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摆在手边的是三条新闻：
其一：2011年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报名总人数为141.5万，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加上各省、市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考试人口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考生们将公务员称为“红领”，看成比“白领”、“金领”更高一层次的职业选择。
其二：国内一家婚介网曾发布“最有异性缘的男性职业排行榜”，榜单显示了最受女性择偶青睐的十大职业，公务员高居榜首。考不上公务员，就嫁个公务员,号称“嫁碗族”。
其三：媒体报道，在日本，公务员不是一个吃香的职业，每年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寥寥无几，即使在就业市场极不景气的2009年，全日本也只有2.2万人报名应考。日本政府人事部门人士说，现在希望成为政府公务员的大学生的数量大为减少，质量降低，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国家前途将一片黑暗。
两相比较，可谓冰火两重天，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令人深思。
日本人为何不爱当公务员？
原因之一：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没有企业工人所拥有的劳动基本权利：团结权、团体交涉权、游行示威和罢工权。因此，国家公务员不能向其雇主（国家）提出要求提高工资等问题。作为补偿，人事院每年根据社会形势和民间企业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化提出公务员工资标准。泡沫经济时期工资水平逐年上升，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日本公务员收入逐年下降。而处于政府机关底层的二级公务员更是苦不堪言。
原因之二：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工作时间明显不成比例。国家公务员平均每天加班5小时，每周加班100小时以上，但每月的加班费只能拿到5万日元左右，平均每小时的加班费为500日元，比饭馆打工仔的每小时900日元还低。有很多公务员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患上忧郁症而离开了工作岗位。
原因之三：日本媒体“敲打”公务员成风。日本出现了艾滋病要敲打公务员；出现了疯牛病也要敲打公务员；退休公务员再就职，更是成为国民攻击的重点；电视上整天是公务员低头道歉的场面。
原来如此，劳动强度大，报酬低，还总挨批，怎么看都不比工厂中的打工仔强到哪里去。这样的公务员干起来，憋屈!不过，这对我们要给公务员热降温，倒不失为一个好的学习对象。除了逢进必考，我们更要建立量化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让公务员也有点压力；建立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的公务员薪酬，当然前提是统计局要把个体劳动者的工资纳入统计口径；建立透明公开的权力运行制度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倘能如此，公务员热的高烧或可消退几度。
公务员热了，冷掉的是什么？
据统计，我国大学生毕业创业比例不到1%，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比例。在适龄劳动人口中，希望创业、愿意创业、敢于创业的人数也比较少，城镇居民创业意愿不到5%。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的职业倾向大相径庭。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大学生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大学生比例降到五成以下，89.3％的大学生希望从事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高的职业，外企成为大学生的最佳选择；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商热”席卷全国，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下海”经商，其间弊病虽然众多，但仍然体现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可以说，公务员热的背后，冷掉的是就业环境和人们的创业热情。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创业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目前的创业环境还有很大差距。例如，一个公司从注册到开业，在我国需要7个步骤、110天；所需的注册费用为人均年薪的11%，这在全世界都属于较高水平。创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融资，我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尽管提供了城镇新增就业的70%和城镇再就业的70%，以及进城务工农民80%的就业岗位，但他们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只相当于国企的2.3%，严格的登记制度、烦琐的审批程序、歧视性的金融环境，让全民的创业活力遭遇制度性冷漠。2011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60万，比2010年多了30万。预计“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总量压力有增无减。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用“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来分析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是因为觉得自己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进行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进行“分配性努力”，却可以获得更多收益。公务员热所体现出来的恰恰是更多的人愿意成为财富的分配者而不是创造者。倘若我们的优秀人才都在皓首穷经于公务员考试，我们的“中国创造”、“产业转型”又何以实现？
只有公务员才有安全感吗？
2010年12月14日，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商智联招聘发布《2010年铁饭碗特别调查》。这份由5000余名职场人士参与的调查显示，有38.7%的人认为，公务员这一职业对在职人士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工作稳定。福利待遇优厚（25.8%）和社会地位高（15.8%）则分别占第二位和第三位。真正因为公务员职业适合自己的个性和特长的仅占1.6%。从中我们看到，相当比例的人报考公务员不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甚至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只不过是为了稳定，也就是获得安全感。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仅仅比生理需求高一个台阶，是属于低层次的需求。
人们对公务员的青睐，更加折射出公务员之外的众多职业都太不稳定，太不安全了。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获得大幅度提高，国家财力以远远超出GDP增速超常增长，但是迄今为止，不仅没有建立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保障机制，连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都是缺失的。30多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销售收入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从富士康的十二连跳到华为公司7000余名职工集体辞职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我们看到的是劳动者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地位。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到生产发展的成果，甚至难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大学生们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只能选择逃避，逃向公务员，逃向安全感。
趋利避害是人性本能，是社会价值观作用的结果，公务员热，具体到个人，无可厚非。要改变积弊，只能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改善创业就业环境，培育公民利益表达机制。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
（责编/于亚博）
其一：2011年中央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报名总人数为141.5万，继2009年以来第三次超过百万。加上各省、市组织的公务员考试，考试人口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考生们将公务员称为“红领”，看成比“白领”、“金领”更高一层次的职业选择。
其二：国内一家婚介网曾发布“最有异性缘的男性职业排行榜”，榜单显示了最受女性择偶青睐的十大职业，公务员高居榜首。考不上公务员，就嫁个公务员,号称“嫁碗族”。
其三：媒体报道，在日本，公务员不是一个吃香的职业，每年公务员考试，报名者寥寥无几，即使在就业市场极不景气的2009年，全日本也只有2.2万人报名应考。日本政府人事部门人士说，现在希望成为政府公务员的大学生的数量大为减少，质量降低，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国家前途将一片黑暗。
两相比较，可谓冰火两重天，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令人深思。
日本人为何不爱当公务员？
原因之一：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没有企业工人所拥有的劳动基本权利：团结权、团体交涉权、游行示威和罢工权。因此，国家公务员不能向其雇主（国家）提出要求提高工资等问题。作为补偿，人事院每年根据社会形势和民间企业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化提出公务员工资标准。泡沫经济时期工资水平逐年上升，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日本公务员收入逐年下降。而处于政府机关底层的二级公务员更是苦不堪言。
原因之二：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工作时间明显不成比例。国家公务员平均每天加班5小时，每周加班100小时以上，但每月的加班费只能拿到5万日元左右，平均每小时的加班费为500日元，比饭馆打工仔的每小时900日元还低。有很多公务员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患上忧郁症而离开了工作岗位。
原因之三：日本媒体“敲打”公务员成风。日本出现了艾滋病要敲打公务员；出现了疯牛病也要敲打公务员；退休公务员再就职，更是成为国民攻击的重点；电视上整天是公务员低头道歉的场面。
原来如此，劳动强度大，报酬低，还总挨批，怎么看都不比工厂中的打工仔强到哪里去。这样的公务员干起来，憋屈!不过，这对我们要给公务员热降温，倒不失为一个好的学习对象。除了逢进必考，我们更要建立量化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让公务员也有点压力；建立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的公务员薪酬，当然前提是统计局要把个体劳动者的工资纳入统计口径；建立透明公开的权力运行制度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倘能如此，公务员热的高烧或可消退几度。
公务员热了，冷掉的是什么？
据统计，我国大学生毕业创业比例不到1%，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比例。在适龄劳动人口中，希望创业、愿意创业、敢于创业的人数也比较少，城镇居民创业意愿不到5%。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的职业倾向大相径庭。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大学生对理工科感兴趣，追求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大学生比例降到五成以下，89.3％的大学生希望从事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高的职业，外企成为大学生的最佳选择；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商热”席卷全国，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下海”经商，其间弊病虽然众多，但仍然体现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可以说，公务员热的背后，冷掉的是就业环境和人们的创业热情。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创业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目前的创业环境还有很大差距。例如，一个公司从注册到开业，在我国需要7个步骤、110天；所需的注册费用为人均年薪的11%，这在全世界都属于较高水平。创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融资，我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尽管提供了城镇新增就业的70%和城镇再就业的70%，以及进城务工农民80%的就业岗位，但他们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只相当于国企的2.3%，严格的登记制度、烦琐的审批程序、歧视性的金融环境，让全民的创业活力遭遇制度性冷漠。2011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60万，比2010年多了30万。预计“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总量压力有增无减。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用“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来分析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他认为，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是因为觉得自己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产中去，进行生产性努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从社会已有的生产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额，进行“分配性努力”，却可以获得更多收益。公务员热所体现出来的恰恰是更多的人愿意成为财富的分配者而不是创造者。倘若我们的优秀人才都在皓首穷经于公务员考试，我们的“中国创造”、“产业转型”又何以实现？
只有公务员才有安全感吗？
2010年12月14日，国内人力资源服务商智联招聘发布《2010年铁饭碗特别调查》。这份由5000余名职场人士参与的调查显示，有38.7%的人认为，公务员这一职业对在职人士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工作稳定。福利待遇优厚（25.8%）和社会地位高（15.8%）则分别占第二位和第三位。真正因为公务员职业适合自己的个性和特长的仅占1.6%。从中我们看到，相当比例的人报考公务员不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甚至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只不过是为了稳定，也就是获得安全感。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仅仅比生理需求高一个台阶，是属于低层次的需求。
人们对公务员的青睐，更加折射出公务员之外的众多职业都太不稳定，太不安全了。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获得大幅度提高，国家财力以远远超出GDP增速超常增长，但是迄今为止，不仅没有建立有效的劳动者利益保障机制，连劳动者利益表达机制都是缺失的。30多年来，内、外资生产企业销售收入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从富士康的十二连跳到华为公司7000余名职工集体辞职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我们看到的是劳动者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地位。制度严重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到生产发展的成果，甚至难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大学生们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只能选择逃避，逃向公务员，逃向安全感。
趋利避害是人性本能，是社会价值观作用的结果，公务员热，具体到个人，无可厚非。要改变积弊，只能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改善创业就业环境，培育公民利益表达机制。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
（责编/于亚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