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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发生逆转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为止。
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人口）规模大、比例高且不断增长，因此人口负担轻，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
研究显示，在改革期间，人口抚养比（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然而，根据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到2013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中国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同样，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15个百分点。
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基于以上人口结构的预测与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这个判断还可用以下事实加以印证。首先，30年来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总和生育率（大致可理解为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已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其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发生逆转。
这样的转折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挑战？
“刘易斯转折点”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经济的转折关口。在这个转折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驱动，而转折之后，经济增长依靠生产率提高来驱动。因此，能否实现从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能否把“刘易斯转折点”变为积极因素的关键。具体来说，在这个转折点上，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以下几个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特征变化。
第一，劳动力在城鄉普遍短缺。从表面上看，近年来，似乎每年新增就业尚不足以吸纳全部城乡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就业统计不能全面涵盖真实就业，统计数字反映的就业数量远小于实际就业人数。
例如，在建筑行业，一个正式纳入统计的职工，通常可以带动五个到十个未纳入统计的劳务工。而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这种没有纳入统计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个很大比例。在农村，除去进入乡镇企业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以及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就业受年龄、性别、家庭状况和其他因素制约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就业选择范围相对有限。
第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使劳动力成本提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五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年－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高64％。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趋势，已经对外商投资倾向和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储蓄率将趋于降低。导致储蓄率持续居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人口负担轻，因此经济剩余比例大；其二，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内需不足，导致居民具有高储蓄倾向；其三，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诱导居民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但随着人口抚养比下降速度减缓且不久将转而上升，加之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改变整体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上述因素都将发生反方向变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抑制储蓄率持续居高的趋势。
当然，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化仍然只是增量意义上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储蓄率由高到低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因此，“中国经济将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
但是，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环境迫切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那么，具体而言，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通过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因此，正确的应对方式是顺应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趋势，为投资者和企业创造一个信号准确、功能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而避免政府人为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盲目引导重化工业的优先增长。
——通过清除劳动力市场障碍，延缓现有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
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从农村来看，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也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通过适宜的政策调整，延长人口红利的收获期。研究表明，如果通过计划生育政策适当调整提高生育率，或者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参与率，都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追加的源泉，且后者效果更显著。实际上，关于双方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或者单方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等地方性计划生育政策，都是在保持低生育水平的大前提下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微调。另一方面，从消除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入手，根据条件的成熟情况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也是可行的政策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为止。
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因此，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以往的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二元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人口）规模大、比例高且不断增长，因此人口负担轻，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
研究显示，在改革期间，人口抚养比（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可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0.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然而，根据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到2013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中国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同样，人口抚养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115个百分点。
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基于以上人口结构的预测与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这个判断还可用以下事实加以印证。首先，30年来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总和生育率（大致可理解为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已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其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发生逆转。
这样的转折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挑战？
“刘易斯转折点”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经济的转折关口。在这个转折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驱动，而转折之后，经济增长依靠生产率提高来驱动。因此，能否实现从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能否把“刘易斯转折点”变为积极因素的关键。具体来说，在这个转折点上，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以下几个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特征变化。
第一，劳动力在城鄉普遍短缺。从表面上看，近年来，似乎每年新增就业尚不足以吸纳全部城乡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就业统计不能全面涵盖真实就业，统计数字反映的就业数量远小于实际就业人数。
例如，在建筑行业，一个正式纳入统计的职工，通常可以带动五个到十个未纳入统计的劳务工。而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这种没有纳入统计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个很大比例。在农村，除去进入乡镇企业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以及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就业受年龄、性别、家庭状况和其他因素制约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就业选择范围相对有限。
第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使劳动力成本提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五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年－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高64％。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趋势，已经对外商投资倾向和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储蓄率将趋于降低。导致储蓄率持续居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人口负担轻，因此经济剩余比例大；其二，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内需不足，导致居民具有高储蓄倾向；其三，社会保障不充分和预期不稳定，诱导居民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险。但随着人口抚养比下降速度减缓且不久将转而上升，加之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将改变整体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上述因素都将发生反方向变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抑制储蓄率持续居高的趋势。
当然，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化仍然只是增量意义上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低廉的，储蓄率由高到低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因此，“中国经济将很快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判断和担心仍然过早。
但是，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环境迫切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确地判断发展阶段变化，并以此作为政策依据进行恰如其分的制度调整，是当前应该做出的合理反应。那么，具体而言，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通过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是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因此，正确的应对方式是顺应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趋势，为投资者和企业创造一个信号准确、功能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而避免政府人为扭曲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盲目引导重化工业的优先增长。
——通过清除劳动力市场障碍，延缓现有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
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从农村来看，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增强承包土地的流动性、深化普通教育和加强对外出劳动力的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也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抑制工资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增长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通过适宜的政策调整，延长人口红利的收获期。研究表明，如果通过计划生育政策适当调整提高生育率，或者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参与率，都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追加的源泉，且后者效果更显著。实际上，关于双方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或者单方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等地方性计划生育政策，都是在保持低生育水平的大前提下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微调。另一方面，从消除退休年龄的性别差异入手，根据条件的成熟情况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也是可行的政策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