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相对于正统文学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左道”，却深受读者欢迎。武侠小说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有向恺然北有赵焕亭，继而北派四大家并立，到了五六十年代“新派武侠小说”崛起，金庸的武侠小说一度风靡海内外，畅销几千万册，又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经典。武侠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侠情暗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侠”之渊源
　　关于侠的起源，最早的记载是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始于古代封建秩序的解体，“周室既微”春秋以后礼坏乐崩，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已不能维持，社会秩序混乱，于是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流动，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可能性加大，为游侠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重许诺，讲义气。班固继司马迁亦为《汉书》作《游侠传》，此后历代史家不再为游侠单独列传，表现侠客的任务由史家转到了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的身上，魏晋至盛唐的游侠诗，唐传奇中崛起的豪侠小说，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侠客形象渐趋由实录到抒情到幻化。
　　二、金庸武侠中的侠情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客继承了古代游侠的精神特质，同时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是作者虚构的艺术形象。金庸对侠的阐释可谓博大精深，“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严家颜：《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3期，63～70页）
　　1.儒家之侠
　　何心隐对“侠”与“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意与气，人孰无之，顾所落有大小耳。战国诸公之与之落意气，固也。而孔门师弟之与，曷常非意气之落耶？战国诸公之意之气，相与以成侠者也，其所落也小，孔门师弟之意之气，相与以成道者也，其所落耶大。”（《何心隐集·卷三》，[明]何心隐著，容肇祖整理，中华书局1981年版，54页）儒与侠因意气而合流。儒家学说以社会为本位，处处以家国天下为念，金庸小说中的儒侠正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他们能文能武，儒雅风流，他们参与民族国家大事，并且为国为民而牺牲自我。《碧血剑》里的袁崇焕，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金庸在《碧血剑》后记中曾说袁崇焕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身为一介儒生却指挥千军万马，为抗击清兵做出了惊人的业绩，成为明末朝廷的中流砥柱，却被崇帧皇帝杀害。袁崇焕真正践行了儒家的忠义精神，家国天下的情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2.墨家之侠
　　儒墨两家都是积极入世之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故而常有人将儒墨并称。金庸笔下的大侠兼具儒墨气质的要数郭靖了。郭靖是传统道德的完美典范，一生恪守者忠义孝的儒家道德，对师父尊敬有加，对朋友有情有义，对大宋更是鞠躬尽瘁。他曾极力反对杨过和小龙女结合，只因师徒恋不合传统礼法。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一切不义之战，关心下层百姓疾苦，墨子曾亲自制止楚伐宋。郭靖在蒙古军里长大，很受成吉思汗重用，但不愿带兵攻打宋朝而逃离大漠。当看到蒙古军屠城时，他不顾生命危险和成吉思汗理论。郭靖从小就不聪慧，学武悟性不高，说话也笨口笨舌的，但他老实肯干，做事很勤奋，这些个性特征颇具墨家气质。郭靖身上有一种傻气，不是儒家的大智若愚，而是实心眼直肠子。郭靖的思想方式遵从的是儒家，行为方式却又更接近墨家。
　　3.道家之侠
　　道家主张“齐物”、“逍遥”，对万物的态度是“无所恃”，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道家思想在金庸小说中最明显的体现是丰富和充实了侠客性格，塑造出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的道侠形象。儒侠追求的是为国为民，关心国家大事，道侠则至情至性、关注自我；儒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侠则顺其自然，从心所欲；儒侠重视“仁”，恪守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而道侠追求的是真性情，不受世俗的牵绊。杨过可谓是道侠的典型，他是杨康的遗腹子，十一岁丧母，后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衣着破烂言行粗陋，行为放荡不羁，拜西毒欧阳峰为父，学蛤蟆功，大闹全真教反叛师门，入古墓派门下。杨过与小龙女相爱，因师徒之名，冒天下之大不韪，却无怨无悔，杨过始终把自己的情感、个性、人格摆在首位。
　　4.佛家之侠
　　金庸喜读佛经，并深谙其旨，在小说中金庸用佛家的慈善悲悯之心，来关照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天龙八部》中的段誉是最具佛性的侠客，段誉生性喜读佛经，不懂武功还敢到江湖上乱闯，无能为力却又偏偏爱打抱不平；他天性机智幽默，能言善辩，每当身临险境总能逢凶化吉；他善以待人、以德报怨。段誉的身上又有几分呆气，他为救人、自卫而杀人时会痛苦，心生忏悔；在父命与己爱之间选择逃走；常常自嘲自讽“我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癞蛤蟆”，段誉的呆气实则是大仁大善、至情至性。段誉不能算纯粹的佛家弟子，他虽无贪无嗔，却有痴有爱。段誉对王语嫣情深似海，为追随她身边吃尽了苦头，却一如既往、痴心不改，他可爱可亲，他的身上没有佛教的清规戒律，却有着禅宗的大智大善。
　　结语
　　“汉代文、景、武以后，法网日密，侠失去生存的社会条件，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的武侠逐渐消失，而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人格和社会理想的武侠才保留下来，并最后成为文学阐释的对象。”（吴秀明、陈洁：《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载《文学评论》2003年6期，63-69页）侠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没有特定的思想流派，而成为一种个性、气质和行为方式。武侠小说“反映了人类古老的英雄梦在工业社会的延续，又是羁縻于世俗社会中的现代人试图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替代性投射，而虚拟的超现实的江湖世界，则是人类永恒的乌托邦幻想的本能在现代文明的体现。它满足的是人性中固有的好奇心和幻想力。”（《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冰心、钱理群等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230页）虽然侠存在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侠的精神仍然自足地存在，它那古朴纯美的世界，富于诗意的生存方式，为现代人的精神提供了一个栖息的港湾，从这一点说，中国的侠文化并没有失去存在的价值，武侠小说亦有其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