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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贺昌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
贺昌是山西早期的革命者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穴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雪的杰出领导人。他最初从事学生运动，后来又领导工人运动。在从事革命实践的同时，他笔耕不辍，在《向导》等党的理论刊物上屡试笔锋，同其他革命家一道，共同开拓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知识分子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
积极深入社会 启发工人觉悟
１９２０年春，年仅１４岁的贺昌怀者“应社会之要求，作中坚之人物”的心情来到太原，考入革命气氛较为浓厚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贺昌到太原之前，已在离石县一些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与同学田开疆、李燕敖等人奔赴柳林田泉煤矿，对矿工们做过一些初步的革命宣传，在工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所以，当他踏入省立一中时，对社会活动仍然热情未减，提出“应社会之要求＂的愿望，这就向当时教育界提倡的“论学科注重读经，论校规注重道德＂的旧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
当时的山西，经晚清以来山西历届统治者的经营和外国垄断资本的投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已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太原、大同、阳泉、榆次等几个工业区。尤其是太原，在“五四＂运动前后，工业企业迅速增加，产业工人的人数急剧上升。随着工业的发展，阶级剥削和压迫日趋严重，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开始突出起来，零星自发的工人罢工斗争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就成为革命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立志要“作中坚之人物＂的贺昌更是不能等闲视之了。
在还未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之前，贺昌在工人中的活动没有得到革命理论的指导，这使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认识朦胧。１９２０年寒假期间，他曾赴民间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的结果仅对一些社会现象提出了疑问，他说：“吾省长（指阎锡山）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为何税务日增使民不堪重负？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由何而富？”至于人民贫不聊生的原因，用什麽方式能够解决？他找不到答案，只能无所作为，当百姓询问时，他“无辞以对，相笑而别”。
在彷徨和迷惘中，他结识了高君宇。１９２１年５月，在高君宇的热情指导下，太原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宣告成立。这个组织成立伊始，就明确提出其宗旨和任务是：“唤醒工农，改造社会”。贺昌作为太原地区最早的团员之一，思想上产生了质的变化，对深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已不仅仅是同情和感叹，而是用革命者的眼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思考和分析问题了，他需要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促使他们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而发动工人运动。
１９２２年是马克思主义在太原进一步传播，太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初步兴起的一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贺昌和其他团员紧紧围绕开展工人运动，推动太原革命形势不断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加强了对工人的宣传 和教育。
首先，贺昌在进步学生中提出“学生生活工人化”的口号，要求每个致力于革命事业的青年，利用一切机会接近工人，考察其生活状况和所遭受的苦难，从思想上彻底清除社会上鄙视劳动、轻视工人阶级的陈规陋习。他亲自在课余时间带领一批学生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工人的优秀品质和思想作风，培养同工人的感情。
其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昌深深认识到，太原工人运动落后于全国的重要原因，除客观上的差别外，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工人文化水平低，受阎锡山封建理论的影响太深，许多工人思想上存在着“神灵主宰一切，祸福穷富命中注定”的观念，对生活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对本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知之甚少，这对革命的开展极为不利。针对这种情况，贺昌组织一批学生在太原开化寺附近开办了“晋华书社”，从外地购来大批革命读物，免费吸引一批青年工人前来阅读，一方面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接受革命熏陶，许多人在此接受了思想文化的启蒙，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外，贺昌还以“晋华书社”的名义，开展“互助贩书社”活动，组织进步学生，将一些进步书刊暗中带入工厂，送到那些不能到“晋华书社”读书的工人中间，既同工人一起做工，又利用工余时间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并通过这项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
在省立一中校园内，贺昌曾多次与校方交涉，迫使校方让出几间教室，用来开办“平民小学”，专门免费招收学校附近无钱入学的工人子弟读书。贺昌还在“平民小学”开课的前夕，召集一些同学自己动手编写讲义，并亲自担任教员前来授课。“平民小学”开办的时间较长，１９２３年夏，贺昌离开太原后，傅懋功（即彭真）等人接替了这项工作，使许多流落街头的青年工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通过以上一些活动，太原工人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当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风暴席卷大江南北时，太原的工人也冲破了资本家的阻挠，纷纷走上街头，发出了强烈的革命呼声。
领导工人斗争促进工学联合
１９２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以贺昌为首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此时太原尚未成立党组织），太原工人也开始崭露头角。
与以往不同的是，贺昌在对工人宣传鼓动的同时，已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实际斗争上。他很注重实践，对于如何领导工人去奋斗，他认为，“拿笔杆是不会形容至尽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得到。只有到工人群众中间去活动，从实际工作中才会得到正确的活动方法”。
贺昌是太原工人运动中继往开来的领导者，他在继王振翼之后接任太原团组织负责人后，在工作中很有创新。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在纪念“五一”节和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一周年之际，他亲自参与编发了一期《五一特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同胞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实现世界革命”，像苏联那样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这标志着太原的工人运动已开始突破以往仅局限于经济斗争的界限，在太原工运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太原的传播还不够深入，革命者对革命理论的学习领会还不够深刻，在这期的《五一特刊》中只提出工人的“总同盟罢工”，未提及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问题，不知道暴力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
１９２２年５月中旬爆发的太原大国民印刷厂的罢工，就是一次总同盟罢工，是《五一特刊》所提口号的实践。这次罢工是由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和领导的，罢工的目的是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废除封建管理制度。尽管贺昌事先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等文件，但由于山西当局的破坏，响应者为数甚少，罢工者势孤力单，最终失败。
贺昌并没有因罢工失败而心灰意冷，他结合全国乃至世界工人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这次罢工进行了认真总结，深深感到了全体工人起来和建立工会的重要性。这就是不久以后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迅速成立的直接原因，而太原区分会的总负责人（当时称“秘书”）正是贺昌。１２月正太铁路全线罢工后，他以上次印刷工人的斗争为借鉴，做了周密的部署。最终工人们提出的１２项政治、经济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满足，后来正太铁路工人代表在致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报告中称这次罢工是“在阶级斗争的热潮中争回了自己的权力”。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紧接着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爆发，贺昌领导太原工人群众再次奋起响应，与全国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声援的局面。
贺昌在太原领导过许多次罢工，但规模都不甚大。１９２３年，他被调离山西，先后到平津地区和安源等地继续从事工人运动。这期间他还到我党举办的上海大学深造过，并与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张太雷、邓中夏等切磋过领导艺术，这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中国特殊社会中的工人运动的认识出现飞跃。
在领导实行“总同盟罢工”还是暴力革命的问题上，贺昌已经看到，“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已转入低潮，当时，作为“总同盟罢工”，在前段斗争中已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他认为应该以暴力革命作为工人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１９２３年８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抛弃一切和平改变的观念，采取革命的方法，并且要亲切地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前面奋斗！”１９２３年夏天，他到平津地区从事工人运动时，又告诫工人：“事实证明，和平改良的手段是不能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只有结合劳动群众革命啊！”
如果说在此以前贺昌的宣传还侧重于对资本家的揭露，那么“二七”以后，工人的鲜血已把他的眼睛檫亮了，使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愈加深刻、全面。他看到，镇压工人的主要敌人还不是资本家，而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因此工人运动必须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相一致，他指出：“我们今后的运动应当 是，内除国贼——封建军阀和丧权辱国的政府及违法殃民的国会！外争国权——否认列强侵略中华民族的条约和反抗助长军阀作恶的行动！”他把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鼓励和发动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他说：“在目前只有巩固自己阶级（指工人阶级）的团结，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才不致使生命危于旦夕。”
既然已经确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接下来应该寻找同盟军，贺昌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首先十分重视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联合，他对双方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做了细致的分析。
对于学生，他十分肯定其革命性，他说：“在我们经济落后的中国，青年学生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压迫”。因此中国的青年学生除极少数人被剥削阶级收买外，绝大多数人要求反帝反封建，他们的基本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趋于一致，同时他们又受到世界先进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仅能够参加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而且往往扮演先锋队的角色。
但是由于学生本身存在的弱点，学生不可能脱离工人阶级而单独完成中国革命。他指出：“学生离了民众，便一事无成。”还在１９２３年冬天，他就在《山西平民周刊》第７９期上撰文提出“工学结合”的 问题，要求“山西学生的组织要异常严密，行动须完全一致，并与民众紧密地团结。帮助劳工运动和社会事业”。 这些既代表着一位革命者的策略思想，也反映了其世界观的进步。
贺昌长期领导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知之较祥。他除了指出中国工人的人数少、力量弱等弱点外，其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工人阶级的本质和优点，他告诉进步的学生：“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力和革命要求，确非其他阶级所比。”因此其他的革命阶级必须自觉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
毋庸置疑，当时的中国工人缺乏文化教育，政治觉悟还没有受到更大启发，大部分人尚未组织起来，处于涣散状态。重要的任务在于帮助工人，而青年学生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比学生直接罢课还要重要。１９２５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之后，他就上书团中央，要求进步学生为社会具体做些事情，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他在信中所列举的事项包括：一、在工人中扩大革命宣传和教育；二、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工会；三、在工人中设立各种文化补习学校，把文化知识送给工人；四、以实际行动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包括为工人捐款。这些建议既明确，又及时，正是工人所迫切需要的。
可是，要真正实现“工学结合”却并不容易，必须打破根深蒂固的“工学界限”。这需要来一次思想观念方面的深刻变革。尤其是在学生方面，必须变轻视劳动为重视劳动，变脱离社会为深入社会，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贺昌对青年学生的教育是耐心细致的。他不仅在《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指导性的文章，而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学生中进行讲演，热情歌颂了劳动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贺昌和其他革命青年的共同努力下，介于学生和工人之间无形的“工学界限”逐步土崩瓦解，大批革命青年走上了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贺昌对工人阶级的赤诚之心换来了工人们的信赖。在安源、在上海等他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工人们都称他为“知心朋友”。
明确建团宗旨加强团的建设
贺昌是太原团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团组织已改此名称）第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兼任团中央工农部长。作为中国共青团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建团理论为指导，在团组织的创建和最初的发展中作过积极贡献。
在关于加强团组织的建设方面，贺昌撰写了不少文稿，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太原的青年团体》、《山西的学生运动》、《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安源团地方概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等等，另外在许多与贺昌共过事的战友回忆中，也述及贺昌其他文稿的情况，可惜这些文章在大革命时期散失，无处查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上述一系列文章，理清贺昌关于团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我们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前后，在波澜壮阔的全国性学生游行示威的影响下，在太原随之而起的是各种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学生运动正以新的形式继续发展。这些团体多则数十人，少则几人，几乎遍布太原各大中学校，如山西大学的“新共和学会”、省立一中的“见闻观摩会”、太原农业专门学校的“真社”和太原一师的“共进学社”，此外，还有各校的学生会等。这些组织在对太原学生介绍进步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学生觉悟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些组织往往又缺乏统一正确的思想，没有共同的宗旨和行动纲领，各自为政，各司其令，使各校学生的行动难以协调，容易被人利用。１９２１年５月，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一些组织团体，在许多方面同团组织曾发生过抵触。
１９２２年太原学生运动再度兴起时，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省立一中发动过一次反校长斗争。这次斗争本来是由于校长魏日靖阻挠青年参加进步活动而引起的，按理说，各进步团体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斗争。但是，在整个斗争过程中，除团组织和“青年学会”外，其他组织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贺昌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斗争结束后，他分析失败的原因时沉痛地说，各组织“内部涣散，意见分歧，因而屡次运动始终未能得到完满的结果”。确实需要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组织取代各校的团体来领导学生的斗争。１９２２年在领导太原省立一中学生斗争的同时，贺昌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写了《太原的青年团体》一文，痛心地历数各自为政的危害：“各种青年团体，迷信绝对的自由，不赞成集权的组织，以致四分五裂，一切运动，同归泡影。”这篇文章是以太原的青年运动为依据的，但却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１２号上，可见当时在全国进步学生中都存在类似情况，具有普遍意义。
这便是他致力于加强共产主义青年团建设的重要的思想依据。贺昌十分重视团的思想建设。他认为，具有统一 的思想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他主张把广大团员的思想统一到团的纲领、宗旨和策略上来。可是在建团初期，由于团内混进了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分子，以致使团的纲领不能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对此，贺昌提出对团组织进行整顿，他严厉抨击各种错误思想，说：“提出的方法和意见不能一致，常常相互冲突”，损坏了团的组织的严肃和战斗力。
很显然，不对团员进行正面的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就不能提高其觉悟。对此，他提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所组织，即完全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因此他建议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教育青年，要求每个团员都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真正树立起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思想，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作出贡献。在团中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他更明确地撰文告诉团员：“我们始终要了解本团是代表青年工人利益的团体，劳苦少年群众的组织”，他号召广大团员要“为劳苦少年的利益奋斗”。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工人群众中，首先得到工人阶级的信赖和拥护。但是在建团初期，团内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思想，认为中国工人数量少，力量弱，把工人群众的力量视为可有可无。还有一些人根本不愿深入到工人中去，因此团组织在工作上总是不能突破学生范围。这种情况与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团的性质根本不相适应。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贺昌在团的二大和三大上均提出团的工作重点由学生运动转移到工人运动的问题。他说：“我们要集中本团的力量，用到向青年工人的宣传和组织上面，以劳苦少年为本团组织的中坚。”根据这种建团理论， 他主张把团的基层组织直接建立到工人中去，在那里扎根，增加团员中的工人成分，使团组织永远保持革命的本色。他曾在太原、北京、天津、安源、上海、武汉等地主持过团的地方组织的工作，在他工作过的地区，团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中的发展均比较快。１９２４年，贺昌在江西安源工作期间，各种工作都有较大起色，团的基层组织很快由原来的７个发展到２６个，团员人数亦由１６８人增加到２４５人。这些基层组织纪律性强，作风民主，机构健全，还能定期对团员和青年工人进行革命理想教育和形势教育，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它们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过堡垒作用。
贺昌一方面注重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对进步学生的热情丝毫未减。他建议团组织要工学兼顾，不要因重视工人工作而忽视了学生工作。团组织不能将革命觉悟高、具有献身精神的学生拒之门外。贺昌认为吸收进步学生入团与保持团组织的纯洁性并不矛盾。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们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人，培养同工人阶级的感情，克服自身的弱点。在这样的前提下去培养、吸收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入团。贺昌在太原工作期间，这条原则就得到了认真的贯彻，１９２３年贺昌离开太原后，他的后继者们对此仍是一如既往。彭真曾回忆说：“我们太原党团组织有个好传统，那时决定谁入党入团，先要派去搞工人运动，要能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参加党团组织。”
贺昌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能够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引导进步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斗争中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这正是我们应该总结的。
贺昌是山西早期的革命者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穴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雪的杰出领导人。他最初从事学生运动，后来又领导工人运动。在从事革命实践的同时，他笔耕不辍，在《向导》等党的理论刊物上屡试笔锋，同其他革命家一道，共同开拓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知识分子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
积极深入社会 启发工人觉悟
１９２０年春，年仅１４岁的贺昌怀者“应社会之要求，作中坚之人物”的心情来到太原，考入革命气氛较为浓厚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贺昌到太原之前，已在离石县一些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与同学田开疆、李燕敖等人奔赴柳林田泉煤矿，对矿工们做过一些初步的革命宣传，在工人中产生过一定影响。所以，当他踏入省立一中时，对社会活动仍然热情未减，提出“应社会之要求＂的愿望，这就向当时教育界提倡的“论学科注重读经，论校规注重道德＂的旧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
当时的山西，经晚清以来山西历届统治者的经营和外国垄断资本的投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已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太原、大同、阳泉、榆次等几个工业区。尤其是太原，在“五四＂运动前后，工业企业迅速增加，产业工人的人数急剧上升。随着工业的发展，阶级剥削和压迫日趋严重，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开始突出起来，零星自发的工人罢工斗争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就成为革命青年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立志要“作中坚之人物＂的贺昌更是不能等闲视之了。
在还未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之前，贺昌在工人中的活动没有得到革命理论的指导，这使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认识朦胧。１９２０年寒假期间，他曾赴民间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的结果仅对一些社会现象提出了疑问，他说：“吾省长（指阎锡山）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为何税务日增使民不堪重负？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由何而富？”至于人民贫不聊生的原因，用什麽方式能够解决？他找不到答案，只能无所作为，当百姓询问时，他“无辞以对，相笑而别”。
在彷徨和迷惘中，他结识了高君宇。１９２１年５月，在高君宇的热情指导下，太原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宣告成立。这个组织成立伊始，就明确提出其宗旨和任务是：“唤醒工农，改造社会”。贺昌作为太原地区最早的团员之一，思想上产生了质的变化，对深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已不仅仅是同情和感叹，而是用革命者的眼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思考和分析问题了，他需要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促使他们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而发动工人运动。
１９２２年是马克思主义在太原进一步传播，太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初步兴起的一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贺昌和其他团员紧紧围绕开展工人运动，推动太原革命形势不断发展这个中心任务，加强了对工人的宣传 和教育。
首先，贺昌在进步学生中提出“学生生活工人化”的口号，要求每个致力于革命事业的青年，利用一切机会接近工人，考察其生活状况和所遭受的苦难，从思想上彻底清除社会上鄙视劳动、轻视工人阶级的陈规陋习。他亲自在课余时间带领一批学生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工人的优秀品质和思想作风，培养同工人的感情。
其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昌深深认识到，太原工人运动落后于全国的重要原因，除客观上的差别外，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工人文化水平低，受阎锡山封建理论的影响太深，许多工人思想上存在着“神灵主宰一切，祸福穷富命中注定”的观念，对生活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对本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知之甚少，这对革命的开展极为不利。针对这种情况，贺昌组织一批学生在太原开化寺附近开办了“晋华书社”，从外地购来大批革命读物，免费吸引一批青年工人前来阅读，一方面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接受革命熏陶，许多人在此接受了思想文化的启蒙，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外，贺昌还以“晋华书社”的名义，开展“互助贩书社”活动，组织进步学生，将一些进步书刊暗中带入工厂，送到那些不能到“晋华书社”读书的工人中间，既同工人一起做工，又利用工余时间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并通过这项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
在省立一中校园内，贺昌曾多次与校方交涉，迫使校方让出几间教室，用来开办“平民小学”，专门免费招收学校附近无钱入学的工人子弟读书。贺昌还在“平民小学”开课的前夕，召集一些同学自己动手编写讲义，并亲自担任教员前来授课。“平民小学”开办的时间较长，１９２３年夏，贺昌离开太原后，傅懋功（即彭真）等人接替了这项工作，使许多流落街头的青年工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通过以上一些活动，太原工人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当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风暴席卷大江南北时，太原的工人也冲破了资本家的阻挠，纷纷走上街头，发出了强烈的革命呼声。
领导工人斗争促进工学联合
１９２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以贺昌为首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此时太原尚未成立党组织），太原工人也开始崭露头角。
与以往不同的是，贺昌在对工人宣传鼓动的同时，已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实际斗争上。他很注重实践，对于如何领导工人去奋斗，他认为，“拿笔杆是不会形容至尽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得到。只有到工人群众中间去活动，从实际工作中才会得到正确的活动方法”。
贺昌是太原工人运动中继往开来的领导者，他在继王振翼之后接任太原团组织负责人后，在工作中很有创新。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在纪念“五一”节和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一周年之际，他亲自参与编发了一期《五一特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同胞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实现世界革命”，像苏联那样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这标志着太原的工人运动已开始突破以往仅局限于经济斗争的界限，在太原工运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太原的传播还不够深入，革命者对革命理论的学习领会还不够深刻，在这期的《五一特刊》中只提出工人的“总同盟罢工”，未提及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问题，不知道暴力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
１９２２年５月中旬爆发的太原大国民印刷厂的罢工，就是一次总同盟罢工，是《五一特刊》所提口号的实践。这次罢工是由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动和领导的，罢工的目的是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废除封建管理制度。尽管贺昌事先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群众书》等文件，但由于山西当局的破坏，响应者为数甚少，罢工者势孤力单，最终失败。
贺昌并没有因罢工失败而心灰意冷，他结合全国乃至世界工人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这次罢工进行了认真总结，深深感到了全体工人起来和建立工会的重要性。这就是不久以后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会迅速成立的直接原因，而太原区分会的总负责人（当时称“秘书”）正是贺昌。１２月正太铁路全线罢工后，他以上次印刷工人的斗争为借鉴，做了周密的部署。最终工人们提出的１２项政治、经济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满足，后来正太铁路工人代表在致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报告中称这次罢工是“在阶级斗争的热潮中争回了自己的权力”。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紧接着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爆发，贺昌领导太原工人群众再次奋起响应，与全国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声援的局面。
贺昌在太原领导过许多次罢工，但规模都不甚大。１９２３年，他被调离山西，先后到平津地区和安源等地继续从事工人运动。这期间他还到我党举办的上海大学深造过，并与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张太雷、邓中夏等切磋过领导艺术，这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中国特殊社会中的工人运动的认识出现飞跃。
在领导实行“总同盟罢工”还是暴力革命的问题上，贺昌已经看到，“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已转入低潮，当时，作为“总同盟罢工”，在前段斗争中已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他认为应该以暴力革命作为工人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１９２３年８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抛弃一切和平改变的观念，采取革命的方法，并且要亲切地站在劳动群众的利益前面奋斗！”１９２３年夏天，他到平津地区从事工人运动时，又告诫工人：“事实证明，和平改良的手段是不能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只有结合劳动群众革命啊！”
如果说在此以前贺昌的宣传还侧重于对资本家的揭露，那么“二七”以后，工人的鲜血已把他的眼睛檫亮了，使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愈加深刻、全面。他看到，镇压工人的主要敌人还不是资本家，而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因此工人运动必须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相一致，他指出：“我们今后的运动应当 是，内除国贼——封建军阀和丧权辱国的政府及违法殃民的国会！外争国权——否认列强侵略中华民族的条约和反抗助长军阀作恶的行动！”他把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鼓励和发动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他说：“在目前只有巩固自己阶级（指工人阶级）的团结，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才不致使生命危于旦夕。”
既然已经确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接下来应该寻找同盟军，贺昌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首先十分重视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联合，他对双方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做了细致的分析。
对于学生，他十分肯定其革命性，他说：“在我们经济落后的中国，青年学生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压迫”。因此中国的青年学生除极少数人被剥削阶级收买外，绝大多数人要求反帝反封建，他们的基本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趋于一致，同时他们又受到世界先进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仅能够参加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而且往往扮演先锋队的角色。
但是由于学生本身存在的弱点，学生不可能脱离工人阶级而单独完成中国革命。他指出：“学生离了民众，便一事无成。”还在１９２３年冬天，他就在《山西平民周刊》第７９期上撰文提出“工学结合”的 问题，要求“山西学生的组织要异常严密，行动须完全一致，并与民众紧密地团结。帮助劳工运动和社会事业”。 这些既代表着一位革命者的策略思想，也反映了其世界观的进步。
贺昌长期领导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知之较祥。他除了指出中国工人的人数少、力量弱等弱点外，其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工人阶级的本质和优点，他告诉进步的学生：“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力和革命要求，确非其他阶级所比。”因此其他的革命阶级必须自觉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
毋庸置疑，当时的中国工人缺乏文化教育，政治觉悟还没有受到更大启发，大部分人尚未组织起来，处于涣散状态。重要的任务在于帮助工人，而青年学生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比学生直接罢课还要重要。１９２５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之后，他就上书团中央，要求进步学生为社会具体做些事情，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他在信中所列举的事项包括：一、在工人中扩大革命宣传和教育；二、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工会；三、在工人中设立各种文化补习学校，把文化知识送给工人；四、以实际行动支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包括为工人捐款。这些建议既明确，又及时，正是工人所迫切需要的。
可是，要真正实现“工学结合”却并不容易，必须打破根深蒂固的“工学界限”。这需要来一次思想观念方面的深刻变革。尤其是在学生方面，必须变轻视劳动为重视劳动，变脱离社会为深入社会，变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贺昌对青年学生的教育是耐心细致的。他不仅在《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指导性的文章，而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学生中进行讲演，热情歌颂了劳动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贺昌和其他革命青年的共同努力下，介于学生和工人之间无形的“工学界限”逐步土崩瓦解，大批革命青年走上了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贺昌对工人阶级的赤诚之心换来了工人们的信赖。在安源、在上海等他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工人们都称他为“知心朋友”。
明确建团宗旨加强团的建设
贺昌是太原团组织的创建者之一，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团组织已改此名称）第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兼任团中央工农部长。作为中国共青团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建团理论为指导，在团组织的创建和最初的发展中作过积极贡献。
在关于加强团组织的建设方面，贺昌撰写了不少文稿，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太原的青年团体》、《山西的学生运动》、《第二次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安源团地方概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等等，另外在许多与贺昌共过事的战友回忆中，也述及贺昌其他文稿的情况，可惜这些文章在大革命时期散失，无处查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上述一系列文章，理清贺昌关于团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我们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前后，在波澜壮阔的全国性学生游行示威的影响下，在太原随之而起的是各种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学生运动正以新的形式继续发展。这些团体多则数十人，少则几人，几乎遍布太原各大中学校，如山西大学的“新共和学会”、省立一中的“见闻观摩会”、太原农业专门学校的“真社”和太原一师的“共进学社”，此外，还有各校的学生会等。这些组织在对太原学生介绍进步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学生觉悟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些组织往往又缺乏统一正确的思想，没有共同的宗旨和行动纲领，各自为政，各司其令，使各校学生的行动难以协调，容易被人利用。１９２１年５月，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一些组织团体，在许多方面同团组织曾发生过抵触。
１９２２年太原学生运动再度兴起时，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省立一中发动过一次反校长斗争。这次斗争本来是由于校长魏日靖阻挠青年参加进步活动而引起的，按理说，各进步团体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斗争。但是，在整个斗争过程中，除团组织和“青年学会”外，其他组织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贺昌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斗争结束后，他分析失败的原因时沉痛地说，各组织“内部涣散，意见分歧，因而屡次运动始终未能得到完满的结果”。确实需要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组织取代各校的团体来领导学生的斗争。１９２２年在领导太原省立一中学生斗争的同时，贺昌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写了《太原的青年团体》一文，痛心地历数各自为政的危害：“各种青年团体，迷信绝对的自由，不赞成集权的组织，以致四分五裂，一切运动，同归泡影。”这篇文章是以太原的青年运动为依据的，但却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第１２号上，可见当时在全国进步学生中都存在类似情况，具有普遍意义。
这便是他致力于加强共产主义青年团建设的重要的思想依据。贺昌十分重视团的思想建设。他认为，具有统一 的思想才可能有统一的组织。他主张把广大团员的思想统一到团的纲领、宗旨和策略上来。可是在建团初期，由于团内混进了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分子，以致使团的纲领不能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对此，贺昌提出对团组织进行整顿，他严厉抨击各种错误思想，说：“提出的方法和意见不能一致，常常相互冲突”，损坏了团的组织的严肃和战斗力。
很显然，不对团员进行正面的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就不能提高其觉悟。对此，他提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所组织，即完全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因此他建议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教育青年，要求每个团员都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真正树立起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思想，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作出贡献。在团中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他更明确地撰文告诉团员：“我们始终要了解本团是代表青年工人利益的团体，劳苦少年群众的组织”，他号召广大团员要“为劳苦少年的利益奋斗”。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工人群众中，首先得到工人阶级的信赖和拥护。但是在建团初期，团内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思想，认为中国工人数量少，力量弱，把工人群众的力量视为可有可无。还有一些人根本不愿深入到工人中去，因此团组织在工作上总是不能突破学生范围。这种情况与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团的性质根本不相适应。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贺昌在团的二大和三大上均提出团的工作重点由学生运动转移到工人运动的问题。他说：“我们要集中本团的力量，用到向青年工人的宣传和组织上面，以劳苦少年为本团组织的中坚。”根据这种建团理论， 他主张把团的基层组织直接建立到工人中去，在那里扎根，增加团员中的工人成分，使团组织永远保持革命的本色。他曾在太原、北京、天津、安源、上海、武汉等地主持过团的地方组织的工作，在他工作过的地区，团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中的发展均比较快。１９２４年，贺昌在江西安源工作期间，各种工作都有较大起色，团的基层组织很快由原来的７个发展到２６个，团员人数亦由１６８人增加到２４５人。这些基层组织纪律性强，作风民主，机构健全，还能定期对团员和青年工人进行革命理想教育和形势教育，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它们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过堡垒作用。
贺昌一方面注重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对进步学生的热情丝毫未减。他建议团组织要工学兼顾，不要因重视工人工作而忽视了学生工作。团组织不能将革命觉悟高、具有献身精神的学生拒之门外。贺昌认为吸收进步学生入团与保持团组织的纯洁性并不矛盾。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们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人，培养同工人阶级的感情，克服自身的弱点。在这样的前提下去培养、吸收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入团。贺昌在太原工作期间，这条原则就得到了认真的贯彻，１９２３年贺昌离开太原后，他的后继者们对此仍是一如既往。彭真曾回忆说：“我们太原党团组织有个好传统，那时决定谁入党入团，先要派去搞工人运动，要能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参加党团组织。”
贺昌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能够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引导进步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斗争中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这正是我们应该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