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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了一个恢弘的开头，却陷进这妇人之仁。
这一句送给2009年，那个傍晚我们身处芙蓉街口的一家小酒馆，面前是一盘辣炒豆腐皮和几杯掺了水的冰扎啤。轰隆隆的油烟对着我们的脸发动，一对来自平原县的夫妻用污浊的抹布擦擦桌上的油渍。
那是我来《齐鲁周刊》的第四个月，坐在我面前的是我的编辑丁爱波。交稿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还两手空空。催不上“粮”的他找我“喝一杯”。
喝一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重要。最后，带着酒劲，我写了一篇《张静初的“上流”冲动》。文章里我总结张静初为“一个心中有梦的女孩对危险的迷恋”，却丝毫不知危险是什么。
“喝一杯”曾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篇章，酒桌上的我正当年少，目光里除了虚假的锐气就是对生活的不屑。护城河边我们喝一杯、曲水亭里我们喝一杯、山师校园里我们喝一杯、黄河岸边我们喝一杯。
喝酒就是为青春助兴，酒是年轻的菜肴。很多此后的日子里的感谢这种无所事事，以及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放心的挥霍我的青春。很多时候我想周刊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也许就是青春和生活的“避难所”。
青春的酒精就是一种冒险，因为喝酒我们有过很多“不体面”的荒唐，凌晨两点突然跑到黄河只为看看岸边的月亮或者什么都不为，深夜纠集起来爬上泰山顶，黎明的街头和酒鬼寻衅，突然脱下高跟鞋和连衣裙跳进护城河游泳……
鲜血和勋章只是夸大其词，我固执的认为青春就是“呕吐”。人唯有在青春的时候才有精力对着生活不满。时常设想如果23岁的我身处另一个广场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就会发胖。也许杀伐果断。
有部电影叫《冥王星》，讲述一帮韩国高中生为了保送名额和优等名次互相杀戮。其实在一定的可见资源里凶狠屠戮、生存竞争才是社会主流。我几乎所有的高中同学都发胖了，都学会了保护皮毛，分得清主宾坐席，当然也包括怎么残酷的对待同类。
观察我身边的每个同事，他们和我或多或少都是生活上的无力者。吴永强写专栏文章《孤独的年轻人》，里面充斥着民工、廉租房、民办教师，观者大叹“屌丝”，可我执迷的正是这种气质。2011年秋天我和吴永强等几个同事在泉城广场上嬉戏，当时有一种两块钱的电子竹蜻蜓，手掌里使劲一搓，竹蜻蜓就飞往蓝天，飞向高空。我们兴高采烈的一遍遍重复这种游戏，奔跑在草丛和广场寻找我们的竹蜻蜓。中间有同窗前来寻我，见到我的同窗，吴永强飞跑过来，没有握手寒暄，满脸快乐的把自己手里的竹蜻蜓递过去邀请他：“你玩”。
他们是同龄的男性，正当26，同窗被这出人意料的招待方式击溃，一时失去了应对，搓着手说，“你玩，你玩。”其它时刻，同窗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对生活振振有词，永强恰恰是不善言辞的那个。那一刻我为我的朋友是吴永强而非其他26岁男性而骄傲。
其实永强们完全有机会把自己装点的更为成功、体面，他们有不错的收入，满腹的知识，出入名流社交场认识不少富贾权贵，但他们柔软并且纯真，关注痛苦而非虚荣。他和每一个他们、她们都有一种笨拙的认真。
醉酒呕吐是生理上的反应，精神上的柔软和丰富也容易造成“呕吐”的痛苦。我说的危险正是来自于此。这种危险无处不在。
泉城路街口有一对瓷娃娃母女，我和同事有一刹那目睹她们无视贫苦和厄运的笑容，掉下了泪，捐助她们一些钱，可我们的痛苦来自于对自己的批判，我们会讨厌自己“因为偶尔对别人的慈悲就纯净美化自己。”甚至讨厌自己自以为是的高度，随时试图打倒和否定自己。
工作带我们走进孤儿院、养老院、女性劳教所、街头流浪汉、底层犯罪者、中国乡村的田间地头……复杂的社会构架，每一个人的灾难，造成了一种危险，那就是不断的精神游戏，不断自我推翻的冒险，对认知和成见的解构。写一些稿件常常让我和痛苦捆绑在一起，我会害怕他们在我身上叫喊，害怕越来越清晰同时也越来越遥远的真相。
小时候在鲁中山区我玩过猎枪，对野兔、山鸡眼皮不眨的下手，并没想过去思考它们的生存。可周刊五年让我深深陷入儿女情长，害怕触犯花花草草，对身边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小心翼翼。我们变得更喜欢对自己动手——这源自2009年至今的那些酒和白桦树下有人在说：“你听，白桦树叶的声音想让人死在这里。”
周刊给我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抒情和无所不在的痛苦，就是再无轻易自信和坚持己见的勇气。它是一个街头。
街头的嘈杂多元与不守规矩本身就是对主流社会的贡献，并不需要功利的实证，比如“垮掉派”的凯鲁亚克和金斯堡们，他们本身的生活就足以构成作品。艾伦·金斯堡的妈妈曾写下一封信，《结婚吧，艾伦！》，钥匙和阳光是其中的主题。总编也曾经给我写过这样的信。
我活的很不让人安心，动不动惹事，迟到，自闭，热恋，分手。她为我的婚恋大费踌躇，几次掏心掏肺的跟我讲述生活的意义，告诉我安稳和婚姻的重要，劝解我接受平庸的好意和好处。
“菜已经买好了，有萝卜西红柿，还有红辣椒，每顿饭，有鱼有肉还有牛奶。”其实我的冰箱里可以有食物，我有经济能力让我活的更舒适，买点鲜花和小米，可是我热衷于精神上的痛苦和危险。
“每顿饭，有鱼有肉还有牛奶。”我也经常想把这封信无力的写给玉雪、爱波、永强、欣芳，总编，还有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你知道命运这种东西。总有人自发的选择了艰难，就像《饥饿艺术家》并非没有食物，而是普通的食物真的不合胃口。总编可以劝我，未必劝得了自己。
总编不是物质上的贫乏者，可她时常抱着盒饭，午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生生凑合进我们几平米大、挨着厕所、闷热的吸烟室（我们称它为“思想家园”），和我们寻求对话；爱波和永强完全可以更好的包装出一些闪光的身份和标示，但他们更迷恋一种叫“竹蜻蜓”或者“白桦林”的东西，以及我们那些遥远的真相。
周刊人的青春冒险和精神“出轨”，给我的就是母带的意义，本质上它是偏离主流的。一群人的笨拙或者艰难便于一种叫做坚持的选择，我说这里有我的“母亲来信”是因为：对人类最好的安慰莫过于知道你的痛苦并非特殊。
这一句送给2009年，那个傍晚我们身处芙蓉街口的一家小酒馆，面前是一盘辣炒豆腐皮和几杯掺了水的冰扎啤。轰隆隆的油烟对着我们的脸发动，一对来自平原县的夫妻用污浊的抹布擦擦桌上的油渍。
那是我来《齐鲁周刊》的第四个月，坐在我面前的是我的编辑丁爱波。交稿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还两手空空。催不上“粮”的他找我“喝一杯”。
喝一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重要。最后，带着酒劲，我写了一篇《张静初的“上流”冲动》。文章里我总结张静初为“一个心中有梦的女孩对危险的迷恋”，却丝毫不知危险是什么。
“喝一杯”曾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篇章，酒桌上的我正当年少，目光里除了虚假的锐气就是对生活的不屑。护城河边我们喝一杯、曲水亭里我们喝一杯、山师校园里我们喝一杯、黄河岸边我们喝一杯。
喝酒就是为青春助兴，酒是年轻的菜肴。很多此后的日子里的感谢这种无所事事，以及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放心的挥霍我的青春。很多时候我想周刊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也许就是青春和生活的“避难所”。
青春的酒精就是一种冒险，因为喝酒我们有过很多“不体面”的荒唐，凌晨两点突然跑到黄河只为看看岸边的月亮或者什么都不为，深夜纠集起来爬上泰山顶，黎明的街头和酒鬼寻衅，突然脱下高跟鞋和连衣裙跳进护城河游泳……
鲜血和勋章只是夸大其词，我固执的认为青春就是“呕吐”。人唯有在青春的时候才有精力对着生活不满。时常设想如果23岁的我身处另一个广场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就会发胖。也许杀伐果断。
有部电影叫《冥王星》，讲述一帮韩国高中生为了保送名额和优等名次互相杀戮。其实在一定的可见资源里凶狠屠戮、生存竞争才是社会主流。我几乎所有的高中同学都发胖了，都学会了保护皮毛，分得清主宾坐席，当然也包括怎么残酷的对待同类。
观察我身边的每个同事，他们和我或多或少都是生活上的无力者。吴永强写专栏文章《孤独的年轻人》，里面充斥着民工、廉租房、民办教师，观者大叹“屌丝”，可我执迷的正是这种气质。2011年秋天我和吴永强等几个同事在泉城广场上嬉戏，当时有一种两块钱的电子竹蜻蜓，手掌里使劲一搓，竹蜻蜓就飞往蓝天，飞向高空。我们兴高采烈的一遍遍重复这种游戏，奔跑在草丛和广场寻找我们的竹蜻蜓。中间有同窗前来寻我，见到我的同窗，吴永强飞跑过来，没有握手寒暄，满脸快乐的把自己手里的竹蜻蜓递过去邀请他：“你玩”。
他们是同龄的男性，正当26，同窗被这出人意料的招待方式击溃，一时失去了应对，搓着手说，“你玩，你玩。”其它时刻，同窗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对生活振振有词，永强恰恰是不善言辞的那个。那一刻我为我的朋友是吴永强而非其他26岁男性而骄傲。
其实永强们完全有机会把自己装点的更为成功、体面，他们有不错的收入，满腹的知识，出入名流社交场认识不少富贾权贵，但他们柔软并且纯真，关注痛苦而非虚荣。他和每一个他们、她们都有一种笨拙的认真。
醉酒呕吐是生理上的反应，精神上的柔软和丰富也容易造成“呕吐”的痛苦。我说的危险正是来自于此。这种危险无处不在。
泉城路街口有一对瓷娃娃母女，我和同事有一刹那目睹她们无视贫苦和厄运的笑容，掉下了泪，捐助她们一些钱，可我们的痛苦来自于对自己的批判，我们会讨厌自己“因为偶尔对别人的慈悲就纯净美化自己。”甚至讨厌自己自以为是的高度，随时试图打倒和否定自己。
工作带我们走进孤儿院、养老院、女性劳教所、街头流浪汉、底层犯罪者、中国乡村的田间地头……复杂的社会构架，每一个人的灾难，造成了一种危险，那就是不断的精神游戏，不断自我推翻的冒险，对认知和成见的解构。写一些稿件常常让我和痛苦捆绑在一起，我会害怕他们在我身上叫喊，害怕越来越清晰同时也越来越遥远的真相。
小时候在鲁中山区我玩过猎枪，对野兔、山鸡眼皮不眨的下手，并没想过去思考它们的生存。可周刊五年让我深深陷入儿女情长，害怕触犯花花草草，对身边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小心翼翼。我们变得更喜欢对自己动手——这源自2009年至今的那些酒和白桦树下有人在说：“你听，白桦树叶的声音想让人死在这里。”
周刊给我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抒情和无所不在的痛苦，就是再无轻易自信和坚持己见的勇气。它是一个街头。
街头的嘈杂多元与不守规矩本身就是对主流社会的贡献，并不需要功利的实证，比如“垮掉派”的凯鲁亚克和金斯堡们，他们本身的生活就足以构成作品。艾伦·金斯堡的妈妈曾写下一封信，《结婚吧，艾伦！》，钥匙和阳光是其中的主题。总编也曾经给我写过这样的信。
我活的很不让人安心，动不动惹事，迟到，自闭，热恋，分手。她为我的婚恋大费踌躇，几次掏心掏肺的跟我讲述生活的意义，告诉我安稳和婚姻的重要，劝解我接受平庸的好意和好处。
“菜已经买好了，有萝卜西红柿，还有红辣椒，每顿饭，有鱼有肉还有牛奶。”其实我的冰箱里可以有食物，我有经济能力让我活的更舒适，买点鲜花和小米，可是我热衷于精神上的痛苦和危险。
“每顿饭，有鱼有肉还有牛奶。”我也经常想把这封信无力的写给玉雪、爱波、永强、欣芳，总编，还有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你知道命运这种东西。总有人自发的选择了艰难，就像《饥饿艺术家》并非没有食物，而是普通的食物真的不合胃口。总编可以劝我，未必劝得了自己。
总编不是物质上的贫乏者，可她时常抱着盒饭，午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生生凑合进我们几平米大、挨着厕所、闷热的吸烟室（我们称它为“思想家园”），和我们寻求对话；爱波和永强完全可以更好的包装出一些闪光的身份和标示，但他们更迷恋一种叫“竹蜻蜓”或者“白桦林”的东西，以及我们那些遥远的真相。
周刊人的青春冒险和精神“出轨”，给我的就是母带的意义，本质上它是偏离主流的。一群人的笨拙或者艰难便于一种叫做坚持的选择，我说这里有我的“母亲来信”是因为：对人类最好的安慰莫过于知道你的痛苦并非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