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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格拉底之死的案情
公元前三九九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在苏格拉底之死的案件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伟大哲学家,另一方是民主、宽容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更加渗骨。尤其是在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苏格拉底之死不仅成了一个问题,也成了人们心中难以解开的结。
然而,在雅典人那里,这桩案子根本就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整个案件的过程都是按照雅典城邦的法律来完成的。起诉苏格拉底的是三个雅典公民,以美勒特斯为首,他们显然是按照法律起诉的。在《欧绪佛罗》中,苏格拉底说正要到“王者执行官”处应美勒特斯之诉。这位王者执行官主要负责敬神的事务的,“他知道青年如何学坏,谁引诱他们学坏” ,所以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因此需要到彼处备案。至此,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古代雅典的审判程序是复杂而民主的。不同于现代,雅典法庭不设法官,设有主持官,他负责组织审判和维护法庭秩序。审判的权力在审判团,审判团成员由雅典公民组成。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参加当年的陪审团,由抽签从自愿报名的公民中选举出六千人组成当年的陪审团。如果要审判案件,城邦官员根据案件的大小抽签挑选出当天出席法庭的陪审团的人数,一般从5千人到两千人不等。这样组成的陪审团可以防止任何形式的贿赂,因为你不知道哪个陪审员判决你的案子,你也不可能把六千人全部行贿。苏格拉底案件的陪审团是500人,看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案子,较大的案子会多有两千人,而且重大的案子往往由公民直接审判。
法庭上的审判不同现代的审判。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申辩,并进行举证。然后陪审团进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被告人获得较多数的票,那末就可以洗清罪名,无罪释放。但案件还没有完,还要看原告人的票数,如果票数达不到五分之一,那么原告就遭到惩罚,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恶意诬告。如果票数相等,被告无罪释放。如果被告的票数较少,宣布有罪并进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是决定被告的惩罚方式。苏格拉底在第一次投票中,以二百二十对二百八十票被判处有罪。在第二次投票中,苏格拉底像是在开玩笑,他申辩自己不但没有罪,还对城邦有功,要求陪审团给他以在政府大厅用膳的最高待遇。这样激怒了一部分人,使得原来支持他的一部分人转化为判他死刑的人。结果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二、雅典民主权威、个人自由与苏格拉底之死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因为他没有犯罪行为,也没有造成直接伤害的言论。但在雅典,不论你有否犯罪行为,也不论你的言论有无直接伤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就成立。
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但他的权威并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为人所认同,他的名气更多的是来自他的荒诞和怪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描写了他的行动怪异、言语的诡辩。“阿里斯托芬似乎不仅在嘲弄苏格拉底,还指责他引诱年轻人误入歧途,因此他必须对传统道德的败坏和马拉松精神的消亡承担责任。” 《云》是讽刺苏格拉底的最重要的喜剧,它上演于公元前四二三年,在狄奥尼索斯节上映,观众多达两万人,无疑会给雅典人留下深刻印象,无疑对四十四年后的审判有着重要影响。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现代不同。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一词由人民和统治两个部分组成。显而易见,民主政治意味着全体人民的参与,与民主的彻底性与直接性密切相联系。它强调民主的整体性,主张把个人的自由、信念等隐去。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群体通常是指纳税人,它和“公民”相对应。它不仅要求有整体的自由和意志,还要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如果以现代人看来,这绝对是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严重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这样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也说明,在古代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受阻扰而私自行动的范围” 的消极自由,也就没有言论的自由。
斯东老先生认为苏格拉底如果以言论自由辩护就能获得清白,“要是苏格拉底当初援引言论自由为所有雅典人的基本权利,他就会打动人们内心深处的产生共鸣的心弦。” 也许他不知道,苏格拉底的同胞是不会把言论自由当成一回事的,雅典民主已经定下了苏格拉底之死的弦外音。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刘小枫,陈少明.经典与解释8.苏格拉底的问题[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柏林.两种自由的概念[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作者简介:冯桂锋(1983.7-),男,汉族,山东济宁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社会发展哲学。林少涛(1983.11-),男,汉族,广东汕尾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社会发展哲学。)
公元前三九九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在苏格拉底之死的案件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伟大哲学家,另一方是民主、宽容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更加渗骨。尤其是在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苏格拉底之死不仅成了一个问题,也成了人们心中难以解开的结。
然而,在雅典人那里,这桩案子根本就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整个案件的过程都是按照雅典城邦的法律来完成的。起诉苏格拉底的是三个雅典公民,以美勒特斯为首,他们显然是按照法律起诉的。在《欧绪佛罗》中,苏格拉底说正要到“王者执行官”处应美勒特斯之诉。这位王者执行官主要负责敬神的事务的,“他知道青年如何学坏,谁引诱他们学坏” ,所以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因此需要到彼处备案。至此,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古代雅典的审判程序是复杂而民主的。不同于现代,雅典法庭不设法官,设有主持官,他负责组织审判和维护法庭秩序。审判的权力在审判团,审判团成员由雅典公民组成。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参加当年的陪审团,由抽签从自愿报名的公民中选举出六千人组成当年的陪审团。如果要审判案件,城邦官员根据案件的大小抽签挑选出当天出席法庭的陪审团的人数,一般从5千人到两千人不等。这样组成的陪审团可以防止任何形式的贿赂,因为你不知道哪个陪审员判决你的案子,你也不可能把六千人全部行贿。苏格拉底案件的陪审团是500人,看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案子,较大的案子会多有两千人,而且重大的案子往往由公民直接审判。
法庭上的审判不同现代的审判。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申辩,并进行举证。然后陪审团进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被告人获得较多数的票,那末就可以洗清罪名,无罪释放。但案件还没有完,还要看原告人的票数,如果票数达不到五分之一,那么原告就遭到惩罚,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恶意诬告。如果票数相等,被告无罪释放。如果被告的票数较少,宣布有罪并进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是决定被告的惩罚方式。苏格拉底在第一次投票中,以二百二十对二百八十票被判处有罪。在第二次投票中,苏格拉底像是在开玩笑,他申辩自己不但没有罪,还对城邦有功,要求陪审团给他以在政府大厅用膳的最高待遇。这样激怒了一部分人,使得原来支持他的一部分人转化为判他死刑的人。结果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二、雅典民主权威、个人自由与苏格拉底之死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因为他没有犯罪行为,也没有造成直接伤害的言论。但在雅典,不论你有否犯罪行为,也不论你的言论有无直接伤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就成立。
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但他的权威并不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为人所认同,他的名气更多的是来自他的荒诞和怪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描写了他的行动怪异、言语的诡辩。“阿里斯托芬似乎不仅在嘲弄苏格拉底,还指责他引诱年轻人误入歧途,因此他必须对传统道德的败坏和马拉松精神的消亡承担责任。” 《云》是讽刺苏格拉底的最重要的喜剧,它上演于公元前四二三年,在狄奥尼索斯节上映,观众多达两万人,无疑会给雅典人留下深刻印象,无疑对四十四年后的审判有着重要影响。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现代不同。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一词由人民和统治两个部分组成。显而易见,民主政治意味着全体人民的参与,与民主的彻底性与直接性密切相联系。它强调民主的整体性,主张把个人的自由、信念等隐去。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群体通常是指纳税人,它和“公民”相对应。它不仅要求有整体的自由和意志,还要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如果以现代人看来,这绝对是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严重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这样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也说明,在古代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受阻扰而私自行动的范围” 的消极自由,也就没有言论的自由。
斯东老先生认为苏格拉底如果以言论自由辩护就能获得清白,“要是苏格拉底当初援引言论自由为所有雅典人的基本权利,他就会打动人们内心深处的产生共鸣的心弦。” 也许他不知道,苏格拉底的同胞是不会把言论自由当成一回事的,雅典民主已经定下了苏格拉底之死的弦外音。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M].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刘小枫,陈少明.经典与解释8.苏格拉底的问题[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柏林.两种自由的概念[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作者简介:冯桂锋(1983.7-),男,汉族,山东济宁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社会发展哲学。林少涛(1983.11-),男,汉族,广东汕尾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社会发展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