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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5年，37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经历了四个周期性波动，呈现“W型”增长，为什么在第四个周期的谷底如此艰难？这涉及到如何认识我国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的合理逻辑问题。
我国从90年代末就开始提经济转型升级，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我们只是进行着“程度”的变化，而不是“类别”的变化。
从国际大背景看，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类别”的变化，而不是“程度”的变化。从1782年工业化到现在，世界经济每隔50年到60年就会发生一次“类别”的变化。200多年来，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五次的“类别”变化，由此形成了五个长周期。这种“类别”的变化主要是技术创新带动的产业革命推动的。一般规律是一项科技发明酝酿需要50-60年。中国上一轮快速增长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外溢。目前，世界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尾声。在新一轮长周期中（2020-2080年），全球正在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六次科技革命。对于中国来说，“十三五” （2015-2020年） 规划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
与旧常态下世界经济相比，新常态下的世界经济正发生着以下四个方面的“类别”变化：
（1）从生产模式看。旧常态生产模式主要是大规模的集中制造，无论是1.0、2.0还是3.0的工业革命，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规模经济做文章。传统的制造模式，是在工厂里通过流水线作业，将产品制造出来，然后通过线上的电商平台、线下的销售渠道（批发商、零售商）将产品发送到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手中。新常态下，由于新的科技发明，未来生产主要表现为分布式制造。3D打印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具标志性的生产工具，一旦形成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的3D打印分布式制造模式，将会产生颠覆性力量，由于生产小型化和智能化，家家都能成为工厂。分布式制造方式的重要意义在于：生产工具（3D打印机）不再被少数资本家独占，每一个个体劳动者拥有极大的生产工业化产品的能力，并且会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
（2）从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看。什么样的生产模式必须需要什么样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200年工业革命历史，能源结构主要是传统的化石能源，英国主导的两个长周期，是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结构，美国和欧洲主导的两个长周期，是以石油主导的能源结构。能源生产模式也是集中生产，如核电、水电都需要大规模集中生产。2004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相继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故，深刻说明传统能源供应形式存在着严重的技术缺陷。新常态下，世界能源将更加重视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和运用。未来能源生产方式，主要是分布式生产，是一种建在用户端的分散式供能方式。分布式能源是最能体现节能、减排、安全、灵活等多重优点的能源发展方式。目前丹麦这些北欧国家清洁能源技术和分布式能源网络是走在全球最前列的。
（3）从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看。由于发达国家能源结构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必然带来世界发展阶段的转变，发达国家正着力推动世界从工业文明阶段向生态文明阶段转变。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欧美发达国家不仅掌握着清洁能源技术，而且早已完成工业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需要更多的碳排放空间。不论发展中国家是否完成工业化，在这场跨世纪的气候谈判博弈中，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进行着低碳经济转型。
（4）从财富规则看。发达国家基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着力推动世界财富规则的重新修订。在过去30年，世界财富规则是有形财富的竞争，在旧版WTO规则下，所有的商品贸易大国都迅速发展了。在这种规则下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砖国家也迅速崛起。发达国家发现，这种规则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为了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开始重塑世界财富规则。危机后，世界财富规则正从“有形财富竞争”向“无形财富竞争”转变。美国通过“21世纪铁三角”，试图替代现有的WTO规则;欧洲企图利用气候问题力推低碳经济规则。这种新的财富规则对什么样的经济体有利呢？主要是对那些生态文明做的好、知识产权做的好、高标准劳工规则做的好国家有利，这些恰恰是中国的短版。
由于世界发生了“类别”的变化，中国经济也必须适应趋势与潮流发生“类别”的变化，仅仅发生“程度”的变化是不够的。所以三年前国务院就提出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过去世界“旧版”中，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但在“新版”中，我们如果不转型升级，就不再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了。
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与旧常态下中国经济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新版中国经济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转型升级？
这首先需要厘清一下旧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逻辑起点。1978年前，解决国内“吃不饱饭”的严酷现实，决定了寻求经济增长解决总量问题，是当时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此，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主要是解决总量矛盾问题。基于这样的起点，我们的过程模式和支持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合理逻辑。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新旧常态的对比分析，也就找到了中国经济如何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升级的对策：
从过程模式看，主要體现在五方面：
（1）生产方式需要从大规模的集中生产向分布式生产转变。强调分布式生产，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必要，作为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中国来说，强调规模经济仍然有其内在价值。只是中国要顺应世界潮流，要关注分布式生产的新动向。我们过去几十年强调规模经济，未来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出现，分布式生产是很重要的，在生产决策更加民主的情况下，小微企业更能发挥其作用。按照目前美国的“每4公里范围内有一台”3D打印机的普及程度，在中国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分布式制造点的辐射范围会大大缩短。这符合总理说的“大众创业”精神。 （2）能源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要从传统的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要从大规模集中生产向分布式生产转型。过去几十年我国能源主要是煤炭，占整个能源67%左右，并大规模建设核电、水电。未来我国要大力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仅11.4%，“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以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15%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20%为目标。分布式能源生产在我国已如火如荼出现。“十二五”期间，我国已建设1000个左右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了10个左右各类典型特征的分布式能源示范区域。到2020年，在全国规模以上城市推广使用分布式能源系统。目前，浙江等地区已经出现了家庭发电厂，每家都能发电，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还能够卖给国家电网。
（3）商业模式要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变。与生产过程大规模集中生产和能源集中生产相对应的是，过去30年我国企业商业模式主要是重资产，大型企业固定资产占比非常高，而且追求增量的扩张。未来我们要进行存量的调整，提高轻资产比重。如果汽车制造业市场达到饱和的话，就应该更多向市场后端转变，加快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4）投资方式要从政府投资为主向民间投资为主转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政府驱动模式，政府投资是中国市场上最重要的参与主体。这种投资方式，政府扮演的是“援助之手”而非“无形之手”，从而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土地财政。在这样的体制下，对于地方政府和国企来说，决策者的激励往往只与当期投资行为有关，至于投资结果如何，成本能否收回，那是继任者才要考虑的事情。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正是导致中国地方政府投资效率低下，折旧率高，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短期内不太可能摆脱投资依赖的条件，但投资主体需要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更多围绕民间资本展开，以民间投资为主体。民间资本投资灵活，由于是自负盈亏，企业更讲究回报率。只有民间经济活跃了，民间的财富逐渐积累，消费型社会才有可能出现。
（5）对外开放方式要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技术和资金难题，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进来”，在引进投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国外的成熟技术。在跨国公司大量涌向中国时，创造了太多的GDP，这些GDP是“财富所在”，有一部分跨国公司是要拿走的。未来我们企业更应该“走出去”，创造更多的GNP（注：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只要是本国居民无论是否在本国境内居住，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新创造的增加值都应该计算在内），而GNP才是“财富所有”，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相应的，我国的创新模式也要发生变化，在“引进来”的情况下，创新模式主要是整合式的创新，未来我们如果能够“走出去”的话，一定是原创性的创新，只有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创新，企业才更有能力“走出去”。
从支持模式看，主要表現在以下三个方面：
（1）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要从需求管理理论向供给管理理论转变。宏观经济主要考虑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过去30年，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是需求管理理论，强调供求关系中的“需求”一边，即凯恩斯说的“需求创造供给”。斯蒂格利茨说，中国是最大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国家。因为强调需求，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一是用货币政策保持低利率，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二是用财政政策投资公共品，这样就可以保持充分就业。与需求理论相反，供给理论强调是供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给创造需求”，让企业先活起来，就业就充分了，收入就增加了，需求就有了。政策主张是：降低税率，全面推进“营改增”，减少行政审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都是供给学派的理念。这届政府主要考虑中长期供给问题，而不是短期的刺激性政策带动增长的问题。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
（2）金融服务方式，要从服务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间接融资体系，向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多层次直接金融体系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筹措国家工业化资金，动员全国的金融资源，国家建立了服从于经济总量导向的金融体系框架。在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下，能够获得正规金融体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资产的大企业，而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企业等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重大轻小”的问题。这种融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而这些企业又往往是实体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是真正的富民产业。未来我们国家要建立多层次、普惠的金融体系，让金融体系更能够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3）风险控制方式，要从强调监管向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转变。过去30年，我国信用体系主要是机构对机构，集体对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强调的是监管。未来我国信用体系更多的是个人对个人，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目前监管部门正在推动全国征信体系的建立。
总之，在经济增长从总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的情况下，只要稳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就会减速不减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不会再呈现“W走向”，而是平稳可持续的增长。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此文为作者在中欧建交4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国从90年代末就开始提经济转型升级，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我们只是进行着“程度”的变化，而不是“类别”的变化。
从国际大背景看，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类别”的变化，而不是“程度”的变化。从1782年工业化到现在，世界经济每隔50年到60年就会发生一次“类别”的变化。200多年来，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五次的“类别”变化，由此形成了五个长周期。这种“类别”的变化主要是技术创新带动的产业革命推动的。一般规律是一项科技发明酝酿需要50-60年。中国上一轮快速增长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外溢。目前，世界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尾声。在新一轮长周期中（2020-2080年），全球正在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六次科技革命。对于中国来说，“十三五” （2015-2020年） 规划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
与旧常态下世界经济相比，新常态下的世界经济正发生着以下四个方面的“类别”变化：
（1）从生产模式看。旧常态生产模式主要是大规模的集中制造，无论是1.0、2.0还是3.0的工业革命，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规模经济做文章。传统的制造模式，是在工厂里通过流水线作业，将产品制造出来，然后通过线上的电商平台、线下的销售渠道（批发商、零售商）将产品发送到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手中。新常态下，由于新的科技发明，未来生产主要表现为分布式制造。3D打印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具标志性的生产工具，一旦形成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的3D打印分布式制造模式，将会产生颠覆性力量，由于生产小型化和智能化，家家都能成为工厂。分布式制造方式的重要意义在于：生产工具（3D打印机）不再被少数资本家独占，每一个个体劳动者拥有极大的生产工业化产品的能力，并且会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
（2）从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看。什么样的生产模式必须需要什么样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200年工业革命历史，能源结构主要是传统的化石能源，英国主导的两个长周期，是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结构，美国和欧洲主导的两个长周期，是以石油主导的能源结构。能源生产模式也是集中生产，如核电、水电都需要大规模集中生产。2004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相继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故，深刻说明传统能源供应形式存在着严重的技术缺陷。新常态下，世界能源将更加重视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和运用。未来能源生产方式，主要是分布式生产，是一种建在用户端的分散式供能方式。分布式能源是最能体现节能、减排、安全、灵活等多重优点的能源发展方式。目前丹麦这些北欧国家清洁能源技术和分布式能源网络是走在全球最前列的。
（3）从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看。由于发达国家能源结构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必然带来世界发展阶段的转变，发达国家正着力推动世界从工业文明阶段向生态文明阶段转变。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欧美发达国家不仅掌握着清洁能源技术，而且早已完成工业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需要更多的碳排放空间。不论发展中国家是否完成工业化，在这场跨世纪的气候谈判博弈中，也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进行着低碳经济转型。
（4）从财富规则看。发达国家基于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着力推动世界财富规则的重新修订。在过去30年，世界财富规则是有形财富的竞争，在旧版WTO规则下，所有的商品贸易大国都迅速发展了。在这种规则下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砖国家也迅速崛起。发达国家发现，这种规则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为了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开始重塑世界财富规则。危机后，世界财富规则正从“有形财富竞争”向“无形财富竞争”转变。美国通过“21世纪铁三角”，试图替代现有的WTO规则;欧洲企图利用气候问题力推低碳经济规则。这种新的财富规则对什么样的经济体有利呢？主要是对那些生态文明做的好、知识产权做的好、高标准劳工规则做的好国家有利，这些恰恰是中国的短版。
由于世界发生了“类别”的变化，中国经济也必须适应趋势与潮流发生“类别”的变化，仅仅发生“程度”的变化是不够的。所以三年前国务院就提出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过去世界“旧版”中，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但在“新版”中，我们如果不转型升级，就不再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了。
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与旧常态下中国经济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新版中国经济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转型升级？
这首先需要厘清一下旧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逻辑起点。1978年前，解决国内“吃不饱饭”的严酷现实，决定了寻求经济增长解决总量问题，是当时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此，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就是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主要是解决总量矛盾问题。基于这样的起点，我们的过程模式和支持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合理逻辑。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新旧常态的对比分析，也就找到了中国经济如何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升级的对策：
从过程模式看，主要體现在五方面：
（1）生产方式需要从大规模的集中生产向分布式生产转变。强调分布式生产，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必要，作为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中国来说，强调规模经济仍然有其内在价值。只是中国要顺应世界潮流，要关注分布式生产的新动向。我们过去几十年强调规模经济，未来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出现，分布式生产是很重要的，在生产决策更加民主的情况下，小微企业更能发挥其作用。按照目前美国的“每4公里范围内有一台”3D打印机的普及程度，在中国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分布式制造点的辐射范围会大大缩短。这符合总理说的“大众创业”精神。 （2）能源消费模式和生产模式，要从传统的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要从大规模集中生产向分布式生产转型。过去几十年我国能源主要是煤炭，占整个能源67%左右，并大规模建设核电、水电。未来我国要大力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201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仅11.4%，“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以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15%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20%为目标。分布式能源生产在我国已如火如荼出现。“十二五”期间，我国已建设1000个左右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了10个左右各类典型特征的分布式能源示范区域。到2020年，在全国规模以上城市推广使用分布式能源系统。目前，浙江等地区已经出现了家庭发电厂，每家都能发电，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还能够卖给国家电网。
（3）商业模式要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变。与生产过程大规模集中生产和能源集中生产相对应的是，过去30年我国企业商业模式主要是重资产，大型企业固定资产占比非常高，而且追求增量的扩张。未来我们要进行存量的调整，提高轻资产比重。如果汽车制造业市场达到饱和的话，就应该更多向市场后端转变，加快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4）投资方式要从政府投资为主向民间投资为主转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政府驱动模式，政府投资是中国市场上最重要的参与主体。这种投资方式，政府扮演的是“援助之手”而非“无形之手”，从而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土地财政。在这样的体制下，对于地方政府和国企来说，决策者的激励往往只与当期投资行为有关，至于投资结果如何，成本能否收回，那是继任者才要考虑的事情。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正是导致中国地方政府投资效率低下，折旧率高，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短期内不太可能摆脱投资依赖的条件，但投资主体需要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更多围绕民间资本展开，以民间投资为主体。民间资本投资灵活，由于是自负盈亏，企业更讲究回报率。只有民间经济活跃了，民间的财富逐渐积累，消费型社会才有可能出现。
（5）对外开放方式要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技术和资金难题，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进来”，在引进投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国外的成熟技术。在跨国公司大量涌向中国时，创造了太多的GDP，这些GDP是“财富所在”，有一部分跨国公司是要拿走的。未来我们企业更应该“走出去”，创造更多的GNP（注：GNP是按国民原则核算的，只要是本国居民无论是否在本国境内居住，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新创造的增加值都应该计算在内），而GNP才是“财富所有”，那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富。相应的，我国的创新模式也要发生变化，在“引进来”的情况下，创新模式主要是整合式的创新，未来我们如果能够“走出去”的话，一定是原创性的创新，只有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创新，企业才更有能力“走出去”。
从支持模式看，主要表現在以下三个方面：
（1）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要从需求管理理论向供给管理理论转变。宏观经济主要考虑的是总需求和总供给。过去30年，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是需求管理理论，强调供求关系中的“需求”一边，即凯恩斯说的“需求创造供给”。斯蒂格利茨说，中国是最大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国家。因为强调需求，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一是用货币政策保持低利率，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二是用财政政策投资公共品，这样就可以保持充分就业。与需求理论相反，供给理论强调是供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给创造需求”，让企业先活起来，就业就充分了，收入就增加了，需求就有了。政策主张是：降低税率，全面推进“营改增”，减少行政审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都是供给学派的理念。这届政府主要考虑中长期供给问题，而不是短期的刺激性政策带动增长的问题。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
（2）金融服务方式，要从服务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间接融资体系，向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多层次直接金融体系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筹措国家工业化资金，动员全国的金融资源，国家建立了服从于经济总量导向的金融体系框架。在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下，能够获得正规金融体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资产的大企业，而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企业等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重大轻小”的问题。这种融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而这些企业又往往是实体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是真正的富民产业。未来我们国家要建立多层次、普惠的金融体系，让金融体系更能够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3）风险控制方式，要从强调监管向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转变。过去30年，我国信用体系主要是机构对机构，集体对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强调的是监管。未来我国信用体系更多的是个人对个人，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征信体系。目前监管部门正在推动全国征信体系的建立。
总之，在经济增长从总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的情况下，只要稳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就会减速不减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不会再呈现“W走向”，而是平稳可持续的增长。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此文为作者在中欧建交4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