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宪政学者，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1980年代，王焱曾担任过《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后来转向政治学研究。
　　1990年代后期，他和一批北京知名学者发起成立了《公共论丛》编委会，后任主编，出版了《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等系列丛书，推介古典自由主义思想，阐发人类恒远的价值理念，在国内知识界有很大影响。
　　
　　经济发展的“软肋”
　　
　　人物周刊：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我知道您有一个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在强劲增长的同时，也不乏“虚火上升”的成分，您的判断是怎么来的？
　　王焱：一位领导最近指出：世界称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我们最多只是一个“世界加工厂”，因为我们的企业大多是为外国加工产品，中国经济还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这就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我国大部分经济产值的创造，依赖于外国的技术和品牌，我们只是凭廉价劳力给人家做加工制作，附加值非常低。像圣诞树，中国生产了全世界70%的圣诞树，但这些产品，生产一件的利润也就是几分钱、一毛钱。
　　这种靠廉价劳力和低廉工资取得的“世界加工厂”地位，其实是很脆弱的。一篇论文中曾提到，耐克运动鞋在印尼设厂生产，7.5万名印尼工人一年的工资，还不如乔丹给这个品牌做一次广告的费用。中国也是这样。比如沃尔玛，去年在中国的订单是12.5亿美元，订单虽然大，但把价格压得非常低，接受订单的工厂昼夜开工生产，可企业还是在生存线上挣扎：你不接就没活干，但接了订单利润也非常低，等于是靠血汗工资来维持的。
　　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和技术，到底有多少？老是提成衣和纺织品出口，一个国家光靠这些是无法真正崛起的。日本政府就规定，向中国转移技术，要保证日本科技“领先中国20年”。换言之，只有落后于日本20年的技术才允许向中国转移。台湾也是这样，去年岛内讨论8寸晶圆是不是转移到大陆生产，被否定了，但实际上台湾已经在生产16寸的了（注：晶圆是一种电脑常用的半导体材料，其大小决定技术含量高低）。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中国世纪”这个话题常常被人提起，您怎么看？
　　王焱：只能说是具有这种可能性，但可能性要想转化为现实性，可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吧。我们有很多软肋，很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那后果还很难说。经济方面出现的很多问题，其实和社会政治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中国这种后发型的国家，这方面的问题就更为突出。
　　人物周刊：您提到的“软肋”，具体有哪些？
　　王焱：好多方面。就我个人看来，中国从戊戌变法以来一百多年，中心课题是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但这一历史使命迄今尚未完成。所谓“现代的民族国家”或者说是“现代国民国家”，是有一些客观的基本的标准的：比如宪政法治的落实，权力的监督，民主程序，国民的政治认同，廉洁高效的行政机器等等。中国这些年来有很大的进步，但这一挑战还没有完成。由此导致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比如贫富分化悬殊的问题，比如官吏贪腐的问题，金融系统的死账坏帐问题等等。很多问题是由于国家体制的构建不够完善所致。
　　像“三农”问题，这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在现代国家，各个阶层在议会里都有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政府要出台一项公共政策，一定要通过议会成员的沟通、交流，经过反复辩论、磋商，最后才能付诸表决，经过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会使各个阶层的利益达到一个均衡点，那么就不会像中国这样，出现农业、农村、农民利益特别受损的现象。
　　
　　
　　什么是“大国”？
　　
　　人物周刊：现在“大国崛起”是个时髦话题，您觉得“大国”的含义是什么？
　　王焱：根据晚近的政治学者的分析，所谓“大国”，一般要具备“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所谓“硬实力”，就是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在内的综合国力。所谓“软实力”，就是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文明和文化辐射能力。
　　中国中古时代是具有这种硬软实力的。比如说唐代，在东亚区域，中国就处于文明中心的地位。以《唐律》为代表的律令制、科举制、各种实用技术、汉字、儒学、汉化佛教、文学艺术……无论是制度层次还是具体的文化、科技方面，都具备成为区域中心的实力。现在中国要想成为“大国”，不要说全球，首先要在东亚地区具备这样一种影响力和条件。这就好比中国男子足球，如果连亚洲都出不了线，那就更谈不上别的了。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中国在东亚算得上“大国”吗？
　　王焱：这要看你对“大国”的定义了。要说历史悠久、人口多、领土面积大，中国可以被认为是大国。但从经济上说就不一定了。比如中国现在拥有手机3.5亿部，可谓大矣，可制造手机的芯片却完全靠进口。又如投入一个单位资源所产生的价值，日本是中国的15倍。单纯依赖资源投入而非科技进步换来的经济增长，是成不了真正的大国的。
　　要想成为名实相副的现代全球性大国，先要成为区域性的大国。我们国家现在至少连国家统一都还没有完成。而且论经济规模，人口只有中国几分之一的日本，其经济总量是中国的3倍。韩国人均产值也比中国多得多。无论是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政治法律制度……我们还都不足以在东亚区域让人认同中国是“大国”。
　　人物周刊：您是政治学者，您觉得目前的经济繁荣，能持续多久？
　　王焱：这似乎是应当由经济学家来回答的问题。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讲，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其把基础放在经济增长上，不如把大力气放在国家社会政治体制的建构上，放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上，否则遇到经济低谷的时候，问题就很严重了。
　　经济增长，
　　
　　还是社会和谐优先？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王焱：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政体的结构功能合理，具有比较强大的正当性基础，那么经济发展就比较好；反之，如果社会政治体制结构不合理，功能失调，正当性基础不足，那么单单依靠经济利益作为政治社会的稳定机制，就不够牢靠。
　　1997年东亚遭遇“金融风暴”，正好可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印尼的苏哈托政权，在印尼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应当说功劳是很大的，但是经济泡沫破了，印尼的政权也随之解体了。同样经历金融风暴，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却不大。日本虽然经济上也有波动，但政治上却没有动荡；而韩国还有很多老百姓愿意捐献自己的私人财产来帮助国家度过危机。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国民对于本国政体具有牢固的政治认同，因而在遇到经济危机之际，能够有相当大的抵御危机的作用。国民会同心协力，共担风险，帮助国家共度难关。
　　将正当性基础单纯置于经济增长上，实际上是很不牢靠的。经济增长有起有落，遇到低迷时就会出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百姓是“忘恩负义”的吧：你推动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过几年，老百姓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却都会归咎于体制。只有将力量放在努力构建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社会政治体制上，并在此基础上凝聚全社会的认同，才会使国家建基于长治久安之上，即使在经济上遇到不可抗力的挫折，也不会导致社会政治方面的动荡。
　　现在新一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在政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调整，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等等。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的金融危机的例子是东亚国家的，那么南美洲的社会现实对中国有参照意义吗？
　　王焱 ：也有，就是所谓“拉美化”。这一般是指官员大面积地腐败和贪赃枉法，制定公共政策忽略弱势群体的利益。以教育为例，一些拉美国家一方面强调社会教育的平等权利，所以过早扩大大学招生，而国家又提供不了相应的就业机会，结果穷孩子毕业之后即失业，结果大学中激进思潮流行，教授带领学生上山打游击，甚至对抗政府，搞恐怖活动。像秘鲁的“光辉道路”运动就是如此。
　　据国外学者测算，未来二十年中，我们国家要为社会提供5亿个就业岗位，这是很大的压力。而教育产业化促成大学大量扩招，而且收费越来越高，结果穷人的孩子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就业又有问题了。如果解决不好，也可能会酿成新的社会矛盾。
　　人物周刊：刚才谈到中国经济跛足发展的问题，从您的角度看，那么该怎么办呢？
　　王焱：还是要进一步落实宪政法治，构建和谐的政治社会。现在经济改革释放出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他们的利益与意志各有不同，要通过落实宪政法治，使这些不同的诉求依据宪政民主程序，在政治社会中得以表达，从而制订出有效的制度规则与公共政策，使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得以在体制内化解。
　　从长远看，经济的持续发展要靠交易环境的改善，具体说来是法治的确立。在缺乏宪政法治的国家里，做生意靠人情、贿赂，商人跟某个领导关系特别好，生意就能做，万一有天关系僵了，生意就做不下去，这个投资风险就太大了。要吸引投资，不能靠出让利益，而要靠改善大的投资环境，特别是推进法制建设。
　　人物周刊：怎么看我国的改革前景？
　　王焱：谨慎乐观吧！改革有个时机问题。现在是利益高度分化的时代，已经形成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阻力和难度都加大了。因此，可以先易后难，在制度规则和程序上先进行改革。乐观点看，我还是相信国家理性的，改革也会一步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