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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的扩张，人口流动性逐步加大，即所谓的“民工潮”开始形成，青年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心理建设等现实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几年关于婚姻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农村“闪婚”的研究作为一种在农民工群体中新兴的婚姻形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农村“闪婚”现象和“闪婚族”的形成，不仅是一种文化意涵的变迁，更是一种社会失范的表现。因何失范？如何表现？如何走出失范?将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闪婚族；闪婚；打工潮；社会失范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45-04
相比较于快节奏的城市，农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讲求稳定、缓慢的社会，在社会转型期仍然带有乡土社会的特征［1］。农村社会的乡土特征，决定了村民较为狭窄的交往范围，农村婚姻仍处于传统婚姻的影响下。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新生代农民成为当前城市农民工的主力军，农村传统婚姻模式受到挑战，农村青年的婚恋问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尤其是近年来逐步增多的“闪婚”现象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本文以山西省M村为个案，通过长期在农村社会生活的经历，结合个案访谈，对新生代农民“闪婚族”出现的原因、农村婚俗的变迁及其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究。
一、引言
“闪婚”即闪电式结婚的简称。青年男女闪电相识，爱情速配，在城市已成为一种时尚。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快餐式的爱情和婚姻的潮流，那些选择快餐式爱情和婚姻的群体被称为“闪婚族”，其成员主要是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青年。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闪婚”指的是两人在短暂的相识后，未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确立婚姻关系的一种快速的婚姻形式。
对农村“闪婚族”的研究，近几年来已经有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关注。风笑天首先在整体上提醒我们研究外出打工青年婚姻家庭的重要性［2］。裴斐、陈建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出发，审视农民工闪婚现象并提出其现实依据［3］。施磊磊以皖北农村为个案，给出农村“闪婚族”背后的结构性动因分析［4］。贺飞通过调查转型时期青年农民工婚恋观念，对婚恋观念的变迁和动因进行了社会学分析［5］。王冰、刘萍通从“80后”女性角度出发，指出其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其全新的成长环境对其婚恋观产生不同的影响，今儿影响社会整体［6］。王会将村庄的社会基础引入农村闪婚现象的研究，认为当下农村婚恋观念的变化是闪婚现象出现的内核，婚姻的高价市场和传统观念的互嵌共同导致了农村闪婚现象的不断增多［7］。以上研究或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或以量化研究的方式，均对农村“闪婚”现象出现的原因、农村婚俗的变迁进行社会学分析。
由此可见，现代农村社会“闪婚”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意涵的变迁，从社会学的层面而言，更是一种社会失范的表现。本文将从典型案例出发，基于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基础及其影响进行社会学分析。
二、典型案例：山西省M村“闪婚”现象简介
（一）M村概况
M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西邻汾河，地理上平原的优势，决定其务农的生活方式。M村现有12个生产队，人口约3400人。其早年地理位置的偏僻，M村早年以“窑洞”形式聚集而成村，村庄顺北方“土山”的方向而建，因此又被称为“长村”。从90年代起，M村抛开传统的建房方式，填埋窑洞，建成现有形式的现代性住房，生活条件好转。相对于相邻村庄而言，2000年以前， M村交通极为不便，居民生活方式简单，“走出去”的人口很少，M村村民收入相对较少，村落文化发展滞后，是远近闻名的“困难村”。因此“嫁女不嫁M村”在相邻村庄流传，M村婚姻多为同村婚姻，通婚圈狭窄。
（二）M村闪婚情况调查及彩礼变迁
“闪婚现象在农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婚姻潮流，指的是两人在短暂的相识后，未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确立婚姻关系的一种婚姻形式。就笔者调查而言，闪婚多数为男女双方自愿，也有父母干涉的因素。闪婚现象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普遍，在非民工群体也并不少见。”［8］在M村，“闪婚”这一现象也已成为婚姻常态，相较于北方农村较为传统的婚姻形式，现在农村的婚姻形式越来越简单，尽管说媒、下聘以及婚宴形式仍然存在，婚姻却脱去了其原有的神圣光坏。
1990年代中期，当地的彩礼数额为6666元左右，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彩礼数额一般为8888元左右，而到2000年以后，由于M村及周边外出打工人数逐步增加，农民不仅仅依靠基本农田维持生计，彩礼数额也水涨船高，上升到28888-38888左右。那个时候，由于M村及周边村庄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大，尽管已经开始出现外出打工的潮流，却始终处于少数，因此，依靠农田维持生计的农村，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筹备彩礼，婚期相对较长，“闪婚”现象基本没有出现。北方农村“养儿防老”的思想，也使得家中子女较多，也成为抑制“闪婚”现象的重要条件。
2005年以后，随着北方农村打工潮的兴起，大批青壮年开始外出打工，受外来城市文化的冲击，68888元成为现在彩礼的底线，按照形成的规矩，男方只有在婚前结清彩礼，并通过女方代表和媒人的审查之后，才能举办婚礼，婚礼模式逐步趋于城市化。与之相反，婚宴形式则更为简单，在家办婚宴的形式基本消除，多数选择在酒店进行。一方面是因为在家办酒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打扰家中正常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在酒店举办酒席，顾全了家庭整体的“面子”问题。
（三）M村闪婚个案分析
小A（男），23岁，家中有一女（姐姐，25岁）两子（双胞胎），姐弟三人均在外打工，且均未为成婚，其父母依靠农田收入以及在砖窑做散工赚取家庭收入，家中仅有一套住房。在M村，小A三姐弟已成为邻居眼中的“大龄青年”，婚姻问题成为困扰小A家的最大难题。2012年春节前两年，小A及其双胞胎弟弟经历数次相亲，均因家中有两子且仅有一套住房而失败。2012年春节回家过年的一个月中，经历5次相亲，小A最终于相识15天的同村小B订婚，并决定在2012年五一结婚。经济方面，订婚前，小A陪同小B进城数次，购买服装、首饰以及其他花费，已消费近2万元。订婚时，小B家又向小A家中索要彩礼8.8万元，并提出婚后现有住房归小A夫妇所有，小A弟弟成婚时需另觅住房，不得搬入现有住房居住。同时因为小B另有其他人家说媒，小B希望小A家能尽快将彩礼送达。目前，高昂的彩礼费用、即将到来的婚礼花费以及小A弟弟何时能成婚的难题成为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
小C（男），28岁，已于2011年10月结婚，属于农村中“晚婚”+“闪婚”的典型。小C初中毕业后选择外出拜师打工赚钱养家。在外漂泊近15年后，目前小C在重庆某大型连锁超市出售手工饺子、馒头等面食，已在此连锁超市拥有5家摊位，月收入近2万元。2011年之前，婚姻问题成为困扰小C的难题，一方面，“迎着月光出门，伴着月光回家”的繁重劳作及其现有文化水平的限制，使得小C成为城市婚姻的边缘化人群；另一方面，尽管收入水平较高，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乡土思想，回家置办家业仍是小C的首要选择。2011年春节回家过年的7天的时间，经邻居介绍，小C与现任妻子（邻村）相识并定亲，于10月份成婚。婚后，小C离家继续外出工作，其妻子在家务农并照顾两位老人，夫妻聚少离多。小C说，婚前已经将家里的新房盖好了，两层小楼，装饰的很好，在M村属于非常“抢眼”的建筑。在问及小C将来的打算是，小C仍坚持不在城市买房安家，他始终觉得农村才是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也没有将妻子接到重庆的打算，觉得在家务，伺候老人挺好。
由此可见，农村“闪婚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仍受传统婚恋观念的影响，仍遵循传统的保媒、下聘、订婚以及传统婚姻的其他形式，但其持续时间较短，过程相对简单。
二是“闪婚”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外出打工青年，一般为男性，并且多集中在春节前后。经调查，由于外出打工青年多数从事服务行业或者建筑行业。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打工青年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自由选择婚姻对象，因此，利用春节回家时间相亲并尽快决定婚姻大事成为“闪婚”现象的主要原因。
三是婚姻多为事实婚姻，“闪婚”双方年龄段逐步减小，主要集中在18—22岁，受传统传宗接代观念影响较深。M村家长普遍认为，子女的婚事确定之后，才能代表自己尽到了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长大成年后，家长多鼓励子女早婚，标志着子女独立生活的开始。因此，多数由“闪婚”形成的婚姻双方年龄逐步减小，并不符合现代婚姻法的规定，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冲突颇为严重。
四是“闪婚”下的农村通婚圈较为狭窄，一般为同村或邻村婚姻，呈内卷化趋势。在打工潮的背景下，农村的通婚圈一度有扩大的现象。但在“闪婚”中，由于双方大多由父母、亲戚介绍认识，在农村狭小的交往圈的影响之下，必定会导致婚姻圈向传统的圈子回归，再加上婚恋时间很短，人们更倾向于找知根知底、相距更近的人，例如自己的小学同学、玩伴等，甚至是家里穷点也没有多大关系。
五是“彩礼”的多少成为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由于农村传统婚俗的存在, 双方在订婚前，通常要由男方一次性或分次付给女方数千甚至数万元的“彩礼”，有些“彩礼”可观到了让人瞠目的地步，“多养女儿发大财”的传言在农村流行。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以及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婚姻中的“彩礼”已经从80年代的“三大件”、90年代的6666-8888元不等的彩礼和摩托车，上升为如今的近10万元。事实上，一笔数目可观的订婚“收益”，确实能给不富裕的农村女方家庭带来解决经济难题的好处，同时也是对传统农村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一种保护。就男方而言, 虽然在农村结婚要付出高额彩礼，但比之那可望而不可及的与城市女性交往的花销，两相综合权衡利益，青年农民工还是倾向于在农村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三、农村“闪婚族”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一）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
失范一词源自希腊文，16世纪在神学中“失范”指的是不守法尤其是亵渎神，涂尔干等人将之引入学术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帕森斯曾称之为“少数几个真正的社会学概念之一”［10］。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包涵两个层面：失范宏的观层面指社会结构失范，失范的微观层面指的是社会成员本身的行为失范。前者是规范本身的失范，后者则是规范对象的失范。
宏观层面的失范是指价值目标和制度手段相互冲突、脆弱等社会状况。默顿把社会结构分为两部分：目标与手段。一定的社会文化决定了该社会的成员相似的价值目标，人们所展现的自身需求和抱负的过程就是的其自身所接受价值目标的社会化过程；同时，社会结构又为社会成员实现这些目标制定了类似的行为准则，即规定了人们可合法运用以实现上述价值目标的制度手段。
微观层面的失范是指社会团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可以将其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越轨行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遵从，也就是说接受文化目标和采用制度化手段，属于最常见的适应方式。从根本上来讲，一个社会遵从者的数量多少，决定其社会的稳定性。二是创新，这种方式一方面接受社会的价值目标，但拒绝接受社会认可。三是仪式主义，即虽然拒绝文化目标，但不拒绝社会认可。四是隐退主义，用消极的方式方式既拒绝文化目标，也拒绝社会认可。五是反叛，指的是既拒绝文化目标，也拒绝社会认可，并用新的目标和手段来替代。这些适应方式中，除遵从外，其余四种都属于失范行为的范畴。
（二）农村“闪婚”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由于“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集团的形成，将城市化带入了传统农村，因此北方的传统农村在城市化的引入和传统文化并存的双面夹击下，其传统婚姻的主流价值观受到挑战，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婚姻模式成为夹缝中生存的产物。
第一，遵从。既接受社会倡导的目标也采取制度化手段的遵从行为，具体到农村“闪婚”现象中表现为其既延续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婚姻模式，却在形式上进行简化，并融入了新的特点。遵从者的存在是农村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在农村闪婚族中，其婚姻行为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遵从，也就是说，农村闪婚族的本质仍是对传统“传宗接代”文化的继承，仍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在调查中，M村典型案例中的小A和小C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家庭的意愿共同作用下的婚姻模式就是在是在传统文化的主导下对固有婚姻模式的遵从。
第二，创新。当有人接受文化目标但却拒绝采用社会规范所允许的制度化手段时，创新者就会出现。他们多以非制度化的不正当手段来实现主流文化规定的目标。在M村新的婚姻模式中，“彩礼”的变迁就是最好的体现。“彩礼”数额的增加与婚姻稳定的强弱成正相关关系。索要较高数额的女性一般处于这样的地位，即男性家庭的现有经济条件以及男性常年在外打工的生活经历，使得“闪婚”行为中缺少感情基础的女性对未来家庭生活的信心减弱，高额“彩礼”的出现，正是在性别保护政策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所采取的一种必要保护手段。
第三，仪式主义。仪式主义者过分呆板地遵从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却不考虑它是否与婚姻本身形成的目标协调一致。由于民工潮的形成，他们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冲击以及高速运转的生活压力下，失去了对婚姻和家庭最根本的文化意涵的追求，因此缓和了对婚姻模式的满足程度。仪式主义是通过放弃主要的文化目标以及遵从安全的陈规和制度化规范，个别地寻求对竞争中难以避免的挫折和危险的个人解脱［11］。作为特殊身份集团的农民工，“走出去”的他们在现有的工作经历和文化水平下并不能改变其城市成活中的社会地位，进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并影响到婚姻生活。减少由于这种边缘化的紧张感产生的忧虑的方法就是回到最初的生活坏境，寻找同自己具有相同文化内涵的异性，完成婚姻这一传统的模式，“闪婚”就成为解决这一冲突的主要社会形势。
第四，隐退主义和反叛。隐退主义者被默顿称为社会的真正异化者，他们对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采用一概拒绝的适应方式，虽然身在社会中，却算不上合格的社会成员，因为他们根本不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反叛是指由于认为旧有的文化目标和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所以希望通过一套全新的非制度化手段来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在对M村“闪婚”模式的调查中，采用这种适应方式的主要是一些性格并不完善或者存在家庭经济困难的男性和女性，如精神病患者、家庭成员过于庞大或者儿子众多的家庭。他们往往由于经济利益和家庭生活的冲击，选择从婚姻模式中部分性撤退或者不参与这种传统制度，这种情况在M村中处于少数。
四、走出失范
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默顿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失范行为看成是社会系统不平衡的产物。这种理论自有其局限性，它一方面很好地解释了那些成功机会非常有限的群体中的失范行为，却无法说明为何特殊身份阶层中也有失范行为的存在。但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失范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根源，它启示我们，社会要有合理的结构和制度手段让社会成员实现其价值目标，这样才能预防其失范行为的发生。
科尔曼认为，社会行动者是“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们在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都具有一定的利益偏好。青年农民工的“闪婚”也是他们的一种无奈而理性的选择。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的职业分布很广, 但却相对集中于劳工密集型行业, 其工作特点是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工作环境苦。因此，农村从传统婚姻模式到“闪婚”的转变，不仅是婚姻模式文化意涵的变迁，更是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冲击下的产物。“闪婚”的形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农村未婚男女的婚姻问题，却将更现实的家庭生活推上了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双面夹击下的风口浪尖。不论是基于边缘化的角度，或者是基于性别保护的角度，女性在家庭中的社会地位更加不稳定，由此引发的经济利益对家庭生活的嵌入，使得原本处于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单位的核心家庭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温情，“闪婚”现象的出现，成为一种无奈之下的理性选择。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社会分层和摒弃城市排外文化等多方面入手，针对目前我国转型时期面临的各种问题，“闪婚”问题的解决无疑任重而道远。
致谢：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陆林教授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
［2］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人口研究， 2006(1)：57-60.
［3］裴斐，陈健.农民工“闪婚”——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挣扎［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7)：73-75.
［4］施磊磊.青年农民工“闪婚” 现象的动因探析——以皖北村为个案的研究［J］.青年研究，2008，(12)：8-14.
［5］贺飞.转型期青年农民工婚恋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研究，2007，(4)：42-49.
［6］王冰，刘萍.“80后”中国女性婚姻观念变动初探［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2).
［7］［8］王会.农村“闪婚”现象及其村庄社会基础［J］.南方人口，2011，(3)：10-16；10-16.
［9］Mathieu Deflem. The Future of Anom ie Theory. Social Forces, 1999 (9).
［10］默顿.唐少杰，齐心等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286-287.
［11］艾春岐.妥善解决好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 ：65-68. 第2卷第3期Vol.2,No.3
关键词：闪婚族；闪婚；打工潮；社会失范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45-04
相比较于快节奏的城市，农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讲求稳定、缓慢的社会，在社会转型期仍然带有乡土社会的特征［1］。农村社会的乡土特征，决定了村民较为狭窄的交往范围，农村婚姻仍处于传统婚姻的影响下。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新生代农民成为当前城市农民工的主力军，农村传统婚姻模式受到挑战，农村青年的婚恋问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尤其是近年来逐步增多的“闪婚”现象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本文以山西省M村为个案，通过长期在农村社会生活的经历，结合个案访谈，对新生代农民“闪婚族”出现的原因、农村婚俗的变迁及其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究。
一、引言
“闪婚”即闪电式结婚的简称。青年男女闪电相识，爱情速配，在城市已成为一种时尚。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快餐式的爱情和婚姻的潮流，那些选择快餐式爱情和婚姻的群体被称为“闪婚族”，其成员主要是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青年。从其形成的过程来看，“闪婚”指的是两人在短暂的相识后，未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确立婚姻关系的一种快速的婚姻形式。
对农村“闪婚族”的研究，近几年来已经有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关注。风笑天首先在整体上提醒我们研究外出打工青年婚姻家庭的重要性［2］。裴斐、陈建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出发，审视农民工闪婚现象并提出其现实依据［3］。施磊磊以皖北农村为个案，给出农村“闪婚族”背后的结构性动因分析［4］。贺飞通过调查转型时期青年农民工婚恋观念，对婚恋观念的变迁和动因进行了社会学分析［5］。王冰、刘萍通从“80后”女性角度出发，指出其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其全新的成长环境对其婚恋观产生不同的影响，今儿影响社会整体［6］。王会将村庄的社会基础引入农村闪婚现象的研究，认为当下农村婚恋观念的变化是闪婚现象出现的内核，婚姻的高价市场和传统观念的互嵌共同导致了农村闪婚现象的不断增多［7］。以上研究或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或以量化研究的方式，均对农村“闪婚”现象出现的原因、农村婚俗的变迁进行社会学分析。
由此可见，现代农村社会“闪婚”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意涵的变迁，从社会学的层面而言，更是一种社会失范的表现。本文将从典型案例出发，基于社会失范理论的视角，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基础及其影响进行社会学分析。
二、典型案例：山西省M村“闪婚”现象简介
（一）M村概况
M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西邻汾河，地理上平原的优势，决定其务农的生活方式。M村现有12个生产队，人口约3400人。其早年地理位置的偏僻，M村早年以“窑洞”形式聚集而成村，村庄顺北方“土山”的方向而建，因此又被称为“长村”。从90年代起，M村抛开传统的建房方式，填埋窑洞，建成现有形式的现代性住房，生活条件好转。相对于相邻村庄而言，2000年以前， M村交通极为不便，居民生活方式简单，“走出去”的人口很少，M村村民收入相对较少，村落文化发展滞后，是远近闻名的“困难村”。因此“嫁女不嫁M村”在相邻村庄流传，M村婚姻多为同村婚姻，通婚圈狭窄。
（二）M村闪婚情况调查及彩礼变迁
“闪婚现象在农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婚姻潮流，指的是两人在短暂的相识后，未经过一定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确立婚姻关系的一种婚姻形式。就笔者调查而言，闪婚多数为男女双方自愿，也有父母干涉的因素。闪婚现象在青年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普遍，在非民工群体也并不少见。”［8］在M村，“闪婚”这一现象也已成为婚姻常态，相较于北方农村较为传统的婚姻形式，现在农村的婚姻形式越来越简单，尽管说媒、下聘以及婚宴形式仍然存在，婚姻却脱去了其原有的神圣光坏。
1990年代中期，当地的彩礼数额为6666元左右，家庭条件较好的家庭彩礼数额一般为8888元左右，而到2000年以后，由于M村及周边外出打工人数逐步增加，农民不仅仅依靠基本农田维持生计，彩礼数额也水涨船高，上升到28888-38888左右。那个时候，由于M村及周边村庄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大，尽管已经开始出现外出打工的潮流，却始终处于少数，因此，依靠农田维持生计的农村，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筹备彩礼，婚期相对较长，“闪婚”现象基本没有出现。北方农村“养儿防老”的思想，也使得家中子女较多，也成为抑制“闪婚”现象的重要条件。
2005年以后，随着北方农村打工潮的兴起，大批青壮年开始外出打工，受外来城市文化的冲击，68888元成为现在彩礼的底线，按照形成的规矩，男方只有在婚前结清彩礼，并通过女方代表和媒人的审查之后，才能举办婚礼，婚礼模式逐步趋于城市化。与之相反，婚宴形式则更为简单，在家办婚宴的形式基本消除，多数选择在酒店进行。一方面是因为在家办酒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打扰家中正常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在酒店举办酒席，顾全了家庭整体的“面子”问题。
（三）M村闪婚个案分析
小A（男），23岁，家中有一女（姐姐，25岁）两子（双胞胎），姐弟三人均在外打工，且均未为成婚，其父母依靠农田收入以及在砖窑做散工赚取家庭收入，家中仅有一套住房。在M村，小A三姐弟已成为邻居眼中的“大龄青年”，婚姻问题成为困扰小A家的最大难题。2012年春节前两年，小A及其双胞胎弟弟经历数次相亲，均因家中有两子且仅有一套住房而失败。2012年春节回家过年的一个月中，经历5次相亲，小A最终于相识15天的同村小B订婚，并决定在2012年五一结婚。经济方面，订婚前，小A陪同小B进城数次，购买服装、首饰以及其他花费，已消费近2万元。订婚时，小B家又向小A家中索要彩礼8.8万元，并提出婚后现有住房归小A夫妇所有，小A弟弟成婚时需另觅住房，不得搬入现有住房居住。同时因为小B另有其他人家说媒，小B希望小A家能尽快将彩礼送达。目前，高昂的彩礼费用、即将到来的婚礼花费以及小A弟弟何时能成婚的难题成为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
小C（男），28岁，已于2011年10月结婚，属于农村中“晚婚”+“闪婚”的典型。小C初中毕业后选择外出拜师打工赚钱养家。在外漂泊近15年后，目前小C在重庆某大型连锁超市出售手工饺子、馒头等面食，已在此连锁超市拥有5家摊位，月收入近2万元。2011年之前，婚姻问题成为困扰小C的难题，一方面，“迎着月光出门，伴着月光回家”的繁重劳作及其现有文化水平的限制，使得小C成为城市婚姻的边缘化人群；另一方面，尽管收入水平较高，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乡土思想，回家置办家业仍是小C的首要选择。2011年春节回家过年的7天的时间，经邻居介绍，小C与现任妻子（邻村）相识并定亲，于10月份成婚。婚后，小C离家继续外出工作，其妻子在家务农并照顾两位老人，夫妻聚少离多。小C说，婚前已经将家里的新房盖好了，两层小楼，装饰的很好，在M村属于非常“抢眼”的建筑。在问及小C将来的打算是，小C仍坚持不在城市买房安家，他始终觉得农村才是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也没有将妻子接到重庆的打算，觉得在家务，伺候老人挺好。
由此可见，农村“闪婚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仍受传统婚恋观念的影响，仍遵循传统的保媒、下聘、订婚以及传统婚姻的其他形式，但其持续时间较短，过程相对简单。
二是“闪婚”双方至少有一方为外出打工青年，一般为男性，并且多集中在春节前后。经调查，由于外出打工青年多数从事服务行业或者建筑行业。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打工青年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自由选择婚姻对象，因此，利用春节回家时间相亲并尽快决定婚姻大事成为“闪婚”现象的主要原因。
三是婚姻多为事实婚姻，“闪婚”双方年龄段逐步减小，主要集中在18—22岁，受传统传宗接代观念影响较深。M村家长普遍认为，子女的婚事确定之后，才能代表自己尽到了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长大成年后，家长多鼓励子女早婚，标志着子女独立生活的开始。因此，多数由“闪婚”形成的婚姻双方年龄逐步减小，并不符合现代婚姻法的规定，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冲突颇为严重。
四是“闪婚”下的农村通婚圈较为狭窄，一般为同村或邻村婚姻，呈内卷化趋势。在打工潮的背景下，农村的通婚圈一度有扩大的现象。但在“闪婚”中，由于双方大多由父母、亲戚介绍认识，在农村狭小的交往圈的影响之下，必定会导致婚姻圈向传统的圈子回归，再加上婚恋时间很短，人们更倾向于找知根知底、相距更近的人，例如自己的小学同学、玩伴等，甚至是家里穷点也没有多大关系。
五是“彩礼”的多少成为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由于农村传统婚俗的存在, 双方在订婚前，通常要由男方一次性或分次付给女方数千甚至数万元的“彩礼”，有些“彩礼”可观到了让人瞠目的地步，“多养女儿发大财”的传言在农村流行。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以及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婚姻中的“彩礼”已经从80年代的“三大件”、90年代的6666-8888元不等的彩礼和摩托车，上升为如今的近10万元。事实上，一笔数目可观的订婚“收益”，确实能给不富裕的农村女方家庭带来解决经济难题的好处，同时也是对传统农村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一种保护。就男方而言, 虽然在农村结婚要付出高额彩礼，但比之那可望而不可及的与城市女性交往的花销，两相综合权衡利益，青年农民工还是倾向于在农村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三、农村“闪婚族”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一）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
失范一词源自希腊文，16世纪在神学中“失范”指的是不守法尤其是亵渎神，涂尔干等人将之引入学术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帕森斯曾称之为“少数几个真正的社会学概念之一”［10］。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包涵两个层面：失范宏的观层面指社会结构失范，失范的微观层面指的是社会成员本身的行为失范。前者是规范本身的失范，后者则是规范对象的失范。
宏观层面的失范是指价值目标和制度手段相互冲突、脆弱等社会状况。默顿把社会结构分为两部分：目标与手段。一定的社会文化决定了该社会的成员相似的价值目标，人们所展现的自身需求和抱负的过程就是的其自身所接受价值目标的社会化过程；同时，社会结构又为社会成员实现这些目标制定了类似的行为准则，即规定了人们可合法运用以实现上述价值目标的制度手段。
微观层面的失范是指社会团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可以将其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越轨行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遵从，也就是说接受文化目标和采用制度化手段，属于最常见的适应方式。从根本上来讲，一个社会遵从者的数量多少，决定其社会的稳定性。二是创新，这种方式一方面接受社会的价值目标，但拒绝接受社会认可。三是仪式主义，即虽然拒绝文化目标，但不拒绝社会认可。四是隐退主义，用消极的方式方式既拒绝文化目标，也拒绝社会认可。五是反叛，指的是既拒绝文化目标，也拒绝社会认可，并用新的目标和手段来替代。这些适应方式中，除遵从外，其余四种都属于失范行为的范畴。
（二）农村“闪婚”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由于“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集团的形成，将城市化带入了传统农村，因此北方的传统农村在城市化的引入和传统文化并存的双面夹击下，其传统婚姻的主流价值观受到挑战，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婚姻模式成为夹缝中生存的产物。
第一，遵从。既接受社会倡导的目标也采取制度化手段的遵从行为，具体到农村“闪婚”现象中表现为其既延续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婚姻模式，却在形式上进行简化，并融入了新的特点。遵从者的存在是农村社会得以稳定发展的基础，在农村闪婚族中，其婚姻行为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遵从，也就是说，农村闪婚族的本质仍是对传统“传宗接代”文化的继承，仍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在调查中，M村典型案例中的小A和小C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家庭的意愿共同作用下的婚姻模式就是在是在传统文化的主导下对固有婚姻模式的遵从。
第二，创新。当有人接受文化目标但却拒绝采用社会规范所允许的制度化手段时，创新者就会出现。他们多以非制度化的不正当手段来实现主流文化规定的目标。在M村新的婚姻模式中，“彩礼”的变迁就是最好的体现。“彩礼”数额的增加与婚姻稳定的强弱成正相关关系。索要较高数额的女性一般处于这样的地位，即男性家庭的现有经济条件以及男性常年在外打工的生活经历，使得“闪婚”行为中缺少感情基础的女性对未来家庭生活的信心减弱，高额“彩礼”的出现，正是在性别保护政策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所采取的一种必要保护手段。
第三，仪式主义。仪式主义者过分呆板地遵从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却不考虑它是否与婚姻本身形成的目标协调一致。由于民工潮的形成，他们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冲击以及高速运转的生活压力下，失去了对婚姻和家庭最根本的文化意涵的追求，因此缓和了对婚姻模式的满足程度。仪式主义是通过放弃主要的文化目标以及遵从安全的陈规和制度化规范，个别地寻求对竞争中难以避免的挫折和危险的个人解脱［11］。作为特殊身份集团的农民工，“走出去”的他们在现有的工作经历和文化水平下并不能改变其城市成活中的社会地位，进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并影响到婚姻生活。减少由于这种边缘化的紧张感产生的忧虑的方法就是回到最初的生活坏境，寻找同自己具有相同文化内涵的异性，完成婚姻这一传统的模式，“闪婚”就成为解决这一冲突的主要社会形势。
第四，隐退主义和反叛。隐退主义者被默顿称为社会的真正异化者，他们对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采用一概拒绝的适应方式，虽然身在社会中，却算不上合格的社会成员，因为他们根本不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反叛是指由于认为旧有的文化目标和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所以希望通过一套全新的非制度化手段来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在对M村“闪婚”模式的调查中，采用这种适应方式的主要是一些性格并不完善或者存在家庭经济困难的男性和女性，如精神病患者、家庭成员过于庞大或者儿子众多的家庭。他们往往由于经济利益和家庭生活的冲击，选择从婚姻模式中部分性撤退或者不参与这种传统制度，这种情况在M村中处于少数。
四、走出失范
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默顿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失范行为看成是社会系统不平衡的产物。这种理论自有其局限性，它一方面很好地解释了那些成功机会非常有限的群体中的失范行为，却无法说明为何特殊身份阶层中也有失范行为的存在。但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失范行为背后的社会结构根源，它启示我们，社会要有合理的结构和制度手段让社会成员实现其价值目标，这样才能预防其失范行为的发生。
科尔曼认为，社会行动者是“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们在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都具有一定的利益偏好。青年农民工的“闪婚”也是他们的一种无奈而理性的选择。农民工虽然在城市的职业分布很广, 但却相对集中于劳工密集型行业, 其工作特点是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工作环境苦。因此，农村从传统婚姻模式到“闪婚”的转变，不仅是婚姻模式文化意涵的变迁，更是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冲击下的产物。“闪婚”的形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农村未婚男女的婚姻问题，却将更现实的家庭生活推上了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双面夹击下的风口浪尖。不论是基于边缘化的角度，或者是基于性别保护的角度，女性在家庭中的社会地位更加不稳定，由此引发的经济利益对家庭生活的嵌入，使得原本处于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单位的核心家庭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温情，“闪婚”现象的出现，成为一种无奈之下的理性选择。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社会分层和摒弃城市排外文化等多方面入手，针对目前我国转型时期面临的各种问题，“闪婚”问题的解决无疑任重而道远。
致谢：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陆林教授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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