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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美国学者、作家、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所著《根：家园真相》（The Nature of Home： Taking Root in a Place）被收入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主持的性别研究项目“贻芳译丛”中，并于201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连同另外三本性别研究专著一同推出。我有幸负责了《根：家园真相》的翻译工作。如我在译序中所陈，有机会在翻译时与作家直接联系，请教无法查询的食品名称、艰涩的文句，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理解，甚至还可以就更多的学术话题进行研讨，这对于一个译者和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而言，绝对是值得珍惜的经历。可以说，在翻译的全程，我和加德都在对话，之后也进行了多次邮件交流，这其中闪动着作者智慧的火花，洋溢着她的情感，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到一个充满社会正义感的活动家、作家、学者的良知。除这本书的译文之外，我很想将我们的对话整理出来，而加德本人也欣然同意。我们都认为，这不但是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交流，也是中美学者的对话，更希望是大洋两岸生态批评研究的又一次视域融合的互动。毕竟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诚如加德对水的书写一样，是流淌往复、沟通四海的，是可以在大洋两岸彼此呼应的，是属于所有人的。
韦清琦：加德教授，很荣幸能以译者与学者的身份与您进行这次访谈。尽管尚未能谋面，但在翻译全程与您的交流，使我感到您已是我相识已久的良师益友了。有意思的是我的个人学术体验来到这一时刻之际，与几年前的另一刻竟出奇的相似：2010年在完成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的《走出去思考》之后，我也与他作过一次类似的电子访谈并得以发表，之后他也成为中国生态批评学术活动的常客。我也希望您在此后有机会到中国来，与这里的人民和水土零距离接触，并带来更多的学术成果。与翻译斯洛维克的另一相似之处是，您采用了生态批评学者最得心应手的形式——非虚构性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斯洛维克则称之为“叙事学术（narrative scholarship）”。事实上“走出去思考”大概代表了许多生态学者的风格和习作策略，就如同您攀援于冰川之上、在漂流途中、在跋涉沙漠时，都是边行走边将当下的精神状态直接诉之于归来后的文字记录中，我猜想这是部分地汲取了美国自然写作的灵感吧（虽然您作了重要的修正，这点我稍后再谈）。但是您显然还有自己个性化的理解，正如您所说：“非虚构性写作……混搭的特点造就了这种杂糅（hybrid）体裁，倒也很对具有杂糅身份的作家的口味，在他们眼里，文化与自然、社会正义与环境健康都不可分割地交融于一体。”我也读过您的纯学术论文，而您是不是认为，像《根：家园真相》这样的杂糅性书写，一来有更大的受众面，二来也更能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比起生态批评更加具有的杂糅特质呢？
格里塔·加德：清琦，斯科特·斯洛维克将拙作推荐给你，使我有机会能在中国得到更多的了解，着实是我的荣幸。我其实已拜访过中国，并于2008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生态批评研讨会上作过发言。我还有幸在中国台湾新北的淡江大学讲授过一学期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生课程，也参与了该校主办的学术会议。我们都很能理解，学习一种不同的文化是需要假以时日的，而这一学习可以通过对话、旅行以及友好往来，就像我们现在进行的，就人生与文学而畅所欲言。
如你所注意到的，非虚构性写作或叙事学术，可以像任何学术期刊论文那样用于从事研究。这一写作形式日益为人接受，因为它并非孤立地阐述理念，而是诉之于具体的、与这些理念有关系的人，这些人每天都在对付这些问题。不喜欢与冷冰冰的概念打交道的读者，还是能够通过人生的阅历故事来理解这些概念的。
比较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批评可不是一个小话题。如我在《国际视野中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eminist Ecocriticism）的导言部分所说，生态批评有两个来源：基于梭罗、爱默生、缪尔传统的自然写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0世纪70年代最杰出的女性主义学者安妮特·科罗德尼（Annette Kolodny）便是最早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环境文学的批评家之一，其代表作包括《土地之位》（The Lay of the Land，1975）和《她前面的土地》（The Land Before Her，1984）。这些著作揭露出，环境叙事的主流视角一向为白种异性恋男性所把持，他们常常将土地女性化，并把女性化作为贬抑自然的根据。美国自然写作的这一传统在生态批评兴起早期仍然存留，并引发了1999年于密歇根卡拉马祖召开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筹备成立了“多元文化小组”（ASLE Caucus for Diversity）。
同时我得说，生态批评界对我最大的支持来自斯科特·斯洛维克。2009年他第一次听到我作的报告“生态女性主义的新方向”，便鼓励我修改为论文，并将它发表在《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2010）及《女性主义形成》（Feminist Formations，2011）上。因而，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既是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学术视角，是生态批评的一种视角，但它先于生态批评，也与之相互交叉。
韦清琦：我很赞同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是学术，也是社会实践活动，这跟生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您本人的经历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我想跟您讨论一下迈瑞德尔·勒苏尔（Meridel Le Sueur）。您几乎把最热情的赞美之词献给了您的这位精神导师：“她是共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境主义者、劳工活动家、作家及母亲。勒苏尔从未停止过组织及演讲活动，且勤耕不辍直至1996年生命的最后一息，写尽了普通女性、土地与人、土地的性与色欲、社会与经济公正、以及生态健康。”我在读您引用的她那首诗时，也被那炽烈而浓情的字句所震撼着。回想您书中的写作，不少描述便像是对勒苏尔的致敬，如您让自己所置身的山野去融合对父母的回忆：“沙漠地带褐色的山峦似裹挟在她天鹅绒长睡衣的皱褶里。而那杰弗里松 、山间的花岗岩和玄武岩，则让我触及了父亲高大的臂腕。因为有这片土地及我的父母，才造就了我。”让我感到有趣的是，我感到您在重现勒苏尔，又在超越她，因为后者作为前辈女权斗士，在诗中基本排除了男性（“不见群山”）。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您书中有很多。那种慈爱的、看护的力量，那种庇护（sheltering）的冲动、母性美好的正能量，也同样可以在男性中找到。因而我认为您是在对自然与父亲的热爱的双重驱动中找寻女性主义发展走向的：于荒野里发现可以跨越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看护、关爱的普适存在。您的思索是在“在与粗粝的岩面以及长着须茬的脸面的接触之中”生根的。 格里塔·加德：您的评价很出色，恰如其分地抓住了我对土地如父母般养育我们的感觉，而这种养育之恩可归于所有的生命，这是超越物种和性别的。
韦清琦：养育之恩，关怀之情，贯穿在您的书写中，也贯通了人们常常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设定的界限，我认为这也是当代自然写作对传统荒野写作的一大提升，即在荒野中贯注人情，而在文明世界里又总有自然的介入。当然我觉得，您的这部关于家园的写作，生态女性主义的基调还是非常鲜明的，有时候思想的火花随时就闪现了出来：“走进寂静的林子深处，浓重的树荫下可见到鲜亮的粉红丝带，这些原与乳腺癌幸存者联系在一起的带子如今系在了伐木路边的树上，宣告着这些林木即将到来的厄运。”那粉色丝带，一个很自然映入眼帘的意象，也很自然地将森林与女性所受的创伤系在了一起。而您在写给我信中也解释为何要把第一章致献给克丽·夏洛克，即文中提到在派顿湖畔遇害的女大学生：“我每次去派顿湖，克丽总是萦绕在我心中，并提醒我对土地、水、动物以及女人的暴力是密不可分的。”不过您的写作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作了深广的扩张：在登山途中想到远赴万里之外国度从事登山运动与殖民主义、与阶级不平等的关系。您作为“闯入伐木者中的环保分子”，同时又是“渗透进异性恋人群的同性恋”，而你们虽无意于此，白皮肤却不由分说当作了你们的“保护色”。可见生态女性主义的议题，始终是与环境、性别及取向问题、种族问题纠结于一处的。而这本写自然的书花费了大量笔墨关注饥饿、家暴、无家可归等问题，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您坚信：“社会变革就是这么一种双手齐抓的工作。一只手高举行动主义大旗，另一只手则伸展出去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所以我相信，您心目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几乎是对弱势群体的全覆盖。事实上您在论文《素食生态女性主义》（“Vegetarian Ecofeminism”）中也明确指出：“女性主义的包容力（在理想状态下）意味着当一个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得到确认时，女性主义便能够响应并容纳这个群体所关切的问题，其自身的理论随即也受到重塑。正是在扩展包容性及其随后对理论的革新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找到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素食女性主义发展的脉络。”那么，您是否觉得这也使生态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广义的女性主义、“大”女性主义甚或“终极”的女性主义？
格里塔·加德：女性主义者对于打造“终极”女性主义的说法是非常审慎的，因为这样的主张会使我们联想到过去的霸权话语如何将非欧裔、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等更多支派边缘化的做法。女性主义诚然追寻解决所有形式的压迫问题，试图以富于关联的术语来理解自我，以超越物种、性别、种族、民族等领域界限。但这样的努力始终处于旅程之中，难以企及终点；假如我们认为我们“业已”到达终极正确的境地，那很可能是谬误的！
韦清琦：的确如此，您提醒得很好，如果有什么能被普适地称为“终极”之物，那或许它是很有破坏性的，对此我也应予以充分警醒，尤其是在我对于所谓“终极”的生态女性主义或许抱有了如此乐观的看法的情况下。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是在其旅途中，在其对更远更宽旷的领域的顾盼的过程中；尽管还没有真正完全覆盖到那些领域，尚未。非常感谢您，加德教授，这样的访谈不仅能帮助读者加深对《根：家园真相》的理解，也更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建构。
格里塔·加德：这个访谈非常完美，上述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盼望拙著和该访谈录在中国的面世并有机会拜读！
[作者简介：韦清琦，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7）。]
韦清琦：加德教授，很荣幸能以译者与学者的身份与您进行这次访谈。尽管尚未能谋面，但在翻译全程与您的交流，使我感到您已是我相识已久的良师益友了。有意思的是我的个人学术体验来到这一时刻之际，与几年前的另一刻竟出奇的相似：2010年在完成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的《走出去思考》之后，我也与他作过一次类似的电子访谈并得以发表，之后他也成为中国生态批评学术活动的常客。我也希望您在此后有机会到中国来，与这里的人民和水土零距离接触，并带来更多的学术成果。与翻译斯洛维克的另一相似之处是，您采用了生态批评学者最得心应手的形式——非虚构性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斯洛维克则称之为“叙事学术（narrative scholarship）”。事实上“走出去思考”大概代表了许多生态学者的风格和习作策略，就如同您攀援于冰川之上、在漂流途中、在跋涉沙漠时，都是边行走边将当下的精神状态直接诉之于归来后的文字记录中，我猜想这是部分地汲取了美国自然写作的灵感吧（虽然您作了重要的修正，这点我稍后再谈）。但是您显然还有自己个性化的理解，正如您所说：“非虚构性写作……混搭的特点造就了这种杂糅（hybrid）体裁，倒也很对具有杂糅身份的作家的口味，在他们眼里，文化与自然、社会正义与环境健康都不可分割地交融于一体。”我也读过您的纯学术论文，而您是不是认为，像《根：家园真相》这样的杂糅性书写，一来有更大的受众面，二来也更能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比起生态批评更加具有的杂糅特质呢？
格里塔·加德：清琦，斯科特·斯洛维克将拙作推荐给你，使我有机会能在中国得到更多的了解，着实是我的荣幸。我其实已拜访过中国，并于2008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生态批评研讨会上作过发言。我还有幸在中国台湾新北的淡江大学讲授过一学期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生课程，也参与了该校主办的学术会议。我们都很能理解，学习一种不同的文化是需要假以时日的，而这一学习可以通过对话、旅行以及友好往来，就像我们现在进行的，就人生与文学而畅所欲言。
如你所注意到的，非虚构性写作或叙事学术，可以像任何学术期刊论文那样用于从事研究。这一写作形式日益为人接受，因为它并非孤立地阐述理念，而是诉之于具体的、与这些理念有关系的人，这些人每天都在对付这些问题。不喜欢与冷冰冰的概念打交道的读者，还是能够通过人生的阅历故事来理解这些概念的。
比较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批评可不是一个小话题。如我在《国际视野中的女性主义生态批评》（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eminist Ecocriticism）的导言部分所说，生态批评有两个来源：基于梭罗、爱默生、缪尔传统的自然写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0世纪70年代最杰出的女性主义学者安妮特·科罗德尼（Annette Kolodny）便是最早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环境文学的批评家之一，其代表作包括《土地之位》（The Lay of the Land，1975）和《她前面的土地》（The Land Before Her，1984）。这些著作揭露出，环境叙事的主流视角一向为白种异性恋男性所把持，他们常常将土地女性化，并把女性化作为贬抑自然的根据。美国自然写作的这一传统在生态批评兴起早期仍然存留，并引发了1999年于密歇根卡拉马祖召开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筹备成立了“多元文化小组”（ASLE Caucus for Diversity）。
同时我得说，生态批评界对我最大的支持来自斯科特·斯洛维克。2009年他第一次听到我作的报告“生态女性主义的新方向”，便鼓励我修改为论文，并将它发表在《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2010）及《女性主义形成》（Feminist Formations，2011）上。因而，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既是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学术视角，是生态批评的一种视角，但它先于生态批评，也与之相互交叉。
韦清琦：我很赞同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是学术，也是社会实践活动，这跟生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您本人的经历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我想跟您讨论一下迈瑞德尔·勒苏尔（Meridel Le Sueur）。您几乎把最热情的赞美之词献给了您的这位精神导师：“她是共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境主义者、劳工活动家、作家及母亲。勒苏尔从未停止过组织及演讲活动，且勤耕不辍直至1996年生命的最后一息，写尽了普通女性、土地与人、土地的性与色欲、社会与经济公正、以及生态健康。”我在读您引用的她那首诗时，也被那炽烈而浓情的字句所震撼着。回想您书中的写作，不少描述便像是对勒苏尔的致敬，如您让自己所置身的山野去融合对父母的回忆：“沙漠地带褐色的山峦似裹挟在她天鹅绒长睡衣的皱褶里。而那杰弗里松 、山间的花岗岩和玄武岩，则让我触及了父亲高大的臂腕。因为有这片土地及我的父母，才造就了我。”让我感到有趣的是，我感到您在重现勒苏尔，又在超越她，因为后者作为前辈女权斗士，在诗中基本排除了男性（“不见群山”）。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您书中有很多。那种慈爱的、看护的力量，那种庇护（sheltering）的冲动、母性美好的正能量，也同样可以在男性中找到。因而我认为您是在对自然与父亲的热爱的双重驱动中找寻女性主义发展走向的：于荒野里发现可以跨越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看护、关爱的普适存在。您的思索是在“在与粗粝的岩面以及长着须茬的脸面的接触之中”生根的。 格里塔·加德：您的评价很出色，恰如其分地抓住了我对土地如父母般养育我们的感觉，而这种养育之恩可归于所有的生命，这是超越物种和性别的。
韦清琦：养育之恩，关怀之情，贯穿在您的书写中，也贯通了人们常常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设定的界限，我认为这也是当代自然写作对传统荒野写作的一大提升，即在荒野中贯注人情，而在文明世界里又总有自然的介入。当然我觉得，您的这部关于家园的写作，生态女性主义的基调还是非常鲜明的，有时候思想的火花随时就闪现了出来：“走进寂静的林子深处，浓重的树荫下可见到鲜亮的粉红丝带，这些原与乳腺癌幸存者联系在一起的带子如今系在了伐木路边的树上，宣告着这些林木即将到来的厄运。”那粉色丝带，一个很自然映入眼帘的意象，也很自然地将森林与女性所受的创伤系在了一起。而您在写给我信中也解释为何要把第一章致献给克丽·夏洛克，即文中提到在派顿湖畔遇害的女大学生：“我每次去派顿湖，克丽总是萦绕在我心中，并提醒我对土地、水、动物以及女人的暴力是密不可分的。”不过您的写作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作了深广的扩张：在登山途中想到远赴万里之外国度从事登山运动与殖民主义、与阶级不平等的关系。您作为“闯入伐木者中的环保分子”，同时又是“渗透进异性恋人群的同性恋”，而你们虽无意于此，白皮肤却不由分说当作了你们的“保护色”。可见生态女性主义的议题，始终是与环境、性别及取向问题、种族问题纠结于一处的。而这本写自然的书花费了大量笔墨关注饥饿、家暴、无家可归等问题，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您坚信：“社会变革就是这么一种双手齐抓的工作。一只手高举行动主义大旗，另一只手则伸展出去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所以我相信，您心目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几乎是对弱势群体的全覆盖。事实上您在论文《素食生态女性主义》（“Vegetarian Ecofeminism”）中也明确指出：“女性主义的包容力（在理想状态下）意味着当一个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得到确认时，女性主义便能够响应并容纳这个群体所关切的问题，其自身的理论随即也受到重塑。正是在扩展包容性及其随后对理论的革新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找到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素食女性主义发展的脉络。”那么，您是否觉得这也使生态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广义的女性主义、“大”女性主义甚或“终极”的女性主义？
格里塔·加德：女性主义者对于打造“终极”女性主义的说法是非常审慎的，因为这样的主张会使我们联想到过去的霸权话语如何将非欧裔、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等更多支派边缘化的做法。女性主义诚然追寻解决所有形式的压迫问题，试图以富于关联的术语来理解自我，以超越物种、性别、种族、民族等领域界限。但这样的努力始终处于旅程之中，难以企及终点；假如我们认为我们“业已”到达终极正确的境地，那很可能是谬误的！
韦清琦：的确如此，您提醒得很好，如果有什么能被普适地称为“终极”之物，那或许它是很有破坏性的，对此我也应予以充分警醒，尤其是在我对于所谓“终极”的生态女性主义或许抱有了如此乐观的看法的情况下。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是在其旅途中，在其对更远更宽旷的领域的顾盼的过程中；尽管还没有真正完全覆盖到那些领域，尚未。非常感谢您，加德教授，这样的访谈不仅能帮助读者加深对《根：家园真相》的理解，也更有助于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建构。
格里塔·加德：这个访谈非常完美，上述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盼望拙著和该访谈录在中国的面世并有机会拜读！
[作者简介：韦清琦，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