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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坐落在湖北宜昌市,它截断长江已经有28 年了。最后的中华鲟适应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在宜昌的江底找到了新的产卵场,在日益恶化的生境中继续顽强生存。
十一月份,葛洲坝下游被雾气笼罩,面对不通透的长江水,危起伟期待坝下江底的卵石表面能沾满晶亮黝黑的中华鲟鱼卵。“长江是中华鲟最后一个生存地了,而它最后的天然产卵场就在葛洲坝下的宜昌。”危起伟的头衔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
从不可考的远古起,中华鲟就开始顺江跋涉,从长江口上溯至相距3000 多千米的金沙江。如今,在长江上游繁衍生息的无数个深秋只存在于中华鲟的集体记忆当中。
28 年以前,湖北宜昌还只相当于中华鲟洄游之路上的任意一点,直到1981 年,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断了长江干流。对中华鲟而言,这里即是大江的尽头,也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
大鱼与大江
张辉还清楚的记得,在2008 年11 月24 日,中华鲟产卵季节的一个下午,有5 尾以上的鱼露出吻端在产卵场的江段巡游,“江面上波光粼粼,激起一片浪花,非常壮观”。张辉是危起伟带的博士,27岁,长江的一个支流流经他的家乡荆门,从现在的工作单位长江水产研究所步行去长江干流只要20 分钟。5 尾,对于中华鲟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张辉说,许多专家、教授研究中华鲟多年,都没有机会见过这样的景象。
被称为活化石和“水中大熊猫”的中华鲟,经历过侏罗纪、白垩纪,曾和恐龙一同分享那个温和湿润的年代,熬过多次全球性的灭绝事件生存至今。其间长江上游发生过两次以上的倒流,经历过无数全球性的冰河期,海平面发生过了上百米的涨落。如此看,它的生命力应当足够顽强。就在1972~1975年间,每年的洄游生殖群体的中华鲟还有10000 尾左右,现在,这个数字在200~300 尾之间。
足足300~400 千克重的中华鲟,以它30 年左右的生命长度充当环境的记录器。“长江鱼王”所“依恋”的长江一直在变化。
老一辈的宜昌人或许还记得20 世纪50 年代以前白帆飘飘的江面。这些吨位又小吃水又浅的非机动船曾与中华鲟等水生动物和平共处,直到螺旋桨叶片搅起漩涡。江面窄,航道水浅是宜昌江段的特点,相对行驶船只的密度比较高。在危起伟科研小组收集到的死伤中华鲟的图片上,有的鱼皮肉开绽,有的鱼身体上一整块被打掉,为轮船所伤的占到50%。有5 排坚硬骨板、软骨硬鳞的中华鲟尚且如此,而该江段还生活着草鱼、鲢、铜鱼等等其他鱼类。
航船的横冲直撞只是伤害的一个方面。一种叫做罗伦氏囊的器官长在中华鲟吻部腹面和口的周围,它能帮助它灵敏感知猎物和方向,却使中华鲟对噪声更加脆弱。因为越来越多的轮船、采石挖沙、水利工程建设不分昼夜地发声,危起伟认为,噪声使中华鲟等江中的鱼类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像中华鲟这样的大型水生动物,是生态环境健康的标志,它比人敏感,对水质有个预警作用。”危起伟说。正是利用这一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环境毒素的胡建英教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讲了一个漂亮的环境故事。
在胡建英他们的研究中,作为模式动物的西伯利亚鲟代替中华鲟生活在与海水环境相似的含TPT(三苯基锡)的水中。TPT 是一种轮船涂料和农药成分,能通过食物链放大,在鱼类体内进行富集。胡建英在试验中看到,西伯利亚鲟的躯体和眼部发生了畸变。为了证实TPT 对野生鱼类的影响,他们联系到了危起伟,一方面在实验室对中华鲟体内及其鱼卵的TPT 等进行检测,一方面实地采样,检测野生中华鲟受到的影响。
水桶里已发生畸变的中华鲟幼鱼看了叫人心疼。“TPT 不仅导致畸变,而且抑制卵黄形成”,胡建英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华鲟也只是我们的模式动物而已。”她相信,这影响到了物种的繁殖能力,其他海洋鱼类很可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她的研究小组目前非常关注和拟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物种的衰退有种种迹象。中华鲟体外受精,当精子在淡水中成雾状漩涡运动时最利于受精。80 年代,剧烈运动的时间可以达到几分钟,但现在只有20~30 秒。另一个例子是雌雄比例悬殊,“原来中华鲟在长江里同人一样,雌雄比例是1:1,现在雄性稀缺,有时达到了10 :1。”危起伟说。
在宜昌,沿江起来了一排排造纸、印染、磷化工、铝锰加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中华鲟的脂肪、肌肉、心脏和肝脏中也开始出现过量的有机氯、DDT、六六六和重金属。从宜昌环保局制定于2008 年8 月的工业污染治理项目规划上看,国家重点监控的工业污染源名单上有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长阳清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枝江市炬垲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湖北化肥厂等企业的名字。
大坝来了
葛洲坝使中华鲟将它生活史的重要阶段放在宜昌。中华鲟的洄游是长江中最悲壮的长征。尽管有日月定位、地磁场、水域气味等多种说法,科学家至今也无法解释,父辈的产卵地是如何给中华鲟的生命留下烙印的。每年夏初,成年中华鲟离开东海和黄海,顺江而上。在葛洲坝截流之前,它们会经过宜昌,继续穿越长江三峡上溯,经过半年时间之后在金沙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产卵场,产卵后再返回海洋,在这长达一年多的旅程中竟完全不进食。
现在的葛洲坝下游一直以来只是中华鲟路过的风景。在20 多个历史产卵场当中,没有一个是在这里。根据四川省长江水产资源调查组的记录,那些产卵场的共同点是“上有深水急滩,下为宽阔石砾或卵石碛坝浅滩,中有深洼的洄水沱,底质必具岩石或卵石”。
1981 年,葛洲坝这一人为的生态景观截断了中华鲟上溯的必经之路。接下来的分歧是:要修建过鱼设施吗?
早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刚开始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对鱼类影响进行论证时,一批科研人员曾坚持要在大坝上开口——增加一个12 米宽的鱼道。但有两位中科院院士伍献文、曹文宣认为,修建鱼道也无济于事,“中华鲟个体大,上溯时对水流条件要求十分苛刻,何况相对于宽阔的江面和湍急的江水,中华鲟是无法找到12 米宽的鱼道的”,“修建过鱼设施是一项花费巨大的工程,如果不尊重科学事实,硬性要求每个水电工程均修建过鱼设施,不但不能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还造成资金上的浪费。”“葛洲坝鱼道之争”的结果是,改以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对中华鲟实施保护。
所幸,1982 年,葛洲坝下重新出现了中华鲟的天然产卵场,尽管产卵江段由600 千米缩至了30 千米,20 多处减至了2 处。在葛洲坝至十里红长约7千米的江段为上产卵场,每年中华鲟都在此处自然繁殖;而临江溪至虎牙滩江段是偶发产卵场,只有某些年份中华鲟才会选择这里。
这些新产卵场不同于从前的环境。河流上游和下游的区别之一是沉积物,河流上游很少有泥沙和卵石等沉积,河床形状也很少变化,而河流下游沉积的泥沙要多得多。因此,中华鲟的新产卵地并不平静。伴随大江截流、水库运行,葛洲坝下游泥沙俱下,河床时时发生着变迁,河道中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对葛洲坝下江段常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981~1986 年以冲刷为主;1987~1994 年冲淤相间;1995 年以后有所淤积。1998 年大洪水后的几年,这一河段的冲淤变化较大,大冲大淤交替发生。
葛洲坝周围的市民不知道江水之下发生着什么。江岸两畔,水泥江堤平整干净,垂柳依依,人们在其间散步休闲。但江堤硬化不是件好事,“物质能量和地下水无法交流,而且水泥上不长生物,不能给幼鱼提供食物,鱼也没有栖息地了。”危起伟说。
殁于口中
有了葛洲坝,起初坝下宜昌的渔民很开心。每当中华鲟洄游产卵,他们就大肆捕捞亲鱼。中华鲟不是一条小鱼,渔民也因此用上了各种手段:滚钩、定钩、流刺网等。由于亲鱼被捕,中华鲟种群急剧下降。1988 年,中华鲟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保护级别为I 级。
中华鲟死在渔民手上,最终还是殁于食客口中。在中国,食用中华鲟的传统由来已久。“(鳇即鲟)大者千余斤,可蒸为,又可作,鱼籽可为酱”(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其脂与肉层层相间,肉色白,脂色黄如蜡⋯⋯其肉骨煮炙及做皆美”(《本草纲目•鳇鱼》)。宜昌本地人或许不知道古人提的吃法,但他们的确曾在冬天里用中华鲟火锅来滋补身体。宜昌饮食业很发达,捕捞中华鲟已经属于违法,还是有些小馆子还会挂出“冰冻鲟鱼”的牌子招徕生意。“饭店里卖中华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它现在已经太少了。酒楼餐馆主要可能用的是杂交鲟或其他一些鲟鱼类冒充中华鲟,因为鲟形目鱼类特别是鲟科鱼类的外形比较相似,公众通常无法区分。”张辉说。
以葛洲坝为界,长江被分为两个江段,分时段实行禁渔。葛洲坝以上水域,已经于今年2 月1 日开始禁渔,至4 月30 日12 时结束。葛洲坝以下至长江口水域,自4 月1 日起开始禁渔,至6 月30 日12 时结束。鱼类趁此机会休养繁殖。葛洲坝下游江面常飘着渔政宣传的船只,也向渔民宣传一些水生动物的保护情况。当渔民了解到我国刑法第341 条对非法捕捞珍稀动物做出的定刑,都唯恐会误捕伤害到中华鲟。
2008 年初冬傍晚,在长江葛洲坝水域附近的两位渔民收网时一阵狂喜,他们判断网中大概装了有几百斤重的鱼。拉上来后发现,竟然是一只雌性中华鲟!这只中华鲟身上套着另外一张网,长21米,宽2.2 米,网眼比一般大许多,网口刚刚能令中华鲟鱼头伸入。他们明白这是有人盗捕中华鲟,立即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支犯罪链条,包括有渔民、水产老板和餐馆,在酒店冰柜里找到了鲟鱼。2006~2008 年间,这些人合谋捕杀了10 条中华鲟。危起伟说,每当有中华鲟死在长江,都会引起成千上万的人来围观。人们聚拢,散去,中华鲟又减少了一只。尽管如此,国宝还是继续沦为美食。
三峡大坝之后
危起伟他们初次采用水下视频观察葛洲坝下的中华鲟产卵场是在2007 年,那时,三峡大坝已建成4 年,混沌的江水由于大坝的拦截作用变得清澈。张辉看见:河床上叠累着或扁或圆的卵石,石间空隙被冲刷得很干净。受精卵就靠自身的黏力附着在这些卵石的表面。
2003 年,距离葛洲坝上游38 千米的三峡大坝建成。从中科院水生所相关统计数据上看,在10、11 月份的中华鲟产卵季节,宜昌流域月平均流量由三峡蓄水前的每秒17000 立方米和每秒9910 立方米(1988~2002 年),到了每秒10000 立方米和每秒6610 立方米(2006 年),宜昌段的长江从水流汹涌的河流生态系统,变成了类似湖泊的静水生态系统。
下游的水文状况和时空分布节律因三峡大坝巨大的调蓄能力而改变。危起伟谈到水坝的滞温效应时说,“水位被抬高110 米,夏季该热的时候不热,冬季该冷的时候不冷,温差被拉小了”。中华鲟的产卵日期也在往后移,从推迟一周到10~20 天,直到一个月,“现在仅仅繁殖推迟,如果整个生态过程都要推迟一个月,从长期看,对物种命运就很要命了。”
危起伟介绍,中华鲟的保护区有2 个,一个是葛洲坝坝下以保护中华鲟产卵场为主的湖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另一个是以保护中华鲟幼鱼为主的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自然保护区。“河北中华鲟的保护工作主要由两个单位承担,一是我和危起伟所在的长江水产研究所,二是处于宜昌的中华鲟研究所。中华鲟研究所主要承担一年一度的放流工作,相关科研工作开展较少。”张辉说。
今年3 月6 日,长江水产研究所在荆州江段沙市汽渡码头进行了2009 年首批中华鲟增殖放流。这些人工繁育的3 月龄苗种只有12~22 厘米的长度,它们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将遭遇比祖先还要沉重的险阻。十几年后,这16 万尾成熟的中华鲟不知会有多少能够再次游回葛洲坝下。
十一月份,葛洲坝下游被雾气笼罩,面对不通透的长江水,危起伟期待坝下江底的卵石表面能沾满晶亮黝黑的中华鲟鱼卵。“长江是中华鲟最后一个生存地了,而它最后的天然产卵场就在葛洲坝下的宜昌。”危起伟的头衔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
从不可考的远古起,中华鲟就开始顺江跋涉,从长江口上溯至相距3000 多千米的金沙江。如今,在长江上游繁衍生息的无数个深秋只存在于中华鲟的集体记忆当中。
28 年以前,湖北宜昌还只相当于中华鲟洄游之路上的任意一点,直到1981 年,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断了长江干流。对中华鲟而言,这里即是大江的尽头,也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
大鱼与大江
张辉还清楚的记得,在2008 年11 月24 日,中华鲟产卵季节的一个下午,有5 尾以上的鱼露出吻端在产卵场的江段巡游,“江面上波光粼粼,激起一片浪花,非常壮观”。张辉是危起伟带的博士,27岁,长江的一个支流流经他的家乡荆门,从现在的工作单位长江水产研究所步行去长江干流只要20 分钟。5 尾,对于中华鲟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张辉说,许多专家、教授研究中华鲟多年,都没有机会见过这样的景象。
被称为活化石和“水中大熊猫”的中华鲟,经历过侏罗纪、白垩纪,曾和恐龙一同分享那个温和湿润的年代,熬过多次全球性的灭绝事件生存至今。其间长江上游发生过两次以上的倒流,经历过无数全球性的冰河期,海平面发生过了上百米的涨落。如此看,它的生命力应当足够顽强。就在1972~1975年间,每年的洄游生殖群体的中华鲟还有10000 尾左右,现在,这个数字在200~300 尾之间。
足足300~400 千克重的中华鲟,以它30 年左右的生命长度充当环境的记录器。“长江鱼王”所“依恋”的长江一直在变化。
老一辈的宜昌人或许还记得20 世纪50 年代以前白帆飘飘的江面。这些吨位又小吃水又浅的非机动船曾与中华鲟等水生动物和平共处,直到螺旋桨叶片搅起漩涡。江面窄,航道水浅是宜昌江段的特点,相对行驶船只的密度比较高。在危起伟科研小组收集到的死伤中华鲟的图片上,有的鱼皮肉开绽,有的鱼身体上一整块被打掉,为轮船所伤的占到50%。有5 排坚硬骨板、软骨硬鳞的中华鲟尚且如此,而该江段还生活着草鱼、鲢、铜鱼等等其他鱼类。
航船的横冲直撞只是伤害的一个方面。一种叫做罗伦氏囊的器官长在中华鲟吻部腹面和口的周围,它能帮助它灵敏感知猎物和方向,却使中华鲟对噪声更加脆弱。因为越来越多的轮船、采石挖沙、水利工程建设不分昼夜地发声,危起伟认为,噪声使中华鲟等江中的鱼类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像中华鲟这样的大型水生动物,是生态环境健康的标志,它比人敏感,对水质有个预警作用。”危起伟说。正是利用这一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环境毒素的胡建英教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讲了一个漂亮的环境故事。
在胡建英他们的研究中,作为模式动物的西伯利亚鲟代替中华鲟生活在与海水环境相似的含TPT(三苯基锡)的水中。TPT 是一种轮船涂料和农药成分,能通过食物链放大,在鱼类体内进行富集。胡建英在试验中看到,西伯利亚鲟的躯体和眼部发生了畸变。为了证实TPT 对野生鱼类的影响,他们联系到了危起伟,一方面在实验室对中华鲟体内及其鱼卵的TPT 等进行检测,一方面实地采样,检测野生中华鲟受到的影响。
水桶里已发生畸变的中华鲟幼鱼看了叫人心疼。“TPT 不仅导致畸变,而且抑制卵黄形成”,胡建英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华鲟也只是我们的模式动物而已。”她相信,这影响到了物种的繁殖能力,其他海洋鱼类很可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她的研究小组目前非常关注和拟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物种的衰退有种种迹象。中华鲟体外受精,当精子在淡水中成雾状漩涡运动时最利于受精。80 年代,剧烈运动的时间可以达到几分钟,但现在只有20~30 秒。另一个例子是雌雄比例悬殊,“原来中华鲟在长江里同人一样,雌雄比例是1:1,现在雄性稀缺,有时达到了10 :1。”危起伟说。
在宜昌,沿江起来了一排排造纸、印染、磷化工、铝锰加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中华鲟的脂肪、肌肉、心脏和肝脏中也开始出现过量的有机氯、DDT、六六六和重金属。从宜昌环保局制定于2008 年8 月的工业污染治理项目规划上看,国家重点监控的工业污染源名单上有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长阳清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枝江市炬垲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湖北化肥厂等企业的名字。
大坝来了
葛洲坝使中华鲟将它生活史的重要阶段放在宜昌。中华鲟的洄游是长江中最悲壮的长征。尽管有日月定位、地磁场、水域气味等多种说法,科学家至今也无法解释,父辈的产卵地是如何给中华鲟的生命留下烙印的。每年夏初,成年中华鲟离开东海和黄海,顺江而上。在葛洲坝截流之前,它们会经过宜昌,继续穿越长江三峡上溯,经过半年时间之后在金沙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产卵场,产卵后再返回海洋,在这长达一年多的旅程中竟完全不进食。
现在的葛洲坝下游一直以来只是中华鲟路过的风景。在20 多个历史产卵场当中,没有一个是在这里。根据四川省长江水产资源调查组的记录,那些产卵场的共同点是“上有深水急滩,下为宽阔石砾或卵石碛坝浅滩,中有深洼的洄水沱,底质必具岩石或卵石”。
1981 年,葛洲坝这一人为的生态景观截断了中华鲟上溯的必经之路。接下来的分歧是:要修建过鱼设施吗?
早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刚开始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对鱼类影响进行论证时,一批科研人员曾坚持要在大坝上开口——增加一个12 米宽的鱼道。但有两位中科院院士伍献文、曹文宣认为,修建鱼道也无济于事,“中华鲟个体大,上溯时对水流条件要求十分苛刻,何况相对于宽阔的江面和湍急的江水,中华鲟是无法找到12 米宽的鱼道的”,“修建过鱼设施是一项花费巨大的工程,如果不尊重科学事实,硬性要求每个水电工程均修建过鱼设施,不但不能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还造成资金上的浪费。”“葛洲坝鱼道之争”的结果是,改以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对中华鲟实施保护。
所幸,1982 年,葛洲坝下重新出现了中华鲟的天然产卵场,尽管产卵江段由600 千米缩至了30 千米,20 多处减至了2 处。在葛洲坝至十里红长约7千米的江段为上产卵场,每年中华鲟都在此处自然繁殖;而临江溪至虎牙滩江段是偶发产卵场,只有某些年份中华鲟才会选择这里。
这些新产卵场不同于从前的环境。河流上游和下游的区别之一是沉积物,河流上游很少有泥沙和卵石等沉积,河床形状也很少变化,而河流下游沉积的泥沙要多得多。因此,中华鲟的新产卵地并不平静。伴随大江截流、水库运行,葛洲坝下游泥沙俱下,河床时时发生着变迁,河道中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对葛洲坝下江段常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981~1986 年以冲刷为主;1987~1994 年冲淤相间;1995 年以后有所淤积。1998 年大洪水后的几年,这一河段的冲淤变化较大,大冲大淤交替发生。
葛洲坝周围的市民不知道江水之下发生着什么。江岸两畔,水泥江堤平整干净,垂柳依依,人们在其间散步休闲。但江堤硬化不是件好事,“物质能量和地下水无法交流,而且水泥上不长生物,不能给幼鱼提供食物,鱼也没有栖息地了。”危起伟说。
殁于口中
有了葛洲坝,起初坝下宜昌的渔民很开心。每当中华鲟洄游产卵,他们就大肆捕捞亲鱼。中华鲟不是一条小鱼,渔民也因此用上了各种手段:滚钩、定钩、流刺网等。由于亲鱼被捕,中华鲟种群急剧下降。1988 年,中华鲟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保护级别为I 级。
中华鲟死在渔民手上,最终还是殁于食客口中。在中国,食用中华鲟的传统由来已久。“(鳇即鲟)大者千余斤,可蒸为,又可作,鱼籽可为酱”(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其脂与肉层层相间,肉色白,脂色黄如蜡⋯⋯其肉骨煮炙及做皆美”(《本草纲目•鳇鱼》)。宜昌本地人或许不知道古人提的吃法,但他们的确曾在冬天里用中华鲟火锅来滋补身体。宜昌饮食业很发达,捕捞中华鲟已经属于违法,还是有些小馆子还会挂出“冰冻鲟鱼”的牌子招徕生意。“饭店里卖中华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它现在已经太少了。酒楼餐馆主要可能用的是杂交鲟或其他一些鲟鱼类冒充中华鲟,因为鲟形目鱼类特别是鲟科鱼类的外形比较相似,公众通常无法区分。”张辉说。
以葛洲坝为界,长江被分为两个江段,分时段实行禁渔。葛洲坝以上水域,已经于今年2 月1 日开始禁渔,至4 月30 日12 时结束。葛洲坝以下至长江口水域,自4 月1 日起开始禁渔,至6 月30 日12 时结束。鱼类趁此机会休养繁殖。葛洲坝下游江面常飘着渔政宣传的船只,也向渔民宣传一些水生动物的保护情况。当渔民了解到我国刑法第341 条对非法捕捞珍稀动物做出的定刑,都唯恐会误捕伤害到中华鲟。
2008 年初冬傍晚,在长江葛洲坝水域附近的两位渔民收网时一阵狂喜,他们判断网中大概装了有几百斤重的鱼。拉上来后发现,竟然是一只雌性中华鲟!这只中华鲟身上套着另外一张网,长21米,宽2.2 米,网眼比一般大许多,网口刚刚能令中华鲟鱼头伸入。他们明白这是有人盗捕中华鲟,立即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支犯罪链条,包括有渔民、水产老板和餐馆,在酒店冰柜里找到了鲟鱼。2006~2008 年间,这些人合谋捕杀了10 条中华鲟。危起伟说,每当有中华鲟死在长江,都会引起成千上万的人来围观。人们聚拢,散去,中华鲟又减少了一只。尽管如此,国宝还是继续沦为美食。
三峡大坝之后
危起伟他们初次采用水下视频观察葛洲坝下的中华鲟产卵场是在2007 年,那时,三峡大坝已建成4 年,混沌的江水由于大坝的拦截作用变得清澈。张辉看见:河床上叠累着或扁或圆的卵石,石间空隙被冲刷得很干净。受精卵就靠自身的黏力附着在这些卵石的表面。
2003 年,距离葛洲坝上游38 千米的三峡大坝建成。从中科院水生所相关统计数据上看,在10、11 月份的中华鲟产卵季节,宜昌流域月平均流量由三峡蓄水前的每秒17000 立方米和每秒9910 立方米(1988~2002 年),到了每秒10000 立方米和每秒6610 立方米(2006 年),宜昌段的长江从水流汹涌的河流生态系统,变成了类似湖泊的静水生态系统。
下游的水文状况和时空分布节律因三峡大坝巨大的调蓄能力而改变。危起伟谈到水坝的滞温效应时说,“水位被抬高110 米,夏季该热的时候不热,冬季该冷的时候不冷,温差被拉小了”。中华鲟的产卵日期也在往后移,从推迟一周到10~20 天,直到一个月,“现在仅仅繁殖推迟,如果整个生态过程都要推迟一个月,从长期看,对物种命运就很要命了。”
危起伟介绍,中华鲟的保护区有2 个,一个是葛洲坝坝下以保护中华鲟产卵场为主的湖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另一个是以保护中华鲟幼鱼为主的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自然保护区。“河北中华鲟的保护工作主要由两个单位承担,一是我和危起伟所在的长江水产研究所,二是处于宜昌的中华鲟研究所。中华鲟研究所主要承担一年一度的放流工作,相关科研工作开展较少。”张辉说。
今年3 月6 日,长江水产研究所在荆州江段沙市汽渡码头进行了2009 年首批中华鲟增殖放流。这些人工繁育的3 月龄苗种只有12~22 厘米的长度,它们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将遭遇比祖先还要沉重的险阻。十几年后,这16 万尾成熟的中华鲟不知会有多少能够再次游回葛洲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