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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经济是指与民俗活动相关的经济行为，伴随着民俗文化资源的不断积累而生产出经济效应和影响力。成都市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即是伴随端午节这一民俗节日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一个商业集市，目前已经形成固定规模并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首先对“粽子一条街”这个集市的产生的缘起及现状进行梳理，试图考察这个集市在形成过程中寻求的认同性民众心理的发生。文章的写作以都市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调，来考察并解释民俗经济的认同与发展对本地民俗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成都;民俗经济;都市民俗
引文
成都市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俨然已经形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俗商业集市。每年端午节期间，这里的街道就开始“变脸”，临街的裁缝铺、杂货店、面馆等纷纷改卖粽子，就连卖水泥、河沙的铺子都打出了“粽子摊位出租”的小广告。四川广安、浙江嘉兴等地的商家也来此租门面卖粽子，整条街都飘着粽子的香味。马鞍东路俨然已经形成了出售粽子的“黄金口岸”，而到这里来购买粽子也已然在成都市民生活中烙下印记。而究竟这个集市是如何形成并发展至今的，这就有必要从民俗经济的认同和发展的视角来考察这一现象。
成都的城市公共空间概况
成都具有4500年的城市文明史、2300年的城市建城史，历来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世纪90年代前后，城市交通干线主体网络建成，城区的大型企业以及大专院校开始扩建或新修了一大批的职工宿舍住宿宅，如四川石油居住区（府青路）、成都科技大学居住区（建设北路、府青路）、马鞍小区（马鞍路）等。进入21世纪以来，成都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城市规划发展加速推行，新城市交通干线的出现引导居住区空间分布呈“东扩、西进、南延”的新特征。城东原为传统工业区，居住小区多是工厂的家属小区，住宅品质较低;城南是成都市房地产开发较为领先且成熟的区域，住宅多为高端精品的商品房，已经形成了高档社区的概念;城西积淀了成都传统的贵人居住文化，拥有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所以是成都文化生活的集中地;而城北向来是成都的物流基地，各大批发市场的集散地，人流量巨大，反而导致了该区域居住环境较为落后。这便给人们心中留下了成都居住空间分别是“东穷西贵、南富北乱”的区位印象。而随着城市规划进程加速，城南和城西区域依托其地缘优势高速发展，城东区域也随着传统工业的迁移，以及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产开发，也已呈现出新的面貌。而城北由于城市规划和地缘条件的原因，存在着人口集中且人流量大，人们的生活环境条件较低等问题。但也正因如此，尚未改造的老街区和老住宅，都保留了较多的成都过去的民俗生活记忆。本文所考察的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即位于这一片区。2013年成都“北改”规划正式开始实施，曾经在这条街上卖粽子的许多店家逐渐搬离。许多老顾客都担心旧城改造后这条著名的“粽子一条街”会随之消失。从去年端午节期间关于“粽子一条街”的诸多新闻报告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城市改造，以后上哪里去买粽子？”“明年端午，‘粽子一条街’恐怕就没有这么闹热了！”从这种叙事模式中，道出了许多成都当地人的“老成都”情结。但是显然，今年“粽子一条街”的持续热闹证明先前的担忧是多虑了，临街的曹家巷拆迁了，但并不影响粽子商铺在马鞍东路上延伸至马鞍北路。许多搬迁的商户在端午节期间仍旧回到这条街上搭建临时营业棚卖粽子，还有许多原本不居住在这里的商家也会在节日期间到这里设点做生意，众人都知道这里已经形成重要的“口岸”。到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买粽子俨然成为成都人日常生活习惯和端午节重要节俗。
“粽子一条街”的形成与发展
提到马鞍东路，“资格”（成都方言，“地道、本土”之意）的成都人都知道那便是著名的“粽子一条街”。马鞍东路位于城北金牛区，北靠一环路北四段内侧，东临府青路一段，南面正对曹家巷小区。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许多大型工厂，如四川石油、四川建筑公司等都在这里修建员工宿舍。马鞍东路的北侧临街的就是当年四川建筑第九公司职工宿舍第13号大院，最开始在马鞍东路上摆摊卖粽子的商户便是从这座大院里走出来的。
关于“粽子一条街”的缘起，现在再去寻访该街区的居民，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类似于“传说”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母体是关于“四个婆婆”的创业传说，内容大致是：上世纪80年代，13号大院的职工家属“李婆婆”（原名姓谭，“李”是随其夫姓。同下。）最先开始推一辆板车，在大院门口卖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受到街坊邻居的欢迎和照顾，生意非常的红火。而人称“马婆婆”的周玉启退休后虽有退休工资保障生活，但想补贴一下子女却很难。见“李婆婆”生意那么好，便打主意与“梅婆婆”（原名叶新芳）、任婆婆（原名张兴碧）合伙卖粽子。合作三年后，开始单飞。各自经营店铺需要人手帮忙，刚好那时大院里面许多职工的家属都在家待业，三位婆婆便雇一些年轻人到自己的店里帮忙，愿意学包粽子的她们便教，教会了有许多人也自立门户起来。现在这条路上的许多店家都是三位婆婆的徒弟，卖粽子的生意也就这样固定了下来。在这个故事里面，马鞍东路上的13号大院在粽子界的地位堪比武侠界中的少林寺，大院里的“婆婆们”身怀独门绝技，除了原料优质，手法娴熟之外，每个人还有每个人对粽子的独到见解，比如糯米浸泡的时长会影响粽子的口感，粽叶的干湿程度会影响粽子的香味，就连包粽子时用的木桌子都是承载了20多年记忆的老物件，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包粽子的感觉。现在，虽然是各做各的生意，但是大家都会自觉维护“马鞍东路粽子”的名誉，保质保量且价格公道。
随着“粽子一条街”的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外来商家开始涌入，有住在别地的私人卖家，也有许多粽子厂商。在端午节期间，这条街就完全改头换面，无论是餐馆、童装店还是五金器材店，都统统为粽子让道。在原来店铺的招牌上挂上一个临时横幅，便可支起摊子，扯开嗓子卖粽子了。有许多厂家甚至支起炉灶，雇了员工，在街边现包现煮现卖。面对外来的竞争加剧，马鞍东路上的常驻商家便打出“X婆婆”或者“X大姐”的粽子招牌，以示自家的粽子是最正宗、最资格的。显然“婆婆”已经从传说演变为了吸引顾客的金字招牌了。在走访中，笔者了解到很多马鞍东路上的卖家其实多数做的是老雇主的生意，顾客吃惯了一家的味道，认同了这个味道之后便形成了固定的购买习惯，就算在端午期间，各种花样百出的粽子琳琅满目，有些老顾客宁愿多等一些时间或是提前订购，都还是会选择他们认同的那种味道的粽子。此外，在多年的经营中，马鞍东路上的店家之间也形成一种默契，每年粽子的价格在端午节期间涨多少，平日里又降多少，大家都基本上都是趋同的，一般不接受讲价，而为了留住老顾客，同样也不会过分抬高市价。还有一点与外来厂家不同的是，马鞍东路上的店家一般也不雇外人来帮忙，除了在端午节期间生意火爆的时候，全家都会一起来包粽子和卖粽子，包得快或是订单量大的时候，一天就可以进账上万块。而在平日里，粽子生意都是由家庭中的一个或两个妇女（常见婆婆和媳妇的组合）来承担，每天没有固定的量，而是包多少卖多少，卖完了再接着包，或者是有顾客提前预定的时候会多包一些。像笔者采访到的杨大姐，她90年代退休后，就开始开铺包粽子卖。她说她既不喜欢打麻将，也不喜欢去跳广场舞，反而包粽子卖还能让她每天手上有些事情做，也能贴补家用，这一包也就十几年，这样的工作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种常态。 （下转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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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性民俗经济的逻辑
所谓“民俗经济”，根据田兆元在其《民俗经济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 田兆元. 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一文中的界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与民俗直接关联的生产与消费，包括生活类相关之衣食住行与婚丧嫁娶等产品生产与消费。如民俗食品（ 元宵、饺子、拉面、月饼、粽子、以及各类地方风味食品等） 、传统中国酒饮（ 白酒业，黄 酒业，以及酒酿，凉茶及其各类茶饮料等） 、传统建筑及其构件（ 四合院、石库门、吊脚楼与马头墙等） ; 艺术类相关作品、织绣类（ 蜀绣、苏绣、湘绣、堆绣、壮锦等等） 、纸艺类（ 剪纸、年画、各类绘画等） 、陶艺类、 瓷艺类 、竹 木艺类 、金属艺术类 ，以及其他各种民俗物品 ;第二是民俗的演艺，及其民间文艺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如各地的地方剧团、民间 剧团的演出;第三是民俗活动带来的消费，这是民俗经济的重头戏。在有些地区，人们试图将民俗消费作为地方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民俗类的消费产业包括民俗旅游、节日消费等。而本文所讨论的“粽子一条街”属于一个复合型民俗经济资源，既属于第一类民俗直接关联的生产消费，也与第三类民俗活动带来的消费挂钩，业已形成集市的规模。
从文章前面的叙述中，笔者试图表达出这样一种认识：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的形成是偶然中暗含着必然的可能性。这种必然性表现在，首先，城市节日形成集市的传统古已有之，尤其是宋明以降，城市性质发生变化，在商业消费动机的驱使下，城市成为经济活动中心。所以酒市、花市、庙会等节日集市大量兴起，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以此来看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依然如此，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它兴起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末）正值国内改革开放，放宽市场经济之时，所以退休或是下岗的人们才有机会投入到自产自销的商业经营中去，而与此同时，由于政策的放宽，人们逐渐脱离共产共消的束缚，市场的需求也大大提高，此外，还包括个体经营意识不断增强等诸多因素在内的时代特征是造就“粽子一条街”的基础。其次，城市文化空间的具有公共性是其根本特征，人们为公共节日需要而组织起来，人们为了公共社会文化空间的建立而聚集各种精神和物质资源。现代城市中社区的概念既是一个公共组织，人们为了公共的利益与兴趣，重视彼此的联系与合作，从而得以实现社会公共秩序的协调。公共秩序之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而这种张力体现在马鞍东路上“婆婆们”既互为朋友，可随时向邻居“借”一小块豆沙;也互为“敌人”，批评对方的粽子不地道。笔者将这种张力称为“隐秘的竞争”。在竞争当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或是服从公共的利益，人们都在这场拉锯站中相互交融或者摩擦，从而滋生出“街坊情结”，人情世故之间的关系网越发的联系紧密。最后，需要指出的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是来自于大众媒体的传播。如果说马鞍东路上卖粽子的集市形成是时代坏境推动的成果，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大众媒体的传播终于为马鞍东路烙下了“粽子一条街”的标签。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媒体不断把这里包装成一个整体的形象，以便于推向大众，并使之更容易被接纳。且每一年的在端午节期间都会对“粽子一条街”大加报道，尤其是近两年来媒体新闻叙事里面不断向观众加固这里就是“老成都”的代表的印象，使得“粽子一条街”的盛名不胫而走。
参考文献：
[1]王笛. 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与节日庆典——清末民初成都的街道、邻里和社区自治[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2005：17.
[2]任晓飞. 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D].华中师范大学，2012.
[3]萧放. 城市节日与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以宋明以来都市节日为例[J]. 西北民族研究，2010，04：99-110.
[4]廖明君，岳永逸. 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J]. 民族艺术，2012，02：41-47.
[5]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9.
[6]陶思炎等.中国都市民俗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0.
【关键词】： 成都;民俗经济;都市民俗
引文
成都市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俨然已经形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俗商业集市。每年端午节期间，这里的街道就开始“变脸”，临街的裁缝铺、杂货店、面馆等纷纷改卖粽子，就连卖水泥、河沙的铺子都打出了“粽子摊位出租”的小广告。四川广安、浙江嘉兴等地的商家也来此租门面卖粽子，整条街都飘着粽子的香味。马鞍东路俨然已经形成了出售粽子的“黄金口岸”，而到这里来购买粽子也已然在成都市民生活中烙下印记。而究竟这个集市是如何形成并发展至今的，这就有必要从民俗经济的认同和发展的视角来考察这一现象。
成都的城市公共空间概况
成都具有4500年的城市文明史、2300年的城市建城史，历来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世纪90年代前后，城市交通干线主体网络建成，城区的大型企业以及大专院校开始扩建或新修了一大批的职工宿舍住宿宅，如四川石油居住区（府青路）、成都科技大学居住区（建设北路、府青路）、马鞍小区（马鞍路）等。进入21世纪以来，成都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城市规划发展加速推行，新城市交通干线的出现引导居住区空间分布呈“东扩、西进、南延”的新特征。城东原为传统工业区，居住小区多是工厂的家属小区，住宅品质较低;城南是成都市房地产开发较为领先且成熟的区域，住宅多为高端精品的商品房，已经形成了高档社区的概念;城西积淀了成都传统的贵人居住文化，拥有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所以是成都文化生活的集中地;而城北向来是成都的物流基地，各大批发市场的集散地，人流量巨大，反而导致了该区域居住环境较为落后。这便给人们心中留下了成都居住空间分别是“东穷西贵、南富北乱”的区位印象。而随着城市规划进程加速，城南和城西区域依托其地缘优势高速发展，城东区域也随着传统工业的迁移，以及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产开发，也已呈现出新的面貌。而城北由于城市规划和地缘条件的原因，存在着人口集中且人流量大，人们的生活环境条件较低等问题。但也正因如此，尚未改造的老街区和老住宅，都保留了较多的成都过去的民俗生活记忆。本文所考察的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即位于这一片区。2013年成都“北改”规划正式开始实施，曾经在这条街上卖粽子的许多店家逐渐搬离。许多老顾客都担心旧城改造后这条著名的“粽子一条街”会随之消失。从去年端午节期间关于“粽子一条街”的诸多新闻报告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城市改造，以后上哪里去买粽子？”“明年端午，‘粽子一条街’恐怕就没有这么闹热了！”从这种叙事模式中，道出了许多成都当地人的“老成都”情结。但是显然，今年“粽子一条街”的持续热闹证明先前的担忧是多虑了，临街的曹家巷拆迁了，但并不影响粽子商铺在马鞍东路上延伸至马鞍北路。许多搬迁的商户在端午节期间仍旧回到这条街上搭建临时营业棚卖粽子，还有许多原本不居住在这里的商家也会在节日期间到这里设点做生意，众人都知道这里已经形成重要的“口岸”。到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买粽子俨然成为成都人日常生活习惯和端午节重要节俗。
“粽子一条街”的形成与发展
提到马鞍东路，“资格”（成都方言，“地道、本土”之意）的成都人都知道那便是著名的“粽子一条街”。马鞍东路位于城北金牛区，北靠一环路北四段内侧，东临府青路一段，南面正对曹家巷小区。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许多大型工厂，如四川石油、四川建筑公司等都在这里修建员工宿舍。马鞍东路的北侧临街的就是当年四川建筑第九公司职工宿舍第13号大院，最开始在马鞍东路上摆摊卖粽子的商户便是从这座大院里走出来的。
关于“粽子一条街”的缘起，现在再去寻访该街区的居民，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类似于“传说”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母体是关于“四个婆婆”的创业传说，内容大致是：上世纪80年代，13号大院的职工家属“李婆婆”（原名姓谭，“李”是随其夫姓。同下。）最先开始推一辆板车，在大院门口卖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受到街坊邻居的欢迎和照顾，生意非常的红火。而人称“马婆婆”的周玉启退休后虽有退休工资保障生活，但想补贴一下子女却很难。见“李婆婆”生意那么好，便打主意与“梅婆婆”（原名叶新芳）、任婆婆（原名张兴碧）合伙卖粽子。合作三年后，开始单飞。各自经营店铺需要人手帮忙，刚好那时大院里面许多职工的家属都在家待业，三位婆婆便雇一些年轻人到自己的店里帮忙，愿意学包粽子的她们便教，教会了有许多人也自立门户起来。现在这条路上的许多店家都是三位婆婆的徒弟，卖粽子的生意也就这样固定了下来。在这个故事里面，马鞍东路上的13号大院在粽子界的地位堪比武侠界中的少林寺，大院里的“婆婆们”身怀独门绝技，除了原料优质，手法娴熟之外，每个人还有每个人对粽子的独到见解，比如糯米浸泡的时长会影响粽子的口感，粽叶的干湿程度会影响粽子的香味，就连包粽子时用的木桌子都是承载了20多年记忆的老物件，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包粽子的感觉。现在，虽然是各做各的生意，但是大家都会自觉维护“马鞍东路粽子”的名誉，保质保量且价格公道。
随着“粽子一条街”的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外来商家开始涌入，有住在别地的私人卖家，也有许多粽子厂商。在端午节期间，这条街就完全改头换面，无论是餐馆、童装店还是五金器材店，都统统为粽子让道。在原来店铺的招牌上挂上一个临时横幅，便可支起摊子，扯开嗓子卖粽子了。有许多厂家甚至支起炉灶，雇了员工，在街边现包现煮现卖。面对外来的竞争加剧，马鞍东路上的常驻商家便打出“X婆婆”或者“X大姐”的粽子招牌，以示自家的粽子是最正宗、最资格的。显然“婆婆”已经从传说演变为了吸引顾客的金字招牌了。在走访中，笔者了解到很多马鞍东路上的卖家其实多数做的是老雇主的生意，顾客吃惯了一家的味道，认同了这个味道之后便形成了固定的购买习惯，就算在端午期间，各种花样百出的粽子琳琅满目，有些老顾客宁愿多等一些时间或是提前订购，都还是会选择他们认同的那种味道的粽子。此外，在多年的经营中，马鞍东路上的店家之间也形成一种默契，每年粽子的价格在端午节期间涨多少，平日里又降多少，大家都基本上都是趋同的，一般不接受讲价，而为了留住老顾客，同样也不会过分抬高市价。还有一点与外来厂家不同的是，马鞍东路上的店家一般也不雇外人来帮忙，除了在端午节期间生意火爆的时候，全家都会一起来包粽子和卖粽子，包得快或是订单量大的时候，一天就可以进账上万块。而在平日里，粽子生意都是由家庭中的一个或两个妇女（常见婆婆和媳妇的组合）来承担，每天没有固定的量，而是包多少卖多少，卖完了再接着包，或者是有顾客提前预定的时候会多包一些。像笔者采访到的杨大姐，她90年代退休后，就开始开铺包粽子卖。她说她既不喜欢打麻将，也不喜欢去跳广场舞，反而包粽子卖还能让她每天手上有些事情做，也能贴补家用，这一包也就十几年，这样的工作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种常态。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认同性民俗经济的逻辑
所谓“民俗经济”，根据田兆元在其《民俗经济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 田兆元. 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一文中的界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与民俗直接关联的生产与消费，包括生活类相关之衣食住行与婚丧嫁娶等产品生产与消费。如民俗食品（ 元宵、饺子、拉面、月饼、粽子、以及各类地方风味食品等） 、传统中国酒饮（ 白酒业，黄 酒业，以及酒酿，凉茶及其各类茶饮料等） 、传统建筑及其构件（ 四合院、石库门、吊脚楼与马头墙等） ; 艺术类相关作品、织绣类（ 蜀绣、苏绣、湘绣、堆绣、壮锦等等） 、纸艺类（ 剪纸、年画、各类绘画等） 、陶艺类、 瓷艺类 、竹 木艺类 、金属艺术类 ，以及其他各种民俗物品 ;第二是民俗的演艺，及其民间文艺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如各地的地方剧团、民间 剧团的演出;第三是民俗活动带来的消费，这是民俗经济的重头戏。在有些地区，人们试图将民俗消费作为地方的核心竞争力。这些民俗类的消费产业包括民俗旅游、节日消费等。而本文所讨论的“粽子一条街”属于一个复合型民俗经济资源，既属于第一类民俗直接关联的生产消费，也与第三类民俗活动带来的消费挂钩，业已形成集市的规模。
从文章前面的叙述中，笔者试图表达出这样一种认识：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的形成是偶然中暗含着必然的可能性。这种必然性表现在，首先，城市节日形成集市的传统古已有之，尤其是宋明以降，城市性质发生变化，在商业消费动机的驱使下，城市成为经济活动中心。所以酒市、花市、庙会等节日集市大量兴起，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以此来看马鞍东路“粽子一条街”依然如此，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它兴起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末）正值国内改革开放，放宽市场经济之时，所以退休或是下岗的人们才有机会投入到自产自销的商业经营中去，而与此同时，由于政策的放宽，人们逐渐脱离共产共消的束缚，市场的需求也大大提高，此外，还包括个体经营意识不断增强等诸多因素在内的时代特征是造就“粽子一条街”的基础。其次，城市文化空间的具有公共性是其根本特征，人们为公共节日需要而组织起来，人们为了公共社会文化空间的建立而聚集各种精神和物质资源。现代城市中社区的概念既是一个公共组织，人们为了公共的利益与兴趣，重视彼此的联系与合作，从而得以实现社会公共秩序的协调。公共秩序之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而这种张力体现在马鞍东路上“婆婆们”既互为朋友，可随时向邻居“借”一小块豆沙;也互为“敌人”，批评对方的粽子不地道。笔者将这种张力称为“隐秘的竞争”。在竞争当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或是服从公共的利益，人们都在这场拉锯站中相互交融或者摩擦，从而滋生出“街坊情结”，人情世故之间的关系网越发的联系紧密。最后，需要指出的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是来自于大众媒体的传播。如果说马鞍东路上卖粽子的集市形成是时代坏境推动的成果，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大众媒体的传播终于为马鞍东路烙下了“粽子一条街”的标签。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媒体不断把这里包装成一个整体的形象，以便于推向大众，并使之更容易被接纳。且每一年的在端午节期间都会对“粽子一条街”大加报道，尤其是近两年来媒体新闻叙事里面不断向观众加固这里就是“老成都”的代表的印象，使得“粽子一条街”的盛名不胫而走。
参考文献：
[1]王笛. 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与节日庆典——清末民初成都的街道、邻里和社区自治[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2005：17.
[2]任晓飞. 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D].华中师范大学，2012.
[3]萧放. 城市节日与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以宋明以来都市节日为例[J]. 西北民族研究，2010，04：99-110.
[4]廖明君，岳永逸. 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J]. 民族艺术，2012，02：41-47.
[5]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9.
[6]陶思炎等.中国都市民俗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