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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能否实现亟待观察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对于2012年2月24日发布的《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目录》”），崔海涛教授的态度很明确，“采用《目录》这种办法应该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保护本国企业的措施和手段。”
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崔海涛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竞争战略、渠道策略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崔海涛教授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其政府机构也普遍存在着采购本国企业产品的现象，虽然形式一般比较间接，大多是通过市场经济的调节手段来达到这种效果。此外也可以采用特殊手段，如增加交易门槛、设立贸易壁垒、设定特殊技术标准等，使得本国企业的产品充分占据本国市场。比如在美国，警察系统就普遍采用福特汽车作为警用车，而凯迪拉克甚至被誉为美国总统的专属座驾。崔海涛教授认为，虽然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的结果是指向了自主品牌，但是如果这是通过设置公务用车采购标准来实现的，而该采购标准并没有提出以国别为评判标准，没有规定不得采用合资品牌和外资品牌，就不能说是违反了WTO规则。当然，这个《目录》的出台一定会触及到部分外国品牌汽车企业的利益，也必定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弹。“妥协还是坚持？这也是考验执政者勇气和眼光的时候。” 崔海涛教授坦率地说。
相比《目录》出台所引发的争议，崔海涛教授更加担心的是因为配套措施不到位，如缺乏实施细则、程序不够公开透明以及监管缺失等，导致此次利好于自主品牌的公车采购在各种阻力影响下最终停留于文件层面，缺乏实际操作空间。据了解，自2003年1月1日起就已实施的《政府采购法》中曾有明文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 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然而因为概念的鉴定没有科学规范落实，导致自主品牌汽车基本被排斥。虽然后来中央政府曾对国家机关公务用车配备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规定公车采购中自主品牌所占比例不得低于50%，但这一点也基本没有进入到执行层面。“由于中国现实的国情，政府公务用车是否能真正实现‘本土化’，还有待持续观察。”崔海涛教授认为，要把“自主品牌”这几个字嵌入到政府官员的升迁考核评价体系中，才能切实推动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展。
释放积极的信号
对于新推出的《目录》，崔海涛教授认为，其主要意义是释放出政府支持自主品牌的积极信号。“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在汽车总销售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但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给了他们购买自主品牌汽车的一个理由。”因此从长远看，该《目录》的实施，对于中国汽车市场消费观念、消费心理的影响都不小。“公务车选择自主品牌更重要的意义是对普通消费者的心理暗示和消费指导，以及提升自主品牌的品牌价值。”崔海涛教授认为，合资车型此前一直是公务车的主导，而《目录》的实施会让自主品牌的形象有所上升，助其走出市场困局；此外，借助公车市场对私人消费市场起着示范效应，《目录》的实施也会引导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崔海涛教授认为，随着《目录》的实施，将使得中国消费者在购买本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产品时的信心更加充足。但是，崔海涛教授同时也指出，这个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还是必须立足于自身，提高质量。如果自主品牌汽车本身的产品质量不过硬，那么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负面效应。
争取发展的权利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称“汽车工业”是“工业中的工业。”事实上，汽车工业被认为具有高度产业关联性，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极高的波及作用，对于经济有巨大的推动力。正因为汽车产业不但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高的特点、而且汽车产业拉动的就业面广、对消费拉动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世界各国都对汽车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的重视。
崔海涛教授认为，严格来说，汽车工业本身就是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最早形成的最具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部门，因此汽车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带动整个工业结构的升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是中国产业发展政策和贸易政策持久的主题，为此，中国政府要学会灵活应用市场经济的各种手段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
崔海涛教授强调指出，就本次引发的争端而言，《目录》并不违反世贸组织根本原则，而实际上，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才应该是世贸组织体系的基本目标，而非单纯的自由化。
既然如此，崔海涛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而言，该做的事情很明确—那就是只争朝夕，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占据市场份额。这样，即使发生世贸诉讼，争端终裁结果不如人意，自主品牌企业也已经牢固占据了更有利的市场地位。事在人为，作为一个大国，过度的温柔敦厚并不正常，中国并不是天然就只能循着别人的先例而不能开创先例。“我们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正当的发展权利，切实争取本国汽车产业的合理发展机会，而避免将这一对国民经济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市场拱手相送。”对于自主品牌汽车的存在和发展，崔海涛教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由于自主品牌汽车的存在，抑制了外资汽车的品牌溢价能力，使中国民众能够买得到价格更实惠的汽车。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这是一种隐性的受惠。因此民众应该积极支持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展，自主品牌企业自己，也要积极争取发展的权利。
尽管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此前的发展战略亦有其薄弱之处，其中“以市场换技术”更是屡遭诟病，改弦更张已是势在必行。在中国汽车工业面临转型升级的今天，政府采购用车《目录》的及时出台，不但意味着中国自主品牌企业取得了更多的崛起机会，也预示着既有市场秩序的重新洗牌。“期待自主品牌能够脱颖而出，取得市场成功。” 崔海涛教授表示。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对于2012年2月24日发布的《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目录》”），崔海涛教授的态度很明确，“采用《目录》这种办法应该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保护本国企业的措施和手段。”
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崔海涛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竞争战略、渠道策略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崔海涛教授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其政府机构也普遍存在着采购本国企业产品的现象，虽然形式一般比较间接，大多是通过市场经济的调节手段来达到这种效果。此外也可以采用特殊手段，如增加交易门槛、设立贸易壁垒、设定特殊技术标准等，使得本国企业的产品充分占据本国市场。比如在美国，警察系统就普遍采用福特汽车作为警用车，而凯迪拉克甚至被誉为美国总统的专属座驾。崔海涛教授认为，虽然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的结果是指向了自主品牌，但是如果这是通过设置公务用车采购标准来实现的，而该采购标准并没有提出以国别为评判标准，没有规定不得采用合资品牌和外资品牌，就不能说是违反了WTO规则。当然，这个《目录》的出台一定会触及到部分外国品牌汽车企业的利益，也必定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弹。“妥协还是坚持？这也是考验执政者勇气和眼光的时候。” 崔海涛教授坦率地说。
相比《目录》出台所引发的争议，崔海涛教授更加担心的是因为配套措施不到位，如缺乏实施细则、程序不够公开透明以及监管缺失等，导致此次利好于自主品牌的公车采购在各种阻力影响下最终停留于文件层面，缺乏实际操作空间。据了解，自2003年1月1日起就已实施的《政府采购法》中曾有明文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 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然而因为概念的鉴定没有科学规范落实，导致自主品牌汽车基本被排斥。虽然后来中央政府曾对国家机关公务用车配备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规定公车采购中自主品牌所占比例不得低于50%，但这一点也基本没有进入到执行层面。“由于中国现实的国情，政府公务用车是否能真正实现‘本土化’，还有待持续观察。”崔海涛教授认为，要把“自主品牌”这几个字嵌入到政府官员的升迁考核评价体系中，才能切实推动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展。
释放积极的信号
对于新推出的《目录》，崔海涛教授认为，其主要意义是释放出政府支持自主品牌的积极信号。“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在汽车总销售量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但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给了他们购买自主品牌汽车的一个理由。”因此从长远看，该《目录》的实施，对于中国汽车市场消费观念、消费心理的影响都不小。“公务车选择自主品牌更重要的意义是对普通消费者的心理暗示和消费指导，以及提升自主品牌的品牌价值。”崔海涛教授认为，合资车型此前一直是公务车的主导，而《目录》的实施会让自主品牌的形象有所上升，助其走出市场困局；此外，借助公车市场对私人消费市场起着示范效应，《目录》的实施也会引导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崔海涛教授认为，随着《目录》的实施，将使得中国消费者在购买本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产品时的信心更加充足。但是，崔海涛教授同时也指出，这个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还是必须立足于自身，提高质量。如果自主品牌汽车本身的产品质量不过硬，那么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负面效应。
争取发展的权利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称“汽车工业”是“工业中的工业。”事实上，汽车工业被认为具有高度产业关联性，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极高的波及作用，对于经济有巨大的推动力。正因为汽车产业不但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高的特点、而且汽车产业拉动的就业面广、对消费拉动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世界各国都对汽车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的重视。
崔海涛教授认为，严格来说，汽车工业本身就是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最早形成的最具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部门，因此汽车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带动整个工业结构的升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是中国产业发展政策和贸易政策持久的主题，为此，中国政府要学会灵活应用市场经济的各种手段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
崔海涛教授强调指出，就本次引发的争端而言，《目录》并不违反世贸组织根本原则，而实际上，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才应该是世贸组织体系的基本目标，而非单纯的自由化。
既然如此，崔海涛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而言，该做的事情很明确—那就是只争朝夕，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占据市场份额。这样，即使发生世贸诉讼，争端终裁结果不如人意，自主品牌企业也已经牢固占据了更有利的市场地位。事在人为，作为一个大国，过度的温柔敦厚并不正常，中国并不是天然就只能循着别人的先例而不能开创先例。“我们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正当的发展权利，切实争取本国汽车产业的合理发展机会，而避免将这一对国民经济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市场拱手相送。”对于自主品牌汽车的存在和发展，崔海涛教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由于自主品牌汽车的存在，抑制了外资汽车的品牌溢价能力，使中国民众能够买得到价格更实惠的汽车。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这是一种隐性的受惠。因此民众应该积极支持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展，自主品牌企业自己，也要积极争取发展的权利。
尽管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此前的发展战略亦有其薄弱之处，其中“以市场换技术”更是屡遭诟病，改弦更张已是势在必行。在中国汽车工业面临转型升级的今天，政府采购用车《目录》的及时出台，不但意味着中国自主品牌企业取得了更多的崛起机会，也预示着既有市场秩序的重新洗牌。“期待自主品牌能够脱颖而出，取得市场成功。” 崔海涛教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