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安然相处，话题总离不开企业。每次见面，她都会跟我讨论接管企业后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我无法提供什么有营养的建议，因为接班问题一直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在去她家做客的半年前，她正与公司元老斗得不可开交，母亲从外面招了一个行业内的专家，帮她搭好了班子，辅助她开辟事业。但这个新班子，连同她本人，都与老员工在工作方式和理念上有着摩擦，她为此还下狠心开掉了其中一个带头的。
　　安然说话声音不大，但谈起工作时，她的语气会变得狠劲十足：“我正试图改变他们（老员工）工作说话的模式。以前他们习惯了有事情就找老板，我交待一个事情给他做，说过一遍两遍三遍，他拿回来还是我说的那点东西，自己没动过心思，没消化过。我就跟他说，这件事不会你就老实承认，我教你了，你去做了，就该拿出几个解决方案，我需要做的只是选择，这就是你的专业水准。我说你永远不要让我做问答题，我资历浅，你是专家，如果你不懂，我为什么要请你？”
　　“有一天我让人力资源部的人去找特定岗位上的员工，他一上来就问我，你对这个人有什么要求，你能给多少钱，他的岗位职责是什么？我就问他，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动过脑子没有，这个岗位不是我想出来的，市场上本来就有，行价就在那里。不懂你就去百度查！这种问题你再敢问我试试看！”
　　底下的一些老员工经历了几次教训后，纷纷变得焦虑不安。在一个行业干久了，难免会有懈怠，安然接班后似乎给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晚上开始失眠，有的人甚至主动跑过来探安然的底：“我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这帮人迟早都要退出历史舞台，就希望林总到时能提前说一声。”
　　安然认为母亲以前的管理方式是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下面所有人，于是他们就成了“一群被惯坏了的孩子”。可她也时刻在检讨自己的说话方式，并向母亲学习，毕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完全标准化、流程化工作，其中一定要包含一些可供缓冲的弹性空间。
　　
　　不光是她个人，新班子跟老班子在融合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安然带出来的班子跟她一个性格，非常干练，一上来就做事，但她现在要求他们尊重前辈。为此她在大会上率先表态，给老员工发老黄牛奖杯，让他们感觉荣耀，并对年轻员工说：“以后无论什么场合，他们就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们就是企业最大的财富。”慢慢地，老一辈开始接受安然的想法，因为“他们要的无非就是尊重，我就给他们足够的尊重”。
　　说到母亲，这个从裁缝干起、花了7年才买了第一台缝纫机、现在拥有1500名员工的“宋总”，安然认为这是一个把各种角色都饰演得非常好的人。
　　从小，每个礼拜母亲至少会拿出一个小时跟安然聊天，不聊学业，只关心她思考的问题。同时她还让安然把朋友叫到家里来玩，外地来的机票食宿全部包揽，之后用半小时跟这些朋友聊，最后再跟安然聊她是怎么看待这几个朋友的。
　　一大早，安然穿上正装，包里装着关于促进本行业发展的提案，去市里参加她的第一次政协会议。她选择自己开车，因为这样底下人就不会知道她的行踪，她也可以短暂地消失一段时间。
　　看着她一个人开着奔驰轿跑驶入会场的模样，我突然发现她从来都紧绷着神经，似乎在维持一种强势的权威。可我脑海里又出现了这样的场景：那一次我们并肩在路边走，安然走到了对着车流的一边，她有些害怕，闪躲到了另外一边。那时她告诉我，弟弟小时候车祸去世的阴影一直没有散去，也只有在那一刻，她露出了一丝柔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