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地处山西西南部的临汾市，在中国的版图上并不显眼，但自去年以来，这个城市忽然有了超常的曝光率：“黑砖窑事件”、 “洪洞12.5特大矿难”、“官员腐败”……一系列晦暗事件后，作为能源大市的临汾彻底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面对公众的诘问与高层的问责，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更是置身于“舆论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这座曾经是“中国污染第一城”的煤炭大市陷入迷茫，而400万临汾人则对刚刚履新临汾的执政者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2008年5月，临汾市商业街解放路，法国梧桐已披上浓密的绿装，遮天蔽日，东西一眼望不到头的青翠。不远处的平阳广场，巨型三面翻广告牌上“科学发展、环境宜人、和谐平安、风清气正” 16个字格外显眼。
“如果真能把这16个字落到实处，那么临汾就大有希望，临汾百姓也就别有多高兴了。”在广告牌下工作的环卫工人陈师傅抬头看了看，转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念叨着。
在2008年2月23日，在临汾市委二届三次全会上，当这16个字被作为临汾新目标正式提出时，在许多临汾人看来，可谓“对症下药”，应该是一剂切中要害的“济世良方”，也是临汾未来发展的“路标”与“航向”。
“南通秦蜀 , 北达幽并 , 东临雷霍 , 西控河汾。” 临汾市区位优势突出，历史上尧帝曾建都平阳于此，明洪武和永乐年间，规模宏大的大槐树“移民垦荒”事件也发生在这里，因而临汾的“根祖”文化享誉四海。
而临汾市在2007年相继发生的三起煤矿安全重特大事故，不仅让这个历史悠久的“根祖”之地狠狠“蒙羞”，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煤炭大市将何去何从？
煤城“新政”
“短痛代替长痛”
临汾，因煤而兴，又受煤“拖累”。这个产煤大省中的煤炭大市，曾是全国首家试点煤矿产权制度改革的城市。而四年之后的今天，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煤炭改革“光临”于此，仿佛引爆又一枚“重磅炸弹”。而两次煤炭改革的出发点惊人地一致——频发的矿难成为改革的直接助推器。
2007年：3月28日，尧都区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6名矿工遇难；5月5日，蒲邓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28人遇难；12月5日，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05名矿工遇难。
有人用“炮声隆隆”一词来“戏谑”过去一年临汾煤矿事故的凄惨之状。三起重特大事故虽已成过往烟云，但无数条鲜活生命的瞬间陨落，及其事故背后暴露出来的弊端与症结，却深深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面对高层问责与舆论拷问，临汾市在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在进行彻底的反思。
据了解，历届临汾市委、市政府都曾把煤矿安全放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并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但严峻的安全形势还是令每个当政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执政策略，也曾成为临汾某些领导在煤炭安全方面最现实的选择。
现在，情况却“风云突变”。
“用铁的意志‘严查’，用铁的手腕‘严治’，用铁的决心‘严管’，用铁的纪律‘严惩’，用铁的措施‘严关’。”这是新任临汾市主要领导在“治煤”上的坚决态度。
业内人士认为，临汾煤矿事故多发，原因众多。
首先是临汾煤炭产业基础差，煤矿多、小、散、乱是主要特征，且大部分为民营煤矿，少数矿主受高额利润驱动，对安全重视不够，投入不够；
其次，少数干部作风不实，基层监管人员不负责任，少数基层监管人员经不起糖衣炮弹袭击，把监管变成了“站岗放哨”；
另外，采掘工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炮采车拉还占相当大比例
2007年12月23日，“火线”调入临汾任市委书记的夏振贵，把第一次工作调研特意安排在临汾的煤炭、安监部门。夏振贵之前在山西煤炭安全生产形势较好的晋城市担任市长。上任伊始，“以‘12·5’为安全生产拐点，如何根治临汾矿难顽疾的难题”曾令他“彻夜难眠”。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夏振贵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临汾市将改革煤矿经营体制，引进省内外煤炭大企业、大集团，采取代购、控股、租赁、托管等方式，通过关小上大实现规模升级，通过资源整合实现经营重组，通过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现专业生产，保障安全生产，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良药苦口，但可以治病；刮骨虽痛，能救人性命。”夏振贵用此形容煤炭改革是“短痛替代长痛”之举。
“新政”无路可退
“临汾在煤矿体制改革和煤炭资源整合方面必将为全国的煤炭体制改革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争取全国小煤矿改革现场会能在临汾召开，推广临汾的经验。”4月15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监察司副司长刘志军充分肯定了临汾的改革措施。
当日，临汾市召开“深化煤炭体制改革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动员会”，山西省内五大煤炭企业集团及徐州矿务局、徐州华润煤电公司、兖州矿务局等省内外大型煤炭企业负责人应邀出席。在会议上，“临汾要在3年内，将全市年产30万吨以下中小煤矿全部进行资源整合”的谋划，被认为是“救赎”的重要举措。
业内人士表示，此会议将关乎当地众多煤老板的“生死存亡”。
据悉，此次改革截止时间为2010年，核心内容首先是从煤矿产权体制上进行改革，引导、鼓励省内外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采取“收购、控股”的形式，整合重组中小煤矿，形成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占主体地位的煤矿产权体制；
其次，从煤矿管理体制上改革，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对中小煤矿进行“租赁、托管”，形成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及其专业公司为主导的生产管理体制。
届时，临汾市将完成全市煤矿数量减量1/3，由现在的390座减少到260座以内。此后，新建矿井规模不低于120万吨/年，改扩建矿井规模不低于90万吨/年，受地质构造等自然因素限制的矿井规模不低于60万吨/年。
“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具备安全生产能力，又不参与整合重组的煤矿，将坚决予以关闭。”新当选的临汾市市长刘志杰“态度坚决”。
5月初，当记者再次前往临汾采访时得知，临汾已有尧都区、洪洞县等8个县（市、区）的61座煤矿完成了相关体制改革。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此前也与临汾所辖的尧都区、蒲县、汾西县、霍州市政府签订了煤矿体制改革、煤炭资源整合框架协议。
乡宁县一煤矿矿主告诉记者：“赚得比原来少了，但责任担的小，天天能睡上安稳觉了，就当花钱买平安吧！”
记者从山西省煤炭工业局了解到，2008年是山西煤炭工业的“资源整合重组年”。计划到2010年，山西省煤矿数量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压减30%以上，形成两个亿吨级和三到五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集团，大集团产量要占全省煤炭产量的70%以上。
临汾在山西率先走出了第一步，如同4年前的“临汾试点”一样，面对的阻力与压力不言而喻，但临汾“无路可退”。
“乱世重典”
2007年4月27日，轰动一时的“苗匠3.18瓦斯爆炸事故”案件在晋城公开宣判，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对22名被告的审判结果，其中煤矿投资人王建军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并处罚金100万元；矿长、安全副矿长被判有期徒刑20年。
这是近年来我国对矿难事故责任人作出的最严厉惩罚，“首例无期徒刑”的宣判彻底打碎了晋城煤矿老板的“黄粱美梦”，而晋城根治矿难的决心与铁腕举措，从此亦不胫而走。
与之相吻合的，夏振贵到临汾上任的第一次工作调研时就强调，要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人，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变“行政干部为煤矿安全不安”为“煤矿老板为煤矿安全不安”。
无独有偶，今年2月24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洪洞“12·5”矿难的责任人进行了宣判，数罪并罚，判决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投资人王东海等3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其他事故责任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到20年，共处罚金1亿8520万元。
这个结果同样令临汾的煤矿老板“脊背冰凉”、胆战心惊。
“对煤矿主来说，原始积累已经完成，钱已够花，与其冒下半生坐牢的风险，不如少挣点，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对看不见的‘后台’来说，趁早金盆洗手，免得进退两难、提心吊胆；对监管人员而言，少了受糖衣炮弹袭击的风险，免得占小便宜吃大亏；对矿工而言，多了安全保障；对政府官员而言，免了‘老板挣票子、官员丢帽子’的担忧。”临汾市委办公厅一工作人员为《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市委、市政府进行煤炭体制改革的“皆大欢喜”。
苗元礼在担任临汾市副市长，分管煤炭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炭资源价款，整合资源、关闭和保留煤矿等过程中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
今年1月24日，山西省纪检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因涉煤焦领域犯罪的原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违法违纪情况，并宣布山西省委、省政府已决定2008年在全省深入、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
山西省纪委副书记张晓亚说，苗元礼等涉煤焦案件暴露出山西少数行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煤焦领域体制、机制、制度、监督和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节，收黑钱、干黑事、谋黑利，官煤勾结，失职渎职，直接导致了煤焦领域重大腐败案件易发多发、重大生产责任事故频发。
面对已是 “千疮百孔” 的临汾，整饬吏治已变得非常迫切与必要。
在许多人看来，“深入开展煤焦领域的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成为临汾市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而打造一支廉洁、高效、务实的干部队伍是临汾“突围”的根本之策。
3月31日，在临汾市组织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夏振贵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表示：“第一，临汾坚决不卖官。‘卖官’就是卖自己的‘官帽’，卖自己的‘自由’。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临汾市委，买官是买不到的。第二，坚决抵制‘跑官要官’的。‘跑官’的找上级领导打招呼，就是给市委施压、添乱。用这种人心里不踏实，我总怀疑这种人精力不在工作上；对这种人，即使符合条件，也要再考验考验”
临汾某官员称，现在在临汾为官实属不易，清廉是根本，工作作风还得过硬。对于“只会说功、不会做功，不负责任、不抓落实”、“一问说能行，二问说没法，三问不说话”的干部来说，“滥竽充数、难得糊涂”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抓住不落实的事，倒查不落实的人，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不落实的事”这道临汾特色的“紧箍咒”如今已戴在了这座城市每个领导干部头上，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人生畏。
“今年，临汾面向全国公开选拔煤炭局长，我们有两个副局长符合报名条件，但考虑再三都放弃了，原因就是太清楚这个岗位的压力与风险。”临汾市煤炭工业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也有人把时下临汾的工作环境比作是“高压舱”，压力虽高于常压，但“高压舱”借助压力可以治愈各种疾病，临汾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也有好的一面，可以保持更清醒的头脑与健康的心态。
临汾市纪检委一干部坦言：“临汾已‘脆弱’到不能给任何一个官员犯错误的机会，整饬吏治不仅是对改革成果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官员最大的保护。”
重塑“花果城”
“第一年来临汾上学的时候，很不适应，都有了退学的想法，主要就是环境污染严重，大部分时间只能呆在学校里，几乎不敢穿浅色的衣服，特别郁闷。不过现在好多了，市区环境有了很大变化，穿白色的衣服也没什么问题。”来自湖北襄樊的山西师大女生崔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事实也的确如此，经过“壮士断腕”般的治理，临汾市已彻底告别了过去的“阴霾”，蓝天白云、天高云淡成为了光顾这座城市的“常客”。
而此前的几年间，临汾曾被冠以“中国污染第一城”，这个硕大的“黑帽子”将这座城市压得透不过气来，临汾人自然也“抬不起头”。
临汾市前任市长李天太，曾面对临汾市的当时环境形势“毫不讳言”：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临汾是山西省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城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过度发展煤、焦、铁企业，形成了结构性环境污染。
受煤、焦、铁等传统支柱产业所累，自2003年临汾市被列入国家环保总局113个重点监测城市以来，连续三年垫底；2006年前进了一步，成为倒数第二；同年，美国一环境研究机构还将临汾列入“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区”榜单。
2007年，临汾市发出 “还碧水蓝天，造花果新城”的动员令，政府相继取缔了1006处污染严重的“土小企业”，对沿河、沿路及周边污染企业，实施“关停并转”。紧接着又投资6亿多元人民币，实施市区环保十大工程。重拳之下，临汾市区二级以上天数由2000年的14天增至2006年的202天，经国家环保总局年终监测，综合污染指数由2000年的11.61下降为06年的4.18。
去年全年，临汾市二级以上天数达到了305天，与中部其他能源城市相比，差距越来越小。临汾市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环境空气质量比上一年前移了11位，并获得了山西省政府的200万元奖励。
即便如此，临汾市委、市政府仍然表示担忧，临汾市区去年虽然退出了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后十名，但环境污染严重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能不能巩固已有成果，防止污染反弹，步入先进行列，对临汾而言是一个“重大考验”。
2月23日，在临汾市委二届三次全会上，建设“科学发展、环境宜人、和谐平安、风清气正”的新临汾目标正式出台。与此同时，“二年建成省级卫生城、三年建成省级园林城、四年建成省级环保模范城”的“三城联创”目标被大胆提出。
有人对这些“高不可攀”的目标提出置疑，认为污染“重灾区”要量力而行，“没有学会走路就要学跑步”不太现实。
记者在临汾采访时发现，即便褒贬之声不一，但许多市民对此目标颇感振奋，表示要以实际行动为“三城联创”尽一份力。
市民李先生说：“环境关系到全市人民的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也关系到子孙后代与城市的命运，城市如果不适宜人居住，那经济即使发展了也是虚假繁荣。”
“难度非常大，但不做不行。”夏振贵直言不讳，“临汾过去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但这座‘花果城’逐渐地黯然失色，变灰了，变黑了。我们提出‘三个创建’，就是要让临汾重放光彩，让临汾成为人们愿意待、待得住的地方，成为投资者的乐园，成为广大老百姓的美丽家园。”
随着“三城联创”工作的展开,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将面临着淘汰关闭，钢铁、焦炭、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的财政贡献率将大幅缩水，由此牺牲的GDP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但是，面对400万人民，面对脚下这块文明沃土，临汾别无选择！
（文中图片均由临汾市新闻中心提供）
这座曾经是“中国污染第一城”的煤炭大市陷入迷茫，而400万临汾人则对刚刚履新临汾的执政者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2008年5月，临汾市商业街解放路，法国梧桐已披上浓密的绿装，遮天蔽日，东西一眼望不到头的青翠。不远处的平阳广场，巨型三面翻广告牌上“科学发展、环境宜人、和谐平安、风清气正” 16个字格外显眼。
“如果真能把这16个字落到实处，那么临汾就大有希望，临汾百姓也就别有多高兴了。”在广告牌下工作的环卫工人陈师傅抬头看了看，转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念叨着。
在2008年2月23日，在临汾市委二届三次全会上，当这16个字被作为临汾新目标正式提出时，在许多临汾人看来，可谓“对症下药”，应该是一剂切中要害的“济世良方”，也是临汾未来发展的“路标”与“航向”。
“南通秦蜀 , 北达幽并 , 东临雷霍 , 西控河汾。” 临汾市区位优势突出，历史上尧帝曾建都平阳于此，明洪武和永乐年间，规模宏大的大槐树“移民垦荒”事件也发生在这里，因而临汾的“根祖”文化享誉四海。
而临汾市在2007年相继发生的三起煤矿安全重特大事故，不仅让这个历史悠久的“根祖”之地狠狠“蒙羞”，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个煤炭大市将何去何从？
煤城“新政”
“短痛代替长痛”
临汾，因煤而兴，又受煤“拖累”。这个产煤大省中的煤炭大市，曾是全国首家试点煤矿产权制度改革的城市。而四年之后的今天，又一场声势浩大的煤炭改革“光临”于此，仿佛引爆又一枚“重磅炸弹”。而两次煤炭改革的出发点惊人地一致——频发的矿难成为改革的直接助推器。
2007年：3月28日，尧都区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6名矿工遇难；5月5日，蒲邓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28人遇难；12月5日，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05名矿工遇难。
有人用“炮声隆隆”一词来“戏谑”过去一年临汾煤矿事故的凄惨之状。三起重特大事故虽已成过往烟云，但无数条鲜活生命的瞬间陨落，及其事故背后暴露出来的弊端与症结，却深深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面对高层问责与舆论拷问，临汾市在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在进行彻底的反思。
据了解，历届临汾市委、市政府都曾把煤矿安全放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并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但严峻的安全形势还是令每个当政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执政策略，也曾成为临汾某些领导在煤炭安全方面最现实的选择。
现在，情况却“风云突变”。
“用铁的意志‘严查’，用铁的手腕‘严治’，用铁的决心‘严管’，用铁的纪律‘严惩’，用铁的措施‘严关’。”这是新任临汾市主要领导在“治煤”上的坚决态度。
业内人士认为，临汾煤矿事故多发，原因众多。
首先是临汾煤炭产业基础差，煤矿多、小、散、乱是主要特征，且大部分为民营煤矿，少数矿主受高额利润驱动，对安全重视不够，投入不够；
其次，少数干部作风不实，基层监管人员不负责任，少数基层监管人员经不起糖衣炮弹袭击，把监管变成了“站岗放哨”；
另外，采掘工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炮采车拉还占相当大比例
2007年12月23日，“火线”调入临汾任市委书记的夏振贵，把第一次工作调研特意安排在临汾的煤炭、安监部门。夏振贵之前在山西煤炭安全生产形势较好的晋城市担任市长。上任伊始，“以‘12·5’为安全生产拐点，如何根治临汾矿难顽疾的难题”曾令他“彻夜难眠”。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夏振贵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临汾市将改革煤矿经营体制，引进省内外煤炭大企业、大集团，采取代购、控股、租赁、托管等方式，通过关小上大实现规模升级，通过资源整合实现经营重组，通过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现专业生产，保障安全生产，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良药苦口，但可以治病；刮骨虽痛，能救人性命。”夏振贵用此形容煤炭改革是“短痛替代长痛”之举。
“新政”无路可退
“临汾在煤矿体制改革和煤炭资源整合方面必将为全国的煤炭体制改革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争取全国小煤矿改革现场会能在临汾召开，推广临汾的经验。”4月15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监察司副司长刘志军充分肯定了临汾的改革措施。
当日，临汾市召开“深化煤炭体制改革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动员会”，山西省内五大煤炭企业集团及徐州矿务局、徐州华润煤电公司、兖州矿务局等省内外大型煤炭企业负责人应邀出席。在会议上，“临汾要在3年内，将全市年产30万吨以下中小煤矿全部进行资源整合”的谋划，被认为是“救赎”的重要举措。
业内人士表示，此会议将关乎当地众多煤老板的“生死存亡”。
据悉，此次改革截止时间为2010年，核心内容首先是从煤矿产权体制上进行改革，引导、鼓励省内外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采取“收购、控股”的形式，整合重组中小煤矿，形成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占主体地位的煤矿产权体制；
其次，从煤矿管理体制上改革，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对中小煤矿进行“租赁、托管”，形成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及其专业公司为主导的生产管理体制。
届时，临汾市将完成全市煤矿数量减量1/3，由现在的390座减少到260座以内。此后，新建矿井规模不低于120万吨/年，改扩建矿井规模不低于90万吨/年，受地质构造等自然因素限制的矿井规模不低于60万吨/年。
“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具备安全生产能力，又不参与整合重组的煤矿，将坚决予以关闭。”新当选的临汾市市长刘志杰“态度坚决”。
5月初，当记者再次前往临汾采访时得知，临汾已有尧都区、洪洞县等8个县（市、区）的61座煤矿完成了相关体制改革。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此前也与临汾所辖的尧都区、蒲县、汾西县、霍州市政府签订了煤矿体制改革、煤炭资源整合框架协议。
乡宁县一煤矿矿主告诉记者：“赚得比原来少了，但责任担的小，天天能睡上安稳觉了，就当花钱买平安吧！”
记者从山西省煤炭工业局了解到，2008年是山西煤炭工业的“资源整合重组年”。计划到2010年，山西省煤矿数量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压减30%以上，形成两个亿吨级和三到五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集团，大集团产量要占全省煤炭产量的70%以上。
临汾在山西率先走出了第一步，如同4年前的“临汾试点”一样，面对的阻力与压力不言而喻，但临汾“无路可退”。
“乱世重典”
2007年4月27日，轰动一时的“苗匠3.18瓦斯爆炸事故”案件在晋城公开宣判，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对22名被告的审判结果，其中煤矿投资人王建军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并处罚金100万元；矿长、安全副矿长被判有期徒刑20年。
这是近年来我国对矿难事故责任人作出的最严厉惩罚，“首例无期徒刑”的宣判彻底打碎了晋城煤矿老板的“黄粱美梦”，而晋城根治矿难的决心与铁腕举措，从此亦不胫而走。
与之相吻合的，夏振贵到临汾上任的第一次工作调研时就强调，要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人，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变“行政干部为煤矿安全不安”为“煤矿老板为煤矿安全不安”。
无独有偶，今年2月24日，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洪洞“12·5”矿难的责任人进行了宣判，数罪并罚，判决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投资人王东海等3名被告人无期徒刑，其他事故责任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到20年，共处罚金1亿8520万元。
这个结果同样令临汾的煤矿老板“脊背冰凉”、胆战心惊。
“对煤矿主来说，原始积累已经完成，钱已够花，与其冒下半生坐牢的风险，不如少挣点，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对看不见的‘后台’来说，趁早金盆洗手，免得进退两难、提心吊胆；对监管人员而言，少了受糖衣炮弹袭击的风险，免得占小便宜吃大亏；对矿工而言，多了安全保障；对政府官员而言，免了‘老板挣票子、官员丢帽子’的担忧。”临汾市委办公厅一工作人员为《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市委、市政府进行煤炭体制改革的“皆大欢喜”。
苗元礼在担任临汾市副市长，分管煤炭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审批减免、缓交煤炭资源价款，整合资源、关闭和保留煤矿等过程中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
今年1月24日，山西省纪检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因涉煤焦领域犯罪的原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违法违纪情况，并宣布山西省委、省政府已决定2008年在全省深入、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
山西省纪委副书记张晓亚说，苗元礼等涉煤焦案件暴露出山西少数行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煤焦领域体制、机制、制度、监督和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节，收黑钱、干黑事、谋黑利，官煤勾结，失职渎职，直接导致了煤焦领域重大腐败案件易发多发、重大生产责任事故频发。
面对已是 “千疮百孔” 的临汾，整饬吏治已变得非常迫切与必要。
在许多人看来，“深入开展煤焦领域的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成为临汾市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而打造一支廉洁、高效、务实的干部队伍是临汾“突围”的根本之策。
3月31日，在临汾市组织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夏振贵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表示：“第一，临汾坚决不卖官。‘卖官’就是卖自己的‘官帽’，卖自己的‘自由’。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临汾市委，买官是买不到的。第二，坚决抵制‘跑官要官’的。‘跑官’的找上级领导打招呼，就是给市委施压、添乱。用这种人心里不踏实，我总怀疑这种人精力不在工作上；对这种人，即使符合条件，也要再考验考验”
临汾某官员称，现在在临汾为官实属不易，清廉是根本，工作作风还得过硬。对于“只会说功、不会做功，不负责任、不抓落实”、“一问说能行，二问说没法，三问不说话”的干部来说，“滥竽充数、难得糊涂”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抓住不落实的事，倒查不落实的人，追究不落实的人，落实不落实的事”这道临汾特色的“紧箍咒”如今已戴在了这座城市每个领导干部头上，像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人生畏。
“今年，临汾面向全国公开选拔煤炭局长，我们有两个副局长符合报名条件，但考虑再三都放弃了，原因就是太清楚这个岗位的压力与风险。”临汾市煤炭工业局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也有人把时下临汾的工作环境比作是“高压舱”，压力虽高于常压，但“高压舱”借助压力可以治愈各种疾病，临汾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也有好的一面，可以保持更清醒的头脑与健康的心态。
临汾市纪检委一干部坦言：“临汾已‘脆弱’到不能给任何一个官员犯错误的机会，整饬吏治不仅是对改革成果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官员最大的保护。”
重塑“花果城”
“第一年来临汾上学的时候，很不适应，都有了退学的想法，主要就是环境污染严重，大部分时间只能呆在学校里，几乎不敢穿浅色的衣服，特别郁闷。不过现在好多了，市区环境有了很大变化，穿白色的衣服也没什么问题。”来自湖北襄樊的山西师大女生崔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事实也的确如此，经过“壮士断腕”般的治理，临汾市已彻底告别了过去的“阴霾”，蓝天白云、天高云淡成为了光顾这座城市的“常客”。
而此前的几年间，临汾曾被冠以“中国污染第一城”，这个硕大的“黑帽子”将这座城市压得透不过气来，临汾人自然也“抬不起头”。
临汾市前任市长李天太，曾面对临汾市的当时环境形势“毫不讳言”：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临汾是山西省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城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过度发展煤、焦、铁企业，形成了结构性环境污染。
受煤、焦、铁等传统支柱产业所累，自2003年临汾市被列入国家环保总局113个重点监测城市以来，连续三年垫底；2006年前进了一步，成为倒数第二；同年，美国一环境研究机构还将临汾列入“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区”榜单。
2007年，临汾市发出 “还碧水蓝天，造花果新城”的动员令，政府相继取缔了1006处污染严重的“土小企业”，对沿河、沿路及周边污染企业，实施“关停并转”。紧接着又投资6亿多元人民币，实施市区环保十大工程。重拳之下，临汾市区二级以上天数由2000年的14天增至2006年的202天，经国家环保总局年终监测，综合污染指数由2000年的11.61下降为06年的4.18。
去年全年，临汾市二级以上天数达到了305天，与中部其他能源城市相比，差距越来越小。临汾市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环境空气质量比上一年前移了11位，并获得了山西省政府的200万元奖励。
即便如此，临汾市委、市政府仍然表示担忧，临汾市区去年虽然退出了全国113个重点监测城市后十名，但环境污染严重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能不能巩固已有成果，防止污染反弹，步入先进行列，对临汾而言是一个“重大考验”。
2月23日，在临汾市委二届三次全会上，建设“科学发展、环境宜人、和谐平安、风清气正”的新临汾目标正式出台。与此同时，“二年建成省级卫生城、三年建成省级园林城、四年建成省级环保模范城”的“三城联创”目标被大胆提出。
有人对这些“高不可攀”的目标提出置疑，认为污染“重灾区”要量力而行，“没有学会走路就要学跑步”不太现实。
记者在临汾采访时发现，即便褒贬之声不一，但许多市民对此目标颇感振奋，表示要以实际行动为“三城联创”尽一份力。
市民李先生说：“环境关系到全市人民的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也关系到子孙后代与城市的命运，城市如果不适宜人居住，那经济即使发展了也是虚假繁荣。”
“难度非常大，但不做不行。”夏振贵直言不讳，“临汾过去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花果城’，但这座‘花果城’逐渐地黯然失色，变灰了，变黑了。我们提出‘三个创建’，就是要让临汾重放光彩，让临汾成为人们愿意待、待得住的地方，成为投资者的乐园，成为广大老百姓的美丽家园。”
随着“三城联创”工作的展开,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将面临着淘汰关闭，钢铁、焦炭、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的财政贡献率将大幅缩水，由此牺牲的GDP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但是，面对400万人民，面对脚下这块文明沃土，临汾别无选择！
（文中图片均由临汾市新闻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