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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述“胜利大会”背后
不为人知的劫难与杀机
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钱嗣杰记录下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瞬间：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战俘被遣返……就在他拿着相机记录新中国历史的时候，1955年，27岁的钱嗣杰又有了新任务：赴印度尼西亚的万隆，采访亚非会议。“1954年12月，亚非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召开一次亚非国家会议，也就是万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来讨论亚非国家人民关心的问题、发展问题、合作问题、反对资本主义问题。”
炸“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目标很显然针对的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事发后所有外电都报道说飞机上没有高级官员，显然，人算不如天算，周恩来并没有乘坐这架飞机。钱嗣杰缓了一口气说：“在出发之前，仰光的缅甸总理就邀请周总理，总理答应了他这个要求，所以就从北京飞昆明，由昆明飞仰光，和缅甸总理吴努会晤。所以，周总理就避过了这一场灾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这一不幸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此后9个月的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钱嗣杰向记者释疑：“漏洞出在哪儿呢？就是美蒋特务通过他们在香港情报站的特工人员，用60万港币买通了一个叫周驹的清洁工，在飞机右翼轮舱后安放了定时炸弹。”
1995年，曾经担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终于说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策划和行动的全过程，然而真相已经迟到了整整40年。在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当中，周恩来虽然躲过了阴谋，但是即将到来的万隆会议却因此布满了阴云。
当时，周恩来临时调整行程，决定秘密改乘专机从昆明途经缅甸仰光飞抵万隆，台湾特务机构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是此时此刻的万隆已经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而高度戒备起来。
4月16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5天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雅加达。周恩来一走下飞机，就被几十个保卫人员团团围住，就连新华社记者钱嗣杰也不得靠近。无奈之下，钱嗣杰只好站在汽油桶上拍下了一幅照片。
钱嗣杰拿起当年自己所拍的照片，边端详边回忆：“到万隆的时候，比较紧张，我都没有挤进去，那圈就里三层外三层，宪兵都把总理包围了。你看这人群，总理脑袋在这儿，我站在两个大汽油桶上面，拍这么一个俯瞰，一圈一圈都是宪兵，把总理整个地围住。我一看不行，赶紧往回跑，这个场面是拍不了的，所以只能拍个远景。”
此时的印尼也并不平静。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收到了这样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是印尼当地国民党组织的“铁血暗杀团”成员。这封信透露了他们的暗杀计划，声称中国代表团可能会遭遇危险，周恩来总理可能会被暗杀。“驻印尼使馆黄大使给印尼当局提出了安全问题，一定要他们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所以印尼当局又调集了大批军队和警察，加强会场周围和代表团周围的保安工作。要保证代表团的安全，而且也一定要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印尼当局确实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量。原来说总理可以住在华侨家里，后来也改成了印尼警方指定的别墅。”钱嗣杰说，美国虽没有参加大会，但派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记者团，这个团里的成员就很复杂。“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不安全因素，每一个都可能带来致命的打击，在印尼的十几天中每天都是‘心提到嗓子眼’工作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以后，我们保护总理安全的责任就显得更为重大。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陈毅副总理曾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大家都是总理的警卫员’。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私下里告诉所有工作人员一个口号‘保周氏安全’，就是保卫周总理。所以无论总理出入会场、宴会还是在住的地方，大家都跟着他前前后后，尽量能贴身在他身边，感觉上好像一旦有危险也能挡个枪子的感觉，所有的人始终都很警惕。确实都是为总理安全捏一把汗的。”而今，钱嗣杰回忆起当年的情势依然心有余悸。
除了对安全的担忧，会议本身也成为中国代表团面临的难题。对当时很多的亚非国家而言，社会主义新中国是遥远而陌生的。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正式开幕。在钱嗣杰眼中，第一天的会议就偏离了议题。“当时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是不了解的，29个国家中只有6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大部分都是与台湾有关系的。第一天的会议场上是很乱的，大家互相攻击。”第二天下午，轮到周恩来发言，当时的情景，钱嗣杰历历在目：“很多代表早早就来了，要开会的会场周围，连两边的过道，工作人员、记者都站满了，总理要发言，从媒体到各个代表团都非常重视。这个大会发言，我感觉鸦雀无声，很多记者代表拿出本子认真地记，真是非常非常认真，头一天和第二天的会场的气氛绝对是两样。”
周恩来放弃了原来准备好的演讲稿，按照中午自己刚刚起草的稿子发言，整个发言只有18分钟。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当他的发言结束时，会场上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钱嗣杰还记得：“总理发言之后，尼赫鲁就说，总理这个发言是非常好的；纳塞尔说，我喜欢这个发言；缅甸总理说，总理这个讲话是对抨击中国人的一个很好的答复。我印象最深的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叫罗慕洛，他本来第一天会议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他的调子很高、很厉害，结果，总理讲话以后，他就变了态度。他说，总理这个讲话非常精彩。散会以后，很多代表团团长就来跟总理握手，很多代表就过来跟周总理寒暄、接触。”钱嗣杰笑道，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就是，与会各国元首都希望接触到周总理，总理的确是那个会上最吸引人的“明星”，仿佛谁接触到他，谁的地位就提高了似的。
周恩来成功地扭转了万隆会议对中国代表团不利的局面，在随后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他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那天开会时巴基斯坦总理出来，开完八国代表团会议出来以后，记者就问巴基斯坦总理，今天有什么消息？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周恩来要发表个声明，于是记者都跑到会场等着去了。当时，周恩来讲，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愿意跟美国人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钱嗣杰说，就这么六七十个字，震动了万隆，震动了全世界。“美国的报纸好多都是头条，中国要跟美国坐下来谈判，这是大事。第二天万隆的报纸都是头版，都是头条。所以这个事情之后，美国就跟我们真的进行接触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先在日内瓦，万隆会议后不久，后来到波兰，举行了130多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有一次，周恩来乘敞篷车到万隆会场，钱嗣杰为拍摄受欢迎场景，“跟车跑，敞篷车一停下来，群众献花，就得从前面我们那个车上跑下来，跑下来拍完以后还得去追车，那是百米速度。”
不过，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处理外交事务的“速度”更让人吃惊。短短7天的时间里，钱嗣杰跟随周恩来15次会晤各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16次大小会议，出席宴会15次，周恩来每天的睡眠不到3个小时。钱嗣杰感慨地说：“很多国家总理好像没那么多事，周恩来总理就是忙不过来，就说29个国家吧，他要会晤的太多了，可以说排不上队，给我一个感觉，好像在那所有的代表都想要想尽办法来接触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哪怕谈上简单几句，都愿意接触。当然这样总理就比较忙了，而我也跟着忙。”
边回忆，钱嗣杰边掐指而算：“我是上午参加会议，报道会议；中午总理会见各国代表团，我就拍照片，然后吃点饭马上去会场；散了会以后，晚上总理又要会见各个代表团，我回来差不多就是午夜十一二点。印尼那个地方特别潮湿，那阵子我们的摄影器材也落后，胶卷现在用风干机就风干了，那时候没有，拿电扇来回吹，吹完了以后自己到卫生间还要放大、漂洗，然后再烤干，再写说明，第二天早上去邮局寄，基本上就到天亮了。记得，我曾5天5夜没睡觉。”
钱嗣杰说，战友殉难后，在这种化悲愤为力量的精神驱使下，觉得每一篇报道、每一张照片都寄托着战友的一份未了心愿，认为只有出色地完成摄影报道任务，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当然，在周恩来身边的那段拍摄时光，成为钱嗣杰最宝贵的一段记忆。在钱嗣杰眼中，总理不是高官，倒像个慈爱的长者，没有架子，没有矫情。无论什么活动，只要一结束，总理周围肯定围满了记者，问新闻稿怎么写，照片怎么发？
在万隆会议上，由于飞机爆炸，摄影器材也泡了汤，于是从当地买了许多闪光灯泡。那时的闪光灯泡，不能连续使用，用完一次必须马上更换灯泡。可就在拍摄纳赛尔与周恩来合影时，灯不亮了，钱嗣杰换了一个又一个，连换3个都没亮，当时，汗“刷”地流了下来。周恩来看他这么紧张，非常专业地提醒：“你用慢速照。”钱嗣杰这才冷静下来，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才辛苦问世。
万隆会议结束后，因为觉得飞机太不安全，钱嗣杰他们买了5月5日的荷兰“芝华号”船票。可5月2日接到指示，晚上黄镇大使请他们吃饭，10点即乘刚刚返回的周恩来总理包租的座机回国。走得非常匆忙，钱嗣杰的一套西装都来不及取回，留给了洗衣房。后来他们才知道，有情报说台湾特工已经准备在公海上劫持我国人员，船上就藏着枪支弹药。就这样，钱嗣杰又躲过了一劫。
步入摄影界，乃阴差阳错
经过采访，笔者才知钱嗣杰步入摄影界乃是阴差阳错。1928年1月11日，钱嗣杰出生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一个平民家庭。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他高中还没毕业就在佳木斯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本想报考空军，当一名飞行员，然而，当他到指挥部报到时，组织上却安排他到东北大学文艺研究班。不久，他就被派到东北画报社学习摄影；两个月后，被分配到部队担任摄影员。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摄影器材奇缺，只有打大仗时，才会派出摄影记者，所以战士们都说，钱嗣杰一来就要打大仗了。大仗，就是苦仗、硬仗，别人拿枪，他端照相机，在枪林弹雨里拍照片。在战场上，战友想的是如何多打倒几个敌人。而他则是在想机器不好，要是能有个广角就好了；还有胶卷太少，每次只有两个120胶卷，说到害怕，早忘了。他说，在战场上最危险的时刻，作为战地记者你感受不到危险的瞬间。
当时120胶卷每卷只有16张，并且一次只发两卷。在拍摄中，钱嗣杰觉得战士们勇敢地冲向敌人阵地要拍，机枪阵地很漂亮也想拍，见了10个、8个的俘虏也拍，30个、20个的俘虏也拍，可是等到大批的俘虏下来时没胶卷了，当时钱嗣杰“急得跳呀，急得想哭”。等到第二次，还是一场战斗，同样是两个胶卷，钱嗣杰汲取上次的教训，10个、8个俘虏不拍，20、30个不拍，起码要等到50、100个时再拍，结果没有，只抓到30个。这一次，钱嗣杰被宣传科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钱嗣杰所拍摄的照片不断地在《东北画报》等各大媒体上登载，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要想拍出反映部队战斗生活的好照片，就要深入连队，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一次，在我军第3次攻打四平时，为选择阵地拍摄角度，钱嗣杰和宣传干事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不料，敌人临时增援3个师，他们两人面临身陷敌人包围圈的危险，幸亏师部通讯员及时赶到，要他们火速撤离，天黑后才脱离了险区。
1948年，钱嗣杰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后，钱嗣杰随军进关，解放大军占领通县，攻占南苑机场，待命攻打北平。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诞生，钱嗣杰被调到中央新闻总署任摄影记者。
钱嗣杰觉得自己作为记者是挺幸运的，1951年到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他作为中外记者代表团里惟一的摄影记者，经常驱车往返平壤与开城之间。那里是一大片开阔地，根本找不到什么掩护，敌机天天追着车辆狂轰滥炸。一天，钱嗣杰开着一辆朝鲜人民军的车，突然，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先是投弹，看没炸中，便绕着圈子扫射，朝鲜的军车被击中了。这时，钱嗣杰的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冲。他紧握方向盘，灵活地在扫射中前进，飞机在头顶上盘旋。车开着开着，前方出现了一个炮弹坑，同车的人吓坏了，钱嗣杰一踩油门，汽车如同电影特技一般腾空而过。美国飞机悻悻地飞走了，其他人说：“小钱，你是怎么开车的，居然飞起来了。”
“以后好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空军，我看见他们与美国飞机在天上对战，不一会儿，一架美国飞机就栽下来了。”钱嗣杰比划着，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那些打败美国王牌飞行员的中国“神鹰”，以后也成为了他照片中动人的组成部分。
1951年11月27日，敌我双方在板门店经过65轮的谈判之后，终于达成“停战协定”。接着，在交换战俘问题上美方节外生枝，捏造事实，连篇累牍诬蔑中方处决了美军被俘人员。他们以此掩人耳目，企图掩盖美军对我方战俘的暴行。钱嗣杰则针锋相对，把亲眼所见的志愿军战俘被遣返的惨状一一拍摄下来，成为揭露美军倒行逆施的有力证据。
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在战斗中被我军活捉，这是我方当时俘获的最高级将领。当时，美方以及迪安的家属都以为迪安早已阵亡。在朝中方交给美方的战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迪安。美联社记者立即在现场打电话，把只有一句话的稿件——“迪安还活着”发给总社。这位记者因此受到总社嘉奖“普利策奖”，并得到3000美元的奖金。其实，公布战俘名单的前几天，钱嗣杰分别同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新华社记者徐熊专程到“战俘营”单独采访过迪安，不失时机地拍摄了迪安居住的“战俘营”——两间房子（没有高大的围墙和铁丝网），以及迪安同卫兵下象棋、用筷子吃饭、练拳、做操、散步的照片。在交换战俘名单那天，在朝中方就把钱嗣杰所拍摄的《迪安生活在战俘营》独家组照无偿送给了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并由他转美联社。不久，不仅英国《工人日报》刊用了，美国《星条旗报》也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组照片，有力批驳了美方的造谣诬蔑，对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起到了推动作用。
7月27日，本来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可是因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在这一天，1953年的这一天就成了包括亲历历史现场的钱嗣杰等所有中国人永远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牵动世界“神经”的板门店天空晴朗。上午9时，板门店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钱嗣杰等专程前来采访在这里进行“停战协定”仪式这件“头号新闻”的世界各地记者有200多人，他们三五成群地交谈着、议论着。
钱嗣杰回忆说，整个签字大厅布置得很庄重，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只要与双方代表团有关的设置和用品，都是对称的、平等的。大厅正中，向北并排排列着两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会议桌中间是一张方桌。方桌两侧双方各有两名助签人员，桌上铺着绿色台布。西边的桌上立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东边的桌上立着联合国的旗子。大厅西部一排排的长条木凳是朝中方面人员的席位；大厅东部的长条木凳是“联合国军”方面人员的席位；大厅北面“凸”字形部分是双方新闻记者的活动区域。
9时30分，钱嗣杰见到朝中方面和美国方面各有8名佩带袖章的安全军官分别步入大厅西部和东部的四周守卫着。随后，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分别由指定的东西两门入厅就座。
10时，大厅里一片安静。钱嗣杰感觉到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这时，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座。两位首席代表在本方助签人员协助下，拿起笔。此刻，钱嗣杰和同行曹兴华屏住气息，对准镜头。他们在各自一方准备的《朝鲜停战协定》文件上终于签上了沉重的笔迹，之后由助签人员交换后又各自签字。历史的瞬间，在钱嗣杰连拍的镜头中一次次定格。
当时所签的《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的文本，共有朝文、中文、英文共18本之多。签定完毕，钱嗣杰看看了表，整个仪式用了近10分钟，仪式虽说气氛庄重但有条不紊。当晚10时起，一切敌对行动完全停止。
钱嗣杰圆满地完成了入朝采访任务，荣立三等功，并获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级国旗勋章1枚、军功章1枚，于1954年荣归祖国。
1988年，钱嗣杰离休，后来被选为新华社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副书记、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理事。离休后，他发挥余热，仍在为了摄影事业快乐地忙碌，服务社会，深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赞誉——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特殊津贴；1998年和2001年被授予中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2004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老干部先进工作者”称号；2006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庆典上被授予“突出贡献摄影家”称号……
翻开新中国摄影史，无法绕过钱嗣杰这个名字，尽管可能有人并不知晓他的名字，然而他当年所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凝固着珍贵的历史瞬间，凝固着新中国伟人的英姿。他的照片，被中国档案馆永久珍藏，也永远在历史上书写下弥足珍贵的一笔。
不为人知的劫难与杀机
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钱嗣杰记录下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瞬间：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战俘被遣返……就在他拿着相机记录新中国历史的时候，1955年，27岁的钱嗣杰又有了新任务：赴印度尼西亚的万隆，采访亚非会议。“1954年12月，亚非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召开一次亚非国家会议，也就是万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来讨论亚非国家人民关心的问题、发展问题、合作问题、反对资本主义问题。”
炸“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目标很显然针对的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事发后所有外电都报道说飞机上没有高级官员，显然，人算不如天算，周恩来并没有乘坐这架飞机。钱嗣杰缓了一口气说：“在出发之前，仰光的缅甸总理就邀请周总理，总理答应了他这个要求，所以就从北京飞昆明，由昆明飞仰光，和缅甸总理吴努会晤。所以，周总理就避过了这一场灾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这一不幸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此后9个月的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钱嗣杰向记者释疑：“漏洞出在哪儿呢？就是美蒋特务通过他们在香港情报站的特工人员，用60万港币买通了一个叫周驹的清洁工，在飞机右翼轮舱后安放了定时炸弹。”
1995年，曾经担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终于说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策划和行动的全过程，然而真相已经迟到了整整40年。在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当中，周恩来虽然躲过了阴谋，但是即将到来的万隆会议却因此布满了阴云。
当时，周恩来临时调整行程，决定秘密改乘专机从昆明途经缅甸仰光飞抵万隆，台湾特务机构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是此时此刻的万隆已经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而高度戒备起来。
4月16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5天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雅加达。周恩来一走下飞机，就被几十个保卫人员团团围住，就连新华社记者钱嗣杰也不得靠近。无奈之下，钱嗣杰只好站在汽油桶上拍下了一幅照片。
钱嗣杰拿起当年自己所拍的照片，边端详边回忆：“到万隆的时候，比较紧张，我都没有挤进去，那圈就里三层外三层，宪兵都把总理包围了。你看这人群，总理脑袋在这儿，我站在两个大汽油桶上面，拍这么一个俯瞰，一圈一圈都是宪兵，把总理整个地围住。我一看不行，赶紧往回跑，这个场面是拍不了的，所以只能拍个远景。”
此时的印尼也并不平静。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收到了这样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是印尼当地国民党组织的“铁血暗杀团”成员。这封信透露了他们的暗杀计划，声称中国代表团可能会遭遇危险，周恩来总理可能会被暗杀。“驻印尼使馆黄大使给印尼当局提出了安全问题，一定要他们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所以印尼当局又调集了大批军队和警察，加强会场周围和代表团周围的保安工作。要保证代表团的安全，而且也一定要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印尼当局确实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量。原来说总理可以住在华侨家里，后来也改成了印尼警方指定的别墅。”钱嗣杰说，美国虽没有参加大会，但派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记者团，这个团里的成员就很复杂。“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不安全因素，每一个都可能带来致命的打击，在印尼的十几天中每天都是‘心提到嗓子眼’工作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以后，我们保护总理安全的责任就显得更为重大。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陈毅副总理曾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大家都是总理的警卫员’。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私下里告诉所有工作人员一个口号‘保周氏安全’，就是保卫周总理。所以无论总理出入会场、宴会还是在住的地方，大家都跟着他前前后后，尽量能贴身在他身边，感觉上好像一旦有危险也能挡个枪子的感觉，所有的人始终都很警惕。确实都是为总理安全捏一把汗的。”而今，钱嗣杰回忆起当年的情势依然心有余悸。
除了对安全的担忧，会议本身也成为中国代表团面临的难题。对当时很多的亚非国家而言，社会主义新中国是遥远而陌生的。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正式开幕。在钱嗣杰眼中，第一天的会议就偏离了议题。“当时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是不了解的，29个国家中只有6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大部分都是与台湾有关系的。第一天的会议场上是很乱的，大家互相攻击。”第二天下午，轮到周恩来发言，当时的情景，钱嗣杰历历在目：“很多代表早早就来了，要开会的会场周围，连两边的过道，工作人员、记者都站满了，总理要发言，从媒体到各个代表团都非常重视。这个大会发言，我感觉鸦雀无声，很多记者代表拿出本子认真地记，真是非常非常认真，头一天和第二天的会场的气氛绝对是两样。”
周恩来放弃了原来准备好的演讲稿，按照中午自己刚刚起草的稿子发言，整个发言只有18分钟。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当他的发言结束时，会场上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钱嗣杰还记得：“总理发言之后，尼赫鲁就说，总理这个发言是非常好的；纳塞尔说，我喜欢这个发言；缅甸总理说，总理这个讲话是对抨击中国人的一个很好的答复。我印象最深的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叫罗慕洛，他本来第一天会议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他的调子很高、很厉害，结果，总理讲话以后，他就变了态度。他说，总理这个讲话非常精彩。散会以后，很多代表团团长就来跟总理握手，很多代表就过来跟周总理寒暄、接触。”钱嗣杰笑道，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就是，与会各国元首都希望接触到周总理，总理的确是那个会上最吸引人的“明星”，仿佛谁接触到他，谁的地位就提高了似的。
周恩来成功地扭转了万隆会议对中国代表团不利的局面，在随后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他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那天开会时巴基斯坦总理出来，开完八国代表团会议出来以后，记者就问巴基斯坦总理，今天有什么消息？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周恩来要发表个声明，于是记者都跑到会场等着去了。当时，周恩来讲，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愿意跟美国人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钱嗣杰说，就这么六七十个字，震动了万隆，震动了全世界。“美国的报纸好多都是头条，中国要跟美国坐下来谈判，这是大事。第二天万隆的报纸都是头版，都是头条。所以这个事情之后，美国就跟我们真的进行接触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先在日内瓦，万隆会议后不久，后来到波兰，举行了130多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有一次，周恩来乘敞篷车到万隆会场，钱嗣杰为拍摄受欢迎场景，“跟车跑，敞篷车一停下来，群众献花，就得从前面我们那个车上跑下来，跑下来拍完以后还得去追车，那是百米速度。”
不过，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处理外交事务的“速度”更让人吃惊。短短7天的时间里，钱嗣杰跟随周恩来15次会晤各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16次大小会议，出席宴会15次，周恩来每天的睡眠不到3个小时。钱嗣杰感慨地说：“很多国家总理好像没那么多事，周恩来总理就是忙不过来，就说29个国家吧，他要会晤的太多了，可以说排不上队，给我一个感觉，好像在那所有的代表都想要想尽办法来接触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哪怕谈上简单几句，都愿意接触。当然这样总理就比较忙了，而我也跟着忙。”
边回忆，钱嗣杰边掐指而算：“我是上午参加会议，报道会议；中午总理会见各国代表团，我就拍照片，然后吃点饭马上去会场；散了会以后，晚上总理又要会见各个代表团，我回来差不多就是午夜十一二点。印尼那个地方特别潮湿，那阵子我们的摄影器材也落后，胶卷现在用风干机就风干了，那时候没有，拿电扇来回吹，吹完了以后自己到卫生间还要放大、漂洗，然后再烤干，再写说明，第二天早上去邮局寄，基本上就到天亮了。记得，我曾5天5夜没睡觉。”
钱嗣杰说，战友殉难后，在这种化悲愤为力量的精神驱使下，觉得每一篇报道、每一张照片都寄托着战友的一份未了心愿，认为只有出色地完成摄影报道任务，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当然，在周恩来身边的那段拍摄时光，成为钱嗣杰最宝贵的一段记忆。在钱嗣杰眼中，总理不是高官，倒像个慈爱的长者，没有架子，没有矫情。无论什么活动，只要一结束，总理周围肯定围满了记者，问新闻稿怎么写，照片怎么发？
在万隆会议上，由于飞机爆炸，摄影器材也泡了汤，于是从当地买了许多闪光灯泡。那时的闪光灯泡，不能连续使用，用完一次必须马上更换灯泡。可就在拍摄纳赛尔与周恩来合影时，灯不亮了，钱嗣杰换了一个又一个，连换3个都没亮，当时，汗“刷”地流了下来。周恩来看他这么紧张，非常专业地提醒：“你用慢速照。”钱嗣杰这才冷静下来，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才辛苦问世。
万隆会议结束后，因为觉得飞机太不安全，钱嗣杰他们买了5月5日的荷兰“芝华号”船票。可5月2日接到指示，晚上黄镇大使请他们吃饭，10点即乘刚刚返回的周恩来总理包租的座机回国。走得非常匆忙，钱嗣杰的一套西装都来不及取回，留给了洗衣房。后来他们才知道，有情报说台湾特工已经准备在公海上劫持我国人员，船上就藏着枪支弹药。就这样，钱嗣杰又躲过了一劫。
步入摄影界，乃阴差阳错
经过采访，笔者才知钱嗣杰步入摄影界乃是阴差阳错。1928年1月11日，钱嗣杰出生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一个平民家庭。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他高中还没毕业就在佳木斯报名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本想报考空军，当一名飞行员，然而，当他到指挥部报到时，组织上却安排他到东北大学文艺研究班。不久，他就被派到东北画报社学习摄影；两个月后，被分配到部队担任摄影员。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摄影器材奇缺，只有打大仗时，才会派出摄影记者，所以战士们都说，钱嗣杰一来就要打大仗了。大仗，就是苦仗、硬仗，别人拿枪，他端照相机，在枪林弹雨里拍照片。在战场上，战友想的是如何多打倒几个敌人。而他则是在想机器不好，要是能有个广角就好了；还有胶卷太少，每次只有两个120胶卷，说到害怕，早忘了。他说，在战场上最危险的时刻，作为战地记者你感受不到危险的瞬间。
当时120胶卷每卷只有16张，并且一次只发两卷。在拍摄中，钱嗣杰觉得战士们勇敢地冲向敌人阵地要拍，机枪阵地很漂亮也想拍，见了10个、8个的俘虏也拍，30个、20个的俘虏也拍，可是等到大批的俘虏下来时没胶卷了，当时钱嗣杰“急得跳呀，急得想哭”。等到第二次，还是一场战斗，同样是两个胶卷，钱嗣杰汲取上次的教训，10个、8个俘虏不拍，20、30个不拍，起码要等到50、100个时再拍，结果没有，只抓到30个。这一次，钱嗣杰被宣传科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钱嗣杰所拍摄的照片不断地在《东北画报》等各大媒体上登载，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要想拍出反映部队战斗生活的好照片，就要深入连队，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一次，在我军第3次攻打四平时，为选择阵地拍摄角度，钱嗣杰和宣传干事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不料，敌人临时增援3个师，他们两人面临身陷敌人包围圈的危险，幸亏师部通讯员及时赶到，要他们火速撤离，天黑后才脱离了险区。
1948年，钱嗣杰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后，钱嗣杰随军进关，解放大军占领通县，攻占南苑机场，待命攻打北平。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诞生，钱嗣杰被调到中央新闻总署任摄影记者。
钱嗣杰觉得自己作为记者是挺幸运的，1951年到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他作为中外记者代表团里惟一的摄影记者，经常驱车往返平壤与开城之间。那里是一大片开阔地，根本找不到什么掩护，敌机天天追着车辆狂轰滥炸。一天，钱嗣杰开着一辆朝鲜人民军的车，突然，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先是投弹，看没炸中，便绕着圈子扫射，朝鲜的军车被击中了。这时，钱嗣杰的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冲。他紧握方向盘，灵活地在扫射中前进，飞机在头顶上盘旋。车开着开着，前方出现了一个炮弹坑，同车的人吓坏了，钱嗣杰一踩油门，汽车如同电影特技一般腾空而过。美国飞机悻悻地飞走了，其他人说：“小钱，你是怎么开车的，居然飞起来了。”
“以后好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空军，我看见他们与美国飞机在天上对战，不一会儿，一架美国飞机就栽下来了。”钱嗣杰比划着，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那些打败美国王牌飞行员的中国“神鹰”，以后也成为了他照片中动人的组成部分。
1951年11月27日，敌我双方在板门店经过65轮的谈判之后，终于达成“停战协定”。接着，在交换战俘问题上美方节外生枝，捏造事实，连篇累牍诬蔑中方处决了美军被俘人员。他们以此掩人耳目，企图掩盖美军对我方战俘的暴行。钱嗣杰则针锋相对，把亲眼所见的志愿军战俘被遣返的惨状一一拍摄下来，成为揭露美军倒行逆施的有力证据。
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在战斗中被我军活捉，这是我方当时俘获的最高级将领。当时，美方以及迪安的家属都以为迪安早已阵亡。在朝中方交给美方的战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迪安。美联社记者立即在现场打电话，把只有一句话的稿件——“迪安还活着”发给总社。这位记者因此受到总社嘉奖“普利策奖”，并得到3000美元的奖金。其实，公布战俘名单的前几天，钱嗣杰分别同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新华社记者徐熊专程到“战俘营”单独采访过迪安，不失时机地拍摄了迪安居住的“战俘营”——两间房子（没有高大的围墙和铁丝网），以及迪安同卫兵下象棋、用筷子吃饭、练拳、做操、散步的照片。在交换战俘名单那天，在朝中方就把钱嗣杰所拍摄的《迪安生活在战俘营》独家组照无偿送给了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并由他转美联社。不久，不仅英国《工人日报》刊用了，美国《星条旗报》也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组照片，有力批驳了美方的造谣诬蔑，对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起到了推动作用。
7月27日，本来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可是因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在这一天，1953年的这一天就成了包括亲历历史现场的钱嗣杰等所有中国人永远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牵动世界“神经”的板门店天空晴朗。上午9时，板门店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钱嗣杰等专程前来采访在这里进行“停战协定”仪式这件“头号新闻”的世界各地记者有200多人，他们三五成群地交谈着、议论着。
钱嗣杰回忆说，整个签字大厅布置得很庄重，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只要与双方代表团有关的设置和用品，都是对称的、平等的。大厅正中，向北并排排列着两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会议桌中间是一张方桌。方桌两侧双方各有两名助签人员，桌上铺着绿色台布。西边的桌上立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东边的桌上立着联合国的旗子。大厅西部一排排的长条木凳是朝中方面人员的席位；大厅东部的长条木凳是“联合国军”方面人员的席位；大厅北面“凸”字形部分是双方新闻记者的活动区域。
9时30分，钱嗣杰见到朝中方面和美国方面各有8名佩带袖章的安全军官分别步入大厅西部和东部的四周守卫着。随后，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分别由指定的东西两门入厅就座。
10时，大厅里一片安静。钱嗣杰感觉到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这时，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座。两位首席代表在本方助签人员协助下，拿起笔。此刻，钱嗣杰和同行曹兴华屏住气息，对准镜头。他们在各自一方准备的《朝鲜停战协定》文件上终于签上了沉重的笔迹，之后由助签人员交换后又各自签字。历史的瞬间，在钱嗣杰连拍的镜头中一次次定格。
当时所签的《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的文本，共有朝文、中文、英文共18本之多。签定完毕，钱嗣杰看看了表，整个仪式用了近10分钟，仪式虽说气氛庄重但有条不紊。当晚10时起，一切敌对行动完全停止。
钱嗣杰圆满地完成了入朝采访任务，荣立三等功，并获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级国旗勋章1枚、军功章1枚，于1954年荣归祖国。
1988年，钱嗣杰离休，后来被选为新华社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副书记、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理事。离休后，他发挥余热，仍在为了摄影事业快乐地忙碌，服务社会，深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的赞誉——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特殊津贴；1998年和2001年被授予中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2004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老干部先进工作者”称号；2006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庆典上被授予“突出贡献摄影家”称号……
翻开新中国摄影史，无法绕过钱嗣杰这个名字，尽管可能有人并不知晓他的名字，然而他当年所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凝固着珍贵的历史瞬间，凝固着新中国伟人的英姿。他的照片，被中国档案馆永久珍藏，也永远在历史上书写下弥足珍贵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