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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选型教材一般具有双重价值,即原生价值和教学价值。但由于长期以来教材编者和教师对文选型教材的选文类型存在误解,使得其双重价值难以保证和发挥。本文认为,王荣生的文选型教材分类理论对其双重价值的有效呈现具有重要意义,一线教师需要在实践中准确定位选文类型,从而为合理地设计选文的教学提供指导。
关键词:文选型教材;选文类型;双重价值
一直以来,我国的语文学科都是以“选文”的姿态呈现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如果从昭明太子编《文选》算起,文选型教材已经走过将近1500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文选型教材的存在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文选型教材也因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为大众所接受。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社会阅读客体的文章在进入课本成为语文教材后,它们原本具有的传播信息的价值被保留,同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价值,即“如何传播信息的信息”。前一种价值我们称之为“原生价值”,后一种价值我们称之为“教学价值”。这种双重价值的共存是文选型教材的独特之处。
但是反观现在的语文课堂,教师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把语文教材的两种价值弄混,忽略教学价值,以致出现“没有语文的语文课”。这一现象出现的很大原因是教材编者和一线教师没有厘清文选型教材的选文类型。一方面是教材编者对选文标准的模糊认识,另一方面是一线教师对教材的处理方法不合逻辑。而这些都容易造成一线教师对教材的原生价值和教学价值的混淆与偏废。
王荣生先生对文选型教材的四种功能分类为我们把握教材提供了极好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语文教材的选文,大致可以鉴别出四种类型,即“定篇”“例文”“样本”和“用件”。定篇应该是完整的经典作品,其本身就是语文的学习对象,是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中规定的篇目;例文大致相当于理科教学中的直观教具,是为了使语文知识得以感性地显现,故课程与教学内容发生于所选用的这一篇“例文”的外部;样本大体相当于叶圣陶先生的“例子”,是教给学生读写文章的技巧,属于文章学范畴;而用件主要是提供信息、介绍资料,核心在于“用”。有了这样的分类作基础,教材编者和一线教师就更容易把握教材的双重价值,从而为合理地设计选文的教学提供指导。
但值得注意的是,语文教科书对选文的处置经常是例文的框子,定篇的姿态,样本的企图,怎样处理似乎都有道理,又似乎都不太到位。这直接影响了教师对文本的处理方式和教学目标的设置,继而影响了教材价值的有效呈现。所以,定位好选文类型至关重要。
一、单元的编排与设置隐含着教材编者的意图。
一篇课文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其扮演的角色显然是不同的。比如鲁迅的《拿来主义》长期存在于教材中,将之视为定篇似乎是最直观的做法。然而人教版必修4 把它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短文两篇》放在一单元,单元提示是这样说的:“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好文章,读来总是令人深思,……阅读时不妨从文章结构入手,沿着作者的思路,看作者怎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怎样把观点与材料紧密结合起来……”编者似乎正在告诉教师,他们是将《拿来主义》定位为“样本”的。
单元设置一方面为我们判断选文类型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编者的意图,编者是否真正站在一线教师和实际教学的角度去思考一篇文章?《拿来主义》只具有作为样本的价值,而不能剖析鲁迅先生的悲悯情怀吗?一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和写作技法的传授到底孰轻孰重?这是值得深思的,也是需要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考量的。
二、学生本位的教学初衷
学生本位的教学初衷提醒我们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将关注的重点同时放在“怎么教”和“教什么”上。王荣生先生曾说过:“一堂语文课,如果教学内容有问题,或者只有在考试的试卷上才有用,那么教师的教学再精致、再精彩,课堂的气氛再热烈、再活跃,价值都极为有限。”对于一篇《荷塘月色》,是该教给学生写景状物、情景交融的写作技法?还是应该带学生感受白色恐怖的历史氛围和作者的人文情怀?抑或是徜徉于辞藻的华美和多种写作手法的完美融合之中?课程标准一方面为教师提供了某些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求教师基于课标而高于课标。教师面对的是一批批有不同知识储备和性格的学生,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标,更应该基于学生的实际需求。
三、教学评价可以帮助教师厘清选文类型,更能帮助学生明晰学习重点
教学评价需要根据语文课程的内容来制定。定篇类的选文,考查的是对经典作品的经典解读;例文类的选文,考查的是对语文知识的掌握能力;样本类的选文,考查的是对相类文本的阅读与学习;用件类的选文,考查的是对信息和资料的使用。王荣生先生关于文选型教材的分类充实了语文学科教学的理论基础。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主件——文选型语文课本该如何编写,如何呈现,其双重价值该怎样保障,这是需要教材编者、教学工作者共同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文选型教材;选文类型;双重价值
一直以来,我国的语文学科都是以“选文”的姿态呈现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如果从昭明太子编《文选》算起,文选型教材已经走过将近1500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文选型教材的存在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文选型教材也因其旺盛的生命力而为大众所接受。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为社会阅读客体的文章在进入课本成为语文教材后,它们原本具有的传播信息的价值被保留,同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价值,即“如何传播信息的信息”。前一种价值我们称之为“原生价值”,后一种价值我们称之为“教学价值”。这种双重价值的共存是文选型教材的独特之处。
但是反观现在的语文课堂,教师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把语文教材的两种价值弄混,忽略教学价值,以致出现“没有语文的语文课”。这一现象出现的很大原因是教材编者和一线教师没有厘清文选型教材的选文类型。一方面是教材编者对选文标准的模糊认识,另一方面是一线教师对教材的处理方法不合逻辑。而这些都容易造成一线教师对教材的原生价值和教学价值的混淆与偏废。
王荣生先生对文选型教材的四种功能分类为我们把握教材提供了极好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语文教材的选文,大致可以鉴别出四种类型,即“定篇”“例文”“样本”和“用件”。定篇应该是完整的经典作品,其本身就是语文的学习对象,是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中规定的篇目;例文大致相当于理科教学中的直观教具,是为了使语文知识得以感性地显现,故课程与教学内容发生于所选用的这一篇“例文”的外部;样本大体相当于叶圣陶先生的“例子”,是教给学生读写文章的技巧,属于文章学范畴;而用件主要是提供信息、介绍资料,核心在于“用”。有了这样的分类作基础,教材编者和一线教师就更容易把握教材的双重价值,从而为合理地设计选文的教学提供指导。
但值得注意的是,语文教科书对选文的处置经常是例文的框子,定篇的姿态,样本的企图,怎样处理似乎都有道理,又似乎都不太到位。这直接影响了教师对文本的处理方式和教学目标的设置,继而影响了教材价值的有效呈现。所以,定位好选文类型至关重要。
一、单元的编排与设置隐含着教材编者的意图。
一篇课文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其扮演的角色显然是不同的。比如鲁迅的《拿来主义》长期存在于教材中,将之视为定篇似乎是最直观的做法。然而人教版必修4 把它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短文两篇》放在一单元,单元提示是这样说的:“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好文章,读来总是令人深思,……阅读时不妨从文章结构入手,沿着作者的思路,看作者怎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怎样把观点与材料紧密结合起来……”编者似乎正在告诉教师,他们是将《拿来主义》定位为“样本”的。
单元设置一方面为我们判断选文类型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编者的意图,编者是否真正站在一线教师和实际教学的角度去思考一篇文章?《拿来主义》只具有作为样本的价值,而不能剖析鲁迅先生的悲悯情怀吗?一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和写作技法的传授到底孰轻孰重?这是值得深思的,也是需要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考量的。
二、学生本位的教学初衷
学生本位的教学初衷提醒我们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将关注的重点同时放在“怎么教”和“教什么”上。王荣生先生曾说过:“一堂语文课,如果教学内容有问题,或者只有在考试的试卷上才有用,那么教师的教学再精致、再精彩,课堂的气氛再热烈、再活跃,价值都极为有限。”对于一篇《荷塘月色》,是该教给学生写景状物、情景交融的写作技法?还是应该带学生感受白色恐怖的历史氛围和作者的人文情怀?抑或是徜徉于辞藻的华美和多种写作手法的完美融合之中?课程标准一方面为教师提供了某些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求教师基于课标而高于课标。教师面对的是一批批有不同知识储备和性格的学生,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标,更应该基于学生的实际需求。
三、教学评价可以帮助教师厘清选文类型,更能帮助学生明晰学习重点
教学评价需要根据语文课程的内容来制定。定篇类的选文,考查的是对经典作品的经典解读;例文类的选文,考查的是对语文知识的掌握能力;样本类的选文,考查的是对相类文本的阅读与学习;用件类的选文,考查的是对信息和资料的使用。王荣生先生关于文选型教材的分类充实了语文学科教学的理论基础。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主件——文选型语文课本该如何编写,如何呈现,其双重价值该怎样保障,这是需要教材编者、教学工作者共同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