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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的骂战还在持续。热心网友提示空气质量“有毒害”，北京市官方数据仍然是“轻微污染”。身为新京报评论部编辑的于平十指交叉，叹了口气，把双臂枕在脑后，习惯性地揉了揉头发。“光骂没有用，得把现有能用的渠道和方法利用起来，督促政府做些事情。”于平发现，在几日前的新闻里，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表示：“北京有设备监测PM2.5，愿与美国大使馆比对数据，只是何时公布暂不确定。”
“既然有数据，为何不公开？”很少坐电梯的于平一路小跑下了楼，他以个人身份通过EMS向北京市环保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2011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截止到他申请前一天的北京环保部门每日监测PM2.5数据。
于平腼腆地坐在报社的工位前，揉了揉头。谈起大半年前，和北京市环保局的公开叫板，他说：“此前我一直不知道我和家人、孩子在呼吸有毒空气，几年的被蒙蔽，让我很愤怒。”
于平的愤怒一直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进行，他一开始就做好准备：如果不给数据，就不停地申请、不停地复议、最后提起诉讼。“这个东西并非很难做到。你只需要填一个表格，就给政府很大压力了。要努力改变，而不是一直忍受现状。面对政府，要学会生气。”
为难的口罩
2003年，于平刚来北京。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用于平的话说，“那时10月的空气简直好得令人发指。”然而到了2011年的10月，却没几天是看到太阳的。
于平开始在微博上关注来源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PM2.5的数据几乎天天在飙升，有时连续几天都是“有毒害”。除了肉眼看到的灰霾天气和明显感觉的呼吸不畅，于平还查到了一些医学数据。
国际上，美国癌症协会对PM2.5的研究结果表明，PM2.5的长期暴露与死亡率的上升有很强的相关性。广州气象专家吴兑所在的科研团队研究发现，灰霾与肺癌有着“七年之痒”，即出现灰霾严重的年份后，相隔七年就会出现肺癌高发期。而在北京，肺癌的发病率已居恶性肿瘤发病率之首，每四个癌症病人就有一个是肺癌。于平开始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一天夜里，于平下晚班。就在于平走在北京的灰霾里时，他想起了一件揪心的事。09年一个秋冬之夜，于平和妻子带孩子出门散步，当晚同样是浓浓雾霾，可那时还不懂PM2.5为何物，他和孩子就裸露着口鼻，在街边玩了很长时间。每每回想起此事，于平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孩子那时才四岁，四岁啊，他小小的肺是多么娇嫩，我却无意间重重地伤害了他。”于平开始寻找防护措施。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少外出和戴口罩。北京市卫生局的官方微博“首都健康”提醒：雾霾中的氢化物、硫化物、沙尘、汽车尾气、厂矿周围的烟雾等污染物不易扩散，对呼吸道极为有害。建议大雾天紧闭门窗，避免室外雾气进入室内；尽量减少外出，即使出门也尽量戴口罩，以防污染物由鼻、口侵入肺部。
于平开始在淘宝上购买防护级的N95口罩。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的口罩密闭性实验室的测验表明，N95口罩的透过率只有0.425%，能把99%的颗粒物挡在外面。一个口罩几块钱，于平每次都要购买100个。于平、妻子和儿子都要戴，天气不好的时候，基本每天换一个。于平说，“淘宝的口罩后来都卖脱销了。”
然而6岁的儿子并不喜欢戴口罩。于平和儿子参加幼儿园的采摘活动，空气质量太差，就给孩子戴了口罩，结果孩子不愿意，说：“为什么别的孩子不用戴，我要戴呢？”作为父亲，于平颇为头疼，“孩子根本不领情，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的儿子出去踢球，他说天气不好别出去了，孩子说，没事儿，我们的肺已经进化了。”
不光孩子不领情，于平戴着口罩出门，发现满大街没一个戴口罩的，“搞得我和一个异类一样。其实，哪怕戴个最简单的口罩，也能减少30%左右的污染伤害。北京的肺癌发病率逐年飙高，如果你不想成为下一个，戴上口罩吧。”
于平在本单位的记者那里得知，不仅普通人，连懂得防护的专家也不戴口罩。“因为实在太不方便了。”尽管N95等防护口罩能更有效地阻挡PM2.5，但同时也会造成呼吸的不畅，口罩戴上以后，鼻夹部分和脸的贴合部分都贴得很紧，非常难受。但出于父亲的担心，“我还是要求儿子，必须戴！”
“耗到底”
在于平申请北京PM2.5数据的信息公开两天后，他接到了来自北京市环保局的电话。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对于平说，环保局的PM2.5数据不完整，只在需要的时候才监测，希望于平撤回信息公开申请。“我说没关系，那就提供你们已有的监测数据。”环保局回答，他们手中的PM2.5监测数据仅供研究之用，不能公开。
于平反击：“你们用纳税人的钱做研究，却不告诉纳税人数据。这是什么逻辑？！”电话后，于平开始等待15个工作日以后的书面正式答复。
就在等待正式答复的时候，北京市环保局通过私下渠道再次劝说于平撤销申请，“说PM2.5 数据没法公开，因为一公开就是政府行为，不好办。”于平没有答应。
2011年12月2日，外面大雾茫茫，于平感觉家里就像雾海中的一个监狱。刚过9点，北京市环保局打来电话，PM2.5信息公开申请已办理完毕，通知他去环保局取结果。于平戴着口罩出门了。他在微博上感叹：“雪大、空气差，这个天出门真要命。下雪天还严重污染，全世界恐怕只有北京才有吧。”
在于平拿到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不予公开通知书”上，北京环保局回复说，“因PM2.5尚未列入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无法进行空气质量状况评价”，所以该信息“不予公开”。于平不得不跟环保局交涉：我不是专业人士，做不了什么“空气质量状况评价”，只想了解相关信息，作个参考。“环保局将PM2.5数据作研究之用，为何不能让我等普通公民也研究研究？”就在当天晚上21点整，某机构的PM2.5监测数据达到494，直冲500大关，随时有爆表的可能。
一周后，于平通过快递向环保部提交行政复议，向环保部提出两项请求：撤消北京环保局作出的不公开告知书；责令北京环保局依法重新对其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于平陆续将他的遭遇发到微博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开始有人试图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申请当地PM2.5以往的监测数据。12月下旬，网友晒出向上海市环保局申请公开以往的PM2.5监测数据，收到官方回复，称正在汇总，会陆续公开，并称上海PM2.5浓度约占PM10的50%-60%。 12月26日，于平再次向北京环保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2011年11月19日至12月26日的北京PM2.5数据。于平问道：“上海能，北京为何不能？反正我这次要跟环保局耗到底。”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就在于平下定决心和环保局死磕的时候，北京市环保局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没想到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2012年1月5日，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前将公布综合观测实验室的PM2.5研究性监测数据，供市民参考。此外，还将通过监测中心网站等媒体实时发布各监测子站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3项常规污染物每小时的浓度。
一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朋友告诉他，北京市环保局曾经就PM2.5信息公开的问题专门去北京市高院找法官们座谈，征求意见。“他们还是很聪明的，不公开就被动，民众天天盯着美使馆，这是环保局的耻辱。”于平开玩笑说，“最终还是要感谢美国大使馆。”
2012年1月6日晚上，环保部门首次公布了近10年来北京PM2.5浓度趋势的研究性结果——过去十年本市PM2.5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北京市大气环境管理处的于建华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官方没有这么早开始开展监测，现在的数据都来自过去十年所有和北京市PM2.5研究相关的正式发表的论文。”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环保局做的，是其他监测机构在北京做的实验得出的数据。于建华说：“我们以五年为一个阶段，统计了过去十年中的PM2.5趋势。”但也有专家指出，过去几年北京市的PM2.5是逐年上升的，上升比例在3%到4%之间。
那天晚上，于平对同事说，“今晚的PM2.5绝对在400以上。对于帝都的空气质量，我已初步练出了目测能力。”那晚8点，美国大使馆的PM2.5监测数据为416，有毒害。
又是几个连续的雾霾天。于平越来越失去等待的耐心。于平用微博表达着自己的愤怒。“本来不想骂人，可看看外面弥漫的毒气，心情恶劣到了极点。环保局说北京PM2.5逐年下降，这四个月来（美国大使馆的）PM2.5三次爆表，给环保局一记响亮耳光。这样空气污染不告诉民众真相，与故意杀人何异？我想提醒环保局，我第二次申请公开PM2.5数据已过去十多天了，请环保局在法定时限给我答复，若不然法庭上见。”
1月17日，针对于平第二次提出的PM2.5信息公开申请，北京市环保局答复，“我局没有组织监测您所申请的信息”。于平彻底愤怒了：“你们没数据，凭什么说美使馆数据不准，几十万一台买的监测仪，难道是做摆设的？”面对能见度极低的天气，网友拍摄了一张浓雾照片，慨叹：“这样的天气，多想变成一条鱼啊。”
春节即将来临，于平回江苏老家过年。北京市环保局在距离大年初一还有两天时，开始在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网站发布PM2.5研究性监测小时浓度数据。1月20日8时至21日7时的“车公庄站”PM2.5研究性数据，从数据上看浓度非常低，最低小时浓度为每立方米0.003毫克，最高小时浓度为每立方米0.062毫克。实际上，首次发布赶上了好时候，“从20日开始，持续的偏北风令北京的扩散条件大幅好转，各项污染物浓度值都在下降。”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副主任赵越说。
于平依然在网络上关注着北京市PM2.5的各种消息。没想到的是，春节过后，北京市环保局将于平邀请到环保局“沟通沟通。”接待于平的是两个处级干部，寒暄之后，于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环保部门到底有没有制定过《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于平曾在新闻报道里见过这个预案的名字，却从来没有查到过细则。“两位处级干部说，有啊，难道网站上没有吗？他们跟我装糊涂。”于平提醒他们：“按照《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应急预案，政府必须主动公开。”
和北京市环保局打交道多了，于平感到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更看重空气污染治理，而不看重信息公开。但于平认为：“公开数据，民众才能有效规避伤害，等治污完成再公布，估计已经倒下一大片肺癌了。毫不夸张地说，公开数据就是在救命。”
因为“2012年底前，北京市将完成PM2.5监测网络建设”的承诺，于平最终撤消了信息公开申请。“我关心的是下一步，如何把数据利用起来。”
“既然有数据，为何不公开？”很少坐电梯的于平一路小跑下了楼，他以个人身份通过EMS向北京市环保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2011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截止到他申请前一天的北京环保部门每日监测PM2.5数据。
于平腼腆地坐在报社的工位前，揉了揉头。谈起大半年前，和北京市环保局的公开叫板，他说：“此前我一直不知道我和家人、孩子在呼吸有毒空气，几年的被蒙蔽，让我很愤怒。”
于平的愤怒一直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进行，他一开始就做好准备：如果不给数据，就不停地申请、不停地复议、最后提起诉讼。“这个东西并非很难做到。你只需要填一个表格，就给政府很大压力了。要努力改变，而不是一直忍受现状。面对政府，要学会生气。”
为难的口罩
2003年，于平刚来北京。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用于平的话说，“那时10月的空气简直好得令人发指。”然而到了2011年的10月，却没几天是看到太阳的。
于平开始在微博上关注来源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PM2.5的数据几乎天天在飙升，有时连续几天都是“有毒害”。除了肉眼看到的灰霾天气和明显感觉的呼吸不畅，于平还查到了一些医学数据。
国际上，美国癌症协会对PM2.5的研究结果表明，PM2.5的长期暴露与死亡率的上升有很强的相关性。广州气象专家吴兑所在的科研团队研究发现，灰霾与肺癌有着“七年之痒”，即出现灰霾严重的年份后，相隔七年就会出现肺癌高发期。而在北京，肺癌的发病率已居恶性肿瘤发病率之首，每四个癌症病人就有一个是肺癌。于平开始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一天夜里，于平下晚班。就在于平走在北京的灰霾里时，他想起了一件揪心的事。09年一个秋冬之夜，于平和妻子带孩子出门散步，当晚同样是浓浓雾霾，可那时还不懂PM2.5为何物，他和孩子就裸露着口鼻，在街边玩了很长时间。每每回想起此事，于平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孩子那时才四岁，四岁啊，他小小的肺是多么娇嫩，我却无意间重重地伤害了他。”于平开始寻找防护措施。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少外出和戴口罩。北京市卫生局的官方微博“首都健康”提醒：雾霾中的氢化物、硫化物、沙尘、汽车尾气、厂矿周围的烟雾等污染物不易扩散，对呼吸道极为有害。建议大雾天紧闭门窗，避免室外雾气进入室内；尽量减少外出，即使出门也尽量戴口罩，以防污染物由鼻、口侵入肺部。
于平开始在淘宝上购买防护级的N95口罩。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的口罩密闭性实验室的测验表明，N95口罩的透过率只有0.425%，能把99%的颗粒物挡在外面。一个口罩几块钱，于平每次都要购买100个。于平、妻子和儿子都要戴，天气不好的时候，基本每天换一个。于平说，“淘宝的口罩后来都卖脱销了。”
然而6岁的儿子并不喜欢戴口罩。于平和儿子参加幼儿园的采摘活动，空气质量太差，就给孩子戴了口罩，结果孩子不愿意，说：“为什么别的孩子不用戴，我要戴呢？”作为父亲，于平颇为头疼，“孩子根本不领情，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的儿子出去踢球，他说天气不好别出去了，孩子说，没事儿，我们的肺已经进化了。”
不光孩子不领情，于平戴着口罩出门，发现满大街没一个戴口罩的，“搞得我和一个异类一样。其实，哪怕戴个最简单的口罩，也能减少30%左右的污染伤害。北京的肺癌发病率逐年飙高，如果你不想成为下一个，戴上口罩吧。”
于平在本单位的记者那里得知，不仅普通人，连懂得防护的专家也不戴口罩。“因为实在太不方便了。”尽管N95等防护口罩能更有效地阻挡PM2.5，但同时也会造成呼吸的不畅，口罩戴上以后，鼻夹部分和脸的贴合部分都贴得很紧，非常难受。但出于父亲的担心，“我还是要求儿子，必须戴！”
“耗到底”
在于平申请北京PM2.5数据的信息公开两天后，他接到了来自北京市环保局的电话。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对于平说，环保局的PM2.5数据不完整，只在需要的时候才监测，希望于平撤回信息公开申请。“我说没关系，那就提供你们已有的监测数据。”环保局回答，他们手中的PM2.5监测数据仅供研究之用，不能公开。
于平反击：“你们用纳税人的钱做研究，却不告诉纳税人数据。这是什么逻辑？！”电话后，于平开始等待15个工作日以后的书面正式答复。
就在等待正式答复的时候，北京市环保局通过私下渠道再次劝说于平撤销申请，“说PM2.5 数据没法公开，因为一公开就是政府行为，不好办。”于平没有答应。
2011年12月2日，外面大雾茫茫，于平感觉家里就像雾海中的一个监狱。刚过9点，北京市环保局打来电话，PM2.5信息公开申请已办理完毕，通知他去环保局取结果。于平戴着口罩出门了。他在微博上感叹：“雪大、空气差，这个天出门真要命。下雪天还严重污染，全世界恐怕只有北京才有吧。”
在于平拿到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不予公开通知书”上，北京环保局回复说，“因PM2.5尚未列入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无法进行空气质量状况评价”，所以该信息“不予公开”。于平不得不跟环保局交涉：我不是专业人士，做不了什么“空气质量状况评价”，只想了解相关信息，作个参考。“环保局将PM2.5数据作研究之用，为何不能让我等普通公民也研究研究？”就在当天晚上21点整，某机构的PM2.5监测数据达到494，直冲500大关，随时有爆表的可能。
一周后，于平通过快递向环保部提交行政复议，向环保部提出两项请求：撤消北京环保局作出的不公开告知书；责令北京环保局依法重新对其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于平陆续将他的遭遇发到微博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开始有人试图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申请当地PM2.5以往的监测数据。12月下旬，网友晒出向上海市环保局申请公开以往的PM2.5监测数据，收到官方回复，称正在汇总，会陆续公开，并称上海PM2.5浓度约占PM10的50%-60%。 12月26日，于平再次向北京环保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2011年11月19日至12月26日的北京PM2.5数据。于平问道：“上海能，北京为何不能？反正我这次要跟环保局耗到底。”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就在于平下定决心和环保局死磕的时候，北京市环保局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没想到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2012年1月5日，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前将公布综合观测实验室的PM2.5研究性监测数据，供市民参考。此外，还将通过监测中心网站等媒体实时发布各监测子站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3项常规污染物每小时的浓度。
一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朋友告诉他，北京市环保局曾经就PM2.5信息公开的问题专门去北京市高院找法官们座谈，征求意见。“他们还是很聪明的，不公开就被动，民众天天盯着美使馆，这是环保局的耻辱。”于平开玩笑说，“最终还是要感谢美国大使馆。”
2012年1月6日晚上，环保部门首次公布了近10年来北京PM2.5浓度趋势的研究性结果——过去十年本市PM2.5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北京市大气环境管理处的于建华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官方没有这么早开始开展监测，现在的数据都来自过去十年所有和北京市PM2.5研究相关的正式发表的论文。”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环保局做的，是其他监测机构在北京做的实验得出的数据。于建华说：“我们以五年为一个阶段，统计了过去十年中的PM2.5趋势。”但也有专家指出，过去几年北京市的PM2.5是逐年上升的，上升比例在3%到4%之间。
那天晚上，于平对同事说，“今晚的PM2.5绝对在400以上。对于帝都的空气质量，我已初步练出了目测能力。”那晚8点，美国大使馆的PM2.5监测数据为416，有毒害。
又是几个连续的雾霾天。于平越来越失去等待的耐心。于平用微博表达着自己的愤怒。“本来不想骂人，可看看外面弥漫的毒气，心情恶劣到了极点。环保局说北京PM2.5逐年下降，这四个月来（美国大使馆的）PM2.5三次爆表，给环保局一记响亮耳光。这样空气污染不告诉民众真相，与故意杀人何异？我想提醒环保局，我第二次申请公开PM2.5数据已过去十多天了，请环保局在法定时限给我答复，若不然法庭上见。”
1月17日，针对于平第二次提出的PM2.5信息公开申请，北京市环保局答复，“我局没有组织监测您所申请的信息”。于平彻底愤怒了：“你们没数据，凭什么说美使馆数据不准，几十万一台买的监测仪，难道是做摆设的？”面对能见度极低的天气，网友拍摄了一张浓雾照片，慨叹：“这样的天气，多想变成一条鱼啊。”
春节即将来临，于平回江苏老家过年。北京市环保局在距离大年初一还有两天时，开始在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网站发布PM2.5研究性监测小时浓度数据。1月20日8时至21日7时的“车公庄站”PM2.5研究性数据，从数据上看浓度非常低，最低小时浓度为每立方米0.003毫克，最高小时浓度为每立方米0.062毫克。实际上，首次发布赶上了好时候，“从20日开始，持续的偏北风令北京的扩散条件大幅好转，各项污染物浓度值都在下降。”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副主任赵越说。
于平依然在网络上关注着北京市PM2.5的各种消息。没想到的是，春节过后，北京市环保局将于平邀请到环保局“沟通沟通。”接待于平的是两个处级干部，寒暄之后，于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环保部门到底有没有制定过《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于平曾在新闻报道里见过这个预案的名字，却从来没有查到过细则。“两位处级干部说，有啊，难道网站上没有吗？他们跟我装糊涂。”于平提醒他们：“按照《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应急预案，政府必须主动公开。”
和北京市环保局打交道多了，于平感到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更看重空气污染治理，而不看重信息公开。但于平认为：“公开数据，民众才能有效规避伤害，等治污完成再公布，估计已经倒下一大片肺癌了。毫不夸张地说，公开数据就是在救命。”
因为“2012年底前，北京市将完成PM2.5监测网络建设”的承诺，于平最终撤消了信息公开申请。“我关心的是下一步，如何把数据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