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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改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乡村人才分化和流失状况，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鼓励能人回乡政策，实际上是再造乡村的精英群体。但是，再造精英的政策初衷面临能力转化、权威认同、治理参与等实践困境。通过吸引能人回乡破解乡村人才瓶颈，要从分类开发、能力提升、权威转化、长效激励等方面构建精英再造机制。
【关键词】能人回乡 乡村精英 村庄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通过乡村中的精英人才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基。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士绅社会”，在“国家权力不及”与“乡村自我治理”之间，以鄉绅为代表的村庄精英，是维系乡土社会秩序，实现乡村自我发展和治理的关键要素。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结构和环境。劳动力的城乡流动造成了乡村人才的分化和流失，乡村发展和治理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才“空心化”困境。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能人回乡政策，实际上是再造乡村的精英群体。
但是，这一政策面临着实际困难：在传统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精英群体是乡村社会内生的，乡村具有发挥作用的深厚土壤和根基。如今呼吁和吸引回乡的能人是再造的精英，尽管其在本乡本土出生，但因为长时间离开乡村生活场域，其发挥作用的土壤和环境已经有所改变，再造的精英发挥治理作用面临一定困境。
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双轨治理”：整个社会由两条并行的治理轨道组成，一条是在县级以上由专制皇权进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另一条是在县级以下由地方权威即绅权进行自下而上的自治。传统乡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概括起来包括如下方面：一是举办地方公益事业，如赈灾救济；二是实施地方公共工程；三是调解日常纠纷；四是利于价值和文化传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政权建设的加强，国家权力逐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整合，改变了乡村精英的来源和结构。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政治精英一元化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家族力量、经济实力、知识阅历以及社会声望等多元化的精英格局，并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当下，乡村精英作为乡土社会中有知识、有能力、有魄力的代表，他们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精英治理作用的发挥是在特定场域中进行的，当下乡村社会的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城镇化加速了乡村人才的单向外流，市场导向的劳动力流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才离开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领域。能够在城市工作和立足的外出人员，大多是农村最精壮的劳动力，也是乡村精英的重要来源。此外，通过“教育、升学、就业”等制度化途径所实现的劳动力流动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精英群体的萎缩。
传统时期乡村精英的作用发挥为当下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是，与传统时期不同的是：传统乡村精英内生于乡土社会，有其发挥作用的深厚土壤和根基。回乡能人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从乡村流入城市的能人，吸引其回乡反映了人们对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认可和渴望。但是，回乡的能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再造的精英，他们虽然不完全外生于乡土社会，但其离乡生活和工作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乡村社会的疏离，并进一步影响其回乡后精英作用的发挥。调查发现：能人回乡的政策初衷和其所能实现的政策效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回乡能人所面临的困境。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湖北省政府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以“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为抓手，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并出台了一系列吸引能人回乡的政策保障措施。2018年6月至9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湖北省71个村庄1023位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发现，总体而言，当前能人回乡态度积极，政策吸引效应发挥较好，在67个有效村庄样本中，近两年有能人回村的村庄43个，占比64.18%。但是，从带动村庄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及提升村庄治理水平三方面考察，回乡能人发挥作用有限，面临三大困境。
能力转化困境。分析回村能人的群体特征发现，从其年龄来看，以中青年为主，主要集中在30-39岁和40-49岁两个年龄段，二者比例分别为48.84%和41.86%。从其返乡前的工作地点来看，主要从省会大城市返回。在41个有效村庄样本中，回乡能人回乡前在各省会城市的占比为46.34%；在县城的占比为19.51%；在地级市的占比为14.63%。从返乡前的就业行业来看，有88.67%的人员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仅有5.7%的人员从事涉农产业。可见，回村能人主要以在大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中青年人群为主。从返乡后能人的产业选择来看，平均每个村庄的回乡能人能带动村庄产业发展项目1.81个。其产业类型主要以养殖业和设施农业产业为主，二者所占比例达到66.66%，且主要以种植大户的形式进行创业。
在访谈中发现，村民对回乡能人的评价存在较大分化。在村民眼里，回乡能人大多属于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精英人群，具有比在村村民更高的文化素质和城市工作能力，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部分能人中大部分从小就在城市生活，自己并不擅长农业种植，回乡创业主要受到政府政策的鼓励，享受政府回乡政策的补贴。这导致村民对回乡能人的能力转化存在担忧。调查显示，仅有6.31%的农户表示家中土地被回乡能人租用（表1），只有2.70%的农户入股了回乡能人的发展项目。从就业带动情况来看，有87.27%的受访农户表示未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掌握新的生产技能（表2），86.49%的受访农户表示，未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进行创业（表3）。
权威认同困境。对村干部的调查显示：回乡能人在村庄治理方面能积极参与、建言献策的村庄比例占82.50%（表4），55.00%的受访村干部认为回乡能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比普通村民“更加积极”（表5），61.82%的农户也认为回乡能人在村庄公共事务中表现得“更加积极”（表6）。
但是，进一步调查回村能人的威望认同，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现象。在村民看来，与村干部相比，回乡能人威望并不高。21.82%的村民认为回乡能人比村干部“威望更低”，63.64%的村民认为“两者差不多”（表7），回乡能人并没有获得比村干部更高的威望。
村民認为，回乡能人虽然积极建言献策，但有时他们所提建议并不切合村庄发展实际，没有考虑村庄现实基础和条件，因而难以落实。比如在乡村改厕方面，有的回乡能人认为这是有利于乡村环境整治的好事，在承接政府改厕任务时大包大揽，但对于其可能面临的实际困难缺乏足够的考虑和安排，使得工作推动效率并不高。
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原因在于能力和威望之间缺乏有效的生产机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精英威望的生产机制有所不同。传统时期的乡村精英，通过兴办公益、公共工程等切实促进村庄公共利益的行为，将其个人能力转化为村民认可的公共权威，实现其权威生产。对于当下的回乡能人而言，村民虽然对其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给予认可，但由于该种能力脱离了乡村社会的土壤，因而缺乏其权威内生的基础。返乡前的资历和资本，以及对家乡的情感，增加了他们参与公共治理的积极性和愿望，但缺乏权威生产的基础，使其“城市能力”难以在“乡村土壤”中“生产权威”。
治理参与困境。调查显示：回乡能人进入村庄治理体制的规模十分有限，许多村庄并没有将回乡能人纳入村庄建设和管理中。在有效调查样本中，回乡能人担任村支两委职务的村庄比例只有7.32%，另外92.68%的村庄虽然吸引了回乡能人，但并未促进村庄治理的体制化经营（表8）。
这导致对回乡能人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作用的评价较低。从村干部的评价看，虽然受访村干部均肯定回乡能人对村庄的建设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同时又认为“作用一般”的受访村干部比例为53.66%，认为“作用较小”的村干部比例为4.88%（表9）。
从农户评价看，九成农户认为回乡能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作用，但作用并不大。其中，认为回乡能人在促进村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作用一般”的受访农户比例为49.55%，认为“作用很小”的农户比例为18.92%，二者合计达到68.47%（表10）。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乡村精英发挥作用的体制化平台，为不同精英之间的权威流转提供了可能。无论是经济能人，还是道德贤人，或者治理能人，通过公开参选和竞争，就可以获得发挥作用的平台，同时，对于回乡能人而言，进入体制化平台，也就拥有了其能力和威望得以发挥作用的更大机会。但不同于传统时期乡村精英对于“面子”“威望”“关系”等乡土关系的看重，当下乡村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个体生产方式，催生了个人主义和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理性，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动机发生改变，不再像传统乡绅一样热衷于承担公共职责为地方谋公益，而是各显神通埋头于个人发家致富。访谈发现，从事大户种植和生产的经济能人，对参与乡村体制化平台表现出更低的动机，如有人就直言：“管理家里的大棚都管不过来，哪里还有那么多精力去管大家的事情。”
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是人，对于当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的乡村人才流失问题，吸引能人回乡是破解人才瓶颈的重要举措。但是，能人回乡不仅要“回得来”，还要“用得好”。能人回乡是精英的再造，需要从精英自身、发挥作用的环境以及二者的融合和适应等多方面，构建回乡能人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构建分类开发机制。回乡能人能否发挥作用，在于其自身的能力是否满足乡村社会的内生需求。这就要求政府的政策措施从两个方面实现分类吸引。一是从村庄方面，由于不同的路径需要不同的人才，所以要通过规划产业带动、治理提升、文化振兴等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明确所需要的人才类型。二是在明确乡村需求的基础上，分析外乡能人的特点，并将其划分为“经济带动型”、“政策服务型”、“文化传承型”、“技术指导型”等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人才，根据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引入、激励和使用策略，确保回乡能人具有各尽其能、各展其长的环境，减少能力转化的耗费和成本。
构建能力提升体制。一些返乡能人离乡多年，在外主要从事非农产业，虽然具备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能力，但是回乡以后，大多从事涉农产业，面临着不同于城市社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个人创业的体制和环境、建设乡村所应具备的技巧和能力，以及应该掌握的政策和法规等方面都有所欠缺，這也进一步制约了其能力的发挥。针对回乡能人的需求和困境，可建立专项培训制度，在其自主自愿前提下，对回乡能人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培训，并让差异化、针对性的培训服务，适应各类乡贤人才的发展需要。
构建权威转化机制。从传统时期看，乡绅之所以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于其权威源于乡村社会内部。有学者认为，乡绅权威源于其承担了三个方面的地方责任：地方学务、地方公产和地方公务。这些责任有利于增进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还有学者认为，乡村精英权威的合法性并不来自官府授权，也不能自动地从对私有财富的控制中得到，更无法仅凭借其学位的荣光获得。这个权威必须有利于形成一个地方性的利益共同体。只有这样，乡土精英才能在强制之外获得社会服从的力量。对于回乡能人来说，即使其自身具有较强的个体能力，但如果不能将这一能力转化为为村庄公共事务服务的能力，其权威仍是有限的，难以为乡村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
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吸引有能力有威望的回乡能人进入村庄公共治理平台，关键在于构建激励机制，通过政策激励、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激发回乡能人的积极性。如通过实施政策优惠、财税减免、金融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回乡能人根据当地资源条件、产业优势和农民意愿，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带动村庄产业振兴。开展多样化的能人评选活动，如通过给予“产业贡献奖”“治理贡献奖”等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立能人纪念碑、写入村志等方式，激励威望较高的回乡能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并使其获得荣誉感满足感。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龚丽兰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②王先明：《近代绅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⑤李里峰：《乡村精英的百年嬗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关键词】能人回乡 乡村精英 村庄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通过乡村中的精英人才实现乡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基。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士绅社会”，在“国家权力不及”与“乡村自我治理”之间，以鄉绅为代表的村庄精英，是维系乡土社会秩序，实现乡村自我发展和治理的关键要素。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结构和环境。劳动力的城乡流动造成了乡村人才的分化和流失，乡村发展和治理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才“空心化”困境。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能人回乡政策，实际上是再造乡村的精英群体。
但是，这一政策面临着实际困难：在传统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精英群体是乡村社会内生的，乡村具有发挥作用的深厚土壤和根基。如今呼吁和吸引回乡的能人是再造的精英，尽管其在本乡本土出生，但因为长时间离开乡村生活场域，其发挥作用的土壤和环境已经有所改变，再造的精英发挥治理作用面临一定困境。
乡村精英的历史作用与当下需求
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双轨治理”：整个社会由两条并行的治理轨道组成，一条是在县级以上由专制皇权进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另一条是在县级以下由地方权威即绅权进行自下而上的自治。传统乡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概括起来包括如下方面：一是举办地方公益事业，如赈灾救济；二是实施地方公共工程；三是调解日常纠纷；四是利于价值和文化传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政权建设的加强，国家权力逐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整合，改变了乡村精英的来源和结构。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政治精英一元化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家族力量、经济实力、知识阅历以及社会声望等多元化的精英格局，并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当下，乡村精英作为乡土社会中有知识、有能力、有魄力的代表，他们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精英治理作用的发挥是在特定场域中进行的，当下乡村社会的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城镇化加速了乡村人才的单向外流，市场导向的劳动力流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才离开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领域。能够在城市工作和立足的外出人员，大多是农村最精壮的劳动力，也是乡村精英的重要来源。此外，通过“教育、升学、就业”等制度化途径所实现的劳动力流动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精英群体的萎缩。
传统时期乡村精英的作用发挥为当下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是，与传统时期不同的是：传统乡村精英内生于乡土社会，有其发挥作用的深厚土壤和根基。回乡能人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从乡村流入城市的能人，吸引其回乡反映了人们对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认可和渴望。但是，回乡的能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再造的精英，他们虽然不完全外生于乡土社会，但其离乡生活和工作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乡村社会的疏离，并进一步影响其回乡后精英作用的发挥。调查发现：能人回乡的政策初衷和其所能实现的政策效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主要表现为回乡能人所面临的困境。
能人回乡面临能力转化、权威认同、治理参与三大困境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湖北省政府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以“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为抓手，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并出台了一系列吸引能人回乡的政策保障措施。2018年6月至9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湖北省71个村庄1023位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发现，总体而言，当前能人回乡态度积极，政策吸引效应发挥较好，在67个有效村庄样本中，近两年有能人回村的村庄43个，占比64.18%。但是，从带动村庄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及提升村庄治理水平三方面考察，回乡能人发挥作用有限，面临三大困境。
能力转化困境。分析回村能人的群体特征发现，从其年龄来看，以中青年为主，主要集中在30-39岁和40-49岁两个年龄段，二者比例分别为48.84%和41.86%。从其返乡前的工作地点来看，主要从省会大城市返回。在41个有效村庄样本中，回乡能人回乡前在各省会城市的占比为46.34%；在县城的占比为19.51%；在地级市的占比为14.63%。从返乡前的就业行业来看，有88.67%的人员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仅有5.7%的人员从事涉农产业。可见，回村能人主要以在大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中青年人群为主。从返乡后能人的产业选择来看，平均每个村庄的回乡能人能带动村庄产业发展项目1.81个。其产业类型主要以养殖业和设施农业产业为主，二者所占比例达到66.66%，且主要以种植大户的形式进行创业。
在访谈中发现，村民对回乡能人的评价存在较大分化。在村民眼里，回乡能人大多属于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精英人群，具有比在村村民更高的文化素质和城市工作能力，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部分能人中大部分从小就在城市生活，自己并不擅长农业种植，回乡创业主要受到政府政策的鼓励，享受政府回乡政策的补贴。这导致村民对回乡能人的能力转化存在担忧。调查显示，仅有6.31%的农户表示家中土地被回乡能人租用（表1），只有2.70%的农户入股了回乡能人的发展项目。从就业带动情况来看，有87.27%的受访农户表示未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掌握新的生产技能（表2），86.49%的受访农户表示，未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进行创业（表3）。
表1 回乡能人是否租用农户土地（单位：个，%）
表2 农户或农民是否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掌握新生产技能（单位：个，%）
表3 农户是否受回乡能人的影响而进行创业（单位：个，%）
权威认同困境。对村干部的调查显示：回乡能人在村庄治理方面能积极参与、建言献策的村庄比例占82.50%（表4），55.00%的受访村干部认为回乡能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比普通村民“更加积极”（表5），61.82%的农户也认为回乡能人在村庄公共事务中表现得“更加积极”（表6）。
表4 回乡能人建言献策情况（单位：个，%）
表5 与普通村民相比回乡能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积极性情况（单位：个，%）
表6 与普通村民相比回乡能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单位：个，%）
但是，进一步调查回村能人的威望认同，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现象。在村民看来，与村干部相比，回乡能人威望并不高。21.82%的村民认为回乡能人比村干部“威望更低”，63.64%的村民认为“两者差不多”（表7），回乡能人并没有获得比村干部更高的威望。
表7 与村干部相比回乡能人在村民中的威望情况（单位：个，%）
村民認为，回乡能人虽然积极建言献策，但有时他们所提建议并不切合村庄发展实际，没有考虑村庄现实基础和条件，因而难以落实。比如在乡村改厕方面，有的回乡能人认为这是有利于乡村环境整治的好事，在承接政府改厕任务时大包大揽，但对于其可能面临的实际困难缺乏足够的考虑和安排，使得工作推动效率并不高。
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原因在于能力和威望之间缺乏有效的生产机制。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精英威望的生产机制有所不同。传统时期的乡村精英，通过兴办公益、公共工程等切实促进村庄公共利益的行为，将其个人能力转化为村民认可的公共权威，实现其权威生产。对于当下的回乡能人而言，村民虽然对其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能力给予认可，但由于该种能力脱离了乡村社会的土壤，因而缺乏其权威内生的基础。返乡前的资历和资本，以及对家乡的情感，增加了他们参与公共治理的积极性和愿望，但缺乏权威生产的基础，使其“城市能力”难以在“乡村土壤”中“生产权威”。
治理参与困境。调查显示：回乡能人进入村庄治理体制的规模十分有限，许多村庄并没有将回乡能人纳入村庄建设和管理中。在有效调查样本中，回乡能人担任村支两委职务的村庄比例只有7.32%，另外92.68%的村庄虽然吸引了回乡能人，但并未促进村庄治理的体制化经营（表8）。
表8 回乡能人担任村支两委干部情况（单位：个，%）
这导致对回乡能人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作用的评价较低。从村干部的评价看，虽然受访村干部均肯定回乡能人对村庄的建设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同时又认为“作用一般”的受访村干部比例为53.66%，认为“作用较小”的村干部比例为4.88%（表9）。
表9 回乡能人促进村庄建设和发展的作用情况（单位：个，%）
从农户评价看，九成农户认为回乡能人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作用，但作用并不大。其中，认为回乡能人在促进村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作用一般”的受访农户比例为49.55%，认为“作用很小”的农户比例为18.92%，二者合计达到68.47%（表10）。
表10 农户认为回乡能人在促进村庄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单位：个，%）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乡村精英发挥作用的体制化平台，为不同精英之间的权威流转提供了可能。无论是经济能人，还是道德贤人，或者治理能人，通过公开参选和竞争，就可以获得发挥作用的平台，同时，对于回乡能人而言，进入体制化平台，也就拥有了其能力和威望得以发挥作用的更大机会。但不同于传统时期乡村精英对于“面子”“威望”“关系”等乡土关系的看重，当下乡村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个体生产方式，催生了个人主义和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理性，乡村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动机发生改变，不再像传统乡绅一样热衷于承担公共职责为地方谋公益，而是各显神通埋头于个人发家致富。访谈发现，从事大户种植和生产的经济能人，对参与乡村体制化平台表现出更低的动机，如有人就直言：“管理家里的大棚都管不过来，哪里还有那么多精力去管大家的事情。”
能人回乡是精英的再造，需从精英自身、发挥作用的环境等方面构建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是人，对于当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的乡村人才流失问题，吸引能人回乡是破解人才瓶颈的重要举措。但是，能人回乡不仅要“回得来”，还要“用得好”。能人回乡是精英的再造，需要从精英自身、发挥作用的环境以及二者的融合和适应等多方面，构建回乡能人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构建分类开发机制。回乡能人能否发挥作用，在于其自身的能力是否满足乡村社会的内生需求。这就要求政府的政策措施从两个方面实现分类吸引。一是从村庄方面，由于不同的路径需要不同的人才，所以要通过规划产业带动、治理提升、文化振兴等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明确所需要的人才类型。二是在明确乡村需求的基础上，分析外乡能人的特点，并将其划分为“经济带动型”、“政策服务型”、“文化传承型”、“技术指导型”等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人才，根据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的引入、激励和使用策略，确保回乡能人具有各尽其能、各展其长的环境，减少能力转化的耗费和成本。
构建能力提升体制。一些返乡能人离乡多年，在外主要从事非农产业，虽然具备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能力，但是回乡以后，大多从事涉农产业，面临着不同于城市社会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个人创业的体制和环境、建设乡村所应具备的技巧和能力，以及应该掌握的政策和法规等方面都有所欠缺，這也进一步制约了其能力的发挥。针对回乡能人的需求和困境，可建立专项培训制度，在其自主自愿前提下，对回乡能人进行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培训，并让差异化、针对性的培训服务，适应各类乡贤人才的发展需要。
构建权威转化机制。从传统时期看，乡绅之所以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于其权威源于乡村社会内部。有学者认为，乡绅权威源于其承担了三个方面的地方责任：地方学务、地方公产和地方公务。这些责任有利于增进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还有学者认为，乡村精英权威的合法性并不来自官府授权，也不能自动地从对私有财富的控制中得到，更无法仅凭借其学位的荣光获得。这个权威必须有利于形成一个地方性的利益共同体。只有这样，乡土精英才能在强制之外获得社会服从的力量。对于回乡能人来说，即使其自身具有较强的个体能力，但如果不能将这一能力转化为为村庄公共事务服务的能力，其权威仍是有限的，难以为乡村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
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吸引有能力有威望的回乡能人进入村庄公共治理平台，关键在于构建激励机制，通过政策激励、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激发回乡能人的积极性。如通过实施政策优惠、财税减免、金融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回乡能人根据当地资源条件、产业优势和农民意愿，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带动村庄产业振兴。开展多样化的能人评选活动，如通过给予“产业贡献奖”“治理贡献奖”等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立能人纪念碑、写入村志等方式，激励威望较高的回乡能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并使其获得荣誉感满足感。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龚丽兰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②王先明：《近代绅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⑤李里峰：《乡村精英的百年嬗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