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金锁记》作于1943年10月，共三万余言，从主人公曹七巧初嫁姜公馆写到她的死，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之久，我掩卷而闭目思之良久，小说尾声的那两句为我常引用的话：“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用那沉重的锁，劈杀了几个人，没有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这既是对七巧生命悲剧至为精当的概括，又是对题目所涵盖的“金钱”至为沉痛的揭示。难怪评论家们昔日常把《金锁记》更多的解读为“黄金和情欲的心理传奇”。傅雷说七巧“最初把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夏志清认为七巧“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能给自己快乐，也不能给她子女快乐”，结果是“悲剧变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
　　各位须知，作家张爱玲是一个女人，她的“传奇”世界也主要是一个女人的世界，而《金锁记》更是一个生命冲突最专情感碰撞最烈的女人故事，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先天优越的男性读者，还是置身于男性话语场中的女性读者，都有必要矫正自己的观点视角，真正介入到女性的生命情感之中去，设身处地的窥视和体察七巧生命遭际和人性多变。
　　一、在男性话语霸权下的满腔热血
　　打开小说，七巧尚未出扬，但从两个丫头的对话中得知七巧到姜家已五年了，且已由姨奶奶扶正为正头奶奶这不免造成一个悬念。原来姜家二爷是一个“软骨症”，终年卧床，早已萎缩了男性的生命力。七巧虽有一子一女，但一个鲜活的女性生命与一个萎缩的男性生命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之实，则是可以肯定的。从七巧与妯娌之间的谈话流露出她对丈夫的反感，而且早在三年前就断绝了与丈夫的性生活。可见七巧嫁到姜家并非自己所愿，而是作为家长的哥哥与姜家通过她来实现了双方交易中“贫”与“富”、“死”与“活”的互补，姜家所需要的是七巧健全的身体，曹家所需要的是姜家的黄金、权势。在以父权为中心的文化语境里，七巧别无选择，她用健全的身体为哥哥换回了黄金与权势，而自己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块丧失行动机能而仅存繁殖功能的无生命的一个肉堆堆，真是可悲可叹！
　　我在四川巴中一个偏远山区教书育人几十年，目睹这里农村人家儿女相亲之现状，无论男女双方是否愿意，是否般配，只要媒婆一说，两家人喊到饭馆里吃一顿饭（男方出钱），再拿出二万元钱给女方，就算吃了“准酒”。第二步就是男方再拿二万给女方，叫上女方的七姑八姨到男方来吃一顿饭就算“看人户”（此次男方需到邻居家去借腊肉吊起，粮食装起、家具摆起，以示阔气）。第三步就择日子结婚了，这时又要叫男方拿出几万的“下厨礼”，唢呐一吹，女方就算嫁到男家，男家不正是需要的女方健全的身体而为之生儿育女，而女家以父权为中心贪图男家的几万元钱，不正是《金锁记》里曹家和姜家的真实写照吗？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传承到而今，这一点为何就不能改变呢？多少人结婚不到一年，生下孩子不顾一切外出打工，就一去不回，寻找自己的幸福，留下孤儿给爷爷婆婆哺养。还有，而今中国的十万对临时夫妻，这还是人吗？家庭、责任、义务一切都不见了，如果七巧当年可以打工的话，恐怕也早就出去偷人去了。
　　七巧由姨奶奶提升为正头奶奶，这绝非是她自我价值的提升，而是姜老太出于好让她死心塌地的服侍二爷的私心。一个健全的青春生命竟为家长的金钱交易所埋葬，七巧她怎能情愿？又怎能心甘？而一旦被家长们锁在这个既无爱又无性的畸形生存圈内，她又怎能不悲？怎能不怨？由此观之，七巧的人生幸福和精神人性被锁的原发根源不在于黄金本身，而在于黄金交易下的男权话语，在于她七巧是一个低贱的女人，在于当时那种社会根源。
　　二、在假爱和无爱中选择
　　七巧一出场就毫无遮拦的满口“村话”惊倒姜家众女人，这并不是村野之性的自然流露，而是她常与“软骨症”丈夫之间的“性”的苦恼，挂在嘴边，这本身就展示着一个健全青春女性对正常夫妻情欲的焦灼渴盼，但这种渴盼是没有正常表达的语境的。在姜家绝对的性禁忌语境下，她只能以这些“村语”来消化着自己的生命血泪，而姜家其它女人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行笔至此，我想到了施耐庵笔下的潘金莲，大家说她死得冤不冤，长得如花似貌，武大郎怎么能配她。还有曹禺笔下那个患得呼吸不到一点儿新鲜空气的女人繁漪比起七巧来，繁漪自然有知识，有但她为了那真实的生命躁动，也顾不了什么知识教养。而七巧虽无知识教养，但她在对正统秩序构成“异端”这一点上并不让位于繁漪。他们三人，生命格局的惊人相似，在于都挣扎在一口枯井中，又都在拼命抓住一根看似能拯救自己的稻草，但七巧和潘金莲都不及繁漪幸运。说繁漪在抓到周萍之后，在最初的畸形情爱中到底还有一丝情感和慰藉的话，那么七巧从一开始抓到姜季泽那一刻起就注定她无论以怎样的生命代价也挽不回半点真情，但姜季泽之于七巧的意义仅仅在于她是一块健全的肉体。这正如繁漪在别无选择时饥不择食地抓住周萍一样，七巧也只好降格以求地主动亲近这个如同行尸走肉的男人。可是，平日里捧戏子、玩女人、抽鸦片荒唐之至，浪荡不堪的姜季泽，虽然在七巧的情感攻势面前“忽魂悸以魄动”，却终因抱定了宗旨“不敢惹自己家里人”而拒绝了七巧。七巧的第一次情欲挣扎终因姜季泽在家庭秩序语境中的人伦防范而惨败，其情境就像“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又凄凉”。
　　至此，七巧只好关闭了自己的心扉，抑压住灵魂的挣扎。行笔至此，我不禁想起这些长年男人在外打工，几年、十几年不回家，妻子在无可奈何之下，抓住别的男人或者自己的老人公（丈夫的父亲）或者小叔子又何尝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呢？比起繁漪、七巧、潘金莲要好得多嘛！她们在这种假爱和无爱中徘徊抉择，找别人的男人是假爱，自己的丈夫远隔千里又无爱，离开了无爱，面临着假爱;离开了假爱，就是无爱;在假爱与无爱的抉择上，假爱总比无爱好得多。当一个女人逼到在假爱与无爱中选择时，她还有什么挣脱枷锁的指望？如今爱的对象已从身边永远的飘逝了，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连一点点假爱也难觅踪影。一个女人凄怆的宿命就这样定格在作者笔下。而今中国农民工几千百对临时夫妻不正是在无爱和假爱中选择了假爱吗？至此，昔日的“金锁”与现实的“金钱”都是被锁定在这种假爱和无有爱的宿命中的女人无可言状的情欲悲歌。
　　三、变态情欲满足中的人性陷落
　　七巧得不到真爱，也拒绝了假爱，在无爱的境遇下，自然对黄金有了太多的挂牵，也就不可避免的走进了黄金的梦魇里。但黄金可以锁住她的情欲外化，却锁不住她真实生命深层次的躁动，更锁不住她的灵魂更为强烈甚至极端的冲撞。小说中写七巧深夜盘问儿子与儿媳床第隐私，给13岁的女儿缠足痛得女儿惨叫，想方设法折磨死儿子的前两任妻子，逼得儿子不敢再娶，把女儿带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这一切，若七巧置身于一个正常的环境，偿若她已得到了哪怕是男权话语中的女人都能得到的最基本的情欲满足，那么七巧此时无疑是一个人性沦丧的恶女人，一个十恶不赦的丑陋母亲。如果只从层面上看就讨厌七巧，不去追根溯源，那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由“被食者”变成“食人者”的七巧有三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心理层次：性变态心理，仇视与嫉妒心理;寡居者护犊心理，而性变态又是她最深层的心理。七巧对女儿所做的一切都是性欲压抑的结果，而非对女儿的仇视。在她的性变态心理中，潜隐着对儿子的乱伦意念。但母亲的角色定位，又使其乱伦意念扭曲得更为隐谧。她对子女的仇视与她对“软骨症”丈夫的深怀敌意有关。在七巧生命的最后，她摸着“骨瘦如柴的手臂”上的金镯子，脑海里浮起了青春的健美体态和真情梦幻，想起了自己那时“一双洁白的手腕”如果不是黄金交易的畸形婚姻，七巧也许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情世界，而这一切如今都化为了一滴阴干的泪水，这是一个走向生命尽头的女人的自伤自悼，她的人性自然是无可挽回的陷落了，但她又是多么不甘于自己女性的被消解和母性的被剥离啊！
　　《金锁记》为张爱玲毕生的压卷之作，定位在“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是因为她把七巧写得太“彻底了”生活中随处可以找到一个象七巧那样的女性，最彻底的承受了时代的不幸，最彻底的集中了时代妇女的心理重负，最彻底地将一切不幸和重负报复于她所要报复的人。七巧的形象是对整个身处历史宿命的女性世界的生存缺陷和人性悲剧的集合性表现，张爱玲对曹七巧精神人性的深度开掘中活画了一个难以摆脱男性话语权重压的女性现实世界，七巧的悲剧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人数已超过十多万（目前中国已统计的临时夫妻有十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