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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观众问戴军和李静为什么不谈恋爱——
戴军:兔子不吃窝边草。
李静:我不会把要求降到那么低的。
1999年,我的事业进入低谷,过气、官司加上整个人也开始发胖,天天在家呆着,成了一个标准的下岗演员。有一天,一个女人给我打来电话说:“戴军你好,我是李静啊,你记得吗?你上过我的节目啊。”七聊八聊的,我决定去上她的节目。
录像那天,李静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端庄迷人,声音好听,思维敏捷。但我当时不知道,她就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
几天以后,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很多人都觉得你很适合做主持人,你有兴趣和我一起搭档主持这个节目吗?”我说:“有!”
我们开始了搭档的日子。那段日子,可能是李静最消沉的时候。为了这个节目,她把她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做了这么个公司,节目在全国反响都不错的时候,她因为没有经验被广告公司给骗了。所以,节目一期期的往下录,因为没有任何的资金注入,她的负债也在一点点加剧。我是在后来才知道:李静身边所有有点钱的朋友她都去借过了,甚至她的房子也抵押了出去。
就在这么窘迫的时候,我们开始策划《超级访问》。那段日子,我看她喝醉过几次,哭过几次,和她妹妹大吵过几次,心绞痛发作过几次。但每次过后,她还是该干嘛就干嘛,这是她过人的地方。那段日子,我们经常在办公室吃住在一起,她头发不梳、妆不化、衣衫不整。1999年底,当大家都在讨论世纪末的一系列无聊话题时,李静疲软地缩在沙发里,苍白着一张脸,大睁着一对闪亮的眼睛,那时候的她,散发着一种惊人的慵懒的美。有时候,为了和广告客户吃饭,她也会穿上很昂贵的范思哲晚装,化了妆去应酬。苍白的脸上,少许的胭脂就会让她容光焕发不少。那时候的她美艳不可方物,但那瘦弱的背影却让我觉得很辛酸。然后,吃完饭,带着酒气回到公司,她脸上的妆也晕了开来,被打回原形的她显得很无助。
然后,大家继续讨论节目,而广告的事却一点音讯也无。那段日子,就像齐秦的一首歌名《痛并快乐着》。李静开着她的破拉达早出晚归,车上的音响大声放着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她也跟着大声地唱:“往前一步是人生,退后一步是黄昏,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当时的她,就像行走在悬崖的边上,往前是深渊,往后也没有退路了。她就手扶方向盘,大声地唱着,泪水在脸上肆意地乱爬;她就一路唱到家,把所有的委屈和失意,宣泄一路。
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我们终于进棚了。
预想了许多种的可能,但最后的结果更加的可怕。第一集《超级访问》的嘉宾又是何静。仗着和她熟,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的套路。有我们三个的模仿表演,有三人小品,有何静唱歌,我和李静伴舞,有访谈,还有做游戏,最后还搞了一个玻璃缸放了螃蟹,请何静给观众来摸奖。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创意的,何静唱歌时,竟然还有李静射箭。箭飞出去一米远,掉在了何静的脚下,我们俩还旁若无人的鼓掌。我们也知道骑虎难下了,但我俩还在硬撑。当玻璃缸拿上来时,我俩真的是崩溃了。原来的设计是满满一缸的螃蟹,底下有一个小盒子,要何静冒着危险伸手进去拿将出来。我和李静尽力渲染一通以后,回头一看,一个大玻璃缸里只有可怜的几只半死的螃蟹。观众大失所望,在我们的暗示下,何静配合着大呼小叫着伸出莲花指轻巧地把盒子取了出来。做完这一集,我和李静连死的心都有了。大家都觉得这个节目要胎死腹中了。召开紧急会议,一起找原因,竟然发现每个部门都有问题。李静说:“为什么只有那么几只螃蟹?”制片部门说:“没钱了,螃蟹很贵的。”晚上,大家打起精神,收拾心情再做第二期。这次我们学乖了,不唱歌不做游戏,就是纯粹的聊天,那就是大家后来看到的尹相杰的那期节目。后来证明那期节目是成功了。录完节目,尹相杰兴奋的不肯走,他一个劲儿地说:“你们这个节目要火了,绝对要火了。”这是第一个对我们讲这样话的人,无疑是给大家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没有劳务费,我们就把那堆螃蟹送给他了。可大家没有看到录像时的李静,那真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整个录制的过程中,她处于半疯癫的状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情绪这么高昂过,每次放到外拍的内容,她都会使劲一拍桌子,然后大喊一声:“请看,大——屏—— 幕。”“大屏幕”这三个字喊得撕心裂肺,后期剪片的时候,每当她喊到“大——屏——幕”,机房里就笑着倒下一大片人。
然后,为了卖片,我们参加了当年的电视节。
电视节上,一个摊位几万元,一张进场的门票两千元,我们怎么拿得出这么多的钱啊!展会第一天,我和李静站在门口,看着别人进进出出,心急如焚。这时,我看到一个熟面孔出现了,我一步窜了过去,和那人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然后互拍着肩膀走进展厅。李静看我进去就有点急了,她迅速掏出手机,开始演戏,她站在门口,佯装打电话没注意保安,大声嚷嚷:“不行!不行!没什么好商量的,我告诉你!事情就这么办了,好了,我到了,不说了!”她一边吼着一边往里走,保安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来头,不敢伸手拦她,她就这么大步流星地冲了进来。可进来了只是第一步,我们是来卖节目的,我们不能像站在街边发传单的小贩一样,把节目宣传册发给来来往往的各地电视台客户。这时候,李静的一个朋友伸了援手。他是一个电视剧的制片人,他借了一张椅子两张板凳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在他展台旁边的过道上,摆起了小摊。后来想想,我俩的样子虽然不像街边发传单的,可至少也像是一对在菜市场卖葱姜大蒜的夫妻。
节目后来受欢迎的程度大家都看到了,我不用再复述。我们还是整天混在一起,看一堆又一堆的带子,开一宿又一宿的会,然后,疲倦了,满城跑,寻找越来越辣的火锅来刺激自己。李静红了后,好多观众都害怕我们有一天会分开,给我们来信经常提到的是:你们两个那么合适,为什么不谈恋爱。我的回答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她的回答是:我不会把要求降到那么低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这么欣赏地看着对方,站在各自的地方,做一辈子的好搭档—— 挺好。
如夏摘自《当代青年》 编辑/刘杨
戴军:兔子不吃窝边草。
李静:我不会把要求降到那么低的。
1999年,我的事业进入低谷,过气、官司加上整个人也开始发胖,天天在家呆着,成了一个标准的下岗演员。有一天,一个女人给我打来电话说:“戴军你好,我是李静啊,你记得吗?你上过我的节目啊。”七聊八聊的,我决定去上她的节目。
录像那天,李静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端庄迷人,声音好听,思维敏捷。但我当时不知道,她就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
几天以后,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很多人都觉得你很适合做主持人,你有兴趣和我一起搭档主持这个节目吗?”我说:“有!”
我们开始了搭档的日子。那段日子,可能是李静最消沉的时候。为了这个节目,她把她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做了这么个公司,节目在全国反响都不错的时候,她因为没有经验被广告公司给骗了。所以,节目一期期的往下录,因为没有任何的资金注入,她的负债也在一点点加剧。我是在后来才知道:李静身边所有有点钱的朋友她都去借过了,甚至她的房子也抵押了出去。
就在这么窘迫的时候,我们开始策划《超级访问》。那段日子,我看她喝醉过几次,哭过几次,和她妹妹大吵过几次,心绞痛发作过几次。但每次过后,她还是该干嘛就干嘛,这是她过人的地方。那段日子,我们经常在办公室吃住在一起,她头发不梳、妆不化、衣衫不整。1999年底,当大家都在讨论世纪末的一系列无聊话题时,李静疲软地缩在沙发里,苍白着一张脸,大睁着一对闪亮的眼睛,那时候的她,散发着一种惊人的慵懒的美。有时候,为了和广告客户吃饭,她也会穿上很昂贵的范思哲晚装,化了妆去应酬。苍白的脸上,少许的胭脂就会让她容光焕发不少。那时候的她美艳不可方物,但那瘦弱的背影却让我觉得很辛酸。然后,吃完饭,带着酒气回到公司,她脸上的妆也晕了开来,被打回原形的她显得很无助。
然后,大家继续讨论节目,而广告的事却一点音讯也无。那段日子,就像齐秦的一首歌名《痛并快乐着》。李静开着她的破拉达早出晚归,车上的音响大声放着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她也跟着大声地唱:“往前一步是人生,退后一步是黄昏,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当时的她,就像行走在悬崖的边上,往前是深渊,往后也没有退路了。她就手扶方向盘,大声地唱着,泪水在脸上肆意地乱爬;她就一路唱到家,把所有的委屈和失意,宣泄一路。
经过大量的前期准备,我们终于进棚了。
预想了许多种的可能,但最后的结果更加的可怕。第一集《超级访问》的嘉宾又是何静。仗着和她熟,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的套路。有我们三个的模仿表演,有三人小品,有何静唱歌,我和李静伴舞,有访谈,还有做游戏,最后还搞了一个玻璃缸放了螃蟹,请何静给观众来摸奖。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创意的,何静唱歌时,竟然还有李静射箭。箭飞出去一米远,掉在了何静的脚下,我们俩还旁若无人的鼓掌。我们也知道骑虎难下了,但我俩还在硬撑。当玻璃缸拿上来时,我俩真的是崩溃了。原来的设计是满满一缸的螃蟹,底下有一个小盒子,要何静冒着危险伸手进去拿将出来。我和李静尽力渲染一通以后,回头一看,一个大玻璃缸里只有可怜的几只半死的螃蟹。观众大失所望,在我们的暗示下,何静配合着大呼小叫着伸出莲花指轻巧地把盒子取了出来。做完这一集,我和李静连死的心都有了。大家都觉得这个节目要胎死腹中了。召开紧急会议,一起找原因,竟然发现每个部门都有问题。李静说:“为什么只有那么几只螃蟹?”制片部门说:“没钱了,螃蟹很贵的。”晚上,大家打起精神,收拾心情再做第二期。这次我们学乖了,不唱歌不做游戏,就是纯粹的聊天,那就是大家后来看到的尹相杰的那期节目。后来证明那期节目是成功了。录完节目,尹相杰兴奋的不肯走,他一个劲儿地说:“你们这个节目要火了,绝对要火了。”这是第一个对我们讲这样话的人,无疑是给大家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没有劳务费,我们就把那堆螃蟹送给他了。可大家没有看到录像时的李静,那真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整个录制的过程中,她处于半疯癫的状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情绪这么高昂过,每次放到外拍的内容,她都会使劲一拍桌子,然后大喊一声:“请看,大——屏—— 幕。”“大屏幕”这三个字喊得撕心裂肺,后期剪片的时候,每当她喊到“大——屏——幕”,机房里就笑着倒下一大片人。
然后,为了卖片,我们参加了当年的电视节。
电视节上,一个摊位几万元,一张进场的门票两千元,我们怎么拿得出这么多的钱啊!展会第一天,我和李静站在门口,看着别人进进出出,心急如焚。这时,我看到一个熟面孔出现了,我一步窜了过去,和那人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然后互拍着肩膀走进展厅。李静看我进去就有点急了,她迅速掏出手机,开始演戏,她站在门口,佯装打电话没注意保安,大声嚷嚷:“不行!不行!没什么好商量的,我告诉你!事情就这么办了,好了,我到了,不说了!”她一边吼着一边往里走,保安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来头,不敢伸手拦她,她就这么大步流星地冲了进来。可进来了只是第一步,我们是来卖节目的,我们不能像站在街边发传单的小贩一样,把节目宣传册发给来来往往的各地电视台客户。这时候,李静的一个朋友伸了援手。他是一个电视剧的制片人,他借了一张椅子两张板凳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在他展台旁边的过道上,摆起了小摊。后来想想,我俩的样子虽然不像街边发传单的,可至少也像是一对在菜市场卖葱姜大蒜的夫妻。
节目后来受欢迎的程度大家都看到了,我不用再复述。我们还是整天混在一起,看一堆又一堆的带子,开一宿又一宿的会,然后,疲倦了,满城跑,寻找越来越辣的火锅来刺激自己。李静红了后,好多观众都害怕我们有一天会分开,给我们来信经常提到的是:你们两个那么合适,为什么不谈恋爱。我的回答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她的回答是:我不会把要求降到那么低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这么欣赏地看着对方,站在各自的地方,做一辈子的好搭档—— 挺好。
如夏摘自《当代青年》 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