒意，“有时醉里唤卿卿”(《西江月·题阿卿影像》)。辛弃疾对卿卿的喜爱是毫不掩饰的，由此，我们既能体会到他对卿卿的相思之深，更能看到这份感情的真挚。它完全摆脱了世俗观念对歌妓的偏见，没有丝毫的玩弄或轻视，更不是一味故作深情，而是以最坦然的态度、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一己的思念和爱恋，虽不似九转曲折之缠绵，却也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由上简单的论述可见，歌妓之流离与唐宋文人的有关创作是有着一定关系的。她们不但引发作者的怜悯之心，更勾起作者对于人生和爱情的悱恻缠绵之情。借助这些怀念歌妓流离的作品，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古代文人们内心极其私密和柔情的一面，从而对封建社会文人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无奈与悲哀心境有了一种独特而具体的观照。
责任编辑：何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