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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响门铃之后，冀老打开屋门，并和我亲切握手，然后把我让进面积不大装饰也很简朴的客厅。冀老的夫人——我国原驻美使馆和驻英使馆一等秘书，曾在联合国秘书处担任笔译的汪向同老人为记者泡上一杯乌龙茶，寒喧几句之后，就进入正题。
“所谈之事如有遗漏和表达不妥，由我的夫人汪向同负责补充校正。”冀老边说边向老夫人顽皮地眨着眼。汪老微笑点头同意。客厅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倍感亲切的愉悦氛围。
我的祖籍是山西省汾阳县。汾阳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的第一功臣名将郭子仪就是我的汾阳同乡，所以他被封为“汾阳王”。我出生在省会太原上马街，我的家庭可以算是殷实的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冀贡泉早年留学日本，主修法律。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同情支持留日学生的秘密反清活动。但他拒绝参加任何党派，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参加保皇党我怕丢脸，参加革命党我怕丢脑袋”。回国以后我父亲多次在当时的山西阎锡山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而且著述颇丰。“七·七事变”以后，大哥冀朝鼎和父亲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带领我们侨居美国。冀朝鼎是1927年入党并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地下党员。
【“他们到美国后，冀贡泉在《华侨日报》担任总编，宣传抗日，在旅美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国以后，他长期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周总理也一直很关心他，‘文革’中逝世：冀朝鼎长期担任中国贸促协会副会长，1963年8月去世，周总理亲自出席他的追悼会。”汪老补充说。】
她补充得很对，其实那次我们全家本来是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但形势突变，周总理临时改变决定，让我父亲到美国去工作，否则现在我就是“三八”式老干部了。
我出生时，家境是很优裕的，那时我们家有汽车、人力车，雇七个仆人。我自己有一个叫福海的专职仆人，我小时经常骑在他的脖子上，在宽阔的太原老城墙上跑来跑去。但那时我最经常吃的饭就是母亲用香油、酱油和醋拌的面条和面片，但很少吃肉和其它营养品，所以身体一直很弱，到了美国之后，也许是经常喝牛奶的缘故，才长成大个子。
从1939年2月到达美国到1950年10月离开，我在美国一共生活了11年。刚到美国时，由于正值抗战时期，广大美国人民很同情战斗在反法西斯最前线的中国人民，“爱屋及乌”，对我也很好。上小学时，由于我吃不惯大米，而向校方大发脾气，校方马上给我调换了主食。为了纠正我的英语发音，校方还专门指定了优秀的老师给我“开小灶”。
【是的，汪老笑着补充……他以后每当提及此事都会说：“真奇怪，我的口齿不很伶俐，但我却是高级翻译，我在联合国当副秘书长时，我的一项特长就是用流利的英语到世界各地讲演。】
我们到美国时，由于携带的钱财在长时间的颠沛流离中都消耗殆尽，所以只能租住在纽约最便宜的地区——曼哈顿东城下区第十二街的一处破旧公寓，蟑螂满地爬，墙上的白灰一片一片往下掉，那时我还不到十岁，见到这种情况，惊奇地对父母讲：“谁说美国很富，美国穷得很啊!”
在小学里我们兄妹学习都很努力，享受全额奖学金。1944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入纽约著名的私立学校——林肯中学。在学校我思想活跃，要求进步，并和几个有进步倾向的美国学生很要好，还参演进步话剧。有一个揭露美国种族歧视的话剧剧情我现在仍记得很清楚。我扮演了一个黑人士兵在战场上被打死，升入天堂。天使把这个黑人士兵拉上来一看，大嚷道：“啊，是一个黑鬼，滚蛋!”就把他推下台去。1945年学校放暑假期间，我跟随美国名作家赛珍珠在纽约州演出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戏剧。
6月26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董必武(时任中共代表)和我父亲是好朋友，他和章汉夫曾一同到我家来探望，观看并夸奖了我的演出。
1948年我从林肯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哈佛大学化学系。我学化工是听从父亲的意见，因为山西盛产煤，学了化学好为煤炭化工服务。当时哈佛的学费是很贵的，虽然我是优等生，有奖学金但也不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洗盘子，到私人农场去打工。
1949年春，我和哈佛的一些进步同学一起加入美国共产党。夏天，我利用课余时间到美共举办的马列学院上课，开始系统接触马列主义。在我的好朋友、中共地下党员浦山(他回国后在外交部任职)介绍下，参加了中共在美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理论的理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非常激动，在自己的课本上画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当时，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并把第七舰队撤出了台湾海峡。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给予奖学金，为愿意回国者提供旅费，这项决定对我本人有很大的好处。半年前我因在哈佛大学教室的黑板上写了“打倒蒋介石”，“打倒杜鲁门”受到了美当局的非议。我原来的中学停止了200元的奖学金(哈佛也沿用这种作法)，一度拮据的我现在又有奖学金了，顿感压力大减，生活改善多了，我还与其他同学共用50美元买了一辆旧汽车。
好日子才过了一年，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6月27日，在美国的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入侵，并派遣联合国军去朝鲜。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又回到台湾海峡。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福建沿海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渡海解放台湾，中美之间剑拔弩张，武装冲突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我本来计划在哈佛学业期满回国。因为我认为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我绝对不能呆在敌国，必须回去。而我父亲应胡适的邀请已于1947年回国在北大任教，所以我未不及征求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向校方提出退学申请。哈佛大学的教务长收到我的退学申请书后感到十分惊奇，“你现在经济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为什么还要中断学习?”接着他又说“你现在回去，他们会征你入伍的。”我的好朋友保罗·包丹听说我要回国也对我讲“美国对你这样好，你最起码也应留在美国才对。”但我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应该回国效劳!”1950年10月初，我和数十名中国留美学生一起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客轮回国。 1950年10月25日，我们一行人回到祖国，我双膝跪地热泪盈眶亲吻着中华热土。
到达北京后，我很快就插班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习，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我改学物理化学，以便参加制造原子弹。我当时计划是从清华毕业后，到苏联读博士学位，为祖国的“高、精、尖”武器研制出力。清华的生活与哈佛相比有天壤之别，艰苦得很，但对祖国的一片赤胆忠心，我克服了一切困难，全身心地投入火热的学习生活。
【“朝铸除了在家里与父母交谈时讲几句山西话之外，和同学们讲话都是结结巴巴，他管蜻蜓叫龙飞，因为蜻蜓的英文是由龙和飞两字组成的(dragonfiy)。他的汉字写得也很差，我们都称他写的字叫“狗爬”。到现在写得仍不太好，所以他到各处参观时，最怕人家让他题字，由于他的同事很多都是南方人，所以他现在讲中文还是南腔北调的。”老夫人又揭了冀老的“伤疤”。】
我回到北京上清华大学时，抗美援朝战争早已爆发，当时我就积极报名要求去朝鲜。但因国家很需要高科技人才，因此理工科大学生暂缓入伍，所以我赴朝参战的愿望暂时没有得到满足。1952年4月，我正在撰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时，接到了要我去朝鲜的训令，当时我高兴得彻底未眠。我先去外交部报到，在那里碰到了曾在我父亲主办的纽约《华侨日报》工作但先于我回国在外交部工作的归国华侨方迪槐的热情接待。当时有规定去朝鲜之前，先要打霍乱等混合疫苗预防针。我打过之后，反应很厉害，持续发高烧几天，多亏方迪槐夫妇的关怀照顾才好了。接着我又学习了几天，进一步认识到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一行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乘火车，先到了沈阳，再从沈阳乘火车去安东(今丹东)。在安东大街上，我们看见有许多穿皮制飞行服的苏军飞行员。
【“1951年我从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翻译，1953年去朝鲜在志愿军俘管处工作，他那时在板门店和谈代表团，我们还不认识，因为我比他早参加革命一年，是正排级，而他是副排级，所以我是他的上级!”汪老笑着说“你永远部是我的上级!”冀老回了一句，两人大笑。】
在安东我们上了开往朝鲜的敞篷大卡车，越过鸭绿江桥进入了已经被美国人炸得七零八落的新义州市，稍事停留，继续乘卡车向平壤进发。有一天后半夜时汽车正开进，突然来了架美国飞机，对准我们的汽车就扫射。正好我们的车准备拐弯，开始减速，敌人的机关枪打在我们前面的土路上。我们都是些从小喝墨水的“洋学生”，哪见过这种场面，都吓坏了，急忙跳下汽车，躲在路旁的沟里。可是那架敌机没再来扫射，当时我们天真地认为可能是美国飞机没子弹了，后来同路的老同志讲，现在已经天光大亮，美国飞机怕我们的高射炮揍他们。这样我们总算平安地到达了已被美国人炸成废墟的平壤市。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被安排在刚刚修建完潮湿阴暗的地下防空洞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这一班人乘车前往开城参加中国和谈代表团的工作。
在谈判代表团，我的具体工作是谈判代表团的英文打字员和速记员，我的英文打字速度很快，但不会速记。于是我托同学从北京的旧书摊上买了一本英文速记的书，边工作边学习英文速记，很快就达到每分钟160个字，这非常有用。有时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也破口大骂。我就会把美方骂中朝方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以便我方代表团回去研究第二天再针锋相对地回敬他们。那时，我每天都要坐在谈判桌旁作速记。有一天我看见对面坐着我在哈佛大学的同学刘孟达，此刻刘孟达也发现了我，但限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二人都装作互不认识。过了好多年，我在美国的同学来信告诉我，他在哈佛大学的校刊上看到了刘孟达当时从板门店写来的信，说他发现了冀朝铸。
那时工作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都住在朝鲜老乡家里，跳蚤很多咬得我晚上都睡不着。为了防咬我把两条裤腿都扎起来，脚上穿袜子，袖口也绑起来，手上还套着两只袜子。但还是被咬得一塌糊涂。有一天，一只跳蚤从我身上跳出来，一直跳到美方代表那里，但大家都装作没看见。由于我特别爱招跳蚤，所以同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跳蚤。”我在开城一直从事打字和速记工作，直到1954年春才回到祖国。
在谈判代表团工作期间，我有时也和代表团成员去现场调查，为双方的交涉做记录。因为那时板门店虽然是中立区，但美方经常寻衅生事，在我去之前的1951年8月19日，美方在中立区内蓄意杀害了中朝方面的军事警察姚庆祥排长。有一天美军飞机故意往中立区投弹，我就陪着我方代表一起同对方去视察，炸弹并未爆炸，但我没有害怕，跳进弹坑，验明炸弹类型和编号，并记下双方的谈话记录。当时主持板门店谈判的李克农上将后来对我大哥冀朝鼎讲，“你弟弟很勇敢，不怕死，没有爆炸的炸弹坑他也敢往下跳”。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双方的代表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停止。停战协定为中朝英文一式各两份，各打各的那一份。中方的那一份英文稿是我打的，为了打这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我三天三夜未合眼。前方谈判代表改动一次，我就重打一遍，我自己打错一个字就重新打。那三天不仅我没躺下睡觉，连吃饭也是在打字桌上。彭德怀、南日和克拉克分别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当时在开城工作的有和他同船回国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朱光亚教授。还有和他并称为开城“三剑客”的两位英语翻译过家鼎和邱应觉。朝铸的座右铭就是遵从他父亲的教诲，做什么都要争第一。所以在开城他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打字员和速记员”的美誉。
1954年1月31日，由于朝铸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表现勇敢，因而在代表团内被评为三等功，得了一张奖状和一枚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等功勋章，这使他非常激动。同年4月，他奉调回国，远在山西太原的我的公婆也赶来北京，此时大哥冀朝鼎已经任中国贸促会秘书长，他们一家四口在北京相聚，老人非常高兴，带着他们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老夫人边说边递给冀老一杯温白开水。】
是的，虽然我只是立了三等功，但父母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样从美国回来的大学生，能得到共产党的认可和表彰是非常光荣的。 我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时，即将从化学系毕业，所以回国后学校就给我颁发了毕业证书，并分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也就是研究原子弹的单位，但外交部却把我留下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对我说“你是学化学的，你就搞‘化学外交’吧!”于是我正式调入外交部，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1954年4月，我作为周总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去瑞士目内瓦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仍是打字员和速记员。在会议期间，我亲历了周总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进行斗争的场面。我们代表团工作人员还到周总理居住的小楼里观看过喜剧大师卓别林赠送给总理的电影。
1955年4月，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那时由于我的级别最低，而且专机座位有限，而被刷了下来。但代表团认为需要我，就把我的身份改为外交信使，这样我就不能和其他人员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而只能乘船前往，但这架飞机被台湾特务安放了炸弹，除了两名驾驶员之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我侥幸捡了一条命。
那时我除了继续巩固完善自己的英语之外，还努力学习中文，坚持看《人民日报》及各种中文书籍。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敬爱的周总理是给我帮助最大的人，他像长辈那样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在1956年秋周总理举行的招待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的宴会上，我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就当众出丑，但总理第二天还用我。从1956年到1973年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为止，我给总理作了近17年的翻译。总理叫我“洋娃娃”。他在生活上对我也很关心照顾，我们大儿子的名字就是周总理给起的。
周总理能够听懂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所以有时翻译不对时，他总能及时指出来。
1970年国庆节，历经“文革”动乱，打而不到的“钢杆保皇派”(因为“文革”中冀老拒绝揭发陈毅外长而被造反派加上的“官街”)的我又被召到天安门上给毛主席当翻译。当时主席在城楼上对斯诺寒喧了几句，向下面的人群笑着招手，然后对斯诺说：“以后我们再好好地谈。”当年11月10日到1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正式访华。我作为周总理的翻译全程参加了双方的会谈，会谈中叶海亚·汗总统向周总理转达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希望与我国友好的口信。那一次见面，只有总统、周总理和我三个人。以后的“小球推动大球”、尼克松访华、8·17公报发表等当时绝密的外交活动我都参加了。在这些过程中，我也结识了叶剑英元帅等多位高级领导人，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此后，叶帅还多次邀请我和章文晋(我原驻美大使)到他家吃饭看电影。
【1979年元旦，中美双方两国关系正常化。1月28日至2月5目，邓小平副总理夫妇访美，朝铸担任翻译，当时他已年过半百。但他对这次任务极为重视，他回家后对我讲：“为邓大人当翻译是莫大的荣幸我年纪已大，再当翻译很辛苦，但是我一定要去。”邓副总理访美期间，美国广大媒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报道，因为朝铸是哈佛大学的学生，《纽约日报》还刊登了一篇名为“不可缺少的冀先生”的社论，社论中说：“冀朝铸这个名字在美国并非家喻户晓，但冀先生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没有他，邓小平和卡特的会谈就可能无法沟通。”社论最后感叹，美国没有这样的人才。《迈阿密论坛报》在刊登邓小平访美照片时，还特别注明“照片中的翻译是冀朝铸。”可以这样讲，这次为邓副总理当翻译是朝铸翻译生涯中非常重要并难忘的一次。老夫人的话为冀老做了总结。】
冀老的经历太丰富了，外交部高级翻译，翻译室副主任，美大司副司长，驻关联络处参赞，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我驻斐济、英国特命全权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等：随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并出席过多次决定中国外交重大活动的会谈、谈判，见证了人民外交的风风雨雨。要在数小时的时间说全这些经历，是不可能的。望着冀老稍显疲倦的面容，记者换了个轻松的话题，请冀老谈谈他在翻译和外交生涯中发生过的一些趣事。
有趣的事多了，我随使讲点吧。蚊子专吸人血传染疾病，为四害之一，人人痛恨。但你能想到吗?我随周总理出访在埃及时，包括总理在内的代表团所有成员，都被那里的蚊子咬得一塌糊涂(可能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人不灭坟子吧)。当总理委婉地向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出蚊子太多时，纳赛尔回答“我们这里的蚊子是不咬人的!”总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抓痒。我被任命为驻斐济、基里巴斯、瓦努阿图三国特命全权大使时，也遭遇了蚊子的“轰炸”。那三个南太平洋小国地处热带，蚊子非常多，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先打蚊子才能睡觉，但每天身上还是得有几十处“伤痕”。
在一般人眼内，我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是山珍海味吧?但并不尽然，出访埃及时，他国的惯例是宴会只请贵宾，没有翻译的事儿。当纳赛尔一再劝总理多吃点，总理说已经吃饱了，可我翻这句话时，自己的肚子早咕咕叫了。经我方一再要求，埃方才同意给翻译一杯白开水。后来总理特意让我们准备点巧克力、饼干先垫补一下，这才解决了问题。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皇宫大门各用一只雄狮当警卫。但那里的苍蝇非常多，在招待周总理的国宴上，翻译也上桌同吃。我看到远处的桌上有一块黑巧克力蛋糕，我特别喜欢吃，可当侍者去端时，嗡的一声苍蝇全飞了，原来是一块奶油蛋糕!周总理去尼泊尔访问时，尼方的国宴也让我们翻译陪同一块吃。有一次我发现面前的盘子有点脏，就示意侍者帮我换一下，谁知这位老兄接过盘子，转身往盘子上吐了一口唾沫，用袖子一擦，又还给了我……
“不要迷信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我们在纽约工作生活过多年，《纽约时报》这份美国的主要报纸，对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极少予以正面报道，它总是喜欢刊登一些把我国说得很糟糕的文章，因此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少。”老夫人很郑重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好几个钟头了，聆听冀老夫妇讲的这么多外交上的唇枪舌战和逸事趣闻，记者唏嘘不已。虽然冀老夫妇讲的外交风云似乎与军事关系不是很大。但如果没有周总理和老一辈领导人与冀老他们几十年在外交战线上的卓越努力和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那肯定会爆发多次战争，会有无数的军人和平民死在战争之中!亲爱的读者朋友，当您看完本篇采访文章后，应该会同意我们这样判断吧?
“所谈之事如有遗漏和表达不妥，由我的夫人汪向同负责补充校正。”冀老边说边向老夫人顽皮地眨着眼。汪老微笑点头同意。客厅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倍感亲切的愉悦氛围。
我的祖籍是山西省汾阳县。汾阳自古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的第一功臣名将郭子仪就是我的汾阳同乡，所以他被封为“汾阳王”。我出生在省会太原上马街，我的家庭可以算是殷实的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冀贡泉早年留学日本，主修法律。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同情支持留日学生的秘密反清活动。但他拒绝参加任何党派，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参加保皇党我怕丢脸，参加革命党我怕丢脑袋”。回国以后我父亲多次在当时的山西阎锡山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而且著述颇丰。“七·七事变”以后，大哥冀朝鼎和父亲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带领我们侨居美国。冀朝鼎是1927年入党并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地下党员。
【“他们到美国后，冀贡泉在《华侨日报》担任总编，宣传抗日，在旅美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国以后，他长期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周总理也一直很关心他，‘文革’中逝世：冀朝鼎长期担任中国贸促协会副会长，1963年8月去世，周总理亲自出席他的追悼会。”汪老补充说。】
她补充得很对，其实那次我们全家本来是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但形势突变，周总理临时改变决定，让我父亲到美国去工作，否则现在我就是“三八”式老干部了。
我出生时，家境是很优裕的，那时我们家有汽车、人力车，雇七个仆人。我自己有一个叫福海的专职仆人，我小时经常骑在他的脖子上，在宽阔的太原老城墙上跑来跑去。但那时我最经常吃的饭就是母亲用香油、酱油和醋拌的面条和面片，但很少吃肉和其它营养品，所以身体一直很弱，到了美国之后，也许是经常喝牛奶的缘故，才长成大个子。
从1939年2月到达美国到1950年10月离开，我在美国一共生活了11年。刚到美国时，由于正值抗战时期，广大美国人民很同情战斗在反法西斯最前线的中国人民，“爱屋及乌”，对我也很好。上小学时，由于我吃不惯大米，而向校方大发脾气，校方马上给我调换了主食。为了纠正我的英语发音，校方还专门指定了优秀的老师给我“开小灶”。
【是的，汪老笑着补充……他以后每当提及此事都会说：“真奇怪，我的口齿不很伶俐，但我却是高级翻译，我在联合国当副秘书长时，我的一项特长就是用流利的英语到世界各地讲演。】
我们到美国时，由于携带的钱财在长时间的颠沛流离中都消耗殆尽，所以只能租住在纽约最便宜的地区——曼哈顿东城下区第十二街的一处破旧公寓，蟑螂满地爬，墙上的白灰一片一片往下掉，那时我还不到十岁，见到这种情况，惊奇地对父母讲：“谁说美国很富，美国穷得很啊!”
在小学里我们兄妹学习都很努力，享受全额奖学金。1944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考入纽约著名的私立学校——林肯中学。在学校我思想活跃，要求进步，并和几个有进步倾向的美国学生很要好，还参演进步话剧。有一个揭露美国种族歧视的话剧剧情我现在仍记得很清楚。我扮演了一个黑人士兵在战场上被打死，升入天堂。天使把这个黑人士兵拉上来一看，大嚷道：“啊，是一个黑鬼，滚蛋!”就把他推下台去。1945年学校放暑假期间，我跟随美国名作家赛珍珠在纽约州演出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戏剧。
6月26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董必武(时任中共代表)和我父亲是好朋友，他和章汉夫曾一同到我家来探望，观看并夸奖了我的演出。
1948年我从林肯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哈佛大学化学系。我学化工是听从父亲的意见，因为山西盛产煤，学了化学好为煤炭化工服务。当时哈佛的学费是很贵的，虽然我是优等生，有奖学金但也不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洗盘子，到私人农场去打工。
1949年春，我和哈佛的一些进步同学一起加入美国共产党。夏天，我利用课余时间到美共举办的马列学院上课，开始系统接触马列主义。在我的好朋友、中共地下党员浦山(他回国后在外交部任职)介绍下，参加了中共在美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理论的理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非常激动，在自己的课本上画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当时，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并把第七舰队撤出了台湾海峡。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给予奖学金，为愿意回国者提供旅费，这项决定对我本人有很大的好处。半年前我因在哈佛大学教室的黑板上写了“打倒蒋介石”，“打倒杜鲁门”受到了美当局的非议。我原来的中学停止了200元的奖学金(哈佛也沿用这种作法)，一度拮据的我现在又有奖学金了，顿感压力大减，生活改善多了，我还与其他同学共用50美元买了一辆旧汽车。
好日子才过了一年，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6月27日，在美国的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入侵，并派遣联合国军去朝鲜。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又回到台湾海峡。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福建沿海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渡海解放台湾，中美之间剑拔弩张，武装冲突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我本来计划在哈佛学业期满回国。因为我认为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我绝对不能呆在敌国，必须回去。而我父亲应胡适的邀请已于1947年回国在北大任教，所以我未不及征求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向校方提出退学申请。哈佛大学的教务长收到我的退学申请书后感到十分惊奇，“你现在经济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为什么还要中断学习?”接着他又说“你现在回去，他们会征你入伍的。”我的好朋友保罗·包丹听说我要回国也对我讲“美国对你这样好，你最起码也应留在美国才对。”但我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应该回国效劳!”1950年10月初，我和数十名中国留美学生一起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客轮回国。 1950年10月25日，我们一行人回到祖国，我双膝跪地热泪盈眶亲吻着中华热土。
到达北京后，我很快就插班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习，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我改学物理化学，以便参加制造原子弹。我当时计划是从清华毕业后，到苏联读博士学位，为祖国的“高、精、尖”武器研制出力。清华的生活与哈佛相比有天壤之别，艰苦得很，但对祖国的一片赤胆忠心，我克服了一切困难，全身心地投入火热的学习生活。
【“朝铸除了在家里与父母交谈时讲几句山西话之外，和同学们讲话都是结结巴巴，他管蜻蜓叫龙飞，因为蜻蜓的英文是由龙和飞两字组成的(dragonfiy)。他的汉字写得也很差，我们都称他写的字叫“狗爬”。到现在写得仍不太好，所以他到各处参观时，最怕人家让他题字，由于他的同事很多都是南方人，所以他现在讲中文还是南腔北调的。”老夫人又揭了冀老的“伤疤”。】
我回到北京上清华大学时，抗美援朝战争早已爆发，当时我就积极报名要求去朝鲜。但因国家很需要高科技人才，因此理工科大学生暂缓入伍，所以我赴朝参战的愿望暂时没有得到满足。1952年4月，我正在撰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时，接到了要我去朝鲜的训令，当时我高兴得彻底未眠。我先去外交部报到，在那里碰到了曾在我父亲主办的纽约《华侨日报》工作但先于我回国在外交部工作的归国华侨方迪槐的热情接待。当时有规定去朝鲜之前，先要打霍乱等混合疫苗预防针。我打过之后，反应很厉害，持续发高烧几天，多亏方迪槐夫妇的关怀照顾才好了。接着我又学习了几天，进一步认识到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一行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乘火车，先到了沈阳，再从沈阳乘火车去安东(今丹东)。在安东大街上，我们看见有许多穿皮制飞行服的苏军飞行员。
【“1951年我从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翻译，1953年去朝鲜在志愿军俘管处工作，他那时在板门店和谈代表团，我们还不认识，因为我比他早参加革命一年，是正排级，而他是副排级，所以我是他的上级!”汪老笑着说“你永远部是我的上级!”冀老回了一句，两人大笑。】
在安东我们上了开往朝鲜的敞篷大卡车，越过鸭绿江桥进入了已经被美国人炸得七零八落的新义州市，稍事停留，继续乘卡车向平壤进发。有一天后半夜时汽车正开进，突然来了架美国飞机，对准我们的汽车就扫射。正好我们的车准备拐弯，开始减速，敌人的机关枪打在我们前面的土路上。我们都是些从小喝墨水的“洋学生”，哪见过这种场面，都吓坏了，急忙跳下汽车，躲在路旁的沟里。可是那架敌机没再来扫射，当时我们天真地认为可能是美国飞机没子弹了，后来同路的老同志讲，现在已经天光大亮，美国飞机怕我们的高射炮揍他们。这样我们总算平安地到达了已被美国人炸成废墟的平壤市。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被安排在刚刚修建完潮湿阴暗的地下防空洞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这一班人乘车前往开城参加中国和谈代表团的工作。
在谈判代表团，我的具体工作是谈判代表团的英文打字员和速记员，我的英文打字速度很快，但不会速记。于是我托同学从北京的旧书摊上买了一本英文速记的书，边工作边学习英文速记，很快就达到每分钟160个字，这非常有用。有时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也破口大骂。我就会把美方骂中朝方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以便我方代表团回去研究第二天再针锋相对地回敬他们。那时，我每天都要坐在谈判桌旁作速记。有一天我看见对面坐着我在哈佛大学的同学刘孟达，此刻刘孟达也发现了我，但限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我们二人都装作互不认识。过了好多年，我在美国的同学来信告诉我，他在哈佛大学的校刊上看到了刘孟达当时从板门店写来的信，说他发现了冀朝铸。
那时工作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都住在朝鲜老乡家里，跳蚤很多咬得我晚上都睡不着。为了防咬我把两条裤腿都扎起来，脚上穿袜子，袖口也绑起来，手上还套着两只袜子。但还是被咬得一塌糊涂。有一天，一只跳蚤从我身上跳出来，一直跳到美方代表那里，但大家都装作没看见。由于我特别爱招跳蚤，所以同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跳蚤。”我在开城一直从事打字和速记工作，直到1954年春才回到祖国。
在谈判代表团工作期间，我有时也和代表团成员去现场调查，为双方的交涉做记录。因为那时板门店虽然是中立区，但美方经常寻衅生事，在我去之前的1951年8月19日，美方在中立区内蓄意杀害了中朝方面的军事警察姚庆祥排长。有一天美军飞机故意往中立区投弹，我就陪着我方代表一起同对方去视察，炸弹并未爆炸，但我没有害怕，跳进弹坑，验明炸弹类型和编号，并记下双方的谈话记录。当时主持板门店谈判的李克农上将后来对我大哥冀朝鼎讲，“你弟弟很勇敢，不怕死，没有爆炸的炸弹坑他也敢往下跳”。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双方的代表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停止。停战协定为中朝英文一式各两份，各打各的那一份。中方的那一份英文稿是我打的，为了打这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我三天三夜未合眼。前方谈判代表改动一次，我就重打一遍，我自己打错一个字就重新打。那三天不仅我没躺下睡觉，连吃饭也是在打字桌上。彭德怀、南日和克拉克分别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当时在开城工作的有和他同船回国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朱光亚教授。还有和他并称为开城“三剑客”的两位英语翻译过家鼎和邱应觉。朝铸的座右铭就是遵从他父亲的教诲，做什么都要争第一。所以在开城他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打字员和速记员”的美誉。
1954年1月31日，由于朝铸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表现勇敢，因而在代表团内被评为三等功，得了一张奖状和一枚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等功勋章，这使他非常激动。同年4月，他奉调回国，远在山西太原的我的公婆也赶来北京，此时大哥冀朝鼎已经任中国贸促会秘书长，他们一家四口在北京相聚，老人非常高兴，带着他们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老夫人边说边递给冀老一杯温白开水。】
是的，虽然我只是立了三等功，但父母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样从美国回来的大学生，能得到共产党的认可和表彰是非常光荣的。 我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时，即将从化学系毕业，所以回国后学校就给我颁发了毕业证书，并分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也就是研究原子弹的单位，但外交部却把我留下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对我说“你是学化学的，你就搞‘化学外交’吧!”于是我正式调入外交部，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1954年4月，我作为周总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去瑞士目内瓦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仍是打字员和速记员。在会议期间，我亲历了周总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进行斗争的场面。我们代表团工作人员还到周总理居住的小楼里观看过喜剧大师卓别林赠送给总理的电影。
1955年4月，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那时由于我的级别最低，而且专机座位有限，而被刷了下来。但代表团认为需要我，就把我的身份改为外交信使，这样我就不能和其他人员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而只能乘船前往，但这架飞机被台湾特务安放了炸弹，除了两名驾驶员之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我侥幸捡了一条命。
那时我除了继续巩固完善自己的英语之外，还努力学习中文，坚持看《人民日报》及各种中文书籍。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敬爱的周总理是给我帮助最大的人，他像长辈那样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在1956年秋周总理举行的招待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的宴会上，我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就当众出丑，但总理第二天还用我。从1956年到1973年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为止，我给总理作了近17年的翻译。总理叫我“洋娃娃”。他在生活上对我也很关心照顾，我们大儿子的名字就是周总理给起的。
周总理能够听懂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所以有时翻译不对时，他总能及时指出来。
1970年国庆节，历经“文革”动乱，打而不到的“钢杆保皇派”(因为“文革”中冀老拒绝揭发陈毅外长而被造反派加上的“官街”)的我又被召到天安门上给毛主席当翻译。当时主席在城楼上对斯诺寒喧了几句，向下面的人群笑着招手，然后对斯诺说：“以后我们再好好地谈。”当年11月10日到1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正式访华。我作为周总理的翻译全程参加了双方的会谈，会谈中叶海亚·汗总统向周总理转达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希望与我国友好的口信。那一次见面，只有总统、周总理和我三个人。以后的“小球推动大球”、尼克松访华、8·17公报发表等当时绝密的外交活动我都参加了。在这些过程中，我也结识了叶剑英元帅等多位高级领导人，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此后，叶帅还多次邀请我和章文晋(我原驻美大使)到他家吃饭看电影。
【1979年元旦，中美双方两国关系正常化。1月28日至2月5目，邓小平副总理夫妇访美，朝铸担任翻译，当时他已年过半百。但他对这次任务极为重视，他回家后对我讲：“为邓大人当翻译是莫大的荣幸我年纪已大，再当翻译很辛苦，但是我一定要去。”邓副总理访美期间，美国广大媒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报道，因为朝铸是哈佛大学的学生，《纽约日报》还刊登了一篇名为“不可缺少的冀先生”的社论，社论中说：“冀朝铸这个名字在美国并非家喻户晓，但冀先生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没有他，邓小平和卡特的会谈就可能无法沟通。”社论最后感叹，美国没有这样的人才。《迈阿密论坛报》在刊登邓小平访美照片时，还特别注明“照片中的翻译是冀朝铸。”可以这样讲，这次为邓副总理当翻译是朝铸翻译生涯中非常重要并难忘的一次。老夫人的话为冀老做了总结。】
冀老的经历太丰富了，外交部高级翻译，翻译室副主任，美大司副司长，驻关联络处参赞，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我驻斐济、英国特命全权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等：随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并出席过多次决定中国外交重大活动的会谈、谈判，见证了人民外交的风风雨雨。要在数小时的时间说全这些经历，是不可能的。望着冀老稍显疲倦的面容，记者换了个轻松的话题，请冀老谈谈他在翻译和外交生涯中发生过的一些趣事。
有趣的事多了，我随使讲点吧。蚊子专吸人血传染疾病，为四害之一，人人痛恨。但你能想到吗?我随周总理出访在埃及时，包括总理在内的代表团所有成员，都被那里的蚊子咬得一塌糊涂(可能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人不灭坟子吧)。当总理委婉地向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出蚊子太多时，纳赛尔回答“我们这里的蚊子是不咬人的!”总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抓痒。我被任命为驻斐济、基里巴斯、瓦努阿图三国特命全权大使时，也遭遇了蚊子的“轰炸”。那三个南太平洋小国地处热带，蚊子非常多，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先打蚊子才能睡觉，但每天身上还是得有几十处“伤痕”。
在一般人眼内，我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是山珍海味吧?但并不尽然，出访埃及时，他国的惯例是宴会只请贵宾，没有翻译的事儿。当纳赛尔一再劝总理多吃点，总理说已经吃饱了，可我翻这句话时，自己的肚子早咕咕叫了。经我方一再要求，埃方才同意给翻译一杯白开水。后来总理特意让我们准备点巧克力、饼干先垫补一下，这才解决了问题。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皇宫大门各用一只雄狮当警卫。但那里的苍蝇非常多，在招待周总理的国宴上，翻译也上桌同吃。我看到远处的桌上有一块黑巧克力蛋糕，我特别喜欢吃，可当侍者去端时，嗡的一声苍蝇全飞了，原来是一块奶油蛋糕!周总理去尼泊尔访问时，尼方的国宴也让我们翻译陪同一块吃。有一次我发现面前的盘子有点脏，就示意侍者帮我换一下，谁知这位老兄接过盘子，转身往盘子上吐了一口唾沫，用袖子一擦，又还给了我……
“不要迷信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我们在纽约工作生活过多年，《纽约时报》这份美国的主要报纸，对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极少予以正面报道，它总是喜欢刊登一些把我国说得很糟糕的文章，因此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少。”老夫人很郑重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好几个钟头了，聆听冀老夫妇讲的这么多外交上的唇枪舌战和逸事趣闻，记者唏嘘不已。虽然冀老夫妇讲的外交风云似乎与军事关系不是很大。但如果没有周总理和老一辈领导人与冀老他们几十年在外交战线上的卓越努力和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那肯定会爆发多次战争，会有无数的军人和平民死在战争之中!亲爱的读者朋友，当您看完本篇采访文章后，应该会同意我们这样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