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必定读书，读书的人却不一定能称为“读书人”。这话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深有同感深信其理，而且觉得有再说一说之必要。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好比职业足球与业余足球的关系。后来想想不妥。职业足球有明星与球员之分，职业读书人也有教师与教育大师、码字匠与文学大师之别。那么，以读书、写书（或教书）为职业的人中的佼佼者，便可以称为“读书人”了？好像也不妥。甭管是否有大师头衡，是否有新星、名星职称，只要入了仕途，下了商海，您再称人家为“读书人”，便会觉得别扭。比如王蒙当文化部长的时候，虽然专门管文化，也没少了读书、写书，咱就不大敢称他为“读书人”；王朔办影视公司，流水作业制作电视剧的时候，好象也不宜称作“读书人”。二王之外，诸如茅公、夏衍公……这些文学泰斗式的人物，建国后担任了那么重要的职务，似乎也不好再称作“读书人”。
　　照此看来，只有像钱钟书、老舍、沈从文那样的书痴书迷书呆子书虫子，又在文坛上作出巨大贡献，具有崇高声望的人，才能称其为“读书人”了？那就把“读书人”的范围限制得太小了。其实，以上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而且这“读书人”实在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头衔，更不一定是治国之材治军之材经济之材，离开他们地球就不转了。所以，此事还是“跟着感觉走”吧，你觉得谁是读书人谁就是读书人，你觉得自个儿是读书人你就是读书人，没有人会因为您看的说的不准便和您打官司。
　　还有一些人，虽然断不了和书籍打交道，却也不能称作“读书的人”。譬如那些除了文件、报纸和政治书籍之外，其它一概不感兴趣的“官人”；那些为了本职工作需要，不得不读一些专业书籍，或只读与本专业相关联的书的“文人”；那些书橱里摆了一套一套精装的世界名著，嘴里也时常蹦出几句雅词，其实连他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装装门面的商人……“读书的人”比起“读书人”，虽然低了一个档次，但也属于“次高职称”，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混入其中的。当然这又是我在瞎认真，人家那些有书不读或不读“无用”之书的主儿才不听你瞎咧咧呢。现如今不会写字的人当书法家，不读书的人当教授（或具有教授一级的职称），没有学问的人出专著，比比皆是，见多不怪。算不算作“读书的人”，又有什么关系？何况这个标准又是你自个儿杜撰的！
　　按我自个儿杜撰的标准衡量，我在我周围的人中间，找到了两个“读书的人”（又在瞎认真了）。一个是我的同事，且是我的下级。有一天，他突然向我宣布，他要出一本书了，他要对中国的文人、文化现象作彻底的反思，对鲁讯提出的“第三种文化”，马克思提出的知识的人与自然的人“高度融合”，作出自己独立思考之后的独到阐述。将信将疑时，我领教了他的书柜。从他读过并密密麻麻批点过的马恩全集、鲁讯全集、各类政治经济文化书籍中，嗅出了浓浓的书卷气，而且预感他出书之言非但不虚，所出之书还是一部文化含量很大，又与一般文化书籍截然不同的“重量级”。还有一人也是我的同事，也曾经当过我的下级。有一天，我在电视上见到了他的尊容，不过这个电视专题片的主人公不是他，而是他的女儿——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九岁出过诗集，十几岁又出了小说集、散文集，被称作天才少年。有其女必有其父。您瞧这二位算不算作“读书的人”？
　　我之所以不避王婆卖瓜之嫌，举出我的两位同事且是我的下级来作例子，实在是为了鞭策自己。比较之下，我终于可以给自己定位了：我只能算作“半拉子读书的人”。书读了不少，却不系统；书读得挺杂，全凭兴趣。更要命的是，大概是受了“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影响，前些年读书颇掺杂了一些功利主义的因素，这就使我读的本来就有限的书，又打了折扣。一个人的文化含量，从他的言行举止中，从他写的文章中，可以一览无余，是一点儿作不得假，装不得真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连写这点小文，都感生涩，无采又无神，不是只能从读书的方法、质量上去寻找原因吗？
　　做一个快乐的读书的人，做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这便是我下半辈子奋斗的目标了。这个目标不低，我将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