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龙思海从不按常理出牌,包括接受采访。
第一次通话,她丢给记者3个问题:“你会唱《辣妹子》吗,你能三个月不说话吗,你会蹲着身子观察世界吗?”
说完,她便匆忙挂断了电话。
第二次通话,她告诉记者这3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辣妹子》是我女儿囡囡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第二个问题。一个13岁的女孩到城里打工不久,被雇主强奸了,在其后的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女孩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询问,一次又一次地被迫回忆受害经过,结果,她失语了3个月。
“第三个问题。我经常蹲着身子,想从这样的高度,这样的视角,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这其实就是一个儿童的视角所能看到的东西。”
事实上,“女儿”、“女孩”和“儿童”这三个关键词,构成了龙思海全部的生活。
龙思海,一位40岁出头、身高只有1,5米、皮肤黝黑的傣族女子。
目前,她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司法局法制宣传科科长,同时是该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主任。
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候选人的推荐表上,她被冠以这样的评价:“建立了一个能够提供实质性服务的救助中心,保护被拐卖或患上艾滋病的西南部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开发了民间的保护支持系统。”
这寥寥数十字,涵括了一位女性10年的坚守和努力。
坚守·妹妹的死
“囡囡,你给妈妈唱首你最爱唱的《辣妹子》,好不好?”
“不!我不唱!”
“你看,妈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唱歌了!”
“不唱!我就不唱!”
“不唱也可以,你给妈妈一个抱抱吧!”
“不要!不要!不要!”
看着一脸别扭的女儿,在外奔波了三个星期,刚回到家中的龙思海沉默了。
放暑假在家的女儿拒绝了她的拥抱,而一向支持她工作的丈夫这次也忍不住了,对着妻子埋怨道:“你还要不要这个家啦?”
“真的,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甚至有人嘲笑我们为妇女儿童辛苦创立的‘中心’是‘精神病家园’。”龙思海的语气低沉。
由她领导的这个“中心”,是在1997年3月6日“三八”妇女节前夕,由州司法局与州妇联牵头,在英国救助儿童会的资助下,成立的我国西南地区第一家专门为妇女儿童无偿提供心理、法律及健康咨询服务的机构。
同事们是清一色的“娘子军”,10年来,这些20多岁的年轻女孩来了又走,“中心”里时常闪烁着新的面孔。而被她们称为“龙姐”的龙思海,是坚守时间最久的一个人。
龙思海出生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原是“边纵”(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女战士,后来当了县妇女主任,父亲是中学校长。
1979年,龙思海从勐海县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法律专业,后又被选派到西南政法学院进修了两年。除了专业优势外,她接手“中心”的工作,还源于心中那个永远解不开的“结”。
1970年,当时只有9岁的龙思海,在一次和小伙伴怄气时,得知了母亲的死讯。此前,父亲和外婆一直告诉她,母亲因患乳腺癌去城里住院了。现在她知道,有一个7岁的弟弟和一个满地爬的妹妹需要照顾。
作为大姐,龙思海一直在全心全力地关爱着弟妹。妹妹大学毕业后分回勐海县工作,为了更好地照顾妹妹,龙思海把她调到自己的工作地点——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
来到景洪后,妹妹因为工作压力大,一直闷闷不乐。
一个周末,妹妹打电话问龙思海:“我还能不能回到以前的学校去工作?”龙思海一口回绝了。
妹妹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凌晨,妹夫突然打电话来说,妹妹不见了。
隔天,人们在公园外发现了妹妹的遗体——周围布满了长长短短的烟头。龙思海数了数,足有一盒之多。龙思海知道妹妹生前是从来都不吸烟的。
那年,妹妹年仅24岁。
“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脆弱!她心理上有问题又无处诉说,临死前连个求助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打击让龙思海痛不欲生,“就是从那时我开始想,要是有一条心理咨询热线就好了。人常说,你经历的一切总会在你的身上打上烙印,这可能就是我这么热衷于做这件事的初衷吧!”
龙思海十分悲伤。
“赞哈”·境外救助
龙思海的声音很有特色,和一般女人不同,非常洪亮,且掷地有声。
“嗓门大,可是有好处的。”龙思海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原来,她和同事们考察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法律知识启蒙,语言之间有障碍,再加上受教育对象文化程度偏低,效果一直不好。
经过反复调查考证,他们决定选用“赞哈”这一傣族民间表演形式来推广。“赞哈”是傣语,“赞”即会,“哈”即唱之意。
1999年lO月,一个“赞哈”小分队成立了。他们深入到勐海、勐腊、景洪等地的傣族村寨收集有关案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预防被骗出境》等15个“赞哈”节目编排完成。
“我们搞‘赞哈’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女孩被拐卖出境。”龙思海说,而她理所当然成了“赞哈”小分队中的领唱。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遮乡位于中缅边境,随着民间商贸的发展,两国人员往来日渐频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出境打工的女孩日益增多,不少人贩子乘机打着介绍工作的幌子,把当地一个个年轻幼稚的少女拐卖到缅甸、泰国甚至马来西亚等地,胁迫她们卖淫。
拐卖的阴影在勐遮长期挥之不去,令人心惊的事件不断发生。
据一个从马来西亚解救回来的女孩说,她在马来西亚期间,与她关在一起的少女有400多人,其中来自西双版纳的就有20多人。当地一对老夫妇为寻找被拐卖到异国的两个女儿,走遍了缅甸、泰国的边境地带,在缅甸的一个村子里,他们在7天内见到4批西双版纳少女被送往泰国,每批都有10多人。
帮助这些被拐卖女孩回家,是龙思海发自内心的愿望。
8月的勐遮,阳光明媚,14岁小恩(化名)的笑容如阳光一般灿烂,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两个月前,她还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妓院里过着天天以泪洗面的日子。幸好,她碰到了一个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的老板,放她离去;在国际刑警组织和龙思海的“中心”帮助下,她辗转泰国,回到家中。
龙思海意识到,要保证打工妇女在境外的安全,必须与跨境少数民族社区合作,通过血脉同源的关系,才能使“中心”的救助工作真正发挥作用。
2006年,在“中心”的帮 助下,布朗山区的布朗族群众组成“兄弟姐妹访问团”赴泰国访问。他们发现,生活在国外的布朗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依然很强,也是当地比较富裕而有影响的民族。
于是,通过“中心”的居间联络,国外的布朗族担当起照顾在外打工布朗族妇女的义务,而国内的布朗人也懂得了按照正规途径外出打工的重要性。
这正是龙思海最希望看到的情形: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是一直扶着他们走路,而是教给他们走路的方法,由他们自己走,并越走越好。
性教育·和平愿景
在景洪市及附近乡镇、村寨的20多年学校中,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个情景:龙思海举着一男一女两个与真人身体结构无异的“娃娃”,对孩子们进行“性伤害”的预防教育。
这两个特殊的娃娃,有逼真的性器官,是龙思海专门从香港定制的。
龙思海告诉孩子们,“娃娃”身上的哪些地方能看能摸,哪些地方不能让人看、让人摸……
她这么做的原因,源于2001年发生的一件事:
10多岁的傣族男孩岩应到山上放牛,遇到了平时经常在一起放牛的村民岩坦。岩坦40岁出头,平时话很少,在村中口碑很好。岩应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平时自己极其信任的长辈,突然扑过来,将他拖入草丛中,把他按在地上强暴了他……
由于肛门损伤严重,岩应不能坐凳子,每次吃饭都是双膝下跪。这样过了好久,家人竟然没有发觉。后来岩应的肛门开始出血,他担心自己要死了,这才把真相和盘托出。血气方刚的父亲找到村委会要求做主,村委会自古以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怪事情”,只得达到“私了”协议,让岩坦先带小岩应去治病,药费由其承担……
时隔6年,龙思海提起这件事依然非常气愤:“可怜的小岩应,不但心灵遭受重创,而且肉体上的伤害将伴其一生。这个欢蹦乱跳的男孩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龙思海说,这样的悲剧不在少数,2002年至2006年,“中心”共受理儿童性侵犯个案31起,受害人数达32人。被害儿童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5岁。在31起个案中,寻求司法救助的有15起;“私了”不成又转而寻求司法救助的有7起;为孩子名声以及今后生活考虑,不愿控告的有9起。
事实上,儿童性侵犯的个案一旦产生并形成结果,事态就会变得非常糟糕,特别是在边远山区,缺乏专门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机构为受害者“疗伤”,往往伤害发生后受害人从生理到心理都会有不可逆的恶果。
“为什么他们的魔爪要伸向孩子呢?可恶!再者,我们的法律能否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增加些对受害儿童的司法保护条款呢?因为在受害儿童的司法保护程序的立法上,还存在空白点。要知道惩治罪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为了追求抓住歹徒这一结果,而忽视了整个过程中对受害方的司法保护,也许在追讨嫌犯的同时,就会造成对受害人的二度甚至三度的伤害。”
龙思海在她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一天,“中心”来了一个女孩,她是在母亲和姨娘的陪伴下求助的,她的木讷和沉默引起了龙思海的关注。
原来,在2001年4月的某一天,这个年仅13岁的女孩到城里打工不久,被雇主强奸了。在其后的侦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过程中,女孩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询问,一次又一次地回忆恐怖的受害经过,一次又一次地回放黑色的遭虐镜头。几个月后,案件终于有了结果:施暴者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强奸犯虽受到了惩罚,女孩却失语了——她已3个月没有说话。
望着女孩家人焦急的神态,龙思海感慨万千。她想起了不久前一个名叫小果的姑娘的哭诉:
15岁那一年,家住胶林农场的小果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遭到两名男性的袭击,在她的激烈反抗下,对方未能得手。但警方介入后,她的事在胶林农场不胫而走,最后以讹传讹,她被当成了轮奸案中的主角……在极度的绝望和无奈中,她最后和一个使她未婚先孕的男人结婚了。婚后生活不堪回首。
为了避免重蹈小果的覆辙,龙思海建议那个女孩的家长迅速把她带离事发地,并选派富有专业经验的人员,一次一次地与女孩进行一对一的交谈,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帮助她释放负面情绪……
终于,孩子又一次发出了声音。
龙思海生活工作的城市——景洪,是傣语中的“黎明之城”。
10年来,中心个案援助的范围不断扩大——家庭暴力、艾滋病、打拐,等等。工作越久,龙思海越感到,能够为偏远民族地区妇女儿童健康地生存发展提供帮助的机构和资源极为有限。
要改变这个状况,仅仅依靠龙思海和她的“中心”是不够的。龙思海说:“我们的工作也是让许多职能部门能从社会性别和儿童的视角,去考虑儿童和女性要求和平,消除暴力的需求。”
而在龙思海眼中,和平,就是“在水草丰美的土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生命,有大人、小孩、男人和女人,还有好多好多的动物和植物,他们在暖洋洋的阳光下,自由快乐地生活着,享受着自己用心和力量创造的愿景”。
或许,这正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应有之义。
第一次通话,她丢给记者3个问题:“你会唱《辣妹子》吗,你能三个月不说话吗,你会蹲着身子观察世界吗?”
说完,她便匆忙挂断了电话。
第二次通话,她告诉记者这3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辣妹子》是我女儿囡囡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第二个问题。一个13岁的女孩到城里打工不久,被雇主强奸了,在其后的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女孩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询问,一次又一次地被迫回忆受害经过,结果,她失语了3个月。
“第三个问题。我经常蹲着身子,想从这样的高度,这样的视角,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这其实就是一个儿童的视角所能看到的东西。”
事实上,“女儿”、“女孩”和“儿童”这三个关键词,构成了龙思海全部的生活。
龙思海,一位40岁出头、身高只有1,5米、皮肤黝黑的傣族女子。
目前,她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司法局法制宣传科科长,同时是该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主任。
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候选人的推荐表上,她被冠以这样的评价:“建立了一个能够提供实质性服务的救助中心,保护被拐卖或患上艾滋病的西南部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开发了民间的保护支持系统。”
这寥寥数十字,涵括了一位女性10年的坚守和努力。
坚守·妹妹的死
“囡囡,你给妈妈唱首你最爱唱的《辣妹子》,好不好?”
“不!我不唱!”
“你看,妈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唱歌了!”
“不唱!我就不唱!”
“不唱也可以,你给妈妈一个抱抱吧!”
“不要!不要!不要!”
看着一脸别扭的女儿,在外奔波了三个星期,刚回到家中的龙思海沉默了。
放暑假在家的女儿拒绝了她的拥抱,而一向支持她工作的丈夫这次也忍不住了,对着妻子埋怨道:“你还要不要这个家啦?”
“真的,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甚至有人嘲笑我们为妇女儿童辛苦创立的‘中心’是‘精神病家园’。”龙思海的语气低沉。
由她领导的这个“中心”,是在1997年3月6日“三八”妇女节前夕,由州司法局与州妇联牵头,在英国救助儿童会的资助下,成立的我国西南地区第一家专门为妇女儿童无偿提供心理、法律及健康咨询服务的机构。
同事们是清一色的“娘子军”,10年来,这些20多岁的年轻女孩来了又走,“中心”里时常闪烁着新的面孔。而被她们称为“龙姐”的龙思海,是坚守时间最久的一个人。
龙思海出生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原是“边纵”(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女战士,后来当了县妇女主任,父亲是中学校长。
1979年,龙思海从勐海县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法律专业,后又被选派到西南政法学院进修了两年。除了专业优势外,她接手“中心”的工作,还源于心中那个永远解不开的“结”。
1970年,当时只有9岁的龙思海,在一次和小伙伴怄气时,得知了母亲的死讯。此前,父亲和外婆一直告诉她,母亲因患乳腺癌去城里住院了。现在她知道,有一个7岁的弟弟和一个满地爬的妹妹需要照顾。
作为大姐,龙思海一直在全心全力地关爱着弟妹。妹妹大学毕业后分回勐海县工作,为了更好地照顾妹妹,龙思海把她调到自己的工作地点——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
来到景洪后,妹妹因为工作压力大,一直闷闷不乐。
一个周末,妹妹打电话问龙思海:“我还能不能回到以前的学校去工作?”龙思海一口回绝了。
妹妹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凌晨,妹夫突然打电话来说,妹妹不见了。
隔天,人们在公园外发现了妹妹的遗体——周围布满了长长短短的烟头。龙思海数了数,足有一盒之多。龙思海知道妹妹生前是从来都不吸烟的。
那年,妹妹年仅24岁。
“我没有想到她会这么脆弱!她心理上有问题又无处诉说,临死前连个求助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打击让龙思海痛不欲生,“就是从那时我开始想,要是有一条心理咨询热线就好了。人常说,你经历的一切总会在你的身上打上烙印,这可能就是我这么热衷于做这件事的初衷吧!”
龙思海十分悲伤。
“赞哈”·境外救助
龙思海的声音很有特色,和一般女人不同,非常洪亮,且掷地有声。
“嗓门大,可是有好处的。”龙思海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原来,她和同事们考察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法律知识启蒙,语言之间有障碍,再加上受教育对象文化程度偏低,效果一直不好。
经过反复调查考证,他们决定选用“赞哈”这一傣族民间表演形式来推广。“赞哈”是傣语,“赞”即会,“哈”即唱之意。
1999年lO月,一个“赞哈”小分队成立了。他们深入到勐海、勐腊、景洪等地的傣族村寨收集有关案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预防被骗出境》等15个“赞哈”节目编排完成。
“我们搞‘赞哈’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女孩被拐卖出境。”龙思海说,而她理所当然成了“赞哈”小分队中的领唱。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遮乡位于中缅边境,随着民间商贸的发展,两国人员往来日渐频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出境打工的女孩日益增多,不少人贩子乘机打着介绍工作的幌子,把当地一个个年轻幼稚的少女拐卖到缅甸、泰国甚至马来西亚等地,胁迫她们卖淫。
拐卖的阴影在勐遮长期挥之不去,令人心惊的事件不断发生。
据一个从马来西亚解救回来的女孩说,她在马来西亚期间,与她关在一起的少女有400多人,其中来自西双版纳的就有20多人。当地一对老夫妇为寻找被拐卖到异国的两个女儿,走遍了缅甸、泰国的边境地带,在缅甸的一个村子里,他们在7天内见到4批西双版纳少女被送往泰国,每批都有10多人。
帮助这些被拐卖女孩回家,是龙思海发自内心的愿望。
8月的勐遮,阳光明媚,14岁小恩(化名)的笑容如阳光一般灿烂,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两个月前,她还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妓院里过着天天以泪洗面的日子。幸好,她碰到了一个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的老板,放她离去;在国际刑警组织和龙思海的“中心”帮助下,她辗转泰国,回到家中。
龙思海意识到,要保证打工妇女在境外的安全,必须与跨境少数民族社区合作,通过血脉同源的关系,才能使“中心”的救助工作真正发挥作用。
2006年,在“中心”的帮 助下,布朗山区的布朗族群众组成“兄弟姐妹访问团”赴泰国访问。他们发现,生活在国外的布朗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依然很强,也是当地比较富裕而有影响的民族。
于是,通过“中心”的居间联络,国外的布朗族担当起照顾在外打工布朗族妇女的义务,而国内的布朗人也懂得了按照正规途径外出打工的重要性。
这正是龙思海最希望看到的情形: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是一直扶着他们走路,而是教给他们走路的方法,由他们自己走,并越走越好。
性教育·和平愿景
在景洪市及附近乡镇、村寨的20多年学校中,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个情景:龙思海举着一男一女两个与真人身体结构无异的“娃娃”,对孩子们进行“性伤害”的预防教育。
这两个特殊的娃娃,有逼真的性器官,是龙思海专门从香港定制的。
龙思海告诉孩子们,“娃娃”身上的哪些地方能看能摸,哪些地方不能让人看、让人摸……
她这么做的原因,源于2001年发生的一件事:
10多岁的傣族男孩岩应到山上放牛,遇到了平时经常在一起放牛的村民岩坦。岩坦40岁出头,平时话很少,在村中口碑很好。岩应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平时自己极其信任的长辈,突然扑过来,将他拖入草丛中,把他按在地上强暴了他……
由于肛门损伤严重,岩应不能坐凳子,每次吃饭都是双膝下跪。这样过了好久,家人竟然没有发觉。后来岩应的肛门开始出血,他担心自己要死了,这才把真相和盘托出。血气方刚的父亲找到村委会要求做主,村委会自古以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怪事情”,只得达到“私了”协议,让岩坦先带小岩应去治病,药费由其承担……
时隔6年,龙思海提起这件事依然非常气愤:“可怜的小岩应,不但心灵遭受重创,而且肉体上的伤害将伴其一生。这个欢蹦乱跳的男孩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龙思海说,这样的悲剧不在少数,2002年至2006年,“中心”共受理儿童性侵犯个案31起,受害人数达32人。被害儿童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5岁。在31起个案中,寻求司法救助的有15起;“私了”不成又转而寻求司法救助的有7起;为孩子名声以及今后生活考虑,不愿控告的有9起。
事实上,儿童性侵犯的个案一旦产生并形成结果,事态就会变得非常糟糕,特别是在边远山区,缺乏专门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机构为受害者“疗伤”,往往伤害发生后受害人从生理到心理都会有不可逆的恶果。
“为什么他们的魔爪要伸向孩子呢?可恶!再者,我们的法律能否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增加些对受害儿童的司法保护条款呢?因为在受害儿童的司法保护程序的立法上,还存在空白点。要知道惩治罪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为了追求抓住歹徒这一结果,而忽视了整个过程中对受害方的司法保护,也许在追讨嫌犯的同时,就会造成对受害人的二度甚至三度的伤害。”
龙思海在她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一天,“中心”来了一个女孩,她是在母亲和姨娘的陪伴下求助的,她的木讷和沉默引起了龙思海的关注。
原来,在2001年4月的某一天,这个年仅13岁的女孩到城里打工不久,被雇主强奸了。在其后的侦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过程中,女孩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询问,一次又一次地回忆恐怖的受害经过,一次又一次地回放黑色的遭虐镜头。几个月后,案件终于有了结果:施暴者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强奸犯虽受到了惩罚,女孩却失语了——她已3个月没有说话。
望着女孩家人焦急的神态,龙思海感慨万千。她想起了不久前一个名叫小果的姑娘的哭诉:
15岁那一年,家住胶林农场的小果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遭到两名男性的袭击,在她的激烈反抗下,对方未能得手。但警方介入后,她的事在胶林农场不胫而走,最后以讹传讹,她被当成了轮奸案中的主角……在极度的绝望和无奈中,她最后和一个使她未婚先孕的男人结婚了。婚后生活不堪回首。
为了避免重蹈小果的覆辙,龙思海建议那个女孩的家长迅速把她带离事发地,并选派富有专业经验的人员,一次一次地与女孩进行一对一的交谈,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帮助她释放负面情绪……
终于,孩子又一次发出了声音。
龙思海生活工作的城市——景洪,是傣语中的“黎明之城”。
10年来,中心个案援助的范围不断扩大——家庭暴力、艾滋病、打拐,等等。工作越久,龙思海越感到,能够为偏远民族地区妇女儿童健康地生存发展提供帮助的机构和资源极为有限。
要改变这个状况,仅仅依靠龙思海和她的“中心”是不够的。龙思海说:“我们的工作也是让许多职能部门能从社会性别和儿童的视角,去考虑儿童和女性要求和平,消除暴力的需求。”
而在龙思海眼中,和平,就是“在水草丰美的土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生命,有大人、小孩、男人和女人,还有好多好多的动物和植物,他们在暖洋洋的阳光下,自由快乐地生活着,享受着自己用心和力量创造的愿景”。
或许,这正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