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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
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我儿时跟随母亲在几个村庄辗转，先后读过两所乡村学校。
第一所学校叫“小汀小学”。“小汀”是一个村的名字，但小汀小学却办在一个叫“上店”的村子旁边。学校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校门前有一条小河，走过石板铺成的小桥，迎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拱形校门，拱门顶端是一个五角星，下面写着“宁海县前童公社小汀小学”。跨进校门，首先看到的是木板制作的照壁，上面经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贴着不同内容的标语。照壁后面是门厅，门厅两边分别是男女教师宿舍。站在门厅可以看到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长的两边安排了四个教室，其中一边两个教室的中间、也就是正对门厅的位置，是师生集会的场所;窄的两端，一端是教师办公室，另一端没有房子是墙壁。从门厅往前走，一条石子路将院子分成两半，种着鸡冠花、牵牛花、月月红等一些花草。办公室的一角是偏屋，用作教师餐厅和厨房，厨房外面是一座年代久远不再使用的石拱桥，桥的旁边有一棵大樟树，有风吹过的时候，便会发出沙沙的声响，褚红色的树叶和深紫色的树籽掉落一地。办公室另一角开了一扇小门，出了小门就是操场。办公室面向院子的窗外是一棵大柳树，树上挂着一口铜钟，连接铜钟的绳子穿过窗户系在办公室里，到了上下课的时间，一拉绳子，悠扬的钟声便在校园里回荡。小汀小学是一所“片校”，也就是说校长除了管理自己学校之外，还承担着领导片区里其它“村小”的责任。小汀小学也是一所“完小”，一至六年级齐全，但一至四年级却是“复式班”，一个教室里坐着两个年级的学生。学校除了校长，还有四个教师，每个教师一专多能，要上好几门功课。
我跟着母亲到小汀小学是1963年，那时候还只有7虚岁。白天上课时间我无事可做，也没人一起玩，就坐在办公室照着课本写字，做母亲布置的算术题。一次，在办公室值班的老师临时有事离开，嘱咐我壁钟的分针到哪个位置的时候就帮他敲响下课钟。领到这个任务，我心里非常激动，接下来的时间眼睛始终盯着壁钟不敢移动。当分针到达指定位置的时候，我伸出颤抖的手，勇敢地拉动钟绳，响亮的钟声顿时响起，下课的学生冲出教室，整个院子变得喧闹无比，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成就感，觉得自己当了一回老师。到了晚上，母亲总是要去夜办公，为了哄我一个人睡觉，就从床底下拿出一个鸡蛋——学生用来抵交学费、母亲将其买下的鸡蛋，用织毛衣的竹针戳一个洞让我吮吸。喧闹的校园、寂寞的夜晚，伴随生鸡蛋的味道，留在我少年的记忆里。
那一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担任一年级班主任的柴晓云老师要我帮她把新课本搬到教室去，到了教室，正好第一排有一个空位，柴老师说你就坐下上课算了。就这样，我提前成了一年级的小学生。我清晰地记得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然后是“人手口足目”，“上下左右，大小多少”，读着、写着这些方块字，我的身心充满愉悦，每一次考试都成了我收获欢乐的时刻。有一次语文考试，我将“苦”写成了“若”，被扣掉一分，心里难过了很久。因为是“复式班”，老师给另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就布置我们做作业;有时边做作业边听老师讲课，往往把另一年级的课也学会了。有时思想也会开小差，望着窗外的田野、山丘和天空，思绪就会沉入遐想，少年之心随着飞向远方。
唱歌课也是我喜欢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叫《劳动最光荣》的歌：“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唱着这歌，仿佛真的看到雄鸡在阳光下引吭高歌，花儿在晨风中绽开笑脸，喜鹊登枝，蜂飞蝶舞，整个世界都在向我展开怀抱，黑板上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领袖教诲，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努力方向。我在小学二年级学会识简谱，那时还不知道“定调”这个词，但知道唱一首歌的时候，要从最高音开始寻找开头的第一个音，这样就不会唱不上去。记得经常有高年级的同学跑来问我“2”怎么唱、“3”怎么唱，每当这时，我就会骄傲地给他们示范。最兴奋的是那年举行全公社小学生汇演，我和几个同学穿着白衬衣、蓝裤子，两腮抹红，在古镇前童的戏台上载歌载舞表演《洪湖水浪打浪》，虽然不甚明了洪湖在哪里，但远方的湖水拍打着我幼小的心房，激动得几天难以平静。
到三年级的时候，母亲调到同一片区的“大郑小学”，我也随之转学。大郑小学是个“村小”，只有一至四年级，也是“复式班”，两个教室、两个教师。学校办在一座祠堂里，有戏台、厢房和天井，祠堂一角还开了一家供销社的代销店。祠堂的门口是一片空地，空地的尽头是一条不会流动的小河，小河的旁边同样有一棵在浙东乡村都能见到的大樟树。与小汀小学相对封闭独立的校园相比，大郑小学实际上成了村民的集散中心和活动中心。白天会有村民扛着农具从学校穿过，夜晚年轻人就会在学校聚集，或聊天或打牌或唱歌，大队干部会议、社员大会也都在学校的教室召开。学校的另一位老师葛桂妹是本村人，吃住在家里;母亲和我还有弟弟就自己“开伙仓”，家就在学校，学校也就成了家。学校没有铜钟，上下课用吹哨子作为信号，尖锐而急促的哨音响起，学生就会像小鸟一样，或放飞或归巢。同学们除了少数来自邻村“山朱胡”，大多数是本村人，上课是同学，下课是玩伴，一起采果拔草，一起放牛养兔。我叫得出每一个村民的名字，可以随便进出每一户人家，我也俨然成了大郑人。
1966年的夏天，我马上就要升入四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每天都有“最高指示”发表，我们就每天傍晚排成队沿着村道呼喊口号，表达热烈庆祝的激情;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从远方传来，告诉你谁被打倒了，谁又被揪出来了，同学们经常为“县联总”和“红暴派”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争论不休。我们唱歌，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跳舞，跳的是节奏强烈、动作划一的“忠字舞”，少年之心充满兴奋。新學年不再发新教材，取而代之的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们可以将“红宝书”从头背到尾，第一条语录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语录也经常作为对联张贴在不同场合的主席台的两边。然后是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成了英雄人物的标准样本，安塞深山里的炭窑、遥远的加拿大和愚公决心移走的太行山、王屋山成了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地方。 五六年级我又回到小汀小学读书。但不知为什么，对这两年的经历记忆模糊，已经想不起更多的细节，甚至有没有读完六年级都记不清楚。只记得我们臂上佩着“红小兵”的标志，每天上午到校、下午离校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全校列队，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只记得一次吃米糠和南瓜叶煮成的“忆苦饭”，为了急于表示自己的忠心，抢先吃了一口，恰恰老师要我上去指挥同学们唱《不忘阶级苦》，结果“忆苦饭”还含在嘴巴，發出的声音含糊不清，引起哄堂大笑。上课用的是“过渡教材”，每一篇课文的前面都印有毛主席语录;我们每一篇作文的开头也总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引用一段尽量与作文主题相吻合的毛主席语录。写的都是批判文章，从国际形势写到国内形势，形势总是大好而不是小好，每个同学都成了理论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当时最喜欢读的是各省市革委会建立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那慨慷激昂、充满激情的文字成了我们写作时模仿的范本;印象深刻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各地革委会成立发表的社论题目，诸如《春风已到玉门关》《芙蓉国里尽朝晖》《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等等，为我们作文标题提供了样板。大家已经不再关心学习成绩，因为中学已经停止招生，学习成绩的好与差结果都是一样。也正因为此，在“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同时，“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身心挣脱了教室和课本的束缚，可以尽情地在田野上奔跑，可以肆意地打闹玩笑，少年的天性自由而野蛮地生长。
就这样，1969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从小汀小学毕业，加上母亲因“回队任教”而离开大郑小学，我也就此告别了大郑村。一个人无论走了多远多久，心里总会惦记出发的地方。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上了中学，上了大学，但始终忘不了这两所小小的乡村学校。因为这两所学校留下了我求学的最初足迹，在那里我写下了最早的横竖撇捺，无论笔划正斜，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难以抹去的影响。
有一个叫大郑的村子
我曾经在一个叫“大郑”的村子生活。五十多年过去了，还时常想起，不能忘记。
甬临线蜿蜒而来，穿过宁海城，翻过蛄蚰岭，经过梁皇村，向东拐入一条机耕路，不需多少时间就到了大郑。
村的西头有一棵大樟树。大樟树既是村子的地标，也是村民的聚集之处和信息的交流中心。每当月上树梢，人们便相约黄昏，或谈时事新闻，或说家长里短，大樟树下一片嘈杂，叽叽喳喳犹如天上的星星。直到夜深时分，人们才前呼后叫走回家中，关上咿咿呀呀的木门，安然入睡。
村的东头也有一棵大樟树。树的旁边是一座古老的祠堂，祠堂里办起了小学，少年们读书和唱歌的声音像一群鸽子，久久地在村子的上空盘旋。树的旁边还有一条小河，河边是茂密的野草和生花的杂树，河面上长满了水葫芦和“革命草”，河水在底下悄无声息地流淌。
大郑并不大，也就几十户人家;大郑人也不姓郑，而姓葛。村里姓葛的似乎都是亲戚，就像村子里曲曲弯弯的“墙弄”，从这一条总能走到另一条，这户人家和那户人家总能攀上关系。
那时的村不叫村，叫“大队”;村民也不叫村民，叫“社员”。社员不用操心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大家同一时间出工，在同一块田地里劳动，听从队长一个人的安排。也不用去操心田地里准备种稻谷还是种洋芋、今年的收成是丰收还是歉收，每个人关心的是自己的工分能被评为几等，每一个工分值多少钱。每到年终决算的时候，生产队总要召开社员大会，大家的心揪得紧紧的，都把希望寄托在会计手里那张薄薄的纸上。大郑大队因为养殖长毛兔而产生影响，经常有远方的客人来参观取经，宁海县长也曾到过村里。大家因此而骄傲与自豪，于是就养更多的兔子，不但大队集体养，社员家里也养。这样，社员的年终收入也就比周边的村子要多一些。
村里很少有人去过宁海县城，四十里外的“城里”对他们来说是太遥远了。腊月廿七，换上一件没有补丁、干净整洁的衣服，去五里路外的公社所在地前童赶“黄洋市”，或者某个晚上走夜路去邻村看一场也许是《地道战》《地雷战》，也许是《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的露天电影，就成了非常隆重的消遣和娱乐活动。
我的母亲是乡村教师，我跟着她从外地来到大郑。我们生活在村子里，和村民“打成一片”，可以随意走东家串西家，熟悉得就像走进自己的家里。我总是跳跃着跑进那些门楣雕花、门槛很高的“车门”，看到大黄狗慵懒地蜷伏在用鹅卵石镶拼出好看图案的“道地”一角，母鸡公鸡在青石板铺成的台阶上悠闲地散步。我闻到了灶膛里松毛枝烧出的呛人烟味，闻到了锅里蕃薯、芋头和南瓜散发出的香气。捧着粗瓷大碗的老伯在屋檐下向我打着招呼：“吃了吗？”“吃了！”那碗里苞芦粉做成的“馏”正冒着热气。有时跟着母亲上门家访，学生家长就会请我们喝用土制茶叶泡的茶水，说着“老师着力了”的客气话，然后摸摸索索地拿出几个鸡蛋，抵交孩子的书簿费。
那时我正处于好动的年龄，喜欢和村里的孩子们在田野上奔跑。尤其在春天，我经常跟一个叫葛主平的小伙伴去“看牛”。牵着水牛，赤足走在田埂上，脚底感触着泥土的清凉，扑鼻而来的是刚刚翻耕的土地散发出的新鲜气息，映入眼帘的是水田里男女社员正在鸡啄米般地插秧。或者骑牛走上山坡，任牛儿懒散地啃食刚长出的鲜嫩草叶，我们几个则将山野当作舞台，自编自演捉特务的戏码，直至暮色四起，才吆喝着赶牛回家。受家家户户养殖长毛兔的影响，我也捉了两只小兔喂养。我在楼梯下放置兔笼，夏天里每日打扫洗涮，保持兔笼的洁净干燥;秋天来临的时候，将采集的青草晾干储存，留作冬天的饲料。我养的兔子体壮毛长，两月一次剪下以后，送到梁皇收购站出售，每次都能卖出最高等级的价格。记得第一次剪下的兔毛卖了二元多，这也是我第一次赚钱，第一次收获劳动的喜悦。到了七月“双抢”时节，我就去生产队帮助收割早稻。火热的太阳在头顶晒着，脚踩着滚烫的田水，结果不到一天就中暑了，高烧不退，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这也使我尝受了劳动的艰辛。
我还喜欢在村子里漫无目的地行走。我看到村头苔衣斑驳的墙壁被涂上石灰，用艳丽的色彩画着“学大寨远景图”，图画里的“大寨屋”排列整齐，新屋周围不知名的花正在盛开，田野上麦浪起伏，一个脖子上系着白色毛巾的姑娘，昂首挺胸开着手扶拖拉机。每当看到这幅图画，年少的我就在想：这个理想实现的时候，我会是多大年纪？有时我也会抬头看看午后的天空：瓦蓝如海、流云似水，但远远的天边似乎有隐隐的雷声。 这就是我生活过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郑：有袅袅炊烟，有闪闪繁星，河水清澈，天空澄碧，村庄安详，人们善良。
今天我想起这些，仍然会感到一阵激动，但心里又觉得有一丝苦涩。
那个夏日，那片田野
七月，风从远处吹来，早稻田掀起了金色的波浪。
一年里最忙的“双抢”季节到了。学校放了农忙假，学生们去生产队帮助割稻插秧。
太阳还在东山的后面，一群少年睡眼朦胧，踩着露珠来到田边。他们非常兴奋，弯下身驱，舞动镰刀，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稻秆真的就像电影里不堪一击的鬼子，成片成行地倒在身后。
太阳一点点地升高，很快就开始施展它的淫威。脚下的水田变得滚烫，风却不知在哪里躲藏。少年的手臂已经被稻叶划出了深深浅浅的印痕，蚂蟥叮咬过的小腿留下了蚯蚓般的血迹。腰肢变得僵硬，挥镰的手似有千斤重，动作也越来越慢。汗水如注，蒙住眼睑，很快就湿透了衣襟，这时才真正懂得了“汗流浃背”这个词语如何解释。抬头看看前方，田埂总是遥不可及，于是开始想念课堂，想起背书、抄写的日子是多么美好！
少年拖着疲惫的双脚走回家中，平日淡而无味的井水喝到口里竟然是那么甘甜;捧起妈妈递过来的饭碗，突然就想起了课堂上读过的古人那首悯农诗，每吃一口饭，都像吃进了“辛苦”两个字！
午后的村庄经受着烈日的暴晒，蝉的叫声时近时远、隐隐约约，少年放松四肢享受着蒲扇制造的清凉。突然响起的雷声惊醒了少年的甜梦——只听见生产队长在焦急地呼喊，村道上想起一片纷乱的脚步声，少年连忙起身，跟随人们去晒场收拢晒着的稻谷。少年想：这真是一场战斗啊！雷声隆隆恰似炮声轰鸣，电光闪闪就像硝烟弥漫！于是，浑身都充满力量，觉得收进的每一箩稻谷，都是从敌人手里夺回的胜利果实。
经过雷雨的洗涤，酷热慢慢收敛。少年走向雨后的田野，竟然看到天边升起了如拱桥一般的彩虹。收割后的稻田经过翻耕，并且灌满了水，在斜阳的映照下，就像波光粼粼的一面湖水。一行人挑着湿漉漉的晚稻秧苗，沿着田埂走着，远远地看去，就像一排展翅的大雁。还有几个人正在往水田里抛秧，双手起落之间，划出了一道道漂亮的弧线。
少年跟着大家下到田里一字排开，左手拿起一把秧苗，用右手扳了几株，就像握着绿色的毛笔，开始在泥水中书写。开头的时候动作拘谨，就像一笔一画地写着楷书，而且落笔有点歪斜;慢慢地就快了起来，动作变得迅速圆滑，就像写着流水一般的行书。少年一步步地往后退去，留下了一簇簇、一行行刚插的禾苗，有人直起腰一看，惊呼道：这真像一排排字啊，今天的作业就写在水田里了。
慢慢地，太阳滑下西山，月亮升起来了。月光本来是均匀地撒在水田里，但被一双双插秧的手打碎后，便四处漾开，成了一道道光晕。晚风徐徐吹过，带来了周身凉爽。这时，不知是哪个角落有青蛙在叫，马上有另外的青蛙来应和，田野四处顿时响起了蛙的大合唱。
那个少年就是我啊。若干年以后，不再是少年的我读到了一句古诗：“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情不自禁地就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夏日、那片田野，想起了田野上被风吹起的稻浪，想起了烈日、雷雨和月光之下的蛙声。可惜那时读书太少，还不知道有一首这样的诗。
车岙港畔“友谊学校”
时光进入了1970年。从这一年开始，浙江省宁海县的初级中学改为春季招生。
我是1969年夏天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从宁海县前童公社小汀小学毕业的。那一年，从事乡村教师工作的母亲按照“回队任教”的政策，从前童公社大郑小学回到家乡桑洲，被安排到外岗小学任教。初中恢复招生，按理我应该上桑洲中学，但因为我的爷爷是地主，桑洲中学对我关闭了那扇并不沉重的大门。
也是应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老话，远在宁海“东路”的长街区长亭公社车岙大队要开办初中，经人介绍，我舅父被叫去担任教师，这也给了我接着上学的机会。于是，13岁的我，将仅有的几件换洗衣服装在一个帆布旅行袋里，第一次出远门，踏上求学之路。
从桑洲到车岙，是从宁海的“西路”到“东路”，有将近150里路程。我们一早出发，先是乘车到县城，然后转车到长街，接着再走将近二十里的沙石路，到达车岙时已经是薄暮时分。
车岙村处于白岩山麓，村庄被山峦三面环抱，山上竹木茂盛，地块间杂其中;另一面是五十年代围堵而成的车岙港水库，白水汤汤，烟波浩渺。我们进村的时候已近傍晚，夕阳在村后的山头似沉未沉，余晖映照水库，反射出柔和的光晕。我们沿着小溪旁边的村道，一路打听着走向学校，村道兩边的农舍飘出诱人的晚炊味道，整座村庄弥漫着安详宁静的气氛。
学校办在山脚下，与祠堂和庙宇为邻。两排房屋，一排是教室，一排是厨房和教师宿舍。这里原是车岙小学，为了解决小学毕业生上初中的需要，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办起了“戴帽”的初中班。学生除了本村的，还有来自邻村西岙，甚至有来自象山县马岙公社的苏岙和里坑村，大约是为了体现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的良好关系，所以将校名定为“车岙友谊学校”。
初中班有35名学生，两位教师，除了我舅父，还有一位老师是杭州下乡知青方德志。对同学们来说，我是外来的，而且来自“遥远”的地方，所以对我产生好奇;而对我来说，这里的村庄、学校、同学都是陌生的，所以感到新鲜。现在想来，上课的记忆已经模糊，但和同学们相处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我接触最多的是陈云川。云川大我两岁，长得高大威武，在我看来已经是“大人”，我就成了他的“跟班”。云川的家在西岙，和车岙隔着一座小山。有时舅父去长街开会晚上不回校，云川就留下陪我;星期天我不可能回家，有时就跟着去他家。在我的记忆中，云川的家是一所老宅，一条墙弄潮湿幽静。在村子周边走动，他指点我看那些古祠堂、古牌坊、古石碾，古道、古桥、古墓、古寺，给我讲“父子三御史，一门四进士”，“三十六位在京官，三斗三升芝麻官”的故事。我虽然懵懵懂懂，但在这些古迹之间穿行，心里就有一种肃穆的感觉。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西岙名列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也是浙东保存宋代地面文物最完整的村落，那里的一处处古迹默默地伫立了千百年，那横卧山溪的古桥，那古祠斑驳的砖瓦，那孤寂落寞的牌坊，都记录着往昔岁月。每每读到关于西岙的报道，听到关于西岙的消息，我就会想起云川，想起当年他带着我在村子里行走的情景。 俞勤建是初中班班长。在我的眼里，他淳朴厚道、成熟老练，是我学习上的伙伴和对手，每次考试，我俩的成绩总是不差上下。勤建是车岙本村人，课余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那时还是生产队体制，有的星期天我就跟着他去参加集体劳动。记得有一次我们乘着木船，穿过车岙港水库去对岸山上“掏洋芋”。这是一种无篷无帆、依靠人工撑划的小船，人一踏上去船就晃动。我是来自山区的“旱鸭子”，船在水上漂浮游走，心里便感到阵阵慌张，生怕一不小心掉到水里，于是就紧紧地拉住勤建的手。水在荡漾，船在荡漾，心在荡漾，这种既紧张又刺激的体验，长久地留在少年的记忆里。
车岙村并不大，我这个“外来户”就格外醒目，没过多少时间，大部分村民都认识了我。我在村里走动，经常会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有时候我会在同学家里留宿，他们待我就像是远道而来的亲戚。我曾跟着小伙伴在村后的山上采摘野果，也曾在学校后面的山塘游水嬉戏，那棵冠如华盖的古樟，那片灿若云霞的桃花，都曾写进我的作文、留在我的梦境。
一个学期结束后，母亲将我转学到桑洲中学。日月如梭，在时光的长河里，不断地有新的同学、同事和我交集，我也慢慢淡忘了过去的一些人与事，但在“车岙友谊学校”结下的友情却一直伴随着我。1976年，我下乡插队到青珠农场，云川和勤建等五六个同学专程骑车来看望，我们在简陋的知青宿舍促膝而坐，一起回忆少年趣事。我与云川和勤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还保持通信，交流彼此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也一直把车岙村和当年收留我的“车岙友谊学校”记在心里。2018年6月，时隔四十八年，我又驾车回到车岙。白岩山依旧苍翠，车岙港还是水波潋滟，车岙村却已经焕然一新。记忆中穿村而过的小溪不见踪影，当年引我进村的石子路似是而非。我在村口迷路了。经热心村民的指引，我遇到了老同学王如土，并且又联络上了在长街的云川和勤建。在如土的带领下，我在村里寻觅当年的遗踪。“车岙友谊学校”几经变迁早已撤销，旧址上新房矗立，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在新房之间竟然留下了半间教室，成了历史的见证。我爬上山坡，当年嬉戏涤衣的山塘由于泥土的淤塞，水面变得狭窄，只有那棵老樟树仍然挺立，并且更加枝繁叶茂。望着这棵老樟树，望着这半间仅存的教室，往昔岁月依稀重现，我仿佛又成了13歲的少年，提着帆布旅行袋，正在1970年的春寒中胆怯而又充满向往地走来。
岁月如歌
1970年9月，我从宁海县长亭公社“车岙友谊学校”转学到桑洲中学。
那时的桑洲中学办在屿山脚下，校舍是一座类似祠堂的建筑，据说最早叫“霞楼庙”（俗称土地庙），有戏台，有天井，有厢房，桑洲人习惯称为“老校舍”。我刚刚转入初一、三班，与老师和同学还不是很熟悉。班主任是陈泽义，他也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葛才丁老师教语文。教我们音乐课的是王育宁老师。王老师是女教师，“老倌”在县文化馆工作。我们把音乐课叫唱歌课。每次上课，两个同学先去办公室将风琴抬到教室，上课铃响过以后，王老师翩翩而来，坐到风琴前，先自己把要教的歌范唱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让我们跟着唱。王老师唱歌的声音很好听，有时即便不上唱歌课，她也会一个人弹着风琴歌唱，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学校已经放学，她一个人坐在戏台上，边弹风琴边唱《井冈山上迎客来》，学校门外是一条进入桑洲街的“主干道”，那清亮婉转的歌声，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聆听。唱歌课上，有时王老师会叫某个同学站起来把学的歌唱一遍。也许是我上课时唱歌给她留下了印象，当学校定下要排“深山问苦”的时候，王老师就确定由我来演杨子荣，邻班的陈启旭演猎户老常，李芍美演小常宝。
京剧《智取威虎山》讲的是1946年解放军东北剿匪的故事，“深山问苦”是其中的第三场：杨子荣等四人沿途侦察，访问了躲藏在深山的猎户老常父女。猎户的女儿常宝闻知杨子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山剿匪，为民除害，她怀着深仇大恨，控诉了座山雕的滔天罪行。在这场戏里，小常宝和杨子荣分别有一段唱腔，经常被作为样板戏的经典唱段单独拿出来演唱，取名为《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和《管叫山河换新装》——
常宝唱：
【反二黄导板】
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
【快三眼】
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
夹皮沟大山叔将我收养，
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娘啊！
避深山爹怕我陷入魔掌，
从此我充哑人女扮男装。
【原板】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垛板】
盼星星盼月亮，
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
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
只盼讨清八年血泪账，
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抢、飞上山岗、杀尽豺狼！
杨子荣唱：
【西皮原板】
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
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
要报仇，要伸冤，要报仇，要伸冤，血债要用血来偿！
【流水】
消灭座山雕，人民得解放，
翻身作主人，深山见太阳。
从今后跟着救星共产党，
管叫山河换新装。
这一带也就同咱家乡一样，
美好的日子万年长！
排练开始，我先是跟着王老师学唱腔。对样板戏的一些唱段，我以前虽然也会一些，但都是从广播里听来的，真正要上台还是不行。王老师按照曲谱一句一句地教我，要求每一个音符都要唱准确，角角落落都要唱到位。当然也不忘记强调，要带着对小常宝的感情和对座山雕的仇恨去唱。学了几天，王老师觉得基本可以了，趁着桑洲大队的人晚上来学校排练“智斗”的机会，叫拉京胡的琴师帮我伴奏。琴师问我唱什么调，我茫然无知，只得张口清唱，琴师边听边跟上了我唱的调。京胡和风琴的感觉还是不一样，有京胡伴奏，京剧的味道更容易唱出来。一段唱完，琴师笑着对我说：“不错，不错”！ 接着就开始对白和联排。“深山问苦”里有一段这样的戏：常宝想起悲惨往事，情不自禁地喊着“爹”，然后扑向猎户老常，抽泣着依偎在老常膝下。那时，男女同学之间互不讲话，更不会有肢体接触，排到这段戏的时候，启旭和芍美动作总是不到位，说是“依偎”，却离得远远的，表情尴尬。王老师就反复启发，慢慢地，两人的表演才逐步自然起来。
马上要正式演出，大家开始准备演出服装和道具。那时，学演样板戏强调做到“不走样”，连演员身上的补丁多大、钉在什么位置，舞台布景上的芦苇是几根、花是几朵都必须完全一样，但这些可能是对专业剧团的要求，桑洲地处偏僻，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解放军军装相对好解决，当时流行草绿色军便服和“海富绒”帽子，借来穿戴上去也可以假乱真;犯难的是四件白披风没地方可借。我回家翻箱倒柜找到一块泛黄的白绸布，王老师帮我钉上带子，就成了披风。其它三件只能用纱布代替，一层纱布太薄，就用多层的，好在“主角”用上了绸布的，其他“龙套”能应付就行了。侦察员穿的长靴没办法解决，我们就用白色的草鞋袜代替。
国庆节到了。正式演出就在“老校舍”举行。在当时当地，这样的演出是一件盛事，住在桑洲街的家家戶户下午开始就早早地搬来凳子，抢占视线良好的位置。晚饭以后，观众从四面八方各个村庄赶来，将不大的“老校舍”挤得水泄不通，一片嘈杂。化妆间设在二楼。那晚的节目除了两个样板戏选场，还有表演唱、对口词、三句半之类，参加演出的人在化妆间进进出出，兴奋而忙乱。我们几个在王老师的帮助下，早早地化好妆，穿戴整齐，从二楼的窗口朝台下张望，虽然看到黑压压的人头心里有点紧张，但也期待早些上场。
终于轮到我们的节目。在一阵急骤的锣鼓声中，杨子荣带着三名侦察员，身着白披风，疾步登场。一个亮相以后，杨子荣唱道：“紧跟踪可疑人行迹不见，再访问猎户家解决疑难。”那时没有扩音器，就在我张口的时候，原先嘈杂的“老校舍”变得安静，我用余光朝台下瞥了一眼，看着观众脸上的表情，原先有些紧张的心顿时放松。当小常宝“哑巴”说话，喊出“我说，我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入戏，好像真的置身于深山老林，在倾听被压迫的人民对土匪的控诉。我非常投入地唱起“管叫山河换新装”，最后一个音唱完后，心里一阵轻松。最后，杨子荣在老常那里获得了“野狼嚎”和“联络图”的线索，老常还自告奋勇地要为解放军带路，“父亲持刀、女儿持枪，急奔屋门，众人亮相”，幕布徐徐拉拢。乡村观众不习惯鼓掌，但看到我们的亮相姿势，大家都发出了兴奋的笑声。我知道，我们的演出成功了。
“深山问苦”的成功，让学校决定再接再厉，排演《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由我演李玉和，杨秋萍演李奶奶，李芍美演铁梅，并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坑口等比较大的村庄“巡回演出”。每到要演出的日子，我们都很早回家吃完晚饭，然后再到学校在教室里相互帮着化妆。王老师每次都将男女角色的眉毛样式画在黑板上，我们就“依样画葫芦”，在脸上涂脂抹粉。第二年，我们带着“痛说革命家史”去参加岔路区“学演样板戏会演”，因为用的是区里统一组织的乐队，演出前没有好好合伴奏，正式上场后，一开口唱就发现调高了，我只得用低八度唱，结果唱得有气无力，一点感觉都没有，下来后情绪懊丧，“塌台”的感觉几天都难以拂去。
桑洲大队也决定在“智斗”的基础上排演《沙家浜》全剧，把我叫去扮演“阿福”和新四军战士。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和村里的大人一起聚集在“新校舍”（桑洲小学）排练，歌声、笑声回荡在屿山脚下。后来桑洲大队排演本村青年王秀峰创作的反映抗旱的小戏，又让我扮演里面的一个少年角色。这出小戏还参加了全县的文艺会演。那天我穿的是塑料凉鞋，挑着担子在台上绕场，结果脚汗一多，一只鞋子滑出掉在舞台中央，情急之下，我一脚把这只鞋子踢到边上，索性将另外一只鞋子也甩掉，光脚跑了起来。第二天会议小结的时候，县文化馆的领导还提到了我的表演。现在想起这些还感到有趣。
我最后一次学演样板戏是1974年在冠峰中学上高中的时候，也是“深山问苦”，我还是演杨子荣，同班同学章思当、柴冬青分别扮演猎户老常和小常宝。因为有初中的演出经历，这时就轻车熟路、自导自演。学校地处高山，我们除了排演节目自娱自乐、活跃课余生活之外，还去周边的山村演出，甚至去了几十里外的白溪公社。不过，没过多久，学演样板戏的浪潮开始慢慢低落，直至偃旗息鼓。
时序变迁，岁月流逝，“学演样板戏”已经成为将近半个世纪前的遥远记忆。样板戏影响了一个时代，也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文化气质的形成。围绕着样板戏有太多的批评与喜爱，批评者一直警惕它的政治属性，喜欢者则把它当作某种经典。回望少年时光，我也许能从学演样板戏中觅得一丝快乐，但我更为当年文化生活的贫瘠而叹息;如果岁月能够倒流，我更希望生活在百花齐放的年代，希望有更多的精神食粮滋养我的心灵，伴随我的成长。
中文系情结
序
我有中文系情结。
最初是在父母之间的书信往来中知道中文系这个词组，无论是父亲的来信还是母亲的去信，信封上总有中文系三个字。那时我不清楚中文系是干什么的，但因为那里有我的亲人，所以感到亲切。后来明白中文系的全称是“中国语言文学系”，那里的学生整天上语文课，可以看小说。我喜欢！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将来我也要上中文系。
一
第一次和中文系近距离接触是在1967年的早春。我跟随母亲在宁海县的乡村小学上四年级，虽然小学生不在“大串联”的范围，但上课也徒有虚名，没有课本，不用考试，上课不上课都一样。当父亲回上海的时候，决定带我一起走。
父亲所在的上海师范学院坐落在市区西南角的漕和泾地区。学校门楼跨路而建，从徐家汇而来的桂林路到了校门口戛然而至，43路公交车到这里也是终点。进了大门，一条小河将学校分成东西两区，向左是东校区，向右是西校区，一座木桥横跨河上，将两个校区连接在一起。父亲说，东校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旧址，1958年师范学院建立时划了过来，原来的红砖琴房就成了教师宿舍。琴房可真小啊，放进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以后，连转身都感到困难。但大学可真大啊，比我们的村子还大。初到大学的我，整天在校园里游逛。那一年上海的早春很冷，琴房边的小河、河上用竹条铺面的小桥都结了冰，每个早晨过桥的时候得小心翼翼。过了桥，穿过礼堂，就到了东部校区的主干道。中文系的办公楼与主干道隔着一片草坪，玻璃门、玻璃窗，红砖墙、大屋顶，使我这个从乡村祠堂小学走来的少年叹为观止。更使我兴奋的是学校的气氛。主干道两旁竖起了成排的张贴栏，上面层层叠叠贴满了大字报，往往老的还来不及看完，新的就覆盖了上去，这可比我们乡下的文化大革命热闹多了。我每天拿着一个小本子，看到有新的感兴趣的内容就抄下来。周围看大字报的人见我这么小的年纪在摘抄，往往会好奇地凑过来朝我的本子看一眼。从满墙的大字报上，我知道了“一月风暴”，知道陈丕显、曹荻秋是“走资派”，也学到了不少新的字和词，知道了什么是排比句，什么是反问句，知道了怎样去驳斥对方的观点，知道了怎样的文章才有气势。 父亲他们虽然不用上课了，但整天学习开会。我看完大字报，有时候会跑到中文系的办公楼，告诉父亲谁谁又被打倒了，谁谁又被揪出来了，父亲和其他老师听了后总是笑笑并不说话。有时父亲和我一起在校园里行走，会指着擦肩而过的某个人，告诉我这是谁，那个又是谁，他们原来都是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学术权威，现在都被打倒了。
那时的漕和泾还是郊区，学校周边还可以看到田野。星期天，父亲和我就会踏着煤渣铺成的小路，闻着路边零星工厂飘出的煤烟味，到漕和泾镇上吃一碗“阳春面”改善伙食。镇上虽然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但诸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父亲说，以后的历史书肯定会写到文化大革命。这话在十岁的少年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为自己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感到幸运。父亲也曾带我去龙华看火车，我站在铁道边上，看着列车呼啸而来、轰然而去，情不自禁地就想到了“时代的列车”这个在报纸广播中经常出现的词语，懵懂少年想不到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几代人被卷入其中，使中国这列火车濒临颠覆，国家和民族伤痕累累，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少年的人生轨迹。
二
我再次来到上海，已经是五年后的1972年。那年我初中毕业后没能继续上高中，先是投奔姑妈去东海边的农场打零工，夏天的时候到了上海。那时上海师范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合并，叫上海师范大学，父亲的工作地点换到了原来的华东师大校区，这里也是他的母校。
华东师大的正门在中山北路。走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林荫道，夏天的太阳透过法国梧桐的枝叶，在路上映出斑驳的光影。沿着林荫道往前，右侧是大礼堂和文史楼，楼前的草坪上，高高地竖立着一座领袖塑像。再走过去，就到了丽娃河。关于这条河有许多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华东师大的校园曾经是一位十月革命后流亡上海的白俄贵族的私家花园，这位贵族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叫丽娃，她爱上了一位中国的穷书生，却遭到父亲的阻挠，于是在一个下雨的春夜跳进了这条河，小河因此而得名。也许因为这条小河的传奇性，丽娃河出现在不少作家诗人的笔下，尤其是有华东师大背景的人，往往将这条河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赋予其梦幻的、浪漫的色彩。一位名叫吕约的华东师大毕业生写道：“……一条小河横穿其中，缱绻的柳枝一直垂到水面，夹竹桃和丁香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樱花无声地飘落。这条名叫丽娃河的小河，在园子的中部分成了两条支流，两条支流环抱着夏雨岛。这座为重重花柳所覆盖的小岛，面积不大，布局却极为繁复，就像黄蓉的桃花岛。它属于夜晚，属于情人。许多爱情在那里起源，有可能又在那里终结。它直接影响了整个师大校园的情绪。每当江南的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雾气氤氲的丽娃河，岸边的垂柳，夏雨岛，一座座小石桥，以及远远的笛子声，就像梦境一样”。当然，吕约写的是八十年代华东师大学生心目中的丽娃河，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丽娃河不过就是校园里的一条普通小河，那些梦幻的、浪漫的色彩要么就没有过，要么已经在时代的风雨中剥落掉尽。我曾经站在丽娃河上的拱桥拍过一张照片，在我这个看惯了真山真水的十五岁少年眼里，这条小河平淡无奇，并没有引起我多大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中文系阅览室里的那些书报杂志。那时大学已经恢复招生，那些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人，通过不同途径的推荐，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部队军营走进了大学课堂。与1967年相比，大学校园里的火药味淡了，父亲他们也陆续从五七干校回来，重新开始备课上课的生活。教师和学员同住一幢学生宿舍，两人一间，和父亲同住的是老家在浙江仙居的徐老师，床是上下铺，我就睡在父亲的上铺。那时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出版物，但文革前出版的中外文学作品仍被视为“封资修”，还不得外借。父亲从图书馆借回诸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之类的小说，到了晚上，父亲和徐老师在灯下备课，我就在旁边看书。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校园里转悠，无意中在文史楼发现了中文系的阅览室，从门口往里张望，看到一排排的图书和报刊杂志，心里痒痒想进去，但又怕没有证件不让进，只得悻悻而回。但阅览室的诱惑难以抵挡，隔天我再次转到那里，在门口来去徘徊，这时正好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掏出证件，管理员看了一眼，其他人就一起进去了，这时，我连忙跟在他们后面，侧着身子走进了阅览室。与现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信息化、数字化相比，那时的大学阅览室乏善可陈，但当时在我看来就是书的海洋，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籍报刊。我看了看周围，大家都在看书，并没有人注意到我，就连忙走到书架前，也不管是什么书，抽了一本就看了起来。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就这样进到阅览室看书，俨然也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很多年过去后，一想起华东师大，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并不是浪漫唯美的丽娃河，而是文史楼里那间并不起眼的阅览室。
三
1975年夏天，我从高中毕业。我求学的冠峰中学是一所“五七学校”，办在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上，同学们边读书边劳动。在那里，我萌发了写诗的念头，并开始在县文化馆的刊物上发表习作。对文学的爱好使我对中文系更为向往，但在当时的招生体制下，我要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中文系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梦。在等待下乡插队的日子里，我到了上海。这时，上海师大系科布局调整，中文系搬到了原师院的校园，我又一次踏进了桂林路的那座校门。
此时的大学校园已经见不到大字报，但“批林批孔”的痕迹还在，零零星星地可以看到一些标语。父亲他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农村和厂矿“开门办学”，我故伎重演，还是去阅览室和图书馆“蹭读”。那几年上海有两本杂志非常有名，一本是《学习与批判》，一本是《朝霞》，现在当然知道这两本杂志有着很强的政治背景，里面的内容也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但当时对我这个患有“阅读干渴症”的人来说，不啻是解渴之水，在图书馆的“过刊室”里，我把这两本杂志创刊以来的文章全部读了一遍。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学作品也开始有选择地上架，记得我在图书馆就抄写过李瑛在1963年出版的诗集《静静的哨所》和《红柳集》。
在校园里行走，不时会碰到一些令我感兴趣的活动。有一次我就遇见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拍电影，只见一个小姑娘从教室里冲出来，脸上一副愤怒的表情，一个教师模样的女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后来才知道这部片子叫《小将》，讲的是中学生“交白卷”、“反潮流”的故事，导演是中叔皇，饰演主角的是张芝华。现在来看这部片子，会对学生们的举动感到匪夷所思，但那时“交白卷”却是一种“政治正确”。学校礼堂也经常会播放电影或举行文艺演出，有的卖票，有的免费，凡有此类活动，我总是想办法进去观看。在一次学生的演出中，我听到了诗朗诵《理想之歌》。這是一首由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在1974年创作的长诗，表现的是北京知青去延安插队的高昂激情。这首诗有着很浓重的政治口号式的调子，但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买过收有这首长诗的集子，对诗歌的内容非常熟悉，但在现场听朗诵，心情还是感到激动——
“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
启程
飞翔到
宝塔山头
落脚在
延河两岸……”
诗中着力表现的那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现在可以说它虚假而矫情，但那时确实鼓舞了我，使我对即将到来的知青生活充满向往：既然上不了大学中文系，那就去广阔天地书写青春吧！
尾
两年后的1977年冬天，我终于有机会从宁海县青珠农场的盐碱地走进高考考场，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变得近在咫尺。为了这个目标，我爬山越岭去求学，在困难的日子里心存希望;为了这个目标，我有过理想幻灭后的迷惘，更有灯下苦读的坚持。拿到报考志愿表的一刻，我百感交集，酸甜苦辣涌上心头，毫不犹豫地在仅有的几个志愿栏里一一填上中文系。在1978年那个万象更新的春天，我跨入了属于我的大学校门，重新坐在教室里，开始了少年时代就心向往之的中文系的学习，我明白，当我翻开失而复得的教科书的时候，我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我儿时跟随母亲在几个村庄辗转，先后读过两所乡村学校。
第一所学校叫“小汀小学”。“小汀”是一个村的名字，但小汀小学却办在一个叫“上店”的村子旁边。学校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校门前有一条小河，走过石板铺成的小桥，迎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拱形校门，拱门顶端是一个五角星，下面写着“宁海县前童公社小汀小学”。跨进校门，首先看到的是木板制作的照壁，上面经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贴着不同内容的标语。照壁后面是门厅，门厅两边分别是男女教师宿舍。站在门厅可以看到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长的两边安排了四个教室，其中一边两个教室的中间、也就是正对门厅的位置，是师生集会的场所;窄的两端，一端是教师办公室，另一端没有房子是墙壁。从门厅往前走，一条石子路将院子分成两半，种着鸡冠花、牵牛花、月月红等一些花草。办公室的一角是偏屋，用作教师餐厅和厨房，厨房外面是一座年代久远不再使用的石拱桥，桥的旁边有一棵大樟树，有风吹过的时候，便会发出沙沙的声响，褚红色的树叶和深紫色的树籽掉落一地。办公室另一角开了一扇小门，出了小门就是操场。办公室面向院子的窗外是一棵大柳树，树上挂着一口铜钟，连接铜钟的绳子穿过窗户系在办公室里，到了上下课的时间，一拉绳子，悠扬的钟声便在校园里回荡。小汀小学是一所“片校”，也就是说校长除了管理自己学校之外，还承担着领导片区里其它“村小”的责任。小汀小学也是一所“完小”，一至六年级齐全，但一至四年级却是“复式班”，一个教室里坐着两个年级的学生。学校除了校长，还有四个教师，每个教师一专多能，要上好几门功课。
我跟着母亲到小汀小学是1963年，那时候还只有7虚岁。白天上课时间我无事可做，也没人一起玩，就坐在办公室照着课本写字，做母亲布置的算术题。一次，在办公室值班的老师临时有事离开，嘱咐我壁钟的分针到哪个位置的时候就帮他敲响下课钟。领到这个任务，我心里非常激动，接下来的时间眼睛始终盯着壁钟不敢移动。当分针到达指定位置的时候，我伸出颤抖的手，勇敢地拉动钟绳，响亮的钟声顿时响起，下课的学生冲出教室，整个院子变得喧闹无比，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成就感，觉得自己当了一回老师。到了晚上，母亲总是要去夜办公，为了哄我一个人睡觉，就从床底下拿出一个鸡蛋——学生用来抵交学费、母亲将其买下的鸡蛋，用织毛衣的竹针戳一个洞让我吮吸。喧闹的校园、寂寞的夜晚，伴随生鸡蛋的味道，留在我少年的记忆里。
那一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担任一年级班主任的柴晓云老师要我帮她把新课本搬到教室去，到了教室，正好第一排有一个空位，柴老师说你就坐下上课算了。就这样，我提前成了一年级的小学生。我清晰地记得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是“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然后是“人手口足目”，“上下左右，大小多少”，读着、写着这些方块字，我的身心充满愉悦，每一次考试都成了我收获欢乐的时刻。有一次语文考试，我将“苦”写成了“若”，被扣掉一分，心里难过了很久。因为是“复式班”，老师给另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就布置我们做作业;有时边做作业边听老师讲课，往往把另一年级的课也学会了。有时思想也会开小差，望着窗外的田野、山丘和天空，思绪就会沉入遐想，少年之心随着飞向远方。
唱歌课也是我喜欢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叫《劳动最光荣》的歌：“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唱着这歌，仿佛真的看到雄鸡在阳光下引吭高歌，花儿在晨风中绽开笑脸，喜鹊登枝，蜂飞蝶舞，整个世界都在向我展开怀抱，黑板上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领袖教诲，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努力方向。我在小学二年级学会识简谱，那时还不知道“定调”这个词，但知道唱一首歌的时候，要从最高音开始寻找开头的第一个音，这样就不会唱不上去。记得经常有高年级的同学跑来问我“2”怎么唱、“3”怎么唱，每当这时，我就会骄傲地给他们示范。最兴奋的是那年举行全公社小学生汇演，我和几个同学穿着白衬衣、蓝裤子，两腮抹红，在古镇前童的戏台上载歌载舞表演《洪湖水浪打浪》，虽然不甚明了洪湖在哪里，但远方的湖水拍打着我幼小的心房，激动得几天难以平静。
到三年级的时候，母亲调到同一片区的“大郑小学”，我也随之转学。大郑小学是个“村小”，只有一至四年级，也是“复式班”，两个教室、两个教师。学校办在一座祠堂里，有戏台、厢房和天井，祠堂一角还开了一家供销社的代销店。祠堂的门口是一片空地，空地的尽头是一条不会流动的小河，小河的旁边同样有一棵在浙东乡村都能见到的大樟树。与小汀小学相对封闭独立的校园相比，大郑小学实际上成了村民的集散中心和活动中心。白天会有村民扛着农具从学校穿过，夜晚年轻人就会在学校聚集，或聊天或打牌或唱歌，大队干部会议、社员大会也都在学校的教室召开。学校的另一位老师葛桂妹是本村人，吃住在家里;母亲和我还有弟弟就自己“开伙仓”，家就在学校，学校也就成了家。学校没有铜钟，上下课用吹哨子作为信号，尖锐而急促的哨音响起，学生就会像小鸟一样，或放飞或归巢。同学们除了少数来自邻村“山朱胡”，大多数是本村人，上课是同学，下课是玩伴，一起采果拔草，一起放牛养兔。我叫得出每一个村民的名字，可以随便进出每一户人家，我也俨然成了大郑人。
1966年的夏天，我马上就要升入四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每天都有“最高指示”发表，我们就每天傍晚排成队沿着村道呼喊口号，表达热烈庆祝的激情;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从远方传来，告诉你谁被打倒了，谁又被揪出来了，同学们经常为“县联总”和“红暴派”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争论不休。我们唱歌，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跳舞，跳的是节奏强烈、动作划一的“忠字舞”，少年之心充满兴奋。新學年不再发新教材，取而代之的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们可以将“红宝书”从头背到尾，第一条语录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语录也经常作为对联张贴在不同场合的主席台的两边。然后是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成了英雄人物的标准样本，安塞深山里的炭窑、遥远的加拿大和愚公决心移走的太行山、王屋山成了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地方。 五六年级我又回到小汀小学读书。但不知为什么，对这两年的经历记忆模糊，已经想不起更多的细节，甚至有没有读完六年级都记不清楚。只记得我们臂上佩着“红小兵”的标志，每天上午到校、下午离校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全校列队，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只记得一次吃米糠和南瓜叶煮成的“忆苦饭”，为了急于表示自己的忠心，抢先吃了一口，恰恰老师要我上去指挥同学们唱《不忘阶级苦》，结果“忆苦饭”还含在嘴巴，發出的声音含糊不清，引起哄堂大笑。上课用的是“过渡教材”，每一篇课文的前面都印有毛主席语录;我们每一篇作文的开头也总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引用一段尽量与作文主题相吻合的毛主席语录。写的都是批判文章，从国际形势写到国内形势，形势总是大好而不是小好，每个同学都成了理论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当时最喜欢读的是各省市革委会建立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那慨慷激昂、充满激情的文字成了我们写作时模仿的范本;印象深刻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各地革委会成立发表的社论题目，诸如《春风已到玉门关》《芙蓉国里尽朝晖》《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等等，为我们作文标题提供了样板。大家已经不再关心学习成绩，因为中学已经停止招生，学习成绩的好与差结果都是一样。也正因为此，在“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同时，“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身心挣脱了教室和课本的束缚，可以尽情地在田野上奔跑，可以肆意地打闹玩笑，少年的天性自由而野蛮地生长。
就这样，1969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从小汀小学毕业，加上母亲因“回队任教”而离开大郑小学，我也就此告别了大郑村。一个人无论走了多远多久，心里总会惦记出发的地方。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上了中学，上了大学，但始终忘不了这两所小小的乡村学校。因为这两所学校留下了我求学的最初足迹，在那里我写下了最早的横竖撇捺，无论笔划正斜，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难以抹去的影响。
有一个叫大郑的村子
我曾经在一个叫“大郑”的村子生活。五十多年过去了，还时常想起，不能忘记。
甬临线蜿蜒而来，穿过宁海城，翻过蛄蚰岭，经过梁皇村，向东拐入一条机耕路，不需多少时间就到了大郑。
村的西头有一棵大樟树。大樟树既是村子的地标，也是村民的聚集之处和信息的交流中心。每当月上树梢，人们便相约黄昏，或谈时事新闻，或说家长里短，大樟树下一片嘈杂，叽叽喳喳犹如天上的星星。直到夜深时分，人们才前呼后叫走回家中，关上咿咿呀呀的木门，安然入睡。
村的东头也有一棵大樟树。树的旁边是一座古老的祠堂，祠堂里办起了小学，少年们读书和唱歌的声音像一群鸽子，久久地在村子的上空盘旋。树的旁边还有一条小河，河边是茂密的野草和生花的杂树，河面上长满了水葫芦和“革命草”，河水在底下悄无声息地流淌。
大郑并不大，也就几十户人家;大郑人也不姓郑，而姓葛。村里姓葛的似乎都是亲戚，就像村子里曲曲弯弯的“墙弄”，从这一条总能走到另一条，这户人家和那户人家总能攀上关系。
那时的村不叫村，叫“大队”;村民也不叫村民，叫“社员”。社员不用操心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大家同一时间出工，在同一块田地里劳动，听从队长一个人的安排。也不用去操心田地里准备种稻谷还是种洋芋、今年的收成是丰收还是歉收，每个人关心的是自己的工分能被评为几等，每一个工分值多少钱。每到年终决算的时候，生产队总要召开社员大会，大家的心揪得紧紧的，都把希望寄托在会计手里那张薄薄的纸上。大郑大队因为养殖长毛兔而产生影响，经常有远方的客人来参观取经，宁海县长也曾到过村里。大家因此而骄傲与自豪，于是就养更多的兔子，不但大队集体养，社员家里也养。这样，社员的年终收入也就比周边的村子要多一些。
村里很少有人去过宁海县城，四十里外的“城里”对他们来说是太遥远了。腊月廿七，换上一件没有补丁、干净整洁的衣服，去五里路外的公社所在地前童赶“黄洋市”，或者某个晚上走夜路去邻村看一场也许是《地道战》《地雷战》，也许是《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的露天电影，就成了非常隆重的消遣和娱乐活动。
我的母亲是乡村教师，我跟着她从外地来到大郑。我们生活在村子里，和村民“打成一片”，可以随意走东家串西家，熟悉得就像走进自己的家里。我总是跳跃着跑进那些门楣雕花、门槛很高的“车门”，看到大黄狗慵懒地蜷伏在用鹅卵石镶拼出好看图案的“道地”一角，母鸡公鸡在青石板铺成的台阶上悠闲地散步。我闻到了灶膛里松毛枝烧出的呛人烟味，闻到了锅里蕃薯、芋头和南瓜散发出的香气。捧着粗瓷大碗的老伯在屋檐下向我打着招呼：“吃了吗？”“吃了！”那碗里苞芦粉做成的“馏”正冒着热气。有时跟着母亲上门家访，学生家长就会请我们喝用土制茶叶泡的茶水，说着“老师着力了”的客气话，然后摸摸索索地拿出几个鸡蛋，抵交孩子的书簿费。
那时我正处于好动的年龄，喜欢和村里的孩子们在田野上奔跑。尤其在春天，我经常跟一个叫葛主平的小伙伴去“看牛”。牵着水牛，赤足走在田埂上，脚底感触着泥土的清凉，扑鼻而来的是刚刚翻耕的土地散发出的新鲜气息，映入眼帘的是水田里男女社员正在鸡啄米般地插秧。或者骑牛走上山坡，任牛儿懒散地啃食刚长出的鲜嫩草叶，我们几个则将山野当作舞台，自编自演捉特务的戏码，直至暮色四起，才吆喝着赶牛回家。受家家户户养殖长毛兔的影响，我也捉了两只小兔喂养。我在楼梯下放置兔笼，夏天里每日打扫洗涮，保持兔笼的洁净干燥;秋天来临的时候，将采集的青草晾干储存，留作冬天的饲料。我养的兔子体壮毛长，两月一次剪下以后，送到梁皇收购站出售，每次都能卖出最高等级的价格。记得第一次剪下的兔毛卖了二元多，这也是我第一次赚钱，第一次收获劳动的喜悦。到了七月“双抢”时节，我就去生产队帮助收割早稻。火热的太阳在头顶晒着，脚踩着滚烫的田水，结果不到一天就中暑了，高烧不退，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这也使我尝受了劳动的艰辛。
我还喜欢在村子里漫无目的地行走。我看到村头苔衣斑驳的墙壁被涂上石灰，用艳丽的色彩画着“学大寨远景图”，图画里的“大寨屋”排列整齐，新屋周围不知名的花正在盛开，田野上麦浪起伏，一个脖子上系着白色毛巾的姑娘，昂首挺胸开着手扶拖拉机。每当看到这幅图画，年少的我就在想：这个理想实现的时候，我会是多大年纪？有时我也会抬头看看午后的天空：瓦蓝如海、流云似水，但远远的天边似乎有隐隐的雷声。 这就是我生活过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郑：有袅袅炊烟，有闪闪繁星，河水清澈，天空澄碧，村庄安详，人们善良。
今天我想起这些，仍然会感到一阵激动，但心里又觉得有一丝苦涩。
那个夏日，那片田野
七月，风从远处吹来，早稻田掀起了金色的波浪。
一年里最忙的“双抢”季节到了。学校放了农忙假，学生们去生产队帮助割稻插秧。
太阳还在东山的后面，一群少年睡眼朦胧，踩着露珠来到田边。他们非常兴奋，弯下身驱，舞动镰刀，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稻秆真的就像电影里不堪一击的鬼子，成片成行地倒在身后。
太阳一点点地升高，很快就开始施展它的淫威。脚下的水田变得滚烫，风却不知在哪里躲藏。少年的手臂已经被稻叶划出了深深浅浅的印痕，蚂蟥叮咬过的小腿留下了蚯蚓般的血迹。腰肢变得僵硬，挥镰的手似有千斤重，动作也越来越慢。汗水如注，蒙住眼睑，很快就湿透了衣襟，这时才真正懂得了“汗流浃背”这个词语如何解释。抬头看看前方，田埂总是遥不可及，于是开始想念课堂，想起背书、抄写的日子是多么美好！
少年拖着疲惫的双脚走回家中，平日淡而无味的井水喝到口里竟然是那么甘甜;捧起妈妈递过来的饭碗，突然就想起了课堂上读过的古人那首悯农诗，每吃一口饭，都像吃进了“辛苦”两个字！
午后的村庄经受着烈日的暴晒，蝉的叫声时近时远、隐隐约约，少年放松四肢享受着蒲扇制造的清凉。突然响起的雷声惊醒了少年的甜梦——只听见生产队长在焦急地呼喊，村道上想起一片纷乱的脚步声，少年连忙起身，跟随人们去晒场收拢晒着的稻谷。少年想：这真是一场战斗啊！雷声隆隆恰似炮声轰鸣，电光闪闪就像硝烟弥漫！于是，浑身都充满力量，觉得收进的每一箩稻谷，都是从敌人手里夺回的胜利果实。
经过雷雨的洗涤，酷热慢慢收敛。少年走向雨后的田野，竟然看到天边升起了如拱桥一般的彩虹。收割后的稻田经过翻耕，并且灌满了水，在斜阳的映照下，就像波光粼粼的一面湖水。一行人挑着湿漉漉的晚稻秧苗，沿着田埂走着，远远地看去，就像一排展翅的大雁。还有几个人正在往水田里抛秧，双手起落之间，划出了一道道漂亮的弧线。
少年跟着大家下到田里一字排开，左手拿起一把秧苗，用右手扳了几株，就像握着绿色的毛笔，开始在泥水中书写。开头的时候动作拘谨，就像一笔一画地写着楷书，而且落笔有点歪斜;慢慢地就快了起来，动作变得迅速圆滑，就像写着流水一般的行书。少年一步步地往后退去，留下了一簇簇、一行行刚插的禾苗，有人直起腰一看，惊呼道：这真像一排排字啊，今天的作业就写在水田里了。
慢慢地，太阳滑下西山，月亮升起来了。月光本来是均匀地撒在水田里，但被一双双插秧的手打碎后，便四处漾开，成了一道道光晕。晚风徐徐吹过，带来了周身凉爽。这时，不知是哪个角落有青蛙在叫，马上有另外的青蛙来应和，田野四处顿时响起了蛙的大合唱。
那个少年就是我啊。若干年以后，不再是少年的我读到了一句古诗：“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情不自禁地就想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夏日、那片田野，想起了田野上被风吹起的稻浪，想起了烈日、雷雨和月光之下的蛙声。可惜那时读书太少，还不知道有一首这样的诗。
车岙港畔“友谊学校”
时光进入了1970年。从这一年开始，浙江省宁海县的初级中学改为春季招生。
我是1969年夏天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从宁海县前童公社小汀小学毕业的。那一年，从事乡村教师工作的母亲按照“回队任教”的政策，从前童公社大郑小学回到家乡桑洲，被安排到外岗小学任教。初中恢复招生，按理我应该上桑洲中学，但因为我的爷爷是地主，桑洲中学对我关闭了那扇并不沉重的大门。
也是应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老话，远在宁海“东路”的长街区长亭公社车岙大队要开办初中，经人介绍，我舅父被叫去担任教师，这也给了我接着上学的机会。于是，13岁的我，将仅有的几件换洗衣服装在一个帆布旅行袋里，第一次出远门，踏上求学之路。
从桑洲到车岙，是从宁海的“西路”到“东路”，有将近150里路程。我们一早出发，先是乘车到县城，然后转车到长街，接着再走将近二十里的沙石路，到达车岙时已经是薄暮时分。
车岙村处于白岩山麓，村庄被山峦三面环抱，山上竹木茂盛，地块间杂其中;另一面是五十年代围堵而成的车岙港水库，白水汤汤，烟波浩渺。我们进村的时候已近傍晚，夕阳在村后的山头似沉未沉，余晖映照水库，反射出柔和的光晕。我们沿着小溪旁边的村道，一路打听着走向学校，村道兩边的农舍飘出诱人的晚炊味道，整座村庄弥漫着安详宁静的气氛。
学校办在山脚下，与祠堂和庙宇为邻。两排房屋，一排是教室，一排是厨房和教师宿舍。这里原是车岙小学，为了解决小学毕业生上初中的需要，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办起了“戴帽”的初中班。学生除了本村的，还有来自邻村西岙，甚至有来自象山县马岙公社的苏岙和里坑村，大约是为了体现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的良好关系，所以将校名定为“车岙友谊学校”。
初中班有35名学生，两位教师，除了我舅父，还有一位老师是杭州下乡知青方德志。对同学们来说，我是外来的，而且来自“遥远”的地方，所以对我产生好奇;而对我来说，这里的村庄、学校、同学都是陌生的，所以感到新鲜。现在想来，上课的记忆已经模糊，但和同学们相处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我接触最多的是陈云川。云川大我两岁，长得高大威武，在我看来已经是“大人”，我就成了他的“跟班”。云川的家在西岙，和车岙隔着一座小山。有时舅父去长街开会晚上不回校，云川就留下陪我;星期天我不可能回家，有时就跟着去他家。在我的记忆中，云川的家是一所老宅，一条墙弄潮湿幽静。在村子周边走动，他指点我看那些古祠堂、古牌坊、古石碾，古道、古桥、古墓、古寺，给我讲“父子三御史，一门四进士”，“三十六位在京官，三斗三升芝麻官”的故事。我虽然懵懵懂懂，但在这些古迹之间穿行，心里就有一种肃穆的感觉。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西岙名列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也是浙东保存宋代地面文物最完整的村落，那里的一处处古迹默默地伫立了千百年，那横卧山溪的古桥，那古祠斑驳的砖瓦，那孤寂落寞的牌坊，都记录着往昔岁月。每每读到关于西岙的报道，听到关于西岙的消息，我就会想起云川，想起当年他带着我在村子里行走的情景。 俞勤建是初中班班长。在我的眼里，他淳朴厚道、成熟老练，是我学习上的伙伴和对手，每次考试，我俩的成绩总是不差上下。勤建是车岙本村人，课余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那时还是生产队体制，有的星期天我就跟着他去参加集体劳动。记得有一次我们乘着木船，穿过车岙港水库去对岸山上“掏洋芋”。这是一种无篷无帆、依靠人工撑划的小船，人一踏上去船就晃动。我是来自山区的“旱鸭子”，船在水上漂浮游走，心里便感到阵阵慌张，生怕一不小心掉到水里，于是就紧紧地拉住勤建的手。水在荡漾，船在荡漾，心在荡漾，这种既紧张又刺激的体验，长久地留在少年的记忆里。
车岙村并不大，我这个“外来户”就格外醒目，没过多少时间，大部分村民都认识了我。我在村里走动，经常会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有时候我会在同学家里留宿，他们待我就像是远道而来的亲戚。我曾跟着小伙伴在村后的山上采摘野果，也曾在学校后面的山塘游水嬉戏，那棵冠如华盖的古樟，那片灿若云霞的桃花，都曾写进我的作文、留在我的梦境。
一个学期结束后，母亲将我转学到桑洲中学。日月如梭，在时光的长河里，不断地有新的同学、同事和我交集，我也慢慢淡忘了过去的一些人与事，但在“车岙友谊学校”结下的友情却一直伴随着我。1976年，我下乡插队到青珠农场，云川和勤建等五六个同学专程骑车来看望，我们在简陋的知青宿舍促膝而坐，一起回忆少年趣事。我与云川和勤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还保持通信，交流彼此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也一直把车岙村和当年收留我的“车岙友谊学校”记在心里。2018年6月，时隔四十八年，我又驾车回到车岙。白岩山依旧苍翠，车岙港还是水波潋滟，车岙村却已经焕然一新。记忆中穿村而过的小溪不见踪影，当年引我进村的石子路似是而非。我在村口迷路了。经热心村民的指引，我遇到了老同学王如土，并且又联络上了在长街的云川和勤建。在如土的带领下，我在村里寻觅当年的遗踪。“车岙友谊学校”几经变迁早已撤销，旧址上新房矗立，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在新房之间竟然留下了半间教室，成了历史的见证。我爬上山坡，当年嬉戏涤衣的山塘由于泥土的淤塞，水面变得狭窄，只有那棵老樟树仍然挺立，并且更加枝繁叶茂。望着这棵老樟树，望着这半间仅存的教室，往昔岁月依稀重现，我仿佛又成了13歲的少年，提着帆布旅行袋，正在1970年的春寒中胆怯而又充满向往地走来。
岁月如歌
1970年9月，我从宁海县长亭公社“车岙友谊学校”转学到桑洲中学。
那时的桑洲中学办在屿山脚下，校舍是一座类似祠堂的建筑，据说最早叫“霞楼庙”（俗称土地庙），有戏台，有天井，有厢房，桑洲人习惯称为“老校舍”。我刚刚转入初一、三班，与老师和同学还不是很熟悉。班主任是陈泽义，他也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葛才丁老师教语文。教我们音乐课的是王育宁老师。王老师是女教师，“老倌”在县文化馆工作。我们把音乐课叫唱歌课。每次上课，两个同学先去办公室将风琴抬到教室，上课铃响过以后，王老师翩翩而来，坐到风琴前，先自己把要教的歌范唱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让我们跟着唱。王老师唱歌的声音很好听，有时即便不上唱歌课，她也会一个人弹着风琴歌唱，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学校已经放学，她一个人坐在戏台上，边弹风琴边唱《井冈山上迎客来》，学校门外是一条进入桑洲街的“主干道”，那清亮婉转的歌声，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聆听。唱歌课上，有时王老师会叫某个同学站起来把学的歌唱一遍。也许是我上课时唱歌给她留下了印象，当学校定下要排“深山问苦”的时候，王老师就确定由我来演杨子荣，邻班的陈启旭演猎户老常，李芍美演小常宝。
京剧《智取威虎山》讲的是1946年解放军东北剿匪的故事，“深山问苦”是其中的第三场：杨子荣等四人沿途侦察，访问了躲藏在深山的猎户老常父女。猎户的女儿常宝闻知杨子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山剿匪，为民除害，她怀着深仇大恨，控诉了座山雕的滔天罪行。在这场戏里，小常宝和杨子荣分别有一段唱腔，经常被作为样板戏的经典唱段单独拿出来演唱，取名为《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和《管叫山河换新装》——
常宝唱：
【反二黄导板】
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
【快三眼】
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
夹皮沟大山叔将我收养，
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娘啊！
避深山爹怕我陷入魔掌，
从此我充哑人女扮男装。
【原板】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
【垛板】
盼星星盼月亮，
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
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
只盼讨清八年血泪账，
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抢、飞上山岗、杀尽豺狼！
杨子荣唱：
【西皮原板】
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
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
要报仇，要伸冤，要报仇，要伸冤，血债要用血来偿！
【流水】
消灭座山雕，人民得解放，
翻身作主人，深山见太阳。
从今后跟着救星共产党，
管叫山河换新装。
这一带也就同咱家乡一样，
美好的日子万年长！
排练开始，我先是跟着王老师学唱腔。对样板戏的一些唱段，我以前虽然也会一些，但都是从广播里听来的，真正要上台还是不行。王老师按照曲谱一句一句地教我，要求每一个音符都要唱准确，角角落落都要唱到位。当然也不忘记强调，要带着对小常宝的感情和对座山雕的仇恨去唱。学了几天，王老师觉得基本可以了，趁着桑洲大队的人晚上来学校排练“智斗”的机会，叫拉京胡的琴师帮我伴奏。琴师问我唱什么调，我茫然无知，只得张口清唱，琴师边听边跟上了我唱的调。京胡和风琴的感觉还是不一样，有京胡伴奏，京剧的味道更容易唱出来。一段唱完，琴师笑着对我说：“不错，不错”！ 接着就开始对白和联排。“深山问苦”里有一段这样的戏：常宝想起悲惨往事，情不自禁地喊着“爹”，然后扑向猎户老常，抽泣着依偎在老常膝下。那时，男女同学之间互不讲话，更不会有肢体接触，排到这段戏的时候，启旭和芍美动作总是不到位，说是“依偎”，却离得远远的，表情尴尬。王老师就反复启发，慢慢地，两人的表演才逐步自然起来。
马上要正式演出，大家开始准备演出服装和道具。那时，学演样板戏强调做到“不走样”，连演员身上的补丁多大、钉在什么位置，舞台布景上的芦苇是几根、花是几朵都必须完全一样，但这些可能是对专业剧团的要求，桑洲地处偏僻，条件有限，只能因陋就简。解放军军装相对好解决，当时流行草绿色军便服和“海富绒”帽子，借来穿戴上去也可以假乱真;犯难的是四件白披风没地方可借。我回家翻箱倒柜找到一块泛黄的白绸布，王老师帮我钉上带子，就成了披风。其它三件只能用纱布代替，一层纱布太薄，就用多层的，好在“主角”用上了绸布的，其他“龙套”能应付就行了。侦察员穿的长靴没办法解决，我们就用白色的草鞋袜代替。
国庆节到了。正式演出就在“老校舍”举行。在当时当地，这样的演出是一件盛事，住在桑洲街的家家戶户下午开始就早早地搬来凳子，抢占视线良好的位置。晚饭以后，观众从四面八方各个村庄赶来，将不大的“老校舍”挤得水泄不通，一片嘈杂。化妆间设在二楼。那晚的节目除了两个样板戏选场，还有表演唱、对口词、三句半之类，参加演出的人在化妆间进进出出，兴奋而忙乱。我们几个在王老师的帮助下，早早地化好妆，穿戴整齐，从二楼的窗口朝台下张望，虽然看到黑压压的人头心里有点紧张，但也期待早些上场。
终于轮到我们的节目。在一阵急骤的锣鼓声中，杨子荣带着三名侦察员，身着白披风，疾步登场。一个亮相以后，杨子荣唱道：“紧跟踪可疑人行迹不见，再访问猎户家解决疑难。”那时没有扩音器，就在我张口的时候，原先嘈杂的“老校舍”变得安静，我用余光朝台下瞥了一眼，看着观众脸上的表情，原先有些紧张的心顿时放松。当小常宝“哑巴”说话，喊出“我说，我说”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入戏，好像真的置身于深山老林，在倾听被压迫的人民对土匪的控诉。我非常投入地唱起“管叫山河换新装”，最后一个音唱完后，心里一阵轻松。最后，杨子荣在老常那里获得了“野狼嚎”和“联络图”的线索，老常还自告奋勇地要为解放军带路，“父亲持刀、女儿持枪，急奔屋门，众人亮相”，幕布徐徐拉拢。乡村观众不习惯鼓掌，但看到我们的亮相姿势，大家都发出了兴奋的笑声。我知道，我们的演出成功了。
“深山问苦”的成功，让学校决定再接再厉，排演《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由我演李玉和，杨秋萍演李奶奶，李芍美演铁梅，并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坑口等比较大的村庄“巡回演出”。每到要演出的日子，我们都很早回家吃完晚饭，然后再到学校在教室里相互帮着化妆。王老师每次都将男女角色的眉毛样式画在黑板上，我们就“依样画葫芦”，在脸上涂脂抹粉。第二年，我们带着“痛说革命家史”去参加岔路区“学演样板戏会演”，因为用的是区里统一组织的乐队，演出前没有好好合伴奏，正式上场后，一开口唱就发现调高了，我只得用低八度唱，结果唱得有气无力，一点感觉都没有，下来后情绪懊丧，“塌台”的感觉几天都难以拂去。
桑洲大队也决定在“智斗”的基础上排演《沙家浜》全剧，把我叫去扮演“阿福”和新四军战士。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和村里的大人一起聚集在“新校舍”（桑洲小学）排练，歌声、笑声回荡在屿山脚下。后来桑洲大队排演本村青年王秀峰创作的反映抗旱的小戏，又让我扮演里面的一个少年角色。这出小戏还参加了全县的文艺会演。那天我穿的是塑料凉鞋，挑着担子在台上绕场，结果脚汗一多，一只鞋子滑出掉在舞台中央，情急之下，我一脚把这只鞋子踢到边上，索性将另外一只鞋子也甩掉，光脚跑了起来。第二天会议小结的时候，县文化馆的领导还提到了我的表演。现在想起这些还感到有趣。
我最后一次学演样板戏是1974年在冠峰中学上高中的时候，也是“深山问苦”，我还是演杨子荣，同班同学章思当、柴冬青分别扮演猎户老常和小常宝。因为有初中的演出经历，这时就轻车熟路、自导自演。学校地处高山，我们除了排演节目自娱自乐、活跃课余生活之外，还去周边的山村演出，甚至去了几十里外的白溪公社。不过，没过多久，学演样板戏的浪潮开始慢慢低落，直至偃旗息鼓。
时序变迁，岁月流逝，“学演样板戏”已经成为将近半个世纪前的遥远记忆。样板戏影响了一个时代，也影响了一代中国人文化气质的形成。围绕着样板戏有太多的批评与喜爱，批评者一直警惕它的政治属性，喜欢者则把它当作某种经典。回望少年时光，我也许能从学演样板戏中觅得一丝快乐，但我更为当年文化生活的贫瘠而叹息;如果岁月能够倒流，我更希望生活在百花齐放的年代，希望有更多的精神食粮滋养我的心灵，伴随我的成长。
中文系情结
序
我有中文系情结。
最初是在父母之间的书信往来中知道中文系这个词组，无论是父亲的来信还是母亲的去信，信封上总有中文系三个字。那时我不清楚中文系是干什么的，但因为那里有我的亲人，所以感到亲切。后来明白中文系的全称是“中国语言文学系”，那里的学生整天上语文课，可以看小说。我喜欢！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将来我也要上中文系。
一
第一次和中文系近距离接触是在1967年的早春。我跟随母亲在宁海县的乡村小学上四年级，虽然小学生不在“大串联”的范围，但上课也徒有虚名，没有课本，不用考试，上课不上课都一样。当父亲回上海的时候，决定带我一起走。
父亲所在的上海师范学院坐落在市区西南角的漕和泾地区。学校门楼跨路而建，从徐家汇而来的桂林路到了校门口戛然而至，43路公交车到这里也是终点。进了大门，一条小河将学校分成东西两区，向左是东校区，向右是西校区，一座木桥横跨河上，将两个校区连接在一起。父亲说，东校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旧址，1958年师范学院建立时划了过来，原来的红砖琴房就成了教师宿舍。琴房可真小啊，放进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以后，连转身都感到困难。但大学可真大啊，比我们的村子还大。初到大学的我，整天在校园里游逛。那一年上海的早春很冷，琴房边的小河、河上用竹条铺面的小桥都结了冰，每个早晨过桥的时候得小心翼翼。过了桥，穿过礼堂，就到了东部校区的主干道。中文系的办公楼与主干道隔着一片草坪，玻璃门、玻璃窗，红砖墙、大屋顶，使我这个从乡村祠堂小学走来的少年叹为观止。更使我兴奋的是学校的气氛。主干道两旁竖起了成排的张贴栏，上面层层叠叠贴满了大字报，往往老的还来不及看完，新的就覆盖了上去，这可比我们乡下的文化大革命热闹多了。我每天拿着一个小本子，看到有新的感兴趣的内容就抄下来。周围看大字报的人见我这么小的年纪在摘抄，往往会好奇地凑过来朝我的本子看一眼。从满墙的大字报上，我知道了“一月风暴”，知道陈丕显、曹荻秋是“走资派”，也学到了不少新的字和词，知道了什么是排比句，什么是反问句，知道了怎样去驳斥对方的观点，知道了怎样的文章才有气势。 父亲他们虽然不用上课了，但整天学习开会。我看完大字报，有时候会跑到中文系的办公楼，告诉父亲谁谁又被打倒了，谁谁又被揪出来了，父亲和其他老师听了后总是笑笑并不说话。有时父亲和我一起在校园里行走，会指着擦肩而过的某个人，告诉我这是谁，那个又是谁，他们原来都是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学术权威，现在都被打倒了。
那时的漕和泾还是郊区，学校周边还可以看到田野。星期天，父亲和我就会踏着煤渣铺成的小路，闻着路边零星工厂飘出的煤烟味，到漕和泾镇上吃一碗“阳春面”改善伙食。镇上虽然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但诸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父亲说，以后的历史书肯定会写到文化大革命。这话在十岁的少年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为自己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感到幸运。父亲也曾带我去龙华看火车，我站在铁道边上，看着列车呼啸而来、轰然而去，情不自禁地就想到了“时代的列车”这个在报纸广播中经常出现的词语，懵懂少年想不到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几代人被卷入其中，使中国这列火车濒临颠覆，国家和民族伤痕累累，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少年的人生轨迹。
二
我再次来到上海，已经是五年后的1972年。那年我初中毕业后没能继续上高中，先是投奔姑妈去东海边的农场打零工，夏天的时候到了上海。那时上海师范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合并，叫上海师范大学，父亲的工作地点换到了原来的华东师大校区，这里也是他的母校。
华东师大的正门在中山北路。走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林荫道，夏天的太阳透过法国梧桐的枝叶，在路上映出斑驳的光影。沿着林荫道往前，右侧是大礼堂和文史楼，楼前的草坪上，高高地竖立着一座领袖塑像。再走过去，就到了丽娃河。关于这条河有许多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华东师大的校园曾经是一位十月革命后流亡上海的白俄贵族的私家花园，这位贵族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叫丽娃，她爱上了一位中国的穷书生，却遭到父亲的阻挠，于是在一个下雨的春夜跳进了这条河，小河因此而得名。也许因为这条小河的传奇性，丽娃河出现在不少作家诗人的笔下，尤其是有华东师大背景的人，往往将这条河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赋予其梦幻的、浪漫的色彩。一位名叫吕约的华东师大毕业生写道：“……一条小河横穿其中，缱绻的柳枝一直垂到水面，夹竹桃和丁香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樱花无声地飘落。这条名叫丽娃河的小河，在园子的中部分成了两条支流，两条支流环抱着夏雨岛。这座为重重花柳所覆盖的小岛，面积不大，布局却极为繁复，就像黄蓉的桃花岛。它属于夜晚，属于情人。许多爱情在那里起源，有可能又在那里终结。它直接影响了整个师大校园的情绪。每当江南的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雾气氤氲的丽娃河，岸边的垂柳，夏雨岛，一座座小石桥，以及远远的笛子声，就像梦境一样”。当然，吕约写的是八十年代华东师大学生心目中的丽娃河，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丽娃河不过就是校园里的一条普通小河，那些梦幻的、浪漫的色彩要么就没有过，要么已经在时代的风雨中剥落掉尽。我曾经站在丽娃河上的拱桥拍过一张照片，在我这个看惯了真山真水的十五岁少年眼里，这条小河平淡无奇，并没有引起我多大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中文系阅览室里的那些书报杂志。那时大学已经恢复招生，那些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人，通过不同途径的推荐，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部队军营走进了大学课堂。与1967年相比，大学校园里的火药味淡了，父亲他们也陆续从五七干校回来，重新开始备课上课的生活。教师和学员同住一幢学生宿舍，两人一间，和父亲同住的是老家在浙江仙居的徐老师，床是上下铺，我就睡在父亲的上铺。那时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出版物，但文革前出版的中外文学作品仍被视为“封资修”，还不得外借。父亲从图书馆借回诸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之类的小说，到了晚上，父亲和徐老师在灯下备课，我就在旁边看书。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校园里转悠，无意中在文史楼发现了中文系的阅览室，从门口往里张望，看到一排排的图书和报刊杂志，心里痒痒想进去，但又怕没有证件不让进，只得悻悻而回。但阅览室的诱惑难以抵挡，隔天我再次转到那里，在门口来去徘徊，这时正好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掏出证件，管理员看了一眼，其他人就一起进去了，这时，我连忙跟在他们后面，侧着身子走进了阅览室。与现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信息化、数字化相比，那时的大学阅览室乏善可陈，但当时在我看来就是书的海洋，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籍报刊。我看了看周围，大家都在看书，并没有人注意到我，就连忙走到书架前，也不管是什么书，抽了一本就看了起来。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就这样进到阅览室看书，俨然也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很多年过去后，一想起华东师大，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并不是浪漫唯美的丽娃河，而是文史楼里那间并不起眼的阅览室。
三
1975年夏天，我从高中毕业。我求学的冠峰中学是一所“五七学校”，办在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上，同学们边读书边劳动。在那里，我萌发了写诗的念头，并开始在县文化馆的刊物上发表习作。对文学的爱好使我对中文系更为向往，但在当时的招生体制下，我要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中文系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梦。在等待下乡插队的日子里，我到了上海。这时，上海师大系科布局调整，中文系搬到了原师院的校园，我又一次踏进了桂林路的那座校门。
此时的大学校园已经见不到大字报，但“批林批孔”的痕迹还在，零零星星地可以看到一些标语。父亲他们经常带着学生去农村和厂矿“开门办学”，我故伎重演，还是去阅览室和图书馆“蹭读”。那几年上海有两本杂志非常有名，一本是《学习与批判》，一本是《朝霞》，现在当然知道这两本杂志有着很强的政治背景，里面的内容也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但当时对我这个患有“阅读干渴症”的人来说，不啻是解渴之水，在图书馆的“过刊室”里，我把这两本杂志创刊以来的文章全部读了一遍。一些文革前出版的文学作品也开始有选择地上架，记得我在图书馆就抄写过李瑛在1963年出版的诗集《静静的哨所》和《红柳集》。
在校园里行走，不时会碰到一些令我感兴趣的活动。有一次我就遇见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拍电影，只见一个小姑娘从教室里冲出来，脸上一副愤怒的表情，一个教师模样的女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后来才知道这部片子叫《小将》，讲的是中学生“交白卷”、“反潮流”的故事，导演是中叔皇，饰演主角的是张芝华。现在来看这部片子，会对学生们的举动感到匪夷所思，但那时“交白卷”却是一种“政治正确”。学校礼堂也经常会播放电影或举行文艺演出，有的卖票，有的免费，凡有此类活动，我总是想办法进去观看。在一次学生的演出中，我听到了诗朗诵《理想之歌》。這是一首由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在1974年创作的长诗，表现的是北京知青去延安插队的高昂激情。这首诗有着很浓重的政治口号式的调子，但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买过收有这首长诗的集子，对诗歌的内容非常熟悉，但在现场听朗诵，心情还是感到激动——
“红日
白雪
蓝天……
乘东风
飞来报春的群雁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
启程
飞翔到
宝塔山头
落脚在
延河两岸……”
诗中着力表现的那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现在可以说它虚假而矫情，但那时确实鼓舞了我，使我对即将到来的知青生活充满向往：既然上不了大学中文系，那就去广阔天地书写青春吧！
尾
两年后的1977年冬天，我终于有机会从宁海县青珠农场的盐碱地走进高考考场，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变得近在咫尺。为了这个目标，我爬山越岭去求学，在困难的日子里心存希望;为了这个目标，我有过理想幻灭后的迷惘，更有灯下苦读的坚持。拿到报考志愿表的一刻，我百感交集，酸甜苦辣涌上心头，毫不犹豫地在仅有的几个志愿栏里一一填上中文系。在1978年那个万象更新的春天，我跨入了属于我的大学校门，重新坐在教室里，开始了少年时代就心向往之的中文系的学习，我明白，当我翻开失而复得的教科书的时候，我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