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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局面的出现，是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利用皇帝作为工具进行斗争的产物。皇帝小时，大权掌握在监护人母亲及其娘家一方组成的外戚手中，皇帝长大后，要夺回大权只能靠身边的宦官，于是宦官乘机专权。二者比较，宦官专权危害更大。
宦官制度产生于周朝，周王建立庞大的后妃制度，为防止数目众多的妻子红杏出墙，把她们关在后宫与世隔绝，但王宫工作不能完全由女人承担，因而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即由阉割的男人承担，称宦官。这一制度延续三千年，直到清朝灭亡止。所以，宦官制是奴隶主残余和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宦官的来源：（1）罪犯子弟（一般罪犯16岁以上处死，16岁以下男子罚为官奴，女子罚为官婢，如赵高原是赵国贵族，因为父亲犯罪才沦为宦官）；（2）被迫卖身（家贫）；（3）被拐卖；（4）少数民族地方被征服的子弟；（5）无赖流氓（明朝魏忠贤）。因为他们都出自社会下层，谈不上文化、道德、修养和情操，入宫后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失去生育机能，被视为社会最下层而受到歧视，一般士大夫均不愿与他们为伍，所以心理畸形、变态。一旦依靠皇帝掌权之后，便出现两种心理：一是暴发户心理，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时间有限（只限一个皇帝），而且不像外戚有家有业有所顾虑，多没有后代和亲属，故及时享受。二是报复心理，他们历来被歧视，一旦掌权，全然不顾地主阶级的法律、道德的舆论而无法无天，便对所有人报复，尤其是对官僚士大夫更是仇恨。过去用人选官的权力在官僚，现在则完全由宦官把持，其亲属和义子也占据许多地方要职，地主官僚极其不满，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既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又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这样一部分开明官僚及一些太学生由于利害相同，政治见解一致便相互联合，结成反宦官集团，经常以太学为阵地，议论抨击朝政，互相标榜，激扬各声，称“清议”，而宦官则指责他们为“党人”，并由此发生两次党锢之祸。“锢”即禁锢，“党锢”即“党人”被禁锢，终身不准做官，部分地剥夺政治权利。“党锢之祸”是专门术语，特指东汉桓灵时期大规模地镇压迫害党人的事件。
第一次是延熹九年（166年），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贫贱无道，被司隶校尉李膺处死。当权的张让乃指使人上书桓帝，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次年，太学生贾彪、郭泰联合外戚窦武及一些有名官僚向桓帝施加压力，党人才赦归田里，但禁锢终生，不得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167年桓帝死，12岁的灵帝即位，由窦太后父亲窦武辅政，窦武与太傅陈藩合作，起用李膺等被禁锢的“党人”，168年共谋诛除宦官，事泄，窦武自杀，陈藩被害。169年，再次逮捕李膺等100多人并处死，受株连者，达六七百人，176年又把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内亲属，一律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党锢时间长，一直到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为镇压农民起义才起用他们。
两次党锢之祸持续时间近20年，对此事件的性质，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贪贱的宦官对正直的官僚和士人的迫害事件，一种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我偏向它是统治阶级内部当权派镇压反对派的事件，从主观上看，“党人”的确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党人”对宦官的抨击，从客观上揭露了东汉统治集团的腐朽和黑暗，并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博得了社会的同情。但所有“党人”出于自身阶级利益，毫无例外地对农民起义持敌对态度，故184年被起用后，屠刀又指向农民起义军。
这次事件对后世影响很大：（1）党人政野分化，原来同仇敌忾之党人出现进、退、勇、懦，有的挺身就义，例如李膺，当时有人劝他逃走，他以“事不辞难”的坚毅精神，挺身殉节。有的自首，有的逃亡、藏匿。例如夏馥剪掉胡子逃到深山给人炼钢，袁闳在一个小房子里藏了18年。有的则改变对宦官的强硬态度，如陈实，张让父死，他去吊唁，博得张让的好感。（2）对当时和以后的士林风气产生巨大的影响。此事件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灵上投上难以抹去的阴影，到魏晋时许多知识分子装疯卖傻，以谈玄而掩盖内心痛苦。明清时，则到古书堆里寻找乐趣，不参政事而出现考据学，从此知识分子不再直率，而是迂腐、隐讳、拐弯抹角、影射史学等。
总之，皇权的旁落，造成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导致统治集团的矛盾和腐朽。外戚宦官争先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成为东汉后期黑暗统治的重要特征。而皇权的旁落，既有皇帝短命、新即位皇帝年龄小的偶然原因，更有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为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使得官僚体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互相牵制的作用之必然原因（宰相等三公被消权，变成不能接近皇帝的外朝官，起不到牵制外戚、宦官的作用，给外戚、宦官造成可乘之机）。
宦官是旧制度的产物和受害者。宦官的身心特点，决定宦官专权具有更大的危害。然而，历史上不乏充满正义感和卓有成就的宦官（太监），如七下西洋的郑和、改进造纸术的蔡伦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永远彪炳史册，我们不可一概而论。
宦官制度产生于周朝，周王建立庞大的后妃制度，为防止数目众多的妻子红杏出墙，把她们关在后宫与世隔绝，但王宫工作不能完全由女人承担，因而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即由阉割的男人承担，称宦官。这一制度延续三千年，直到清朝灭亡止。所以，宦官制是奴隶主残余和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宦官的来源：（1）罪犯子弟（一般罪犯16岁以上处死，16岁以下男子罚为官奴，女子罚为官婢，如赵高原是赵国贵族，因为父亲犯罪才沦为宦官）；（2）被迫卖身（家贫）；（3）被拐卖；（4）少数民族地方被征服的子弟；（5）无赖流氓（明朝魏忠贤）。因为他们都出自社会下层，谈不上文化、道德、修养和情操，入宫后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失去生育机能，被视为社会最下层而受到歧视，一般士大夫均不愿与他们为伍，所以心理畸形、变态。一旦依靠皇帝掌权之后，便出现两种心理：一是暴发户心理，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时间有限（只限一个皇帝），而且不像外戚有家有业有所顾虑，多没有后代和亲属，故及时享受。二是报复心理，他们历来被歧视，一旦掌权，全然不顾地主阶级的法律、道德的舆论而无法无天，便对所有人报复，尤其是对官僚士大夫更是仇恨。过去用人选官的权力在官僚，现在则完全由宦官把持，其亲属和义子也占据许多地方要职，地主官僚极其不满，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既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又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这样一部分开明官僚及一些太学生由于利害相同，政治见解一致便相互联合，结成反宦官集团，经常以太学为阵地，议论抨击朝政，互相标榜，激扬各声，称“清议”，而宦官则指责他们为“党人”，并由此发生两次党锢之祸。“锢”即禁锢，“党锢”即“党人”被禁锢，终身不准做官，部分地剥夺政治权利。“党锢之祸”是专门术语，特指东汉桓灵时期大规模地镇压迫害党人的事件。
第一次是延熹九年（166年），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贫贱无道，被司隶校尉李膺处死。当权的张让乃指使人上书桓帝，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次年，太学生贾彪、郭泰联合外戚窦武及一些有名官僚向桓帝施加压力，党人才赦归田里，但禁锢终生，不得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167年桓帝死，12岁的灵帝即位，由窦太后父亲窦武辅政，窦武与太傅陈藩合作，起用李膺等被禁锢的“党人”，168年共谋诛除宦官，事泄，窦武自杀，陈藩被害。169年，再次逮捕李膺等100多人并处死，受株连者，达六七百人，176年又把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内亲属，一律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党锢时间长，一直到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为镇压农民起义才起用他们。
两次党锢之祸持续时间近20年，对此事件的性质，一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贪贱的宦官对正直的官僚和士人的迫害事件，一种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我偏向它是统治阶级内部当权派镇压反对派的事件，从主观上看，“党人”的确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党人”对宦官的抨击，从客观上揭露了东汉统治集团的腐朽和黑暗，并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博得了社会的同情。但所有“党人”出于自身阶级利益，毫无例外地对农民起义持敌对态度，故184年被起用后，屠刀又指向农民起义军。
这次事件对后世影响很大：（1）党人政野分化，原来同仇敌忾之党人出现进、退、勇、懦，有的挺身就义，例如李膺，当时有人劝他逃走，他以“事不辞难”的坚毅精神，挺身殉节。有的自首，有的逃亡、藏匿。例如夏馥剪掉胡子逃到深山给人炼钢，袁闳在一个小房子里藏了18年。有的则改变对宦官的强硬态度，如陈实，张让父死，他去吊唁，博得张让的好感。（2）对当时和以后的士林风气产生巨大的影响。此事件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灵上投上难以抹去的阴影，到魏晋时许多知识分子装疯卖傻，以谈玄而掩盖内心痛苦。明清时，则到古书堆里寻找乐趣，不参政事而出现考据学，从此知识分子不再直率，而是迂腐、隐讳、拐弯抹角、影射史学等。
总之，皇权的旁落，造成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导致统治集团的矛盾和腐朽。外戚宦官争先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成为东汉后期黑暗统治的重要特征。而皇权的旁落，既有皇帝短命、新即位皇帝年龄小的偶然原因，更有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为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使得官僚体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互相牵制的作用之必然原因（宰相等三公被消权，变成不能接近皇帝的外朝官，起不到牵制外戚、宦官的作用，给外戚、宦官造成可乘之机）。
宦官是旧制度的产物和受害者。宦官的身心特点，决定宦官专权具有更大的危害。然而，历史上不乏充满正义感和卓有成就的宦官（太监），如七下西洋的郑和、改进造纸术的蔡伦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永远彪炳史册，我们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