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国志》历史叙事的结构
陈寿是我国西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求真思想、经世致用思想，为后世留下了尤为宝贵的财富。他笔下人物的思想观点、统治观点、民本思想在我国史学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寿的《三国志》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三国志》成书之后，有人说这本书的作者擅长叙事，具有学识，是“良史之才”。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主线，按照时间的发展，“纵向”记叙各个时代的故事。而《三国志》则是“横向”描写一个时代的三国所发生的故事。陈寿的《三国志》分撰为《魏》《蜀》《吴》三书，它也是开创纪传体国别史的先驱。在这种叙事体下，陈寿以人物为中心分别撰写三国的历史。
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君主列为本纪，将蜀汉、孙吴二主列为传。这在表面上是碍于现实背景带来的压力，而委曲求全之作，实际上刘孙二帝传名纪实，都是编年叙事，而三国各书都有系统和纲领。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幾在研究《三国志》时，发现了他的这一写作深意。对此，他表示陈寿的《三国志》记载的孙、刘二帝实际上也是“纪”，“三国”君主的地位是平等的。陈寿精心安排下，《三国志》的叙事中心为：曹魏、蜀汉、孙吴三国，脉络清晰，写作思路顺畅，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一目了然。
作为断代史，陈寿所面临着与班固不同的问题，班固撰写的内容为汉朝大一统皇朝，而陈寿所要撰写的是分裂局面下，魏蜀吴之间的历史。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三足鼎立，互相对峙。对此，《三国志》表面上记叙的是曹魏君主为本纪时，孙刘二帝传名的纪实，实际上却描述的是三个互不干涉政权的国家史事。
在以国为体撰写三书时，《三国志》采用纪传体，以人物的立纪传为主，以人物表现整个历史时代的现象，凸显时代的背景。全书一共六十五卷，涵盖纪、传而无表、志，与其他史书相比较为独特。全书有类于人物传记汇编，在五十六篇中，四篇为帝纪《文帝纪》《武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四篇为君主传，包括《先主传》《后主传》《吴主传》《三三嗣主传》，两篇为单传，包括《诸葛亮传》和《陆逊传》，其余的五十五篇都为人物合传，合传的比例占到了全书的百分之八十。
《三国志》中的合传人物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或是具有一定的相似关系，人物合传讲述的是一个整体的事件。比如说，《张乐于张徐传》讲述的是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人合传，这五人也被称之为“五子良将”。另外，在人物合传中，《三国志》带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带叙指的是叙述传主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叙述了大量的人物。
除了合传带叙，三书合而为一史，彼此互见，能够将魏蜀吴之间的历史整合到一起，对国之间的战争进行详细描述。魏蜀吴三国史事需要按照一定的战争事件联系起来，做到三书互见的同时，注意详略得当。陈寿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性格品性，发现了很多历史人物有着同样的结局，也得出“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结论。他十分关注关羽、张飞等人，称他们是性情中人，在他记载的人物传中，也写出了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自古以来，史料都是以历史学家的撰述为主，或者是根据群众言传的史事，对群众的说法进行统一记录。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就是通过采摭取材，并细致地甄别史料内容的形式，并取舍不可信的记载。能够体现陈寿撰写《三国志》精准取材的，是他在《陆凯传》中的一段描述，他表示对自己所得到的材料进行可信度求证，最后表明《三国志》记叙都是真实可信的。陈寿所取的史料都是经过细致筛选留下来的史料，史料中的内容都是反复进行凝练，通过简明扼要的语言进行表达，进而更好地叙述历史事件。
《三国志》历史叙事的内容
《三国志》所采用纪传体，以人物的经历为叙事题材撰写，各个历史事件也融入到人物传之中。另外，与《史书》《汉书》进行对比，三国的叙述形式是以“国”为主，分撰三书。对此，我们对三国《魏》《蜀》《吴》三书的历史叙事内容和特色，分别进行描述。在编撰上，陈寿将魏国帝主记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的史事，以蜀、吴二主为传进行记事，随后进行权属协调，进一步彰显出三足鼎立的格局。全文的叙述清晰流畅，陈寿还善于运用婉转的表达方式，将史学家的精神由前到后贯穿于整个《三国志》之中。
魏国在汉建安的二十五年建立，曹丕改年号为黄初，代漢称帝。《魏书》首立《武帝纪》，追溯曹魏的历史，通过《文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来进一步叙述曹魏的建立、发展以及灭亡，《魏书》的内容雄伟辽阔，记录了魏国的发展全盛时期，记叙了国家和人物的事迹和命运结局，侧面反映了曹魏的兴衰。《魏书》包含了“曹操及曹魏君主”“后妃传”“汉末诸侯”“诸夏侯曹”“武帝臣僚”“武帝子和文帝子”“文帝以下诸帝臣僚”“方技”“乌丸鲜卑东夷”这些内容，纪传体围绕着人物叙述，呈现出“以人系事”的特点。《魏书》描绘的内容量较大，记载的人物较多，一共记叙了159个中心人物史事，带叙了72个人史事，这些内容足以看出《魏书》内容的“雄伟辽阔”这一特点。
蜀汉的建立者为刘备，建立于建安的二十六年4月，刘备在那一年改年号为章武。《蜀书》首立《刘二牧传》，主要是记叙汉代的基业，从《先主传》《后主传》开始，记叙了蜀汉的建立、发展到灭亡。《先主传》《后主传》为纪实，是《蜀书》之纲纪。《蜀书》主要包括“刘焉父子及蜀汉君主”“二主妃子”“二主臣僚”这几部分的内容。《蜀书》的内容奇特瑰丽，讲述的历史事件是奇特、瑰丽的，人物事件特征较为鲜明。纪传体主要以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着人物性格特点、行为习惯展开叙述。《蜀书》与《魏书》相比，内容更加简洁，但表现出“奇特”的特点，这也与蜀汉的“国不置史”有密切的联系。
孙吴的建立者为孙权，建立于黄武元年，当年孙权受封吴王。在黄武八年，孙权称帝于武昌，改元黄龙，并正式建国。《吴书》首列《孙破虏讨逆传》，主要是追溯孙氏的崛起，记录孙吴的建立、发展、兴盛到灭亡。《吴书》中主要包含了“孙坚父子及孙吴君主”“刘繇太史慈士燮”“妃嫔”“宗室”“吴主五子”“臣僚”这几部分的内容。《吴书》不比《魏书》的雄伟辽阔，不比《蜀书》的奇特瑰丽，但是它的形式内容比较齐整，记叙的人物史事、载文数量比较统一。 《三国志》历史叙事的意蕴
《三国志》一共有六十六卷，最后一卷为叙录，《三国志》的内容主旨、价值意义、叙述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意义。《三国志》不光包括“纪”“传”，还有“表”“志”，都是在叙述汉末以及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陈寿在叙述中要注重人物评价，将本纪和列传中的正文部分进行评议，进而将治国思想与历史人物、历史事实进行有机结合。
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的历史叙事文风比较简洁，内容详实。然而，有清代的文人评价陈寿的《三国志》文采不足，表达的内容比较简洁。但是，也有很多文人评价陈寿“属文富艳”，这与《三国志》简朴的文风产生了矛盾，这足以表示《三国志》的文风简洁并不是陈寿文采欠缺所导致的。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舍弃了浮华的辞藻，诗词引入较少，内容简朴，有意避免“以文害质”，形成了极简的文风。《三国志》的历史叙述语言以质朴取胜，并不追求辞藻华美，朴实地对历史事件进行阐述，历史撰述真实。
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摒弃了大量的鬼怪、灵异之事，他在描写《三国志》历史叙事时，极力避免选取荒诞怪异的事件进入史料，这也正是《三国志》历史叙事的可取之处。另外，《三国志》下笔严谨，不妄写史事，辞藻修饰也较少，较为真实地概括了历史事件。《三国志》与其他的史书记载有所区别，有记载但史实并不确凿，或是无法求证，而《三国志》中削减了不确定的内容。此外，陈寿对于存疑但又十分重要的史料，进行了特殊处理。比如说蜀汉四十余人行事失考或事迹不详，陈寿却没有对他们进行作传，而是集中于注解，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解释说明。《三国志》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完整记录魏、蜀、吴三国人物史事的信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国志》的历史叙事以德彰善，有益于治，将中华的传统“德”融入到整个史事记载中，重点描写品德高尚的人物事件，详细叙述人物的行为表现。其中，《三国志》盛赞帝王或官员的政化之美，赞誉“为民”决策，称赞他们“国之良臣”;《三国志》重视对忠贞节义的宣扬，赞誉士兵的忠心，赞誉士兵奋勇杀敌的勇气，肯定了报效国家的情怀;《三国志》赞扬了孔融善待太史慈之母之举，也正是因为孔融的坚持，太史慈在危难之际派兵救援帮助孔融。因此，《三国志》是难得的“劝善益治”之作。对于为君服务的臣民来讲，陈寿能够宣扬历史人物的忠贞节义，进一步强调“臣之义”。不仅记载了一些忠臣义士，对反复无常、不仁不义的人，陈寿也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国以民为本，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百姓的生活，在战乱年代，统治者采取惠民政策、抚民政策。对此，陈寿在对君主进行评价时，结合君主对百姓的态度进行分析。《三国志》的历史叙事不吝啬笔墨，对君主的得失进行叙述，匡矫君主之失，知古鉴今。陈寿在叙述魏明帝大兴宫殿时，讲到民不聊生，百姓忙于劳役的现象，对魏明帝的这一举措进行批评。在讲述吴末帝孙皓时，提到暴虐凶残、穷淫极侈，讲述了吴末帝孙皓的行為举止，陈寿认为“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陈寿在进行叙事时，不止用直接描述，陈寿还借陆凯之口揭露了孙皓的弊政昏淫，引入陆凯的语句进行侧面描述。《三国志》在评价人物得失方面，秉承着公正的原则，以鉴后世。陈寿在《三国志》的撰写中，极力倡导爱民、惠民政策，极力推崇福为百姓的政策，对爱民的人物进行表扬。其中，陈寿高度评价了魏国的刘劭，赞赏他为国为民的优良品格，尊称他们为“魏代之名守”。
很多人评论他的作品“有益风化”，将陈寿与班固、荀悦的不同写作特点进行讨论。与陈寿的政治观念不同，班固和荀悦主要是维护皇朝的利益，而陈寿是站在百姓的角度对帝主的政治策略进行批判，批判专制皇权背景下帝主的昏庸暴政。陈寿能够对君主的治国行为展开公平公正的点评，竭力维护民众的利益。
《三国志》完整描述了汉末到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全过程，为后人留下了完整的东汉末年的历史全貌，书籍完成后，受到一众好评。它的文风简质，志存信史;以德彰善，有益于治;人物评价，垂鉴后世，是难得的“劝善益治”之作。陈寿在简洁的文风叙述下，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原理。这一历史时期，在诸位历史学者史事丢失的情况下，《三国志》完整地保留下来，它的价值意义也就更加珍贵。
陈寿是我国西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求真思想、经世致用思想，为后世留下了尤为宝贵的财富。他笔下人物的思想观点、统治观点、民本思想在我国史学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陈寿的《三国志》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三国志》成书之后，有人说这本书的作者擅长叙事，具有学识，是“良史之才”。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主线，按照时间的发展，“纵向”记叙各个时代的故事。而《三国志》则是“横向”描写一个时代的三国所发生的故事。陈寿的《三国志》分撰为《魏》《蜀》《吴》三书，它也是开创纪传体国别史的先驱。在这种叙事体下，陈寿以人物为中心分别撰写三国的历史。
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君主列为本纪，将蜀汉、孙吴二主列为传。这在表面上是碍于现实背景带来的压力，而委曲求全之作，实际上刘孙二帝传名纪实，都是编年叙事，而三国各书都有系统和纲领。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幾在研究《三国志》时，发现了他的这一写作深意。对此，他表示陈寿的《三国志》记载的孙、刘二帝实际上也是“纪”，“三国”君主的地位是平等的。陈寿精心安排下，《三国志》的叙事中心为：曹魏、蜀汉、孙吴三国，脉络清晰，写作思路顺畅，读者在阅读时能够一目了然。
作为断代史，陈寿所面临着与班固不同的问题，班固撰写的内容为汉朝大一统皇朝，而陈寿所要撰写的是分裂局面下，魏蜀吴之间的历史。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三足鼎立，互相对峙。对此，《三国志》表面上记叙的是曹魏君主为本纪时，孙刘二帝传名的纪实，实际上却描述的是三个互不干涉政权的国家史事。
在以国为体撰写三书时，《三国志》采用纪传体，以人物的立纪传为主，以人物表现整个历史时代的现象，凸显时代的背景。全书一共六十五卷，涵盖纪、传而无表、志，与其他史书相比较为独特。全书有类于人物传记汇编，在五十六篇中，四篇为帝纪《文帝纪》《武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四篇为君主传，包括《先主传》《后主传》《吴主传》《三三嗣主传》，两篇为单传，包括《诸葛亮传》和《陆逊传》，其余的五十五篇都为人物合传，合传的比例占到了全书的百分之八十。
《三国志》中的合传人物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或是具有一定的相似关系，人物合传讲述的是一个整体的事件。比如说，《张乐于张徐传》讲述的是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人合传，这五人也被称之为“五子良将”。另外，在人物合传中，《三国志》带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带叙指的是叙述传主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叙述了大量的人物。
除了合传带叙，三书合而为一史，彼此互见，能够将魏蜀吴之间的历史整合到一起，对国之间的战争进行详细描述。魏蜀吴三国史事需要按照一定的战争事件联系起来，做到三书互见的同时，注意详略得当。陈寿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性格品性，发现了很多历史人物有着同样的结局，也得出“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结论。他十分关注关羽、张飞等人，称他们是性情中人，在他记载的人物传中，也写出了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自古以来，史料都是以历史学家的撰述为主，或者是根据群众言传的史事，对群众的说法进行统一记录。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就是通过采摭取材，并细致地甄别史料内容的形式，并取舍不可信的记载。能够体现陈寿撰写《三国志》精准取材的，是他在《陆凯传》中的一段描述，他表示对自己所得到的材料进行可信度求证，最后表明《三国志》记叙都是真实可信的。陈寿所取的史料都是经过细致筛选留下来的史料，史料中的内容都是反复进行凝练，通过简明扼要的语言进行表达，进而更好地叙述历史事件。
《三国志》历史叙事的内容
《三国志》所采用纪传体，以人物的经历为叙事题材撰写，各个历史事件也融入到人物传之中。另外，与《史书》《汉书》进行对比，三国的叙述形式是以“国”为主，分撰三书。对此，我们对三国《魏》《蜀》《吴》三书的历史叙事内容和特色，分别进行描述。在编撰上，陈寿将魏国帝主记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的史事，以蜀、吴二主为传进行记事，随后进行权属协调，进一步彰显出三足鼎立的格局。全文的叙述清晰流畅，陈寿还善于运用婉转的表达方式，将史学家的精神由前到后贯穿于整个《三国志》之中。
魏国在汉建安的二十五年建立，曹丕改年号为黄初，代漢称帝。《魏书》首立《武帝纪》，追溯曹魏的历史，通过《文帝纪》《明帝纪》《三少帝纪》来进一步叙述曹魏的建立、发展以及灭亡，《魏书》的内容雄伟辽阔，记录了魏国的发展全盛时期，记叙了国家和人物的事迹和命运结局，侧面反映了曹魏的兴衰。《魏书》包含了“曹操及曹魏君主”“后妃传”“汉末诸侯”“诸夏侯曹”“武帝臣僚”“武帝子和文帝子”“文帝以下诸帝臣僚”“方技”“乌丸鲜卑东夷”这些内容，纪传体围绕着人物叙述，呈现出“以人系事”的特点。《魏书》描绘的内容量较大，记载的人物较多，一共记叙了159个中心人物史事，带叙了72个人史事，这些内容足以看出《魏书》内容的“雄伟辽阔”这一特点。
蜀汉的建立者为刘备，建立于建安的二十六年4月，刘备在那一年改年号为章武。《蜀书》首立《刘二牧传》，主要是记叙汉代的基业，从《先主传》《后主传》开始，记叙了蜀汉的建立、发展到灭亡。《先主传》《后主传》为纪实，是《蜀书》之纲纪。《蜀书》主要包括“刘焉父子及蜀汉君主”“二主妃子”“二主臣僚”这几部分的内容。《蜀书》的内容奇特瑰丽，讲述的历史事件是奇特、瑰丽的，人物事件特征较为鲜明。纪传体主要以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着人物性格特点、行为习惯展开叙述。《蜀书》与《魏书》相比，内容更加简洁，但表现出“奇特”的特点，这也与蜀汉的“国不置史”有密切的联系。
孙吴的建立者为孙权，建立于黄武元年，当年孙权受封吴王。在黄武八年，孙权称帝于武昌，改元黄龙，并正式建国。《吴书》首列《孙破虏讨逆传》，主要是追溯孙氏的崛起，记录孙吴的建立、发展、兴盛到灭亡。《吴书》中主要包含了“孙坚父子及孙吴君主”“刘繇太史慈士燮”“妃嫔”“宗室”“吴主五子”“臣僚”这几部分的内容。《吴书》不比《魏书》的雄伟辽阔，不比《蜀书》的奇特瑰丽，但是它的形式内容比较齐整，记叙的人物史事、载文数量比较统一。 《三国志》历史叙事的意蕴
《三国志》一共有六十六卷，最后一卷为叙录，《三国志》的内容主旨、价值意义、叙述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意义。《三国志》不光包括“纪”“传”，还有“表”“志”，都是在叙述汉末以及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陈寿在叙述中要注重人物评价，将本纪和列传中的正文部分进行评议，进而将治国思想与历史人物、历史事实进行有机结合。
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的历史叙事文风比较简洁，内容详实。然而，有清代的文人评价陈寿的《三国志》文采不足，表达的内容比较简洁。但是，也有很多文人评价陈寿“属文富艳”，这与《三国志》简朴的文风产生了矛盾，这足以表示《三国志》的文风简洁并不是陈寿文采欠缺所导致的。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舍弃了浮华的辞藻，诗词引入较少，内容简朴，有意避免“以文害质”，形成了极简的文风。《三国志》的历史叙述语言以质朴取胜，并不追求辞藻华美，朴实地对历史事件进行阐述，历史撰述真实。
陈寿所撰写的《三国志》摒弃了大量的鬼怪、灵异之事，他在描写《三国志》历史叙事时，极力避免选取荒诞怪异的事件进入史料，这也正是《三国志》历史叙事的可取之处。另外，《三国志》下笔严谨，不妄写史事，辞藻修饰也较少，较为真实地概括了历史事件。《三国志》与其他的史书记载有所区别，有记载但史实并不确凿，或是无法求证，而《三国志》中削减了不确定的内容。此外，陈寿对于存疑但又十分重要的史料，进行了特殊处理。比如说蜀汉四十余人行事失考或事迹不详，陈寿却没有对他们进行作传，而是集中于注解，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解释说明。《三国志》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完整记录魏、蜀、吴三国人物史事的信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国志》的历史叙事以德彰善，有益于治，将中华的传统“德”融入到整个史事记载中，重点描写品德高尚的人物事件，详细叙述人物的行为表现。其中，《三国志》盛赞帝王或官员的政化之美，赞誉“为民”决策，称赞他们“国之良臣”;《三国志》重视对忠贞节义的宣扬，赞誉士兵的忠心，赞誉士兵奋勇杀敌的勇气，肯定了报效国家的情怀;《三国志》赞扬了孔融善待太史慈之母之举，也正是因为孔融的坚持，太史慈在危难之际派兵救援帮助孔融。因此，《三国志》是难得的“劝善益治”之作。对于为君服务的臣民来讲，陈寿能够宣扬历史人物的忠贞节义，进一步强调“臣之义”。不仅记载了一些忠臣义士，对反复无常、不仁不义的人，陈寿也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国以民为本，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百姓的生活，在战乱年代，统治者采取惠民政策、抚民政策。对此，陈寿在对君主进行评价时，结合君主对百姓的态度进行分析。《三国志》的历史叙事不吝啬笔墨，对君主的得失进行叙述，匡矫君主之失，知古鉴今。陈寿在叙述魏明帝大兴宫殿时，讲到民不聊生，百姓忙于劳役的现象，对魏明帝的这一举措进行批评。在讲述吴末帝孙皓时，提到暴虐凶残、穷淫极侈，讲述了吴末帝孙皓的行為举止，陈寿认为“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陈寿在进行叙事时，不止用直接描述，陈寿还借陆凯之口揭露了孙皓的弊政昏淫，引入陆凯的语句进行侧面描述。《三国志》在评价人物得失方面，秉承着公正的原则，以鉴后世。陈寿在《三国志》的撰写中，极力倡导爱民、惠民政策，极力推崇福为百姓的政策，对爱民的人物进行表扬。其中，陈寿高度评价了魏国的刘劭，赞赏他为国为民的优良品格，尊称他们为“魏代之名守”。
很多人评论他的作品“有益风化”，将陈寿与班固、荀悦的不同写作特点进行讨论。与陈寿的政治观念不同，班固和荀悦主要是维护皇朝的利益，而陈寿是站在百姓的角度对帝主的政治策略进行批判，批判专制皇权背景下帝主的昏庸暴政。陈寿能够对君主的治国行为展开公平公正的点评，竭力维护民众的利益。
《三国志》完整描述了汉末到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全过程，为后人留下了完整的东汉末年的历史全貌，书籍完成后，受到一众好评。它的文风简质，志存信史;以德彰善，有益于治;人物评价，垂鉴后世，是难得的“劝善益治”之作。陈寿在简洁的文风叙述下，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原理。这一历史时期，在诸位历史学者史事丢失的情况下，《三国志》完整地保留下来，它的价值意义也就更加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