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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冯友兰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什么是哲学？学者历来莫衷一是，并无准确定义。在冯先生看来，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中国哲学的背后一直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其精神。在冯先生眼中，这种精神就是以求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任何哲学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中国哲学之所以显现出而今的特色，主要受大陆国家的地理环境、农业为主的经济环境、重农思想的社会环境影响。因为这些因素不仅限制着中国哲学的内容，例如“反者道之动”，而且限制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例如“用直觉得到概念”。
中国古代哲学的代表主要有儒、墨、道、名、阴阳、法、佛七家。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孔子是儒家的创建人，孟子是儒家理想主义派的代表，荀子则是现实主义派的代表。汉以降，儒家在董仲舒的倡导下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也为儒家成为古代中国正统思想奠定了基础。唐代后半叶，韩愈和李翱以“道统说”开创了“新儒家”即“道学”。“新儒家”后来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一个是程颐开创，朱熹完成的“程朱学派”或“理学”；另一个是程颢开创，陆九渊继续，王守仁完成的“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时代，两派之间的异议还不显现，但到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墨子是墨家的创立者，也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墨家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杨朱是道家最早的代表人物，老子是道家集大成者。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又一重要人物。秦汉时期由于法、儒的强盛，道家走向没落。直到汉末，王充为道家的复兴开辟了道路，即“新道家”。魏晋时候，“新道家”即“玄学”分为向秀、郭象代表的主理派和阮籍、嵇康代言的主情派。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惠施和公孙龙是名家的真正创建者。惠施的哲学思想主要为“相对论”，公孙龙则为“绝对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主要代表人物是邹衍。阴阳家对中国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力求对自然物事只用自然力做出解释。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法家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慎到，推崇“势”；申不害，强调“术”；商鞅，重视“法”。韩非是法家最后也是最大的理论家。他主张三者并行。佛家者流盖处于僧者。这里的佛是指“中国的佛学”，它与“佛教”和“在中国的佛学”不同。“佛教”是宗教，“在中国的佛学”是印度宗教和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它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而“中国的佛学”是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僧肇和道生是早期佛家的代表。佛家中后期的主流是禅宗。他是佛教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禅宗的代表人物是神秀和慧能。神秀强调“即心即佛”，慧能主张“非心非佛”。后来禅宗的主流，是沿着慧能的路线发展的。禅宗对中国文学、艺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西方哲学家是杜威和罗素。由于对西方哲学知识了解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学说的真正意义。但毕竟开阔了人们新的知识眼界。在冯先生看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由于战争爆发，位于中国北方的许多高校开始迁往西南。这也使得许多著名的学者走到了一起。正如冯先生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的激动人心，令人神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如汤用彤《中国佛教史》、金岳霖《论道》、冯友兰《新理学》等。这些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如哲学的性质是最终成为“不知之知”，人生的境界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层等。他们的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的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中国哲学也是如此。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而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纵览全书，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了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与政治密切相关。第一，各家或多或少都有其政治学说。第二，逢盛世儒、法强，逢乱世佛、道彰。第三，各家都希望自己的主张能被当权者所赏识。（二）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从横向看，有的越来越强，有的逐渐消亡。前者如儒家，后者如墨家。从纵向看，各家发展历程具有阶段性。如道家、佛家。（三）包容性极强。各家互相交融，最终儒家集大成。而出现这些特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
中国哲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说它是中国的，因为它产生于中国特定的环境，并在此环境中成长，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说它是世界的，因为它总有一部分是属于“方外”的，是和所有哲学相通的。就如冯先生的书可以被世界各地认同一样。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哲学产生于“道术为天下裂”的轴心时代，也恰是此时代，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不约而同经历了一个余英时先生所谓“哲学的突破”的阶段。这次突破也奠定了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基础。
对冯先生此书我是万分钦佩的，但钦佩之余也有一些浅薄之见想和大家分享。一、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萌芽阶段（夏商周时期）。2、产生阶段（春秋战国时期）。3、发展阶段（从秦朝到唐朝）。4、高潮阶段（宋明时期）。5、没落阶段（清朝时期）。6、复兴阶段（从中华民国到现在）。夏商周时期“帝祖一元”向“帝祖二元” 观念的转变对后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孔子曾言：“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周的推崇可见一斑。因此，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追溯到周似乎相对好一些。二、先生书中将“新道家”分为主情和主理两派。在我看来二者似乎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主情偏道一些，主理偏儒一些。而魏晋“新道家”本就是儒道佛的结合体。他们可能有时主情，有时又主理。先生书中的区分容易使人觉得他们根本理念就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根，哲学是传统文化之魂。因此，了解中国哲学对我们掌握传统文化，进而理解中国国情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有很多人质疑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哲学？冯先生掷地有声的告诉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哲学的。试问，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如何能延续数千年而不绝。
冯先生博览古今，学贯中西。其对中国哲学领悟之深，理解之彻，把握之精，着实令人惊叹。中国哲学的奥秘，非先生的才思不足以极其妙；先生的才思非遇中国哲学的奥秘不足以尽其才。只可惜“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丰神疑在，人已云亡。但想到先生曾说：“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也便释然了。的确先生已说了太多，是该静默了。无声的历史一直在遵循着古朴的法则，百年中国，貌似几番陵谷，人事代谢，然我们却从未能隔断与往昔的恩怨。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仍摆脱不了千年文化的根。重读文化经典，领略大师风采。一直以来，我们就这样感受着中国文化火尽薪传之道。行走在孤寂的问学路上，心中常萦绕着温暖。由此总对经典怀着敬畏，对前贤充满感恩。
什么是哲学？学者历来莫衷一是，并无准确定义。在冯先生看来，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中国哲学的背后一直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其精神。在冯先生眼中，这种精神就是以求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任何哲学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中国哲学之所以显现出而今的特色，主要受大陆国家的地理环境、农业为主的经济环境、重农思想的社会环境影响。因为这些因素不仅限制着中国哲学的内容，例如“反者道之动”，而且限制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例如“用直觉得到概念”。
中国古代哲学的代表主要有儒、墨、道、名、阴阳、法、佛七家。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孔子是儒家的创建人，孟子是儒家理想主义派的代表，荀子则是现实主义派的代表。汉以降，儒家在董仲舒的倡导下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也为儒家成为古代中国正统思想奠定了基础。唐代后半叶，韩愈和李翱以“道统说”开创了“新儒家”即“道学”。“新儒家”后来分成两个主要的学派，一个是程颐开创，朱熹完成的“程朱学派”或“理学”；另一个是程颢开创，陆九渊继续，王守仁完成的“陆王学派”或“心学”。在二程时代，两派之间的异议还不显现，但到朱熹和陆九渊，就开始了一场大论战，一直继续到今天。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墨子是墨家的创立者，也是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墨家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杨朱是道家最早的代表人物，老子是道家集大成者。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又一重要人物。秦汉时期由于法、儒的强盛，道家走向没落。直到汉末，王充为道家的复兴开辟了道路，即“新道家”。魏晋时候，“新道家”即“玄学”分为向秀、郭象代表的主理派和阮籍、嵇康代言的主情派。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惠施和公孙龙是名家的真正创建者。惠施的哲学思想主要为“相对论”，公孙龙则为“绝对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主要代表人物是邹衍。阴阳家对中国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力求对自然物事只用自然力做出解释。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法家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慎到，推崇“势”；申不害，强调“术”；商鞅，重视“法”。韩非是法家最后也是最大的理论家。他主张三者并行。佛家者流盖处于僧者。这里的佛是指“中国的佛学”，它与“佛教”和“在中国的佛学”不同。“佛教”是宗教，“在中国的佛学”是印度宗教和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它并没有进入广大知识界的思想中，而“中国的佛学”是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僧肇和道生是早期佛家的代表。佛家中后期的主流是禅宗。他是佛教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禅宗的代表人物是神秀和慧能。神秀强调“即心即佛”，慧能主张“非心非佛”。后来禅宗的主流，是沿着慧能的路线发展的。禅宗对中国文学、艺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西方哲学家是杜威和罗素。由于对西方哲学知识了解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理解他们学说的真正意义。但毕竟开阔了人们新的知识眼界。在冯先生看来，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由于战争爆发，位于中国北方的许多高校开始迁往西南。这也使得许多著名的学者走到了一起。正如冯先生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的激动人心，令人神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如汤用彤《中国佛教史》、金岳霖《论道》、冯友兰《新理学》等。这些著作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论。如哲学的性质是最终成为“不知之知”，人生的境界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层等。他们的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复兴。中国的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中国哲学也是如此。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而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纵览全书，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了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与政治密切相关。第一，各家或多或少都有其政治学说。第二，逢盛世儒、法强，逢乱世佛、道彰。第三，各家都希望自己的主张能被当权者所赏识。（二）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从横向看，有的越来越强，有的逐渐消亡。前者如儒家，后者如墨家。从纵向看，各家发展历程具有阶段性。如道家、佛家。（三）包容性极强。各家互相交融，最终儒家集大成。而出现这些特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
中国哲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说它是中国的，因为它产生于中国特定的环境，并在此环境中成长，带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说它是世界的，因为它总有一部分是属于“方外”的，是和所有哲学相通的。就如冯先生的书可以被世界各地认同一样。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哲学产生于“道术为天下裂”的轴心时代，也恰是此时代，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不约而同经历了一个余英时先生所谓“哲学的突破”的阶段。这次突破也奠定了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基础。
对冯先生此书我是万分钦佩的，但钦佩之余也有一些浅薄之见想和大家分享。一、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萌芽阶段（夏商周时期）。2、产生阶段（春秋战国时期）。3、发展阶段（从秦朝到唐朝）。4、高潮阶段（宋明时期）。5、没落阶段（清朝时期）。6、复兴阶段（从中华民国到现在）。夏商周时期“帝祖一元”向“帝祖二元” 观念的转变对后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孔子曾言：“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周的推崇可见一斑。因此，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追溯到周似乎相对好一些。二、先生书中将“新道家”分为主情和主理两派。在我看来二者似乎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主情偏道一些，主理偏儒一些。而魏晋“新道家”本就是儒道佛的结合体。他们可能有时主情，有时又主理。先生书中的区分容易使人觉得他们根本理念就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根，哲学是传统文化之魂。因此，了解中国哲学对我们掌握传统文化，进而理解中国国情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有很多人质疑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哲学？冯先生掷地有声的告诉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哲学的。试问，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如何能延续数千年而不绝。
冯先生博览古今，学贯中西。其对中国哲学领悟之深，理解之彻，把握之精，着实令人惊叹。中国哲学的奥秘，非先生的才思不足以极其妙；先生的才思非遇中国哲学的奥秘不足以尽其才。只可惜“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丰神疑在，人已云亡。但想到先生曾说：“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也便释然了。的确先生已说了太多，是该静默了。无声的历史一直在遵循着古朴的法则，百年中国，貌似几番陵谷，人事代谢，然我们却从未能隔断与往昔的恩怨。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仍摆脱不了千年文化的根。重读文化经典，领略大师风采。一直以来，我们就这样感受着中国文化火尽薪传之道。行走在孤寂的问学路上，心中常萦绕着温暖。由此总对经典怀着敬畏，对前贤充满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