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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变迁，国际局势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在国际变局中，全球政治中如资本扩张、霸权主导、地缘竞争等旧有逻辑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一些新的要素也不断充实进来，如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全球性问题的增多、非国家角色的增多、信息扩散带来的权利转移等，诸多要素和逻辑综合作用，国际关系趋向错综复杂，系统效应日益突出。这些变化既为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也对国家战略筹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需要创新国家发展和安全理念，创新国家发展模式，探索适合时代要求的国家安全道路，并不断提升结构性权力，为全球战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与安全提供动力。
【关键词】国际变局 战略机遇 战略筹划 因势利导 可持续发展和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经历深刻演变，不仅国际力量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关系性质也显示出许多新的特征，国际体系进入重大变迁的历史阶段。在国际变局中，全球政治中如资本扩张、霸权主导、地缘竞争等旧有逻辑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一些新的影响要素也不断充实进来，其影响力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如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全球性问题的增多、非国家角色的增多、信息扩散带来的权利转移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推动国际局势的演变。约瑟夫-奈认为，本世纪正在发生两种关键的权力更替，一种是由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另一种是全球信息化革命影响下，由政府到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扩散（power diffusion），而权力更替使得全球政治复杂性不断增加。伴随着强劲而持续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持续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目前国际关系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而国际体系变革已成为全球政治的核心性议题。在这期间，虽然国际联系在不断增加，但竞争也会加剧，中国越是日益接近国际舞台中心，也就越接近国际竞争中心。这种变化前所未有，迫切要求科学认识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趋势，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环境，尤其是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内涵和外延的深刻变化，创新国家发展理念，推进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和广泛的战略互动，实现日益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发展与安全。
理解和认识国际变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纵观国际形势变幻，制约战争的因素不断增加，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会遭遇各种困难和冲击，甚至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潮和倒退，但难以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这些基本趋势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困，要合作不要对抗，越来越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成为维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的重要条件，和平与发展仍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时代性任务。
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局部动荡频繁发生且扩散效应更加明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根深蒂固，民族宗教纷争难以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世界经济增长缺少足够动力，全球发展不平衡呈现加剧态势。面对国际体系变迁表现出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战略忧虑上升，纷纷进行战略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出现加剧迹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系统效应越来越突出，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显著增强，原有的地区和热点问题难以简单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尽管出现反复，加强全球治理和区域整合仍将是各国共同面临的任务。世界政治需要在探索中创新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历史的进化。像过去那样只有少数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越来越不协调，而霸权主导也将被证明只属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前有英国后有美国，曾经积累了空前巨大的权力优势，先后成为世界的霸主，持续两百多年。然而时移世易，国际联系的不断强化和全球性问题日渐凸显需要更加广泛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个别国家和集团要想垄断资源和利益将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讲，霸权兴替已经成为传统的失效了的原则，无论谋求维持原有霸权优势还是谋取新的霸主地位，都难以经受历史的检验，任何国家试图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都越来越不合时宜。
具体来看，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国际局势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大势难以逆转，但负面效应开始集中显现，需要各国保持协调，共同努力，創新经济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持久动力。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科技进步的客观结果，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世界总体财富不断积累扩大，各国人民联系日益紧密，人类文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伴随着巨大进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露出来，世界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今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经济全球化原有的以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红利几乎饱和，世界经济陷入普遍低迷，全球经济的“蛋糕”不仅不容易做大，甚至开始变小，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感受到冲击和压力。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低谷，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各种反全球化杂音高涨。但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再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相互分割状态，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办法不可能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个别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出路只能是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协作，针对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中的根本缺陷，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途径和办法，甚至“全球化中的问题要靠进一步全球化才能解决”。
全球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多元化发展势头，权力趋于分散，国际关系民主化需求增加，但霸权主导与多方制衡的态势仍将在较长时期里得以持续。国际格局进入加速调整和演变期。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陷入严重危机，一时难以自拔，实力相对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控制世界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二是一些非西方国家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力量明显上升，正在打破几百年来一直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世界的历史，引起了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权力正在发生流变和转移。三是一些中小国家发展虽难有大的起色，却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威慑手段，形成了针对强权的反制能力，摆脱外来控制的自主性在增强。四是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开始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形成了足以抗衡国家的能力。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几百年来的霸权结构出现松动，并最终将走向解体。世界变得不仅越来越“多极”，也越来越“多元”，权力在发生历史性转移的同时，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扩散，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形成当中，影响世界的力量增多、角色增多、手段增多。在这样一个多极、多元的世界里，任何强权都不可能越俎代庖决定他国人民的命运，更决定不了世界的前途。努力推进构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开放包容的全球共同体，才能担负起世界责任、掌握住人类命运。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更加突出，世界乱象增多、难题加重，需要凝聚广泛国际共识，强化全球治理，逐步加以解决。尽管世界乱象有增无减，发展难题日益紧迫，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突出。历史曾经的教训揭示，依靠对外军事扩张、殖民掠夺，依靠战争来获取利益的方式应该为今日世界所淘汰，特别是在核武器威慑高悬、全球型问题增多、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等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当今世界依靠战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战争所带来的深重代价，使得走向战场很容易导致共输的结果，战争越来越不会有最后的赢家。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此起彼伏的局部动荡和危机一再警告，当今世界不仅要反向消极地避免战争，更要正向积极地构筑和平。只有和平有了根本保障，人类才可能聚焦于共同的发展难题。发展对于世界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第一要务，尤其在各国普遍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发展任务更加突出，发展难题更加棘手，世界各国人民期盼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此，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广泛共识，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进程，逐步在根本上找到化解矛盾纠纷、消弭战乱冲突的途径办法，以便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聚焦发展难题。
国际秩序进入变革的重要阶段，未来发展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战略忧虑上升，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将趋于激烈。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原来由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的有效供给和繁荣稳定的增长空间。过去由西方几个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然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秩序转换不可能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通过战争方式在短时期内急剧完成，而是要经历新旧因素并存，同时旧秩序影响逐步消解、新秩序逐步重构的一个较长过程。在此期间，随着各国实力变化，各国的地位在变、角色在变、影响也在变，旧有的霸权逻辑、强权习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秩序主张却未得到充分确认和适用，新老秩序交织、多种规则并存、双重标准盛行成为常态，世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战略忧虑将趋于增加，这也就是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动荡时代的战略不安全感”，大国权利及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将十分激烈，而其中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将成为重中之重。新的国际秩序只有具备更大的包容性和公正性，才能引导国际关系朝着可持续和可预期的方向发展。“目前出现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恰恰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改革。”
大国关系性质已经发生重要改变，非合作即对抗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非零和博弈将占据主导地位，竞争不掩合作，合作中充满竞争。大国之间逐渐超越单纯权力争夺和冲突对抗的历史老路，国家间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零和”，而是复杂得多的“非零和”，具有两重性。谋求国家生存与发展需要综合运用战略途径和手段，不能一味地冲突，必须谋求合作，并以合作来制约冲突。竞争与合作并存已经成为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及限制条件。要实现国家利益，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者框框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大国单打独斗行不通，迷信武力也行不通，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機、损人利己的做法难以持久，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构建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当然，更广泛的大国协调不可能轻易到来，过程中还会出现波折，但即使是中美关系也并非只有竞争的独木桥，在哈利里-哈丁看来，中美关系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以竞争为主，夹杂合作与不和的混合状态，“这种混合状态的性质仍要由双方的行为所决定”。也就是讲，中美关系未来并不能简单归于某种宿命。
面对国际变局，各国普遍遭遇困顿与迷茫，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谁能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取得突破和领先，谁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停滞甚至衰退，金融资本的贪婪无度再次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的固有缺陷。到目前，西方国家都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药方来克服这一制度顽疾，鼓吹“历史的终结”的自由主义学者面对重重危机黯然噤声。相比资本主义陷入困境，社会主义仍处于低潮。虽有中国发展的一枝独秀，但在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的同时，产能过剩、环境代价大、不可持续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总体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发展的基本态势，各国普遍遇到了发展的困顿与迷茫。这种情况下，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改革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和主要承载体。没有一条固定道路和固有模式可以包揽天下，关键是各国要根据本国国情，创造性地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既能服务和惠及本国人民，也能为世界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和支持，并能带动和引领未来的发展。
国际变局给中国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
对于中国，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不仅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能否抓住机遇并有效应对挑战，历来是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国抓住过一些重要历史机遇，但也丧失过某些机遇。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同志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是可能的，必须抓住机遇，牢牢把握住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基础，实行改革开放，使综合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实现了建设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较长时期里，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第二，世界上矛盾多的很大的很，一些深刻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存在着可为中国所用的有利条件。而这一机遇期的主要外延是，借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联系不断加强的大趋势，推动了我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全面和深入发展。
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以往相比，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极大拓展，具有更明显的多面性、转换性和可塑性，世界发展的“时”和“势”逐步向我国倾斜，但与此同时，更多的难和险也向我国汇集。这些变化既为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也对战略筹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需要顺应时势、积极作为，化变局为机遇，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拓展国际影响，与此同时也要保持战略定力，极力避免战略盲动，出现颠覆性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机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正确的战略选择来保障，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集中体现为积极推进社会变革，完善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创造性地深入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努力成为国际体系重要的主导性力量。 中国面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可基本排除，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有利，但所担负的国际责任显著增加，需要在维护国际安全和推动世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时代条件为和平发展提供了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多元，需要推进和深化全球治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长期提供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力整体下降，国内制度性、结构性问题凸显，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明显下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上要求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不断上升。作为和平国际环境的受益者、重要攸关方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大国，我国有必要更深层次地参与国际治理，通过维护、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条件。这也意味着需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以及更深入地介入国际事务，包括一些地区的争端和冲突，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将相对上升。
经济全球化大势仍将为我国所用，尽管其发展面临阶段性挫折，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提供了契机。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但近年来出现波折和逆流，国际范围内保护主义严重，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出现政治化、碎片化苗头。但由于应对得当，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倾向反而成为我国改革和深化对外关系的重要契机。一方面，中国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压力为动力，以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纷纷转向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背景下，中国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大力倡导、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得到了各国的普遍赞扬。“这表明中国仍将坚定地支持经济全球化，尽管其并不接受与西方领导的全球化相关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而今天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引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旗手。这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出现的逆流也给我国带来了重要负面影响。中国国际贸易出口增速拐头提前到来，传统制造业受到重大冲击，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凸显，就业压力增大，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对此，必须顶住压力，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国际体系经历重大变迁，国际秩序进入变革和重塑期，原有权力结构出现松动，在变化的世界中可利用的矛盾显著增多，为中国顺势而为谋求发展，在国际事务中提升制度性和结构性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如果应对失当，也可能成为矛盾聚集的焦点。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发展有利于维持国际局势总体平稳的局面，也有利于牵制强权政治的发展，有助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和平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国际变局中，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也容易引起警觉和反制。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里，中国只有力避成为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矛盾采集的焦点，才有可能成功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破解安全难题，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并担当起大国责任。在大国关系层面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战略任务仍十分繁重，尽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政治逻辑难有实质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将随着我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中国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利用周边热点问题牵制中国的做法不会收手，甚至还会挑起严重事端。如何有效防范和慑止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挑起直接重大冲突，仍将是较长时期里的一项重大课题。
我国在亚太和全球战略格局中地位上升，影响力不断增强，但部分国家依然对我国存有疑虑，我国发展对外关系，尤其在经略周边、破解周边安全困局方面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发展与变革本身就构成了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强大且与时俱进的中国是维护国际安全和促进世界繁荣的重要力量，而变化的世界也需要中国更多的创造和贡献。近年来，我国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尤其是地区和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中国发展的依赖稳步上升。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地区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地区环境总体向好，中国的地缘优势正在逐步发挥出来。即使个别国家一时出现对华疏远、甚至与华对抗的倾向，对此依然可以刚柔相济，合作与震慑并举，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将其拉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受历史经验、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域外大国等因素影响，一些国家对华依然存有疑虑和担忧，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配合甚至拉拢美国、印度等大国加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对华实施制衡。这为大国在中国周边设棋布子、实施战略围堵以及通过炒作地区争端施加压力提供了条件，中国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日渐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地区影响力还未能充分转化为地区国家对华向心力，地区政策中软的一面还不足以让更多国家信服，而硬的一面所发挥的威慑作用也不是那么有效。如何更有效地运用国家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破解周边安全困局、经营周边安全依托，是当前也是未来较长时期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我国探索出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把握战略机遇的意识与能力进一步增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发展模式经历进一步检验，需要不断完善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发达国家整体陷入经济低迷，而中国依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发展道路和模式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现。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全国上下对发展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坚持发展的意志越来坚定。正是如此，中国才能够在面对“六四事件”、苏东剧变、台海危机、“炸馆”等重大事件时保持沉着冷静，虽然国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但依然能够牢牢把握发展的大方向，沿着正确的发展轨道前行，而没有走回头路。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走弯路的教训，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正确处置各种矛盾、应对各种挑战的成功经验，都是过去不曾拥有的宝贵财富。与此同时，新的矛盾、问题与挑战不断出现，改革进入深水期，难度、阻力与风险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入攻坚期，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明显上升。国内矛盾进入多发期，平衡改革、发展、稳定面临新的挑战。对外关系进入高风险期，协调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更加艰难。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面临新的严峻考验，需要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完善与创新。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我国既面临着实现整体跃升和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契机，也存在着把握不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风险。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带来大国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和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革。英国凭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在18世纪的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开启了上百年的全球霸权。而近代中国错过技术革命，导致国家实力直线下降，最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相对于以往技术革命在单个或有限几个领域的突破，新一轮科技革命更可能是一次體系性全领域的重大变革，对国家发展和实力地位的影响也将更为迅速、全面和深刻。当前，我国物质基础坚实，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具备在新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的基本条件。如能占得先机，将大大缩短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和进程，为未来的大国竞争打下基础、赢得主动。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十分牢固，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如不能克服这些困难，势必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落伍，不仅会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处于下风，多年来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综合国力也将大大缩水，极有可能重新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为此，对于对国家和民族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决策，必须敢于决断，舍得投入，决不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结语
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调整及可能演变既源于国际国内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又与中国自身战略选择紧密相关。世界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不同的战略选择会对国家命运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也成为今天理解和适应国际变局，认识机遇、运用机遇和塑造机遇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为推进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的战略互动，需要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足够定力，争取和把握主动，尤其要坚定和平发展的基本方向，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国家安全也要顺应世界潮流，大国战略竞争比的是境界、比的是视野、比的是远见，在复杂的态势中争取主动，寻求突破，这也是中国一直把握得很好的战略传统和基础性优势。
为此，既要因势利导、乘势而上，努力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转变为中国的机遇，也要立足长远，积极把中国的发展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不断巩固我国和平发展的深厚基础。在努力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也要切实强化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和合作，建设性地介入国际和地区事务，破解难题。坚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大力拓展及执行建设性的双边与多边伙伴关系网络。此外，也要义利并举、奖惩有别，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亚洲核心国家的地缘优势，有效经略周边，深化经济社会政策制度改革，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与统一，夯实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内基础。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坚持底线思维，具备在特定条件下打赢合法性战争的能力，是维护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国际变局 战略机遇 战略筹划 因势利导 可持续发展和安全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经历深刻演变，不仅国际力量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关系性质也显示出许多新的特征，国际体系进入重大变迁的历史阶段。在国际变局中，全球政治中如资本扩张、霸权主导、地缘竞争等旧有逻辑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一些新的影响要素也不断充实进来，其影响力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如科技的突破性进展、全球性问题的增多、非国家角色的增多、信息扩散带来的权利转移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推动国际局势的演变。约瑟夫-奈认为，本世纪正在发生两种关键的权力更替，一种是由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另一种是全球信息化革命影响下，由政府到非政府行为体的权力扩散（power diffusion），而权力更替使得全球政治复杂性不断增加。伴随着强劲而持续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持续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目前国际关系已进入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而国际体系变革已成为全球政治的核心性议题。在这期间，虽然国际联系在不断增加，但竞争也会加剧，中国越是日益接近国际舞台中心，也就越接近国际竞争中心。这种变化前所未有，迫切要求科学认识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趋势，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环境，尤其是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内涵和外延的深刻变化，创新国家发展理念，推进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和广泛的战略互动，实现日益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发展与安全。
理解和认识国际变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纵观国际形势变幻，制约战争的因素不断增加，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会遭遇各种困难和冲击，甚至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潮和倒退，但难以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这些基本趋势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困，要合作不要对抗，越来越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成为维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的重要条件，和平与发展仍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时代性任务。
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局部动荡频繁发生且扩散效应更加明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根深蒂固，民族宗教纷争难以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世界经济增长缺少足够动力，全球发展不平衡呈现加剧态势。面对国际体系变迁表现出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战略忧虑上升，纷纷进行战略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出现加剧迹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系统效应越来越突出，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显著增强，原有的地区和热点问题难以简单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尽管出现反复，加强全球治理和区域整合仍将是各国共同面临的任务。世界政治需要在探索中创新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历史的进化。像过去那样只有少数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越来越不协调，而霸权主导也将被证明只属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前有英国后有美国，曾经积累了空前巨大的权力优势，先后成为世界的霸主，持续两百多年。然而时移世易，国际联系的不断强化和全球性问题日渐凸显需要更加广泛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个别国家和集团要想垄断资源和利益将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讲，霸权兴替已经成为传统的失效了的原则，无论谋求维持原有霸权优势还是谋取新的霸主地位，都难以经受历史的检验，任何国家试图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都越来越不合时宜。
具体来看，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国际局势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大势难以逆转，但负面效应开始集中显现，需要各国保持协调，共同努力，創新经济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持久动力。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科技进步的客观结果，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世界总体财富不断积累扩大，各国人民联系日益紧密，人类文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伴随着巨大进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露出来，世界发展不平衡、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今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经济全球化原有的以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红利几乎饱和，世界经济陷入普遍低迷，全球经济的“蛋糕”不仅不容易做大，甚至开始变小，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感受到冲击和压力。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低谷，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各种反全球化杂音高涨。但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再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相互分割状态，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办法不可能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个别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出路只能是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协作，针对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中的根本缺陷，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途径和办法，甚至“全球化中的问题要靠进一步全球化才能解决”。
全球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多元化发展势头，权力趋于分散，国际关系民主化需求增加，但霸权主导与多方制衡的态势仍将在较长时期里得以持续。国际格局进入加速调整和演变期。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陷入严重危机，一时难以自拔，实力相对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控制世界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二是一些非西方国家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力量明显上升，正在打破几百年来一直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世界的历史，引起了国际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权力正在发生流变和转移。三是一些中小国家发展虽难有大的起色，却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威慑手段，形成了针对强权的反制能力，摆脱外来控制的自主性在增强。四是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开始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形成了足以抗衡国家的能力。这些因素共同促使几百年来的霸权结构出现松动，并最终将走向解体。世界变得不仅越来越“多极”，也越来越“多元”，权力在发生历史性转移的同时，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扩散，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形成当中，影响世界的力量增多、角色增多、手段增多。在这样一个多极、多元的世界里，任何强权都不可能越俎代庖决定他国人民的命运，更决定不了世界的前途。努力推进构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开放包容的全球共同体，才能担负起世界责任、掌握住人类命运。 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更加突出，世界乱象增多、难题加重，需要凝聚广泛国际共识，强化全球治理，逐步加以解决。尽管世界乱象有增无减，发展难题日益紧迫，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突出。历史曾经的教训揭示，依靠对外军事扩张、殖民掠夺，依靠战争来获取利益的方式应该为今日世界所淘汰，特别是在核武器威慑高悬、全球型问题增多、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等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当今世界依靠战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战争所带来的深重代价，使得走向战场很容易导致共输的结果，战争越来越不会有最后的赢家。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此起彼伏的局部动荡和危机一再警告，当今世界不仅要反向消极地避免战争，更要正向积极地构筑和平。只有和平有了根本保障，人类才可能聚焦于共同的发展难题。发展对于世界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第一要务，尤其在各国普遍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发展任务更加突出，发展难题更加棘手，世界各国人民期盼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此，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广泛共识，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进程，逐步在根本上找到化解矛盾纠纷、消弭战乱冲突的途径办法，以便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聚焦发展难题。
国际秩序进入变革的重要阶段，未来发展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战略忧虑上升，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将趋于激烈。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原来由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的有效供给和繁荣稳定的增长空间。过去由西方几个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然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世界秩序转换不可能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通过战争方式在短时期内急剧完成，而是要经历新旧因素并存，同时旧秩序影响逐步消解、新秩序逐步重构的一个较长过程。在此期间，随着各国实力变化，各国的地位在变、角色在变、影响也在变，旧有的霸权逻辑、强权习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秩序主张却未得到充分确认和适用，新老秩序交织、多种规则并存、双重标准盛行成为常态，世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战略忧虑将趋于增加，这也就是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动荡时代的战略不安全感”，大国权利及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将十分激烈，而其中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将成为重中之重。新的国际秩序只有具备更大的包容性和公正性，才能引导国际关系朝着可持续和可预期的方向发展。“目前出现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恰恰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改革。”
大国关系性质已经发生重要改变，非合作即对抗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非零和博弈将占据主导地位，竞争不掩合作，合作中充满竞争。大国之间逐渐超越单纯权力争夺和冲突对抗的历史老路，国家间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零和”，而是复杂得多的“非零和”，具有两重性。谋求国家生存与发展需要综合运用战略途径和手段，不能一味地冲突，必须谋求合作，并以合作来制约冲突。竞争与合作并存已经成为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及限制条件。要实现国家利益，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者框框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大国单打独斗行不通，迷信武力也行不通，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機、损人利己的做法难以持久，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构建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当然，更广泛的大国协调不可能轻易到来，过程中还会出现波折，但即使是中美关系也并非只有竞争的独木桥，在哈利里-哈丁看来，中美关系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以竞争为主，夹杂合作与不和的混合状态，“这种混合状态的性质仍要由双方的行为所决定”。也就是讲，中美关系未来并不能简单归于某种宿命。
面对国际变局，各国普遍遭遇困顿与迷茫，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谁能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取得突破和领先，谁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停滞甚至衰退，金融资本的贪婪无度再次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的固有缺陷。到目前，西方国家都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药方来克服这一制度顽疾，鼓吹“历史的终结”的自由主义学者面对重重危机黯然噤声。相比资本主义陷入困境，社会主义仍处于低潮。虽有中国发展的一枝独秀，但在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的同时，产能过剩、环境代价大、不可持续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总体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发展的基本态势，各国普遍遇到了发展的困顿与迷茫。这种情况下，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改革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和主要承载体。没有一条固定道路和固有模式可以包揽天下，关键是各国要根据本国国情，创造性地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既能服务和惠及本国人民，也能为世界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和支持，并能带动和引领未来的发展。
国际变局给中国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
对于中国，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不仅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能否抓住机遇并有效应对挑战，历来是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国抓住过一些重要历史机遇，但也丧失过某些机遇。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同志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阶段是可能的，必须抓住机遇，牢牢把握住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基础，实行改革开放，使综合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实现了建设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较长时期里，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第二，世界上矛盾多的很大的很，一些深刻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存在着可为中国所用的有利条件。而这一机遇期的主要外延是，借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联系不断加强的大趋势，推动了我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全面和深入发展。
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以往相比，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极大拓展，具有更明显的多面性、转换性和可塑性，世界发展的“时”和“势”逐步向我国倾斜，但与此同时，更多的难和险也向我国汇集。这些变化既为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也对战略筹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需要顺应时势、积极作为，化变局为机遇，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拓展国际影响，与此同时也要保持战略定力，极力避免战略盲动，出现颠覆性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机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正确的战略选择来保障，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集中体现为积极推进社会变革，完善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创造性地深入参与和引导全球治理，努力成为国际体系重要的主导性力量。 中国面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可基本排除，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有利，但所担负的国际责任显著增加，需要在维护国际安全和推动世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时代条件为和平发展提供了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多元，需要推进和深化全球治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长期提供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力整体下降，国内制度性、结构性问题凸显，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明显下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上要求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不断上升。作为和平国际环境的受益者、重要攸关方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大国，我国有必要更深层次地参与国际治理，通过维护、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条件。这也意味着需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以及更深入地介入国际事务，包括一些地区的争端和冲突，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将相对上升。
经济全球化大势仍将为我国所用，尽管其发展面临阶段性挫折，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提供了契机。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但近年来出现波折和逆流，国际范围内保护主义严重，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出现政治化、碎片化苗头。但由于应对得当，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倾向反而成为我国改革和深化对外关系的重要契机。一方面，中国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压力为动力，以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纷纷转向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背景下，中国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大力倡导、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得到了各国的普遍赞扬。“这表明中国仍将坚定地支持经济全球化，尽管其并不接受与西方领导的全球化相关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而今天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引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旗手。这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出现的逆流也给我国带来了重要负面影响。中国国际贸易出口增速拐头提前到来，传统制造业受到重大冲击，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凸显，就业压力增大，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对此，必须顶住压力，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国际体系经历重大变迁，国际秩序进入变革和重塑期，原有权力结构出现松动，在变化的世界中可利用的矛盾显著增多，为中国顺势而为谋求发展，在国际事务中提升制度性和结构性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如果应对失当，也可能成为矛盾聚集的焦点。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发展有利于维持国际局势总体平稳的局面，也有利于牵制强权政治的发展，有助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和平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国际变局中，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也容易引起警觉和反制。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里，中国只有力避成为国际体系变革过程中矛盾采集的焦点，才有可能成功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破解安全难题，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并担当起大国责任。在大国关系层面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战略任务仍十分繁重，尽管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赢，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权力政治逻辑难有实质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顾虑将随着我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而不断加深，将中国确定为最大“挑战者”和“现实对手”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利用周边热点问题牵制中国的做法不会收手，甚至还会挑起严重事端。如何有效防范和慑止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挑起直接重大冲突，仍将是较长时期里的一项重大课题。
我国在亚太和全球战略格局中地位上升，影响力不断增强，但部分国家依然对我国存有疑虑，我国发展对外关系，尤其在经略周边、破解周边安全困局方面面临重大挑战。中国发展与变革本身就构成了国际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强大且与时俱进的中国是维护国际安全和促进世界繁荣的重要力量，而变化的世界也需要中国更多的创造和贡献。近年来，我国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尤其是地区和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中国发展的依赖稳步上升。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地区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地区环境总体向好，中国的地缘优势正在逐步发挥出来。即使个别国家一时出现对华疏远、甚至与华对抗的倾向，对此依然可以刚柔相济，合作与震慑并举，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将其拉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受历史经验、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域外大国等因素影响，一些国家对华依然存有疑虑和担忧，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配合甚至拉拢美国、印度等大国加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对华实施制衡。这为大国在中国周边设棋布子、实施战略围堵以及通过炒作地区争端施加压力提供了条件，中国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日渐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地区影响力还未能充分转化为地区国家对华向心力，地区政策中软的一面还不足以让更多国家信服，而硬的一面所发挥的威慑作用也不是那么有效。如何更有效地运用国家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破解周边安全困局、经营周边安全依托，是当前也是未来较长时期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我国探索出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把握战略机遇的意识与能力进一步增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发展模式经历进一步检验，需要不断完善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发达国家整体陷入经济低迷，而中国依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发展道路和模式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现。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全国上下对发展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坚持发展的意志越来坚定。正是如此，中国才能够在面对“六四事件”、苏东剧变、台海危机、“炸馆”等重大事件时保持沉着冷静，虽然国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但依然能够牢牢把握发展的大方向，沿着正确的发展轨道前行，而没有走回头路。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走弯路的教训，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正确处置各种矛盾、应对各种挑战的成功经验，都是过去不曾拥有的宝贵财富。与此同时，新的矛盾、问题与挑战不断出现，改革进入深水期，难度、阻力与风险越来越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入攻坚期，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明显上升。国内矛盾进入多发期，平衡改革、发展、稳定面临新的挑战。对外关系进入高风险期，协调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更加艰难。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面临新的严峻考验，需要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完善与创新。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我国既面临着实现整体跃升和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契机，也存在着把握不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风险。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带来大国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和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革。英国凭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先地位，在18世纪的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开启了上百年的全球霸权。而近代中国错过技术革命，导致国家实力直线下降，最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相对于以往技术革命在单个或有限几个领域的突破，新一轮科技革命更可能是一次體系性全领域的重大变革，对国家发展和实力地位的影响也将更为迅速、全面和深刻。当前，我国物质基础坚实，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能够集中力量干大事，具备在新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的基本条件。如能占得先机，将大大缩短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和进程，为未来的大国竞争打下基础、赢得主动。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十分牢固，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如不能克服这些困难，势必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落伍，不仅会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处于下风，多年来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综合国力也将大大缩水，极有可能重新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为此，对于对国家和民族具有战略意义的科技决策，必须敢于决断，舍得投入，决不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结语
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调整及可能演变既源于国际国内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又与中国自身战略选择紧密相关。世界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不同的战略选择会对国家命运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也成为今天理解和适应国际变局，认识机遇、运用机遇和塑造机遇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为推进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的战略互动，需要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足够定力，争取和把握主动，尤其要坚定和平发展的基本方向，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国家安全也要顺应世界潮流，大国战略竞争比的是境界、比的是视野、比的是远见，在复杂的态势中争取主动，寻求突破，这也是中国一直把握得很好的战略传统和基础性优势。
为此，既要因势利导、乘势而上，努力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转变为中国的机遇，也要立足长远，积极把中国的发展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不断巩固我国和平发展的深厚基础。在努力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也要切实强化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和合作，建设性地介入国际和地区事务，破解难题。坚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大力拓展及执行建设性的双边与多边伙伴关系网络。此外，也要义利并举、奖惩有别，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亚洲核心国家的地缘优势，有效经略周边，深化经济社会政策制度改革，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与统一，夯实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内基础。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坚持底线思维，具备在特定条件下打赢合法性战争的能力，是维护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