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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并不密切和直接，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却深深影响了他。辛亥革命前后，思想和世界观都还处于过渡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热血青年，他不仅因为支援武昌起义而参加了革命军，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政治见解。辛亥革命前后是毛泽东的思想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夜，毛泽东第一次接触新思想
关于第一次接触新思想，毛泽东记忆犹新的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而且后来多次回忆起这本小册子对他思想转变的影响。他曾对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说：
“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年，中国已经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当时只有15岁。
毛泽东从8岁时开始读书，一直到13岁，读了5年的私塾，接受了比较正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当时就对《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书能倒背如流。对《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正统的东西，也能理解其中的精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不是很喜欢读经书，而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曾读过《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会精打细算的农民，见儿子大了，可以在家里当一个劳动力使了，加上毛泽东读书又“不务正业”，专门看那些“歪门邪道”的“反派”书，所以，就不准毛泽东再上私塾，要他辍学在家务农。在此期间，毛泽东读过从表兄文运昌处借来的一本《盛世危言》。
1909年秋，毛泽东复学。当时，一位名叫李漱清的教师从外地回到家乡韶山冲。这位长沙法政学校的毕业生，是个思想开明的维新派人物，与毛泽东的同学李庆丰是本家。李漱清回到家乡以后，积极主张废庙宇、办新式学校以开发民智，尤其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女人缠足……
李漱清的返乡，引起了乡里人的广泛争论，一些思想守旧的人斥之为“过激派”。而毛泽东却很喜欢李漱清，很敬重李漱清的学识和见识。所以自李漱清回到韶山冲后，毛泽东经常到他家去借书，去听他讲述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大形势，从中接受了新知识，感受了新思想。
一来二去，李漱清也对少年毛泽东非常赏识，感到毛泽东不仅悟性极强，而且有着自强不息的求知欲望和拼搏进取的蓬勃朝气。于是，李漱清特别介绍一些反映维新思想的书给他看，并告诉他如何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精髓。他多次告诉毛泽东要重点读读《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和《盛世危言》这两本书。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有洋务经历，熟悉西方情况，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把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中国“富强之本”。他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必须特别重视教育。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完全被书中所描述的变革前景与作者的爱国热忱感动了。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谈到另一本小册子《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对他的影响：“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辛亥革命时，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见解
许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他在辛亥革命爆发那年第一次发表政治见解的情景，他是这样对斯诺说的：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11年春，毛泽东挑着行李步行到湘潭县城，再乘船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所学校，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由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有着鲜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报纸——《民立报》。这张坚决反对皇帝的报纸，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一天，毛泽东从这份报纸上看到一条与黄花岗起义有关的新闻。看了这条新闻后，毛泽东非常激动，似乎有许多话要一吐而后快。他想，这72位革命者，为了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英勇，多么令人钦佩。而领导这次起义的孙中山和黄兴更是全国人民的楷模。于是，毛泽东连夜在微弱的灯光下奋笔疾书，第一次写出了公开亮明自己政治见解的文章，张贴在学校的“揭示栏”内。
这篇文章现在已找不到原件了，但据毛泽东和他的同学后来回忆，文章的大概内容是：
清王朝腐朽透顶，必须彻底推翻。只有实行维新，组织民国新政府，实现共和，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我中华民族才能崛起，中国才有出路。欲达此目的，唯有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我辈应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来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当时，毛泽东刚从湘乡到长沙，只知道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都倡导维新，但不知道革命党的孙中山和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政治上和改革理念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他们三个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但这时还只有18岁的毛泽东，能够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毛泽东的文章贴出去以后，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大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澜，立即在全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后来，毛泽东曾就这一举动解释说：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三人之间的差别。
此时，全国各地反清情绪不断高涨，清政府又倒行逆施，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一手向地方收回铁路主权，另一手又将铁路主权作为抵押而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大借外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铁路的主权，不可避免地被帝国主义攫取。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的人民，纷纷抗税、罢课、罢市、罢工，开展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湘乡驻省中学的学生，也非常气愤。于是，毛泽东与同学们一道，以剪辫子的手段，来表示反抗清朝政府。
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几个月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仅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表明自己政治见解的文章，而且在行动上主张与封建的东西彻底决裂。这已经表明，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毛泽东很快抛弃了原来的观点，自觉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后来，他也曾感叹道：“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武昌首义后，毛泽东弃文从戎第一次当兵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长沙，湖南革命党人的活动更加频繁和紧张起来：有的人在运动新军起义，以响应武昌首义；有的人向青年学生宣传，鼓动革命。毛泽东就是从这些宣传鼓动中受到影响和鼓舞的。于是，他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成了湖南新军中的一名列兵。对此，毛泽东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黎元洪领导的武昌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需要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拥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闿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点革命的愿望。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尸陈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毛泽东对第一次当兵的回忆基本上是准确的。当然，后来根据有关史料和知情者回忆，也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辛亥革命后，毛泽东的确参加了新军，并作为一名列兵服役半年。从军后的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时，程潜担任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和军事厅长。所以，1949年9月7日，程潜从湖南到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火车站迎接。程潜客气地说，不应该劳主席大驾，亲自到车站迎候。毛泽东却热情地说：“我应该来接。我们是老乡而且你又是我的老上级。”接着，他还诙谐地对同去的战友们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那几下子，我至今还没有忘记。这是我从你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呢！”
毛泽东虽然在新军里只当了几个月的兵，却受到很大的启示，特别是他对旧军队的那些做法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这为他后来领导秋收起义时，以全新的理念来打造和建设一支与旧军队完全不一样的部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前夜，毛泽东第一次接触新思想
关于第一次接触新思想，毛泽东记忆犹新的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而且后来多次回忆起这本小册子对他思想转变的影响。他曾对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说：
“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年，中国已经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当时只有15岁。
毛泽东从8岁时开始读书，一直到13岁，读了5年的私塾，接受了比较正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当时就对《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书能倒背如流。对《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正统的东西，也能理解其中的精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不是很喜欢读经书，而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曾读过《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会精打细算的农民，见儿子大了，可以在家里当一个劳动力使了，加上毛泽东读书又“不务正业”，专门看那些“歪门邪道”的“反派”书，所以，就不准毛泽东再上私塾，要他辍学在家务农。在此期间，毛泽东读过从表兄文运昌处借来的一本《盛世危言》。
1909年秋，毛泽东复学。当时，一位名叫李漱清的教师从外地回到家乡韶山冲。这位长沙法政学校的毕业生，是个思想开明的维新派人物，与毛泽东的同学李庆丰是本家。李漱清回到家乡以后，积极主张废庙宇、办新式学校以开发民智，尤其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女人缠足……
李漱清的返乡，引起了乡里人的广泛争论，一些思想守旧的人斥之为“过激派”。而毛泽东却很喜欢李漱清，很敬重李漱清的学识和见识。所以自李漱清回到韶山冲后，毛泽东经常到他家去借书，去听他讲述有关中国和世界的大形势，从中接受了新知识，感受了新思想。
一来二去，李漱清也对少年毛泽东非常赏识，感到毛泽东不仅悟性极强，而且有着自强不息的求知欲望和拼搏进取的蓬勃朝气。于是，李漱清特别介绍一些反映维新思想的书给他看，并告诉他如何理解和把握其中的精髓。他多次告诉毛泽东要重点读读《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和《盛世危言》这两本书。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有洋务经历，熟悉西方情况，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把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中国“富强之本”。他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必须特别重视教育。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完全被书中所描述的变革前景与作者的爱国热忱感动了。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谈到另一本小册子《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对他的影响：“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辛亥革命时，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治见解
许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他在辛亥革命爆发那年第一次发表政治见解的情景，他是这样对斯诺说的：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11年春，毛泽东挑着行李步行到湘潭县城，再乘船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所学校，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由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有着鲜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报纸——《民立报》。这张坚决反对皇帝的报纸，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一天，毛泽东从这份报纸上看到一条与黄花岗起义有关的新闻。看了这条新闻后，毛泽东非常激动，似乎有许多话要一吐而后快。他想，这72位革命者，为了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英勇，多么令人钦佩。而领导这次起义的孙中山和黄兴更是全国人民的楷模。于是，毛泽东连夜在微弱的灯光下奋笔疾书，第一次写出了公开亮明自己政治见解的文章，张贴在学校的“揭示栏”内。
这篇文章现在已找不到原件了，但据毛泽东和他的同学后来回忆，文章的大概内容是：
清王朝腐朽透顶，必须彻底推翻。只有实行维新，组织民国新政府，实现共和，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我中华民族才能崛起，中国才有出路。欲达此目的，唯有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我辈应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来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当时，毛泽东刚从湘乡到长沙，只知道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都倡导维新，但不知道革命党的孙中山和保皇党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政治上和改革理念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他们三个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但这时还只有18岁的毛泽东，能够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毛泽东的文章贴出去以后，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大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澜，立即在全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后来，毛泽东曾就这一举动解释说：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三人之间的差别。
此时，全国各地反清情绪不断高涨，清政府又倒行逆施，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一手向地方收回铁路主权，另一手又将铁路主权作为抵押而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大借外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铁路的主权，不可避免地被帝国主义攫取。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的人民，纷纷抗税、罢课、罢市、罢工，开展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湘乡驻省中学的学生，也非常气愤。于是，毛泽东与同学们一道，以剪辫子的手段，来表示反抗清朝政府。
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几个月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仅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表明自己政治见解的文章，而且在行动上主张与封建的东西彻底决裂。这已经表明，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毛泽东很快抛弃了原来的观点，自觉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后来，他也曾感叹道：“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武昌首义后，毛泽东弃文从戎第一次当兵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长沙，湖南革命党人的活动更加频繁和紧张起来：有的人在运动新军起义，以响应武昌首义；有的人向青年学生宣传，鼓动革命。毛泽东就是从这些宣传鼓动中受到影响和鼓舞的。于是，他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成了湖南新军中的一名列兵。对此，毛泽东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黎元洪领导的武昌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需要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拥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闿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点革命的愿望。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尸陈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我另外又劝说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毛泽东对第一次当兵的回忆基本上是准确的。当然，后来根据有关史料和知情者回忆，也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辛亥革命后，毛泽东的确参加了新军，并作为一名列兵服役半年。从军后的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时，程潜担任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和军事厅长。所以，1949年9月7日，程潜从湖南到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火车站迎接。程潜客气地说，不应该劳主席大驾，亲自到车站迎候。毛泽东却热情地说：“我应该来接。我们是老乡而且你又是我的老上级。”接着，他还诙谐地对同去的战友们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那几下子，我至今还没有忘记。这是我从你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呢！”
毛泽东虽然在新军里只当了几个月的兵，却受到很大的启示，特别是他对旧军队的那些做法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这为他后来领导秋收起义时，以全新的理念来打造和建设一支与旧军队完全不一样的部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