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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究竟是一个不错的教师，还是一个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是一个被逼无奈的“痞子”?俞敏洪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下海”潮中，有着标志性意义。
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财富陡增，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俞敏洪这个名字，相信当今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们“崇拜”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新东方的学生。在国内，大学生要是没听过俞敏洪的演讲，更被看作是落伍。
在这个“神话”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一个真实的俞敏洪是怎样的?
被北大逼上梁山
“北大是一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对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杂陈，爱恨交织”来形容。
北大给予了俞敏洪什么?老俞每每讲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俞敏洪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诉：“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失败者)；在北大教了七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还是个Loser；在北大十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加入过任何团体，我是个Loser……”
当然，俞敏洪也承认北大对他的熏陶：“没有北大，就没有新东方。现在新东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说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
很多时候，屈辱和压抑会使一个人爆发，俞敏洪的经历就是这样。据说，当年他常常一天背十几个小时的英语，因为英语老师当众说他讲的英语“只有俞敏洪三个字能让人听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四年后，终于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这让他决定要把一辈子献给北大。但后来，看到同学、朋友都相继出国，俞敏洪忍不住了。他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国。在北大成绩并不优异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后，留学梦断。为了生计，也为赚点钱继续他的出国梦，他在校外办起了托福班，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
上帝也常常戏弄那些刚刚燃起希望的人。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擊可谓是毁灭性的：1990年的一个秋夜，细雨溅落在静谧的未名湖上，激起阵阵涟漪，在夜色中蔓延开去。俞敏洪和朋友高兴地喝着小酒，聊着家常，描绘着他渐渐清晰的出国梦。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时一如既往地放着校园晚间广播。
“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同伴惊呼。
原来，广播里正在播送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其中说了四五条处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着北大的旗号私自办学。这个处分决定被大喇叭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处分突然袭来，方式和程度如此激烈，表明了校方的震怒。
颜面扫地的俞敏洪，只得选择离开。“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释，“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但当时，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北大教师，选择了做一个“个体户”。
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惟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但正是这“落草为寇”，激发出了他的“痞子”精神。
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痞子”演绎新东方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义无反顾地甩掉了北大这个包袱，开始相信商业的力量。他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学会与社会、政府的各色人打交道。
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告，这时候的俞敏洪，显出了痞子的狠劲。
新东方人都有一种电线杆情结，因为新东方是靠老俞在电线杆上一张一张贴广告贴出来的。曾经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老俞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才保下那两根电线杆。
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渐渐显露出他的经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一是价格战，当时基本收费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还是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不满意可以不交钱。二是推出核心产品，他赖以成名的“红宝书”——《GRE词汇精选》。三是情感营销，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成功学式的励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
俞敏洪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做过老师有关：“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们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确实，他对学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并且充分利用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崇拜心理，而获得别人的信任。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地盘的争夺战蔓延到了贴广告的电线杆，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进了医院，对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了医院。
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完全没有了北大的书生气。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镜，“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
一个人创业是孤单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于是，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办新东方。他们来新东方，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痞子”精神的悖论
创业者成事，要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业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须向企业家的严谨转变。2000～2004年，是新东方最困难的时期，俞敏洪备受煎熬。他要完成从一个老师到一个企业家的转变，并将一班聚义兄弟变成一个管理团队。
“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
此时，外部打击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签证大幅减少，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极大影响；接着是“非典”袭击，停课四个月，新东方损失过亿元。此外，还有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对新东方偷题的诉讼，新东方为此赔付了600多万元。
外患是暂时的，内忧则可能致命。“哥们义气一起做，做到最后就没有规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纠缠在一起，新东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杀大戏，俞敏洪这个主角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最主要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
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驾要脱离组织，王强、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此外，俞敏洪曾经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辞职，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两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经的“盟友”相继“造反”，眼见着新东方的核心团队就要瓦解。
争斗的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型商人开始了对“痞子”精神的反思，开始了对商业规则的痛苦适应。俞敏洪说：“大家都惊慌失措了。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学过商业规则，从来没有学过股份制，连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拆分这种利益躯体。”
王强回忆道：“大家一样痛苦。比如说利益问题，你要分股份，股份该怎么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来谈这些，彼此间的情感确实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俞敏洪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兄弟们“造反”，还有来自老婆、老妈的压力。就像很多民营企业一样，新东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一起创办起来的。后来，老妈、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不仅俞敏洪这样，其他创业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老妈对公司管理的指指点点，引起了海归们的不满。
为此，俞敏洪制定了一个回避原则：直系亲属一律不能在公司工作。
这个规定首先就没有获得他老妈的同意：“你这个对我不管用。”俞敏洪还是强势执行了。结果是，老妈生气，老婆半年不理他。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争外斗中，俞敏洪扮演了一个“刘备”的角色。他自己也说：“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
上市真是救贖?
新东方不缺钱，也无须圈钱。为什么还要上市?真实原因之一是上述问题的延续。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以制度说话，避免前面出现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的救赎，让企业顺利发展。
现在的俞敏洪，成了守业者。而且，他必须成为一个守业者。
上市能否实现新东方的救赎?还有待时间检验。
那个曾经富有“痞子”精神的俞敏洪已开始远去。也许这就是宿命。
新东方的成功，打造了俞敏洪神话。许多人称他为“留学教父”、“教师首富”。但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一句话却颇有意味：“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特别是这个“痞子”精神，概括得尤为精到。
俞敏洪的创业史，新东方的成长史，这种“痞子”精神充盈其间。但是，俞敏洪毕竟是北大高才生、北大教师，怎么也算个三流文人。所以，俞敏洪的“痞”不同于街头混混的低俗，不同于那种装着看透世界、自以为是的市井痞子，不同于那种没有是非原则的暴发户。他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
我们姑且称之为“雅痞”。
听俞敏洪上课
俞敏洪商战兵法
其实新东方那几步，某种意义上后来你回头看觉得是落后的，但是对新东方的发展全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步是新东方的家族制，导致新东方开始有了稳固的基础。
第二步是新东方的分工制，或者叫做诸侯割据，或者说是你说的合伙制。就是我采取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我有一个原则，这辈子不能跟朋友们发生利益关系，但是大家在一起干，本身就是朋友，然后我采取什么原则呢，就像这个方块一样，一人分一块，互相前往别干涉。你做完这一块，把所有的费用弄完了，你国家的税收加完了，你就把它拿走，这就是你的。因为前面几年干这个合伙制干得很好，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承包到户的这样一个方式一直干到了2000年。导致新东方由于每个人可以利益最大化，强有力地发展。
第三步新东方的股份改造，导致最后大家明白在新东方，每一个人应该是什么位置。尽管经过了几年的上上下下，但是最后每一个人终于明白，我在新东方能做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利益。利益清晰化，权力清晰化，是任何一个机构发展的必然。
俞敏洪为人处事绝招：不争
我在北大确实没有太多的故事。因为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跟别人有利益上的纷争，成绩上也是与世无争，该第几名就第几名，我从来不会为成绩良好而努力，我还算是比较勤奋的一个人。 尽管没有好胜心，但还是比较勤奋的一个人，所以新东方现在就慢慢做出来了。到现在为止我还在新东方，没有跟谁比较过。凡是争得很厉害的人，一定是把眼前的东西当做最重要的东西，把亲情也给牺牲掉了，完了把精力也给牺牲掉了，把眼光也给牺牲掉了。
比如说我给学生讲的时候，让他们改变心态的方法之一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宁可跟一群优秀的人打交道，你是最后一名，向他们去学习，不管怎么被他们挤压，都不能是在一群没有出息的人中间你变成了第一名。要敢于向优秀的人学习，比如说在北大我的成绩是比较差的，毕业的时候是排在全班倒数第5名的，但是我交的朋友却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现在新东方几位主要人物，王强当初是我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那么像徐小平当时是北大的老师。我跟他们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比我优秀。我当时实际上这么想的，你们5年干好了，我就不信我干不好，我干10年，你若10年干好，我干20年。再实在不行，我想办法把身体弄得健康一点，你们到80岁拉倒了，我活到85岁，看着你们一个个拉倒。
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财富陡增，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俞敏洪这个名字，相信当今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们“崇拜”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新东方的学生。在国内，大学生要是没听过俞敏洪的演讲，更被看作是落伍。
在这个“神话”背后，俞敏洪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一个真实的俞敏洪是怎样的?
被北大逼上梁山
“北大是一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对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杂陈，爱恨交织”来形容。
北大给予了俞敏洪什么?老俞每每讲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俞敏洪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诉：“进了大学，没有一个女孩爱上过我，我是个Loser(失败者)；在北大教了七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还是个Loser；在北大十年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加入过任何团体，我是个Loser……”
当然，俞敏洪也承认北大对他的熏陶：“没有北大，就没有新东方。现在新东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说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
很多时候，屈辱和压抑会使一个人爆发，俞敏洪的经历就是这样。据说，当年他常常一天背十几个小时的英语，因为英语老师当众说他讲的英语“只有俞敏洪三个字能让人听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四年后，终于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这让他决定要把一辈子献给北大。但后来，看到同学、朋友都相继出国，俞敏洪忍不住了。他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国。在北大成绩并不优异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后，留学梦断。为了生计，也为赚点钱继续他的出国梦，他在校外办起了托福班，为自己的出国学费快乐地忙碌着。
上帝也常常戏弄那些刚刚燃起希望的人。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擊可谓是毁灭性的：1990年的一个秋夜，细雨溅落在静谧的未名湖上，激起阵阵涟漪，在夜色中蔓延开去。俞敏洪和朋友高兴地喝着小酒，聊着家常，描绘着他渐渐清晰的出国梦。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时一如既往地放着校园晚间广播。
“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同伴惊呼。
原来，广播里正在播送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其中说了四五条处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着北大的旗号私自办学。这个处分决定被大喇叭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处分突然袭来，方式和程度如此激烈，表明了校方的震怒。
颜面扫地的俞敏洪，只得选择离开。“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却充满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释，“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但当时，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北大教师，选择了做一个“个体户”。
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惟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但正是这“落草为寇”，激发出了他的“痞子”精神。
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痞子”演绎新东方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转变“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悬崖边的他，义无反顾地甩掉了北大这个包袱，开始相信商业的力量。他开始思考如何营销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训班，学会与社会、政府的各色人打交道。
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告，这时候的俞敏洪，显出了痞子的狠劲。
新东方人都有一种电线杆情结，因为新东方是靠老俞在电线杆上一张一张贴广告贴出来的。曾经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老俞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才保下那两根电线杆。
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渐渐显露出他的经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一是价格战，当时基本收费都在300～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还是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不满意可以不交钱。二是推出核心产品，他赖以成名的“红宝书”——《GRE词汇精选》。三是情感营销，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成功学式的励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
俞敏洪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做过老师有关：“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们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确实，他对学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并且充分利用了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崇拜心理，而获得别人的信任。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就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但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地盘的争夺战蔓延到了贴广告的电线杆，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进了医院，对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了医院。
创业路上几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完全没有了北大的书生气。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镜，“痞子”精神附身了，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次清晰。
一个人创业是孤单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于是，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办新东方。他们来新东方，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痞子”精神的悖论
创业者成事，要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业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须向企业家的严谨转变。2000～2004年，是新东方最困难的时期，俞敏洪备受煎熬。他要完成从一个老师到一个企业家的转变，并将一班聚义兄弟变成一个管理团队。
“这个过程很痛苦。从原来梁山聚义的做事方式，变成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做事模式；从原本激情狂热的做事风格，变成冷静而有判断力的做事规则。这种改变，需要把自己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丢掉。”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
此时，外部打击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签证大幅减少，新东方的留学市场受到极大影响；接着是“非典”袭击，停课四个月，新东方损失过亿元。此外，还有ETS(美国教育考试中心)对新东方偷题的诉讼，新东方为此赔付了600多万元。
外患是暂时的，内忧则可能致命。“哥们义气一起做，做到最后就没有规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纠缠在一起，新东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杀大戏，俞敏洪这个主角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才能。
最主要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
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驾要脱离组织，王强、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此外，俞敏洪曾经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辞职，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两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经的“盟友”相继“造反”，眼见着新东方的核心团队就要瓦解。
争斗的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型商人开始了对“痞子”精神的反思，开始了对商业规则的痛苦适应。俞敏洪说：“大家都惊慌失措了。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学过商业规则，从来没有学过股份制，连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拆分这种利益躯体。”
王强回忆道：“大家一样痛苦。比如说利益问题，你要分股份，股份该怎么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来谈这些，彼此间的情感确实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俞敏洪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兄弟们“造反”，还有来自老婆、老妈的压力。就像很多民营企业一样，新东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一起创办起来的。后来，老妈、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不仅俞敏洪这样，其他创业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老妈对公司管理的指指点点，引起了海归们的不满。
为此，俞敏洪制定了一个回避原则：直系亲属一律不能在公司工作。
这个规定首先就没有获得他老妈的同意：“你这个对我不管用。”俞敏洪还是强势执行了。结果是，老妈生气，老婆半年不理他。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争外斗中，俞敏洪扮演了一个“刘备”的角色。他自己也说：“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
上市真是救贖?
新东方不缺钱，也无须圈钱。为什么还要上市?真实原因之一是上述问题的延续。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以制度说话，避免前面出现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的救赎，让企业顺利发展。
现在的俞敏洪，成了守业者。而且，他必须成为一个守业者。
上市能否实现新东方的救赎?还有待时间检验。
那个曾经富有“痞子”精神的俞敏洪已开始远去。也许这就是宿命。
新东方的成功，打造了俞敏洪神话。许多人称他为“留学教父”、“教师首富”。但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一句话却颇有意味：“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特别是这个“痞子”精神，概括得尤为精到。
俞敏洪的创业史，新东方的成长史，这种“痞子”精神充盈其间。但是，俞敏洪毕竟是北大高才生、北大教师，怎么也算个三流文人。所以，俞敏洪的“痞”不同于街头混混的低俗，不同于那种装着看透世界、自以为是的市井痞子，不同于那种没有是非原则的暴发户。他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
我们姑且称之为“雅痞”。
听俞敏洪上课
俞敏洪商战兵法
其实新东方那几步，某种意义上后来你回头看觉得是落后的，但是对新东方的发展全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步是新东方的家族制，导致新东方开始有了稳固的基础。
第二步是新东方的分工制，或者叫做诸侯割据，或者说是你说的合伙制。就是我采取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我有一个原则，这辈子不能跟朋友们发生利益关系，但是大家在一起干，本身就是朋友，然后我采取什么原则呢，就像这个方块一样，一人分一块，互相前往别干涉。你做完这一块，把所有的费用弄完了，你国家的税收加完了，你就把它拿走，这就是你的。因为前面几年干这个合伙制干得很好，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承包到户的这样一个方式一直干到了2000年。导致新东方由于每个人可以利益最大化，强有力地发展。
第三步新东方的股份改造，导致最后大家明白在新东方，每一个人应该是什么位置。尽管经过了几年的上上下下，但是最后每一个人终于明白，我在新东方能做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利益。利益清晰化，权力清晰化，是任何一个机构发展的必然。
俞敏洪为人处事绝招：不争
我在北大确实没有太多的故事。因为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跟别人有利益上的纷争，成绩上也是与世无争，该第几名就第几名，我从来不会为成绩良好而努力，我还算是比较勤奋的一个人。 尽管没有好胜心，但还是比较勤奋的一个人，所以新东方现在就慢慢做出来了。到现在为止我还在新东方，没有跟谁比较过。凡是争得很厉害的人，一定是把眼前的东西当做最重要的东西，把亲情也给牺牲掉了，完了把精力也给牺牲掉了，把眼光也给牺牲掉了。
比如说我给学生讲的时候，让他们改变心态的方法之一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宁可跟一群优秀的人打交道，你是最后一名，向他们去学习，不管怎么被他们挤压，都不能是在一群没有出息的人中间你变成了第一名。要敢于向优秀的人学习，比如说在北大我的成绩是比较差的，毕业的时候是排在全班倒数第5名的，但是我交的朋友却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现在新东方几位主要人物，王强当初是我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那么像徐小平当时是北大的老师。我跟他们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比我优秀。我当时实际上这么想的，你们5年干好了，我就不信我干不好，我干10年，你若10年干好，我干20年。再实在不行，我想办法把身体弄得健康一点，你们到80岁拉倒了，我活到85岁，看着你们一个个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