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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王金伟， 李冰洁. 恐惧景观地旅游中的主客凝视行为研究——以北京朝内81号为例[J]. 旅游学刊， 2021， 36（5）： 130-148. [WANG Jinwei， LI Bingjie. Host and guest gaze in a landscape of fear： A case study of Chaonei No. 81 in Beijing，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5）： 130-148.]
[摘 要]近年来，恐惧景观地旅游（黑色旅游）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形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关于其主客关系的研究甚少。文章以北京市著名的恐怖传闻地“朝内大街81号”为例，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离析了恐惧景观地旅游中游客和东道主群体的凝视行为及其对主客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游客对恐惧景观地的“人”和“物”进行媒体化凝视，同时游客作为权力关系中的强势一方，对目的地进行权力施加和社会性建构;（2）游客的不断涌入，使当地进入了一个负面意义生产的旅游化过程，原先仅作为东道主日常生活世界组成部分的普通物象，被赋予了诸多负面意义;（3）东道主和游客对“物”凝视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主客矛盾，同时，由于游客的不当行为和两者缺乏有效沟通最终导致主客矛盾激化，难以调和化解。未来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目的地管理体系，规范游客行为，构建和谐主客关系。
[关键词]恐惧景观;黑色旅游;旅游凝视;主客交往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5-0130-19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5.014
引言
什么是恐惧？可以说它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有两种紧张的担忧清晰可辨：一是警觉，一是焦虑……心中的恐惧，除了病理情况下，其根源大都在外在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具有真正的威胁性。就像17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景观”一词，它既是一种心智的构造物，也是一种自然的、可测量的实体。“恐惧景观”既是心理状态，也指有形的环境。
——（美）段义孚：《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1]
“恐惧”（fear）作为人类的重要情感类型，不仅涉及身体和心理本身，也是人们情感意义与空间的联结物和建构物，贯穿着建构社会关系过程的始终[2-4]。人文主义地理大师段义孚在其著作《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也译作“恐惧景观”）中指出，恐惧景观是“混乱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力量近乎无限的展示”，每个人类构造物都可能成为恐惧景观的一部分[1]。同时，他从心理、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角度深入解析了妖魔鬼怪、疾病、战争、暴力、自然灾难等多种恐惧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该著作对后期的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地理、情感地理等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经典著作。
20世紀以来，随着人们旅游休闲需求的日益广泛，探幽造访墓地、鬼怪传闻地、灵异事件发生地等恐惧景观，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接受，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选择[5-6]。作为黑色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鬼怪传闻地旅游（ghost tour）满足了人们“寻求刺激”和“逃离日常”的心理诉求，成为人们释放精神压力、反思修省、回归自我的重要方式[6-8]。近年来，网络上诸如“全球十大惊悚地点，实地游恐怖程度超鬼片”“胆小勿进！八大恐怖旅行禁区，敢去吗？”等恐怖旅游相关的网页比比皆是。而英国伦敦地牢（London Dungeon）、日本“富士急鬼屋”（Fuji-Q Highlands Haunted Hospital）、新西兰皇后镇恐怖屋（Fear Factory）等与死亡、鬼怪灵异相关的恐怖地，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到访，现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黑色旅游地[9-10]。
东道主和游客是“旅游世界”（tourism world）中的两个关键群体[11-12]。东道主作为目的地的“主人”，既是旅游资源的拥有者，同时也是当地信息的传播者[13]。而游客作为到访的“客人”，其通过凝视行为对东道主及其所处“环境”进行消费，并适时参与身体化的旅游实践和仪式性活动[14]。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是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主客互动反映出不同个体之间的文化互动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融合与交流[15]。研究这种主客互动现象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旅游给当地社区带来的各种社会文化影响，并且对推动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2，15]。纵观黑色旅游现有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建构[16-17]，以及遗产保护与活用、旅游解说、目的地管理等供给（supply）方面[18-19]。虽然，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游客动 机[20-21]、旅游体验[22-24]、游客情感[25]、价值感知[26]、行为意向[27]等需求（demand）所涉及的相关内容，然而少有人关注东道主（社区居民）的行为和认知情况[28-29]，对于主客关系的研究更是难觅纸端。为了更好地理解黑色旅游发展中的主客关系，同时规避和消解黑色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必要从东道主和游客视角考察双方的凝视互动行为，并深入刻画两者的角色关系。
因此，本文基于旅游凝视理论，选取北京市著名的黑色（恐怖）旅游地“朝内大街81号”（以下简称“朝内81号”）作为案例，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离析恐惧景观地游客和东道主群体的凝视行为及其对主客关系的影响，以期为推动黑色旅游相关理论研究以及目的地的科学管理提供参考。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东道主和游客对恐惧地景观进行凝视的方式和过程是怎样的？（2）主客凝视存在何种差异及其影响何如？ 1 文献述评
1.1 黑色旅游
1996年，Lennon和Foley提出了“黑色旅游”（dark tourism）一词，并在2000年出版的《黑色旅游：死亡和灾难的吸引》（Dark Tourism： The Attraction of Death and Disaster）一书中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地阐述[5]。而后，“黑色旅游”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30]。与此同时，除了“黑色旅游”外，学者们也提出了“死亡旅游”（thanatourism）[31]、“病态旅游”（morbid tourism）[32]、“不和谐遗产”（dissonant heritage）[33]、“复兴旅游”（phoenix tourism）[34]等诸多相似概念。虽然这些概念之间略有差异，但都是对黑色旅游领域的深化和拓展，且在所有概念标签之中，“黑色旅游”运用最为广泛。
黑色旅游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凡是与死亡、灾难、悲剧等相关的恐惧物象和空间都可能成为黑色旅游对象物[5-6]。恐怖旅游是黑色旅游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意指到死亡、鬼怪传闻、灵异事件等相关地方的参观游览活动[6，35]。恐怖旅游地范围广泛，包括闹鬼建筑、墓地、陈尸所、灵异城堡、废墟等多种场所。恐怖旅游常通过传说/传闻构造、情感渲染、情境设置等诸多要素建构恐惧情境和超自然物象，渲染恐怖地特有的“黑色”属性[36]。同时，恐怖旅游者还具有一定的“黑色”属性，即追求面对死亡和恐惧景象的心理刺激，透过毛骨悚然的恐惧压抑氛围，获得“心理愉悦”和精神提升[6，37]。他们往往渴望在恐怖地见证灵异事件，甚至是遭遇鬼魂（encounter ghosts），热衷并追求前往一些与“精神世界”相关的地方[35]。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怖旅游既是对恐怖物象的世俗消费，也是一种“精神愉悦”性的活动。
尽管死亡、鬼怪传闻等恐惧事象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但长久以来，人们对其一直保持回避，甚至忌讳的状态[38]。这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众对黑色旅游讳莫如深，认同程度普遍较低[36]，甚至被贴上负面标签，如悲剧的“迪士尼化”（a ‘Disney?-cation of tragedy）[39]，致使相关学术研究颇为局限[38，40]。尽管近年来，随着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束，黑色旅游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恐怖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仍然较少[41]。纵观恐怖旅游现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其主要围绕游客行为特征和恐怖旅游经营管理等方面展开。
游客行为特征方面，Millán等对西班牙科尔多瓦城的公墓和幽灵学院进行案例研究，发现恐怖旅游者多是一群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他们几乎都倾向于选择结伴同行，且其获取恐怖旅游信息的渠道以社交媒体和黑色旅游网站为主[42]。同时，Pharino等对巴厘岛以“鬼怪”（ghost）和“精神”（spirit）为主题的超自然旅游进行调研发现，游客在现场多为拍照和观察（watch/observe），且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兴奋和喜悦情绪[43]。Gentry进一步发现，尽管幽灵漫步（ghost walk）旅游团的路线和内容是提前计划好的，但是游客的实际漫游（walking）行为往往不受“计划”羁绊，表现出一定的临场性和灵活性，同时，实际的在场体验对游客的恐怖地感知會产生重要影响[6]。旅游动机方面，研究者一致认为恐怖旅游动机与“鬼怪”相关。其主要动机可以归纳为游客追求一种从恐怖情境和消极情感（如恐惧）等所衍生出的愉悦感[44]，即情感的渲泄，而这种畅爽和愉悦感能使游客得到休闲和心灵的放松。此外，对“鬼神”证验也常被纳入恐怖旅游动机之中。在“鬼神”思想和“无神论”激烈碰撞的现代社会，人们对“鬼怪是否存在”这一历史话题存在异议，而恐怖旅游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验证的窗口[6]。Rittichainuwat进一步提出，“鬼魂信念”（belief in ghosts）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影响不同，它会成为一些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泰国）游客的出游障碍，但对欧美国家（美国、英国、德国等）游客的影响却并不显著[45]。
从恐怖旅游管理方来看，Garcia等选取了两家开展恐怖团队游的公司作为案例，对其游览安排、恐怖故事解说设计，以及经营涉及的伦理道德和管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尽管恐怖旅游具有教育意义，但管理方的最终目的仍是将其塑造成为一个商业性质的娱乐活动[35]。Heidelberg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在管理当地恐怖旅游资源时要注重的要素，如政策、安全、居民等。同时，他指出，尽管有的部门出于保护社区免受外界打扰的考虑，放弃对该资源的管理，但在恐怖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是不能缺位的[39]。Blyablina发现，斯德哥尔摩幽灵漫步公司（Stockholm Ghost Walk Company）非常重视导游的作用，其鼓励导游与游客充分地互动，增强鬼怪故事讲解的趣味性，从而使游客拥有难以忘怀的经历，并乐于进行口碑传播，以吸引其他潜在的消费者[46]。Fraser则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爱丁堡的恐怖旅游公司成功的3个要素为历史（history）、幽默（humour）和恐惧（horror）[47]。
恐怖旅游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常常会引发矛盾冲突等不和谐现象[48]。而Podoshen等认为，研究黑色旅游中的东道主和游客的接触过程和结果对构建两者间的和谐关系非常重要[49]。因此，本文将通过对比和分析游客与东道主群体的凝视行为，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两者之间出现“矛盾”的根源和消解之道。
1.2 旅游凝视
旅游凝视（tourism gaze）最早源于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后者由Focucault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意指医生通过彻底检查（凝视）病患的身体，从而推断病情和病因[50]。它包含了医生代表的专业人士群体，拥有某种场合下的特殊权利（eye of power），能够施予病患以凝视的压力[50]。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Urry提出“游客凝视”（tourist gaze）一词，并对其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视觉是游客进行旅游活动时最关键的“感观”（organising sense），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进行权力性的目光投射（凝视），从而获得平时接触不到的感官刺激[51]。 2011年，在新出版的《游客的凝视（第三版）》（The Tourist Gaze 3.0）一书中，Urry和Larsen进一步阐释了在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游客凝视的演化关系，并对游客凝视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剖析[52]。在他们看来，游客凝视是游客在“脱逸”日常的旅游活动中捕捉诸多视觉元素，并在一系列感官刺激下获得快乐的过程[52]。同样地，学者们也认为，游客凝视是旅游体验中的重要视觉行为[53]，其过程是游客将物像转化为视像，再经由个人价值观和偏好整修形成心像[54]。
一般来说，狭义的旅游凝视仅指游客凝视。随着凝视理论的扩展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更加多元的凝视类型被学者们发现并提出，例如“东道主凝视”（host gaze）[55]、“双向凝视”（mutual gaze）[56-57]、“专家凝视”（professional gaze）[58]、“游客间的凝视”（gaze between tourists）[59-60]、“隐性凝视”（implicit gaze）[58]等。这些凝视类型与“游客凝视”共同构成了广义的旅游凝视，即在旅游活动中各主体的“凝视”，均可称之为旅游凝视。在旅游目的地，凝视是一个涉及多方行为主体的、动态的、互动的过程，通过对这些凝视行为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窥视“旅游世界”的全貌和整个旅游地社会的运行情况。
凝视理论作为旅游研究中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游客体验[61]、主客关系[62]、目的地文化变迁[63-64]等研究之中。游客乐于去寻找和凝视异域风情，而他们也可能被东道主凝视为独特的物象[65]。罗鲜荣和黄松山基于东道主视角探讨了中西方背包客群体的差异[66]。Wassler和Kirillova发现，置身于当地居民和其他游客凝视中的旅游者，会产生一种不适、尴尬之感，进而影响其进行自我认知和评价[67]。主客双向凝视方面，Sroypetch研究了斐济亚萨瓦岛上的主客群体对于背包客旅游的感知，发现东道主认为旅游对当地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背包客群体则普遍对这种影响持中立态度[57]。Tasci和Severt旨在探究可持续旅游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主客群体如何相互感知和评价。由于东西方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同、或受个人或集体主义等影响，导致作为主体的土耳其服务者对欧洲游客缺乏文化了解，以及独立性的关注[68]。汪天颖等发现，虽然游客和东道主的凝视核心都是徽州独具特色的各类文化符号，且围绕该核心产生互动，但二者对于文化符号的需求和认知层次都较浅[62]。隐性凝视较其他凝视类型更为隐蔽，指主体通过凝视，从而发现自身内心深处的欲望和缺失[58]，例如对物质财富的渴望[69]。此外，游客间凝视方面，张环宙等选取《印象·刘三姐》国际游客的自由评论作为研究数据源，研究发现，国际游客普遍对演出感到满意，但他们对部分中国游客的观演礼仪感到不满[70]。
透過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旅游凝视的主体可以是游客，也可以是东道主，而凝视的对象可以是目的地的“人”，也可以是“物”。凝视不只是观看（seeing），还关系到一系列认知行为，如评价、联想、比较等[52]。但无论是主客间的何种凝视类型，都容易产生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压制”[71]，甚至是文化阻隔和矛盾疏离，不利于构建良好的主客关系[72-73]。通过研究主客间的凝视行为，可以有效地窥探游客、东道主等群体在旅游活动中的认知行为和情感变化，以及主客间的互动关系[74]。本文基于凝视理论，从游客和东道主的视角出发，研究两者对恐惧景观地“物”和“人”的凝视，并试图进一步归纳总结各主体间的凝视差异，探寻主客凝视下矛盾的产生和消解。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地“朝内81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内主体建筑建于20世纪初，为东西两栋3层西洋式砖石结构小楼。2009年，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列入北京市东城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但是，由于长期存在产权纠纷、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1，很长一段时间内小楼都未得到有效保护，楼体爬满藤蔓，窗户多处残破，楼内设施受损严重，两座老楼沦为危楼。院内则搭建起了多处平房供出租（住房）之用，空余场地一度沦为停车场。
多年来，由于城市探秘者的踏入和臆造，朝内81号“闹鬼”传言不时风起。一些相关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以此为背景进行了夸张渲染。久而久之，当地有闹鬼、灵异事件的传闻流传开来，甚至被冠以“京城四大凶宅之首”。2014年，以京城老宅为背景的惊悚电影《京城81号》（原名《朝内81号》）上映，使朝内81号的凶宅、鬼屋传闻达到顶峰，探秘猎奇者众多2。考虑到安全等因素，相关管理部门极力澄清（闹鬼传闻），并加强管理，在游客高峰期，甚至还一度封闭了大门，并贴出“谢绝参观”的告示3，但是仍不断有参观者慕名而来。朝内81号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黑色旅游地。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作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研究人员首先通过网络收集朝内81号的有关评论和游记博文等基础资料，同时与相关专家进行讨论形成调研方案。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先后6次前往案例地进行实地调查，每次调查时间为1天，共计6天（表1）。在调研过程中，调查人员首先以“局外人”的身份，对案例地的周边环境、建筑设施等进行踏查，并对当地居民（周边居民）、游客等的行为活动进行观察。随后，以“游客”身份参与到参观游览活动之中（researcher-as-tourist）[59]，置于旅游情景近距离观察游客和当地居民的行为活动，重点关注其心境和行为变化。
同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方法，对游客、当地居民、管理人员等群体进行调研。由于调查时遇到“在场”管理人员只有1人（保安），因此除了“管理人员”1以外，笔者对各类人群的调查采取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理论饱和为原则，选取了38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表2）。访谈提纲在现有文献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主要围绕3个核心问题展开：（1）游客和居民对当地物象和鬼怪传闻的看法;（2）游客的旅游动机和旅游体验感知;（3）当地居民对该地旅游（恐怖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考虑到“恐怖旅游”“黑色旅游”用语的敏感性，在访谈中笔者尽量避免使用该类词汇，而是用“参观/游览”“参观/游览朝内81号”等这类更为中性的表述方式予以替代。同时，为保证信息的清晰和完整性，所有的访谈过程力求在较为安静的环境下进行，并全程录音。在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录音进行了逐字整理，以保留最真实的文本分析材料。 本研究试图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自然情景回归和深描诠释（thick description）的特点，真实呈现朝内81号游客和东道主（当地居民）的群体特征。首先，对观察笔记及访谈转录文本进行对照和系统整理，并对各样本逐一编号，同时简要总结其人口统计特征（表2）;其次，对所得材料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通过语句编码、相似编码合并，从而辨识出主客群体分别想要表达的主题;再次，以“主题”为核心，回归文本材料，重新进行核查，以求实现主题对文本的深度描述[75]。整个过程中，研究者反复整理、比对分析，力求探寻多变情景表象下被访者的心理隐蔽，揭示意义真相，并且多次回归原始情景，剖析所涉人、事、物的逻辑关联和演化脉络，厘清相关意义结构，清晰勾勒本研究的故事线（story line）。
3 游客的恐惧凝视与环境认知
3.1 物象凝视：鬼怪传闻和影视作品引致的“在场”环境认知
个人的经验和记忆、各类影像、文本等都可以构成游客的凝视“框架”（frame）[52]，游客透过该框架凝视物象前，通常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先行印象（pre-trip image），并对该地产生游览期待[76]。调查发现，影视作品在游客的恐惧凝视和环境认知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京城81号》电影主要围绕一座“京城老宅”发生的悬疑离奇故事展开，并在其中大量出现了恐怖片常用的昏暗残破景象、红衣女孩等元素（图1）。尽管该影片与案例地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是一些观众认为该电影描写的就是朝内81号的景象，并且还“具有相当可信度”。许多观看或听闻了《京城81號》电影的人，开始产生了“到此一游”的想法（T-6、T-20），并将该地视为“鬼屋”“凶宅”。无形之中，游客已经将影片中的情景“移植”到朝内81号，并努力将两者进行结构化“勾连”。笔者在调查中，多次听到游客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与同伴叙述和讨论《京城81号》的电影情节，并时不时会发现有游客指着院落某处说“这就是电影里的某某地”。同时，管理人员和一些居民也在访谈中向调研者提到“就是这次演电影，完了，来了好多人进去看”（C-2），可见，影视作品不仅仅是游客出游的重要动因，而且是游客“在场”凝视的重要参照物和媒介。
从认知对象来看，游客对“物”的凝视主要聚焦在鬼怪传闻2、建筑物和院内植物上。
（1）游客对鬼怪传闻的凝视
近年来，围绕朝内81号衍生出众多“闹鬼”“凶宅”的传闻。这些传闻无形之中增加了当地的恐怖和神秘感。在访谈中，部分游客认为这些“鬼怪传闻”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并对“鬼怪存在”半信半疑。在考察游览中，研究者留意到，有位游客手握罗盘，在“鬼屋”游走、探测。甚至有游客（T-15）将“军阀姨太太在楼里自杀”“工人进地下室后再也没出来”等网络传闻绘声绘色地向其他游客讲述，试图获取听众的认同。他们认为，这些鬼怪传闻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并非空穴来风，同时将朝内81号认知为“鬼屋”“凶宅”（T-9），在此游览可能撞见“鬼”。游客T-8言之凿凿“这两所宅子肯定有故事”。游客T-17表示“这里很邪乎，改造成停车场，那车都得撞了”。游客T-16也说“谁贴的封印，怕鬼找事来了”。他们的言语中透露出确有一部分游客对该地“鬼怪”存在畏惧、避讳之义。此外，虽然有少数游客听信鬼怪传闻，在游览前认同鬼怪的存在，但在具身旅游体验后，证实了该地并没有鬼怪。例如游客T-4在进入朝内81号东西洋楼参观前提到“这里阴风阵阵，感觉确实有什么东西在”，但游览后表示“啥也没有，没什么感觉”。
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旅游者虽承认鬼怪传闻的存在，但却并不认同其真实性，认为这些传闻都是“荒谬”“伪造”的，是人为编撰的谎言，且该地根本不存在“鬼怪”。T-3不太相信恐怖屋的相关传闻，认为“有恶搞的东西（成分）”。T-13认为听信这些传闻就是“自己吓唬自己”。T-21也将这些鬼怪传闻定义为“无稽之谈”，并以玩笑之语来劝告研究者也别听那些莫须有的传闻：“这里面多冷呢，鬼的话他得去热的地方、暖和的地方呆着。”游客T-7也并不认同鬼怪的存在，他认为“世上没有鬼，最可怕的是人”，同时就该地鬼怪传闻的形成谈了自己的看法：“（传闻）越变越真，越传越离奇，慢慢多了，就需要有人加工了，传来传去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在他看来，“闹鬼”传闻是人们“传来传去、添油加醋”的结果。
（2）游客对建筑物的凝视
朝内81号的建筑物是标志性旅游吸引物，游客对建筑物的凝视是对当地形象建构的主轴。游客基于建筑的外形、传闻等，对院内建筑贴上了情感化的标签。
调查中，研究者发现由于院内的老旧建筑属于西洋风格（图2），加之网络上对当地是“教堂”“教会学校”的说法早有流传，因此许多游客将院内的建筑认知为“废弃教堂”“历史建筑”。当调查人员询问“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建筑”时，游客T-10看了看院内西洋式的老楼，说到“是个教堂吧”，T-1也说“它本身是个教会学校呀”。游客T-2虽从事金融行业，却对建筑本身具有很大的兴趣，“我们是研究这个建筑”“楼外面挺漂亮的，建筑本身挺美”，因此他认为院内的老旧建筑具有一定的美学和历史价值。
同时，由于主体建筑残缺破败，部分建筑处于封闭状态，许多游客将其认知为“危楼”。采访中，游客们表达了他们对于建筑破败失修而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担忧。游客T-1将其定义为“危房”，认为其可能会“塌陷”。故在调查人员邀其一同进入内部参观探访时，他果断拒绝了。“你们去，你们去，我们不是怕，我们就觉得这里面不安全。”（T-1）T-18也持有类似疑虑：“这里面安全么，我感觉那边都挺不安全的。就一层木板，感觉一不小心就要踏空。”另外，也有游客用自身的知识经验从建筑学角度对“恐怖之谜”进行了自己的解释。T-7从事过建筑设计，他认为恐怖屋本身是“砖木结构”“可能就是这楼盖的时候……地基不好，沉降的时候老咔嚓咔嚓响，所以人们就认为是闹鬼，实际上跟鬼没关系。”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由于“教会学校”一说和残破景象，平添了朝内81号的恐怖色彩。加之“闹鬼”传闻不时风起，部分游客将院内老楼，甚至是整个朝内81号建构为“鬼屋”“凶宅”。T-15提到“就是记者来采访嘛，进去地下室里头，全是烧纸，你看看网上那（恐怖）图片，就是进去有风，那烧纸一吹全起来了。”说到这里时，她还特意提高音调，瘆人之感顿时让大家脊骨发寒。T-1描述到“这个不算啥，那个地洞才吓人”“阴风阵阵的，很明显的，你要站这儿就吹不到，走过去，一股风就往你身上吹”。在参观时，他还邀请式地询问调查人员“你敢从这个洞里钻进去么？最核心的。”在他看来，朝内81号是名副其实的凶宅和恐怖之地。通过进一步调查分析，发现游客对于“闹鬼”建筑的形象认知，一方面来自其对真实情境的感官刺激的放大，另一方面则源于他们对“闹鬼”“凶宅”传闻的联想和演绎。
在对朝内81号建筑物的凝视过程中，游客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崇敬之感，但又因为该地流传着各种鬼怪传闻，他们产生了各种空间、意义上的负面想象。一是对历史建筑的崇敬，二是对鬼怪传闻的联想。在这两种“想象”的交织下，游客对恐怖地形成了矛盾的凝视观念。他们一方面将建筑视为“法国风格”的历史建筑（T-10），而且认为“这种样子的建筑在北京已经不多了”，（T-20）“应该作为文物保护起来”（T-4;T-13）;另一方面，又对它身上萦绕的鬼怪传闻心存忌惮，不光“感觉气氛怪怪的”，（T-9）而且还担心“他们进去的不会出不来吧”，（T-10）或是忌讳地说“合照时不要拍人”。（T-4）可见，游客在心中已将朝内81号建构成了一个“凝视矛盾物”，区别于其他古建筑，是貼有“鬼怪”标签的独特存在。
（3）游客对植物的凝视
院落内的植物也是旅游者“凝视”的一个重要对象。在游览中，被游客聚焦到的植物主要是瓜蒌和槐树。它们杂乱生长和残破凋零的情状，渲染出浓厚的恐怖氛围（图2）。
瓜蒌，多年生攀缘型草本植物，外形酷似爬山虎，生长繁茂野蛮，果实形似柿子，秋冬由绿变黄，外壳干瘪。调查时正值冬季，朝内81号的东楼上布满了瓜蒌，枝干叶残、黄果漫挂。由于瓜蒌在北京城区并不常见，而且如此大面积的爬满楼墙更是“难得”，进而引起游客的注目，常被游客贴上“神秘”和“奇怪”的标签。T-15表示“这个圆球球到底是什么呢？这么奇怪，像柿子但肯定不是柿子，又像葫芦”。这些爬满建筑物的藤蔓植物（瓜蒌）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建筑”本体的渲染，它们既有“奇怪的外形”，同时还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氛围，并被一部分游客认为是一种“诅咒”和“不祥”的东西。在参与观察时，发现常有人唤其为“鬼灯”，因而不能触碰，以免带来“厄运”。T-2认为“那个楼上的（瓜蒌果实）感觉恐怖，挂在那儿”。
除了瓜蒌之外，槐树也是游客凝视的重要物象。因为整个院落内植物稀少，院中央的高大槐树就显得尤为突出。但由于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槐树较为常见，因此它似乎并未被大多数游客建构成一种“异类”。只有个别年龄较大（中老年）的游客将其与“鬼”联系了起来。T-7作为北京当地人，在访谈中向研究者讲道：“过去老北京，一般种紫藤，这槐树啊，一般不种……木，鬼。”在他看来，带“鬼”字的“槐”树是一种不吉利的象征，自然当地的风水也有问题。虽然这一说法在游客中并不多见，但是也不时有人提起。同时，由于缺乏修剪，槐树与瓜蒌等植物为当地蒙上了一层阴翳，成为恐怖氛围的“渲染者”。
总的来看，年久失修的建筑，残破的院内景象，加之多年来的“凶宅”传闻使朝内81号从一个普通的宅院“沉沦”为具有恐怖色彩的空间。游客T-2说到“这一带都比较冷清，一点都不热闹，挺奇怪的，你从那一带走过来，就感觉挺荒的”。此外，解说标识的缺失，紧闭的大门也徒增了外界的猜疑和误解。游客T-4就指出“（该地）应该立个牌子说明一下”，否则“它不允许进，就会有人好奇，你越不让我进，我越想进”。
3.2 人群凝视：我者与他者的共谋与认知
游客对“人”的凝视主要包括对朝内81号附近居民和“我者”（游客）两类人群的认知。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游客对当地居民住在这里持不太理解，甚至是同情的态度，认为当地居民“胆子很大”，住在此地可能会“犯忌讳”。更有甚者还将居民建构为一群“能与鬼神打交道的人”。游客T-1对研究者说“你说人（家）胆子也挺大，天天住在鬼屋这儿，也不害怕。”在其心中，当地居民是“胆大”“勇敢”的人。在参与观察时，研究者还发现游客甚至会对当地居民进行言语调侃，认为他们“不知死活”，并对其产生了怜悯之心。游客T-8在参观时说“（居民应该）拴一个红绳儿啥的避避邪”，“这儿得有东西压得住，平头老百姓可压不住”，在这些游客眼里，当地居民（尤其是朝内81号院内居民）住在这里需要勇气（胆量），但由于与“鬼屋住得近”可能会“犯忌讳”。
旅游者在看待“我者”群体方面，认为到朝内81号游览探访是一种“好奇”和“减压”行为。调查发现，大部分游客谈及游览动机时，都会认为是“出于好奇心理”（如T-8）。同时，T-7认为，因为现代人“缺乏信仰”，加上就业等生活压力大，所以才选择来此寻找刺激、释放压力。进一步调查发现，游客通过相互的凝视，还将彼此区分出“胆大者”和“胆小者”。对于“胆大者”，大家更多的是赞叹，而对于“胆小者”，大家也未有过多指责，反倒大家会因为具有了这段共同的旅游经历，而将彼此视为“我者”，具有了某种认同感。在调查人员问及T-9是否感觉害怕时，他果断答道“害什么怕嘛”，而后转身快速进入老楼内探访，脚步并未有迟疑。周围游客也评价其“雷厉风行”“胆子好大”。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胆小者”群体。T-11在参观中就说过“我胆子小”“别说话，我害怕”等。T-4在知晓刚结识的同行游伴也同样喜爱探险后，便欣然留下联系方式，并发出邀请“你要是来（苏州），可以找我”。其同伴游客T-5也提到“像这样的群体比较稳定”，彼此之间容易形成某种契合度。也许正是恐怖旅游提供的互动机会和营造出的特殊情景，使游客群体更加容易在心理上对彼此产生依赖，并将其建构成为“我者”。 通过梳理游客凝视过程可以发现，影视作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图3）。它不仅是众多游客出游的动因，也是他们进行“在场”凝视的媒介和参照。游客作为旅游活动中的“主动”方，带着特有的视角，凌驾于目的地之上，形成一种“权力凝视”，并对当地的“物”和“人”贴上了各种情绪标签（图3）。虽然有少量游客对鬼怪传闻半信半疑，但大多数游客却认为这些传闻是“荒谬”“伪造”的。建筑物作为游客凝视的核心，许多游客认为其是“废弃教堂”“历史建筑”，又或者是“危楼”，也有游客将其建构为“鬼屋”。同时，残败的植物也被游客认为是该地恐怖氛围的“渲染者”。除了凝视恐惧景观地的“物”外，游客也对“他者”和“我者”群体进行凝视。部分游客认为该地鬼怪传闻萦绕，所以将住在这里的东道主贴上了“胆大”“勇敢”等标签;同时游客也凝视彼此，将“我者”群体划分为“胆大者”和“胆小者”。
4 东道主的物象认知与他者凝视1
4.1 物象认知：日常生活世界的物与场
不同于游客对“物”的凝视，东道主大多否认鬼怪传闻的真实性，同时认为朝内81号就是普通场所而已，其内的建筑和植物也只是寻常之物，并无可挖掘、牵扯到鬼怪的部分。
调查中，笔者发现关于“闹鬼”传闻，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居民都认为朝内81号内并没有“鬼”，所谓的“闹鬼”和“凶宅”传闻“都是互相之间传的”（C-4），并且游客的涌入使得这种传闻受众更广，影响更甚。其中，居民C-12甚至对研究者说到：“你要是相信有鬼，咱们就不谈了。”态度十分强硬，对“闹鬼”传闻的否定（甚至是仇恨）可见一斑。管理人员M-1也说“你宣传点正能量的东西，没引子瞎说八道”，可以推想出在他心里，这些鬼怪传闻并非积极向上，而是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当地居民不相信朝内81号闹鬼，认为这些“闹鬼”和“凶宅”传闻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C-14），完全不值得相信。
对于朝内81号院内建筑物，不同于游客的认知，在当地居民的凝视中被揭开了“恐怖”面纱，尽显“普通”。调查中发现，居民们普遍认为当地并不“恐怖”，它就是一个“老宅子”“危楼”，曾经“是一个教堂”，（C-4）挂牌当过“北京市民政局办公的地方”等。（C-3、C-13）调查中，居民C-12讲述道：“（朝内）81号是北京近现代的优秀建筑，以前登过报的，必须保留。”当调查人员询问其是否进入过该建筑时，他回答“最多进门4米，就是一危楼，很危险，地板有窟窿……进去我嫌脏，老鼠横行”。居民C-13也说“就是一个破房子，离它远点”。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被调查的大多数居民都在朝内81号附近居住了多年，但他们似乎对其并未有太多情感。C-10是一位退休教师，她在恐怖屋附近住了近20年，当调查人员询问其对朝内81号院有什么情感时，她回答道“没有情感维系，因为附近老建筑太多了，而且这个一直关在那儿”。同样，居民C-8在附近居住长大，他对朝内81号院内建筑的保留与否的态度是“你不觉得这拆了之后，路就宽了么？”同时，由于院内空地已辟为停车场，部分居民则担心该处被拆除后就没地方停车了，但对于院内建筑本身“谈不上什么感情”。（C-13）
此外，关于朝内81号为什么突然有大量游客造访，居民们纷纷表示是网络上流传的“闹鬼”传闻和《京城81号》电影拍摄宣传，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C-16提到“说鬼屋凶宅就是演电影演出来的……因为中国人嘛，就是好奇心，一传十，十传百，好像一传，大家都看来了”。同样，居民C-5也表示“那个电影播了之后，人（指来玩的游客）特别多”。俨然，《京城81号》影视作品已经成为游客到访的重要推动媒介。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电影中出现的恐怖情形，居民一致认为那些只是影视作品出于效果需要而进行的渲染，与当地并无关联。如居民C-1就网上流传恐怖传闻，向研究者解释道“那是不可能（有鬼怪）的，就是可能为了配合电影，造势”。C-2也指出，“这不，演那电影演的，其实没那么回事。”
针对院内植物（瓜蒌和槐树），研究人员进一步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调查。C-12已在附近居住有四五年，当天调查时，正好她陪同兩个孩子一起回家。两个小朋友都是8岁男孩，一个小孩在访谈中向研究者说到“瓜蒌是一种药材”，言语中并未有任何害怕的意味。其实不只是儿童，被调查的其他居民对院内的植物也都没有太特殊的感觉，也并未对其贴上异化的标签。在院内工作多年的M-1则提到，“这个槐树，是当时人家没有生孩子，为什么呢，它有迷信，栽了个槐树，怀子。院子栽槐树的，80%是没孩子，他（想）要怀子，谐音。”
4.2 凝视游客：来自外部世界的好奇闯入者
游客凝视有多种类型，但无论哪种，都或多或少会侵入东道主的生活领域，造成一定的干扰和影响[52]。电影《京城81号》的播出使当地迎来了大批游客，在大部分东道主的眼中，游客是一群“好奇的探险青年”“日常生活的闯入者”，甚至是“素质较低人群”。
据居民C-12回忆，2014年7月电影上映后不久，该地游客人数达到顶峰，“日均1000人”。短时间内巨大的人流涌入，给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困扰。C-4提到，“（游客）就整天围着（朝内81号），晚上不睡觉……（导致我们）没法睡觉，老吵，老叫。”在调查中了解到，很长一段时间内游客骑着重型机车、翻墙头、吹口哨，拿着手电乱照乱喊等现象屡见不鲜。在电影上映期间，许多当地居民“深受其害”，这时的游客和东道主之间的矛盾也最为激烈。由于“扰民”严重，当地居民采取了投诉甚至报警，然而效果并不明显。C-12对来访游客评价道：“来的游客的素质普遍不高……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至少是大部分，百分之七八十。”同样，院内门卫M-1也苦诉道“（有游客）夜里大概两三点敲门说要聊一会”。在他的眼中，这些游客“没有信仰、没有追求，就找刺激，就是来找鬼来了”。
同时，也有一些居民（C-17）认为这些游客不过是“一时好奇”而已，加上客流量仅在电影上映期间较多，“高峰期”持续较短1，故对自己生活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居民C-10认为，“进去（朝内81号）照个相，看看，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就那么一阵，闹过去，现在就清静多了。”（C-3）在居民C-3看来，尽管现在仍不断有游客来访，但是已无往日之盛（2014年《京城81号》放映期间），游客带来的负面影响（喧嚣等）也在当地居民的承受范围之内。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已然逐渐趋于平静，但大多数居民对游客的认知形象（负面形象）始终未有太多转变。 在东道主的凝视中，朝内81号一直都是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普通物”，这里不存在鬼怪，闹鬼传闻均为“子虚乌有”（图4）。而游客的闯入凝视，给当地的建筑物和植物贴上了“鬼怪”标签，并造成该地的鬼怪传闻更甚，主客双方对“物”的凝视形成明显的差异。同时，部分游客的不当行为也给东道主的生活带来不便，甚至出现主客冲突。东道主由此产生负面情绪，并将其融入对游客的凝视中，将游客建构为日常生活的“闯入者”。在东道主眼中，游客的游览是一群“闯入者”对一个并不存在鬼怪的“普通物”的好奇行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部分居民并未直接接触游客，但却从他人或他途的转述中，对游客群体形成负面印象，情绪化凝视该群体（C-6）。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凝视理论，剖审了恐惧景观地朝内81号的游客和东道主的凝视行为，离析出了恐怖情境中特殊的主客凝视行为关系（图5）。首先，游客受到影视作品的“助推”，涌入恐惧地进行凝视，并对当地的“人”和“物”进行建构。通过媒体化凝视（the mediatized gaze）[52]和权力施加，游客对凝视对象贴上了多种负面情感标签。大多数游客认为鬼怪传闻是“荒谬”“伪造”的，但当看到该地萧条残败的建筑物和植物时，仍将该地建构为充满恐惧氛围的“危楼”“鬼屋”，并认为生活在当地的东道主是“胆大”“勇敢”的人。同时，游客也对“我者”群体进行凝视，互为“对象”，相互审视。此外，“我者”群体还在当地特有的旅游情境下表现出一种特有的亲近关系，“火车上的陌生人”（stranger on the train）[77]现象明显。
反观东道主方面，游客的进入使其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并在外力的推动下开始凝视和反观“日常”，对恐惧地的“物”和“人”产生一种非主动的凝视（被动凝视）。在东道主看来，当地的建筑和植物只是“普通物”，但却因为鬼怪传闻使其沾染上了负面意义。而游客的强势闯入和凝视，使该地的负面意义更为凸显。游客已衍化为当地居民生活的“闯入者”，扰乱了当地的正常生活秩序。
（1）游客对恐惧景观地的“人”和“物”进行媒体化凝视。在这一凝视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权力施加的关系。同时，由于共处同一“陌生情境”，恐惧地的游客间存在着一种“火车上的陌生人”[77]现象，彼此“熟悉”，共同营造了一个共鸣的情感空间。
首先，影视作品在游客的恐惧凝视和环境认知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游客对朝内81号主要进行媒体化凝视[52]。Urry和Larsen在2011年出版的《游客的凝视（第三版）》一书中提出了“媒体化凝视”一词，指某些旅游地因为媒体的作用而名声大噪，游客络绎不绝来此地探秘影视场景、重温媒体事件[52]。本文的案例地也正是由于影视作品的放映而出现了一波旅游热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Farmaki的观点，即媒体在黑色旅游中具有“拉力”作用，可以促使潜在旅游者产生出游动机和行为[78]。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中游客不仅受到影视媒体的驱动而产生造访行为，而且他们还在实地的游程中不断重温恐惧情景、验证鬼怪传闻。因此可以说，影视媒体既是游客具身体验的动因，也是凝视恐惧景观的重要参照。
其次，游客作为权力关系中的强势一方，对目的地的“人”和“物”进行凝视和权力的施加。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对旅游目的地进行社会性建构[52]。“物”的方面，在“凶宅”“鬼怪”传闻的影响下，游客参入恐惧景观地，将目光投射在年久失修的建筑和缺乏修葺的植物等残败阴郁的物象上时，他们不自觉地发挥想象，对该地进行凝视建构，为朝内81号贴上了恐惧标签。同时，对东道主凝视方面，游客处于凝视关系中的权力高点，将当地居民建构成为“胆子大”的人，在此居住可能会“犯忌讳”，同时由于文化的差异和缺乏有效沟通，导致游客和东道主间的矛盾频现，隔阂加深。
此外，游客对“我者”群体有“胆大者”和“胆小者”的区分，但在案例地特有的“恐懼空间”中还存在着一种“火车上的陌生人”现象。游客将“恐惧空间”中互动的个体（游客）视为“陌生人”，并从内心深处认为这些“陌生人”是可信赖的，可以与其交流想法和情感[77]。旅游创造出了短暂的实体距离接近（physical proximity），不同的个体由“接近的冲动”所驱使，在动机和行为表征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并共处于同一“旅游情境”内，从而营造出一个情感浓烈的时刻[52]。在恐惧景观地，游客们彼此分享探险的刺激和兴奋，表面熟络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参观时的焦躁和不安。这种特殊的现象，打破了游客间的“关系阻隔”，使该地成为一个“有共鸣的恐惧空间”。
（2）游客的不断涌入，使当地进入了一个负面意义建构的旅游化过程。原先仅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组成部分的“普通物”，如今在东道主的凝视中被染上了一些负面意义;同时，东道主在直接或间接与游客接触和凝视的过程中，将游客建构成为日常生活的“闯入者”。
首先，当地的建筑物和植物在卷入旅游化的过程中，染上了负面意义，成为一种具有负面情感的“日常生活之物”。在东道主的视野中，这些建筑物和植物等原本只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寻常之物，并不具有“恐惧”意味。但是，随着恐怖传闻和影视作品等的标签生产和“污名”附着，当地的恐惧意义被不断复制和蓄积，逐渐成为一个被建构的恐惧空间。后来，接踵而至的游客也加入这个恐惧意义生产的过程之中，并不断践行和具身体验“恐惧”，使当地逐渐完成了从“日常生活空间”到“旅游空间”的转身。这与一般旅游地的意义建构过程可能存在着一定差异。通常来说，东道主会主动参与到地方“旅游化”的过程之中，并与“他者”（游客等）共同构建地方意义（meaning of place）。但本研究的案例地更多的是一种“被动旅游化”的过程，即东道主并不希望当地成为旅游地（黑色旅游地），只是因为游客的不断涌入和对当地“吸引力”（attraction）的构建，使其被动成为了一个“旅游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当地的“物”已经演化成为游客眼中的“恐惧意义”之物。但在东道主看来，这种“意义”并非一种积极的意义，而是一种消极和负面的存在。无形中，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已经从简单的“物理”中的“物”演化成了具有情感色彩的“负面意义之物”。 其次，东道主对游客的凝视，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展开。如果把亲眼所见、面对面的凝视称作“直面凝视”（facing gaze）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可以把间接性的、非当面的凝视称作“背向凝视”（back gaze）。本研究中的“东道主”和“游客”由于特殊的空间共在关系，演化出了不同的凝视类型。由于历史原因，朝内81号长期以来是一个被隔离的独立空间（修有院墙使之与周边居住小区隔绝开），除少部分院内“租客”以外，绝大多数东道主都身处院墙之外。这导致当地居民与前来参访的游客形成了一个物理空间隔障，两者虽然共处一个“旅游世界”（tourism world），但却身处不同的空间之中。因此，东道主和游客的接触关系，最为主要的是一种间接的交锋。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并不按“常理”参访，常常擅自闯入东道主的日常生活空间，“旅游世界”中的固有藩篱被不断冲破，主客的正面交锋频频发生。不过，随着后来游客数量的减少，以及政府部门的介入，游客行为有所规范，主客正面交锋的机会随之减少，但间或的偶遇和接触仍时有发生。这可能是本文与一般的旅游主客关系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地（尤其是社区型旅游地）之中，东道主和游客往往共在一个空间，两者通过正面接触产生“直面凝视”。根据本研究的这一发现，图6抽象地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例地的东道主对游客的两种凝视过程。“先直面凝视后背向凝视”，表示东道主先与游客存在直接的接触和凝视，而后并未跟游客存在直接的接触，对于游客只是经由他人或他途，抑或自我想象的方式来进行“凝视”，即“背向凝视”。“直面和背向交互凝视”是指在恐惧景观地，东道主和游客随时可能正面接触和交锋，东道主对游客的凝视随机性地混杂着“直面凝视”和“背向凝视”，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凝视和建构过程。
然而，不论是哪种凝视过程，东道主往往都将游客建构为“好奇的探险青年”和“日常生活的闯入者”。正如Yuill指出的那样，黑色旅游者不仅拥持缅怀、教育、纪念等具有正向动机和情感，也偶有好奇和窥视者（voyeurism）存在[30]。同时，Millán等还发现，恐怖旅游者大多是年轻群体，且目标性非常明确（探源灵异故事、验证“鬼怪”是否存在等）[42]，这可能是与本研究发现的游客群体特征不谋而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游客涌入东道主的生活空间，侵扰了东道主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黑暗面”（‘darker’ sides）[52]的影响。在当地居民看来，游客是因为好奇而闯入的“不速之客”，他们的一些不当行为破坏了原本宁静的生活氛围。虽然在旅游热潮过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已重回正轨，但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始终未有太多变化。可见，东道主对于游客的负面印象一旦形成，在没有太有效的消解措施的情况下，短期内难以淡化或抹去。
此外，东道主将鬼怪传闻凝视为无中生有的谣言，但这些传闻却充当了东道主对当地凝视建构的媒介。Heidelberg研究发现，恐怖故事可能会使目的地冠以“恶名”（notoriety），当地也会被置于一個不舒服的位置[39]。通过调查，本研究发现鬼怪传闻对东道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闻激发了游客的兴趣，使其频频来此地探险，但该行为却打扰了东道主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游客的到来，鬼怪传闻愈演愈烈，甚嚣尘上，当地的“物”被贴上了负面标签，影响了当地的形象。东道主由此产生“反感”情绪。这种“负向情绪”使得东道主在对当地进行凝视建构时，也注入了一定负面要素，进而影响了东道主对自我生活空间的感知。
（3）东道主和游客对“物”凝视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主客矛盾。同时，由于游客的不当行为和两者缺乏有效沟通最终导致主客矛盾激化，难以调和化解。
首先，东道主和游客对“物”凝视的基本认识点不同，为主客冲突埋下了隐患。张彦和于伟通过研究发现，由于主客群体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的差异，导致两者容易产生碰撞和冲突[79]。在本研究中，对于恐惧景观地的建筑和植物，东道主认为与其并无情感维系，而游客则将其凝视为贴有鬼怪标签的“意义”之物;对于闹鬼传闻，东道主坚决否认“鬼怪”的存在，闹鬼传闻纯属“子虚乌有”。虽然大部分游客也认为鬼怪传闻是“荒谬”“伪造”的，但是部分游客却不以为然或半信半疑。主客群体文化背景和目标取向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对事物看法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恐惧景观地，这种差异由于凝视物的特殊属性而被放大，从而激化主客矛盾。
其次，游客的到来给东道主带来了多重困扰，使得主客矛盾不断升级。对一般旅游地来说，游客带来的仅是单重困扰，即游客闯入东道主的“日常生活世界”，扰乱居民生活。Tuner 和Tuner提出了中介迷离症状（liminoid）的概念，指游客在进行旅游活动时，摆脱了惯常遵守的责任义务，可能会做出一些纵情放任的行为[80]。在本文案例地中，许多游客为找寻刺激，深夜探访目的地，并且做出一些不当的扰民行为，致使主客矛盾不断激化。除此之外，本文案例地还包括第二重困扰，即游客的不断到来使得当地鬼怪传闻更甚。在这个过程中，鬼怪传闻经由游客的口口相传，甚至是“演绎创作”，影响扩大，进一步遮蔽了此地的本来属性。在这些多重困扰下，主客矛盾不断升级，东道主对游客的负面情绪沉积愈深，主客关系趋于僵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Heidelberg的观点。他认为，黑色旅游者会受到强烈好奇心和窥探欲的驱使，从而造访他们心中认为的“黑色旅游地”，但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东道主的不适;在当地居民看来，这些不受欢迎的游客（unwanted visitors）打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给当地带来并不想要的关注和热度（unwanted attention），为主客矛盾埋下隐患[39]。
此外，东道主和游客之间缺乏沟通，导致了主客矛盾调和困难。一方面，游客和东道主的凝视权力失衡，导致平等沟通困难。代改珍提出，游客作为消费者，主观上存在一定的优越感，凌驾于旅游地的“人”和“物”之上，进行带有权力性质的凝视[81]。在这个过程中，游客主导了恐惧景观地的凝视权力关系，游客站在凝视权力的高点，而东道主则处于低点，从而导致沟通相对困难。另一方面，主客群体进行凝视时各自带有“情绪”。游客一方，在恐惧景观地迫切想要寻找刺激，追求“脱逸”和放任自我，是一种张狂的心理和情绪;而东道主一方，则秉持保守、回避的态度，对游客有一种抵触、反抗的情绪。双方这种逆向的情绪，催生出沉默或者冲突，而难以达到顺畅沟通与和解。 5.2 理论贡献
目前，学术界关于黑色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目的地管理和游客行为等方面，较少关注东道主的感知和认知情况，着眼主客关系之研究甚是缺乏。本文基于旅游凝视理论，对恐惧景观地主客认知差异及其矛盾根源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全面认知黑色旅游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推动“主客关系”进入黑色旅游学术研究视野。
同时，本文以恐惧景观地为“田野”，对黑色旅游情境中的主客凝视行为进行了深描诠释，不仅验证了“媒体化凝视”“凝视权力关系”等旅游凝视的核心理论，而且针对案例地的特殊性，就“直面凝视”与“背向凝视”，以及凝视中的意义建构等方面进行了深化和拓展，这对旅游凝视相关理论框架的构建不无裨益。
5.3 管理建议
本研究的案例地（朝内81号）原本是一个文化遗产地，但却长期荒废闲置，缺乏有效管理。大量游客的突然涌入，使得该地成为一个“不堪重负”的旅游地。这不仅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打扰，而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主客之间存有凝视差异，且缺乏有效沟通，双方矛盾冲突一度激化。因此，加强该地遗产保护，优化目的地管理体系，切实推进游客教育和公众引导刻不容缓。
（1）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朝内81号作为北京市的重要文化遗产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本应受到妥善的保护和看管。但却因产权不清和改造费用高等原因，多年来一直处于闲置荒废的状态，沦为残破的危楼。这是导致产生鬼怪传闻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后来当地政府对院内危楼进行了修缮，但是当地环境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是作为历史遗产所依托的文化氛围亟待恢复，以还原其原貌，保护遗产的“原真性”，延续其历史文化价值1。
（2）优化目的地管理。朝内81号长期存在产权纠纷、责权不明等问题，导致该地一直缺乏有效的管理。破败的场景、解说设施的缺乏等增加了游客的误解。尽管东道主可能否认或者并不希望当地被贴上“鬼怪”的标签，但朝内81号已然成为了一个黑色旅游地。该地相关管理机构应该摒弃一直采取的消极和规避风险的态度，积极并主动建立合理科学的目的地管理体系，通过增派管理人员、增加解说设施等手段，加强对游客的行为管理，促进主客沟通，构建和谐的主客关系。
（3）强化游客教育引导。作为“外来者”的游客对于当地的初始印象大多来自影视作品和网络传闻，不实的成分居多。游客纷纷受好奇心的驱使来此地探访，这对东道主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因此，当地管理部门有必要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积极帮助和引导人们摒除迷信传言，正确认识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和科学意义。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旅游地的发展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东道主和游客的凝视行为与感知态度会随着旅游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本文所研究的时间范畴，正好处于当地恐怖旅游发展生命周期中“高峰”后的回落阶段，能够较好地反映该阶段主客凝视和感知态度的演化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研究结果也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恐惧景观地東道主和游客的凝视互动关系，对推动黑色旅游的相关理论研究，促进恐惧景观地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但是，本文的数据多为横断数据，并未进行历时性的纵向研究。同时，研究案例仅为恐惧景观中的一类（鬼怪传闻地），并未将更为广泛的自然灾难地、大屠杀纪念地等类型纳入其中，因此，研究结论的适用性需要更为广泛的验证。此外，管理人员的样本较为缺乏，未能从政府管理部门等广泛的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未来，本研究团队将进行历时性的跟踪研究，从发展的视角看待恐惧景观地的主客关系，以发现其动态性的规律1。同时，有必要针对地震遗址、大屠杀纪念地、殖民主义遗产等更为多样化的恐惧景观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研究，以找到更为“普适性”的特征和规律。最后，还应该考虑广泛地收集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见解，从而丰富研究内容，为恐惧景观地的管理和旅游发展提供更为有价值的建议。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及编辑部老师们的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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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and Guest Gaze in a Landscape of Fear： A Case Study of
Chaonei No. 81 in Beijing， China
WANG Jinwei1，2， LI Bingjie1
（1. School of Tourism Sc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Beijing Tourism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ark tourism，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general leisure tourism spectrum，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ourism academics as well as industry. Ghost tours are an essential type of dark tourism， and they satisfy peoples psychological demands of “seeking stimuli” and “escaping from daily life，” becoming a valuable way for people to release mental stress and reflect on themselves. However， after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it can be seen that few people have studied ghost tours. Taking Chaonei No. 81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uses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gaze and cognitive behavior of guests and hosts. It aims to promot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dark tourism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stination management. From November 2015 to January 2016， the investigators visited the case site six times to conduct a field survey. In the course of the investigation， we first examined the site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and observed the behavior of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Subsequently， we participated in the tour as “visitors” and entered the site to observe the behavior of the tourists closely， focusing on their mood and behavior changes.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was simultaneously administered to 21 tourists， 16 local residents， and one manager in the field.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rough mediatized gazes， tourists affixed a variety of negative emotional labels to the buildings and plants of Chaonei No. 81. A power relationship was exerted as a part of this process. In addition， in the unique “landscape of fear”， the study found the phenomenon known as “stranger on the train”， which refers to tourists regarding other tourists as “strangers” and deeply believing that they are trustworthy an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exchange ideas and emotions with them. （2） The continuous influx of tourists brought the local area into a process of tourismification， and the region took on negative meanings. Under the hosts gaze， the “ordinary things” that had originally only been part of the “world of daily life” became infused with some negative meanings; at the same tim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hosts saw the tourists as “intruders.” （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osts and the tourists gazes on items caused contradic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Furthermore， due to the improper behavior of tourists and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hosts and the tourists has intensified， and issues have become difficult to reconcile and resolve.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destin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at can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tourists and to buil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guests and hosts.
Keywords： landscape of fear; dark tourism; tourism gaze; host-guest interaction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吴巧红]
[摘 要]近年来，恐惧景观地旅游（黑色旅游）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形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关于其主客关系的研究甚少。文章以北京市著名的恐怖传闻地“朝内大街81号”为例，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离析了恐惧景观地旅游中游客和东道主群体的凝视行为及其对主客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游客对恐惧景观地的“人”和“物”进行媒体化凝视，同时游客作为权力关系中的强势一方，对目的地进行权力施加和社会性建构;（2）游客的不断涌入，使当地进入了一个负面意义生产的旅游化过程，原先仅作为东道主日常生活世界组成部分的普通物象，被赋予了诸多负面意义;（3）东道主和游客对“物”凝视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主客矛盾，同时，由于游客的不当行为和两者缺乏有效沟通最终导致主客矛盾激化，难以调和化解。未来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目的地管理体系，规范游客行为，构建和谐主客关系。
[关键词]恐惧景观;黑色旅游;旅游凝视;主客交往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5-0130-19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5.014
引言
什么是恐惧？可以说它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有两种紧张的担忧清晰可辨：一是警觉，一是焦虑……心中的恐惧，除了病理情况下，其根源大都在外在的环境中，这种环境具有真正的威胁性。就像17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景观”一词，它既是一种心智的构造物，也是一种自然的、可测量的实体。“恐惧景观”既是心理状态，也指有形的环境。
——（美）段义孚：《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1]
“恐惧”（fear）作为人类的重要情感类型，不仅涉及身体和心理本身，也是人们情感意义与空间的联结物和建构物，贯穿着建构社会关系过程的始终[2-4]。人文主义地理大师段义孚在其著作《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也译作“恐惧景观”）中指出，恐惧景观是“混乱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力量近乎无限的展示”，每个人类构造物都可能成为恐惧景观的一部分[1]。同时，他从心理、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角度深入解析了妖魔鬼怪、疾病、战争、暴力、自然灾难等多种恐惧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该著作对后期的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地理、情感地理等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经典著作。
20世紀以来，随着人们旅游休闲需求的日益广泛，探幽造访墓地、鬼怪传闻地、灵异事件发生地等恐惧景观，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接受，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选择[5-6]。作为黑色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鬼怪传闻地旅游（ghost tour）满足了人们“寻求刺激”和“逃离日常”的心理诉求，成为人们释放精神压力、反思修省、回归自我的重要方式[6-8]。近年来，网络上诸如“全球十大惊悚地点，实地游恐怖程度超鬼片”“胆小勿进！八大恐怖旅行禁区，敢去吗？”等恐怖旅游相关的网页比比皆是。而英国伦敦地牢（London Dungeon）、日本“富士急鬼屋”（Fuji-Q Highlands Haunted Hospital）、新西兰皇后镇恐怖屋（Fear Factory）等与死亡、鬼怪灵异相关的恐怖地，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到访，现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黑色旅游地[9-10]。
东道主和游客是“旅游世界”（tourism world）中的两个关键群体[11-12]。东道主作为目的地的“主人”，既是旅游资源的拥有者，同时也是当地信息的传播者[13]。而游客作为到访的“客人”，其通过凝视行为对东道主及其所处“环境”进行消费，并适时参与身体化的旅游实践和仪式性活动[14]。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是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主客互动反映出不同个体之间的文化互动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融合与交流[15]。研究这种主客互动现象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旅游给当地社区带来的各种社会文化影响，并且对推动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2，15]。纵观黑色旅游现有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建构[16-17]，以及遗产保护与活用、旅游解说、目的地管理等供给（supply）方面[18-19]。虽然，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游客动 机[20-21]、旅游体验[22-24]、游客情感[25]、价值感知[26]、行为意向[27]等需求（demand）所涉及的相关内容，然而少有人关注东道主（社区居民）的行为和认知情况[28-29]，对于主客关系的研究更是难觅纸端。为了更好地理解黑色旅游发展中的主客关系，同时规避和消解黑色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必要从东道主和游客视角考察双方的凝视互动行为，并深入刻画两者的角色关系。
因此，本文基于旅游凝视理论，选取北京市著名的黑色（恐怖）旅游地“朝内大街81号”（以下简称“朝内81号”）作为案例，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离析恐惧景观地游客和东道主群体的凝视行为及其对主客关系的影响，以期为推动黑色旅游相关理论研究以及目的地的科学管理提供参考。具体研究问题包括：（1）东道主和游客对恐惧地景观进行凝视的方式和过程是怎样的？（2）主客凝视存在何种差异及其影响何如？ 1 文献述评
1.1 黑色旅游
1996年，Lennon和Foley提出了“黑色旅游”（dark tourism）一词，并在2000年出版的《黑色旅游：死亡和灾难的吸引》（Dark Tourism： The Attraction of Death and Disaster）一书中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地阐述[5]。而后，“黑色旅游”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30]。与此同时，除了“黑色旅游”外，学者们也提出了“死亡旅游”（thanatourism）[31]、“病态旅游”（morbid tourism）[32]、“不和谐遗产”（dissonant heritage）[33]、“复兴旅游”（phoenix tourism）[34]等诸多相似概念。虽然这些概念之间略有差异，但都是对黑色旅游领域的深化和拓展，且在所有概念标签之中，“黑色旅游”运用最为广泛。
黑色旅游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凡是与死亡、灾难、悲剧等相关的恐惧物象和空间都可能成为黑色旅游对象物[5-6]。恐怖旅游是黑色旅游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意指到死亡、鬼怪传闻、灵异事件等相关地方的参观游览活动[6，35]。恐怖旅游地范围广泛，包括闹鬼建筑、墓地、陈尸所、灵异城堡、废墟等多种场所。恐怖旅游常通过传说/传闻构造、情感渲染、情境设置等诸多要素建构恐惧情境和超自然物象，渲染恐怖地特有的“黑色”属性[36]。同时，恐怖旅游者还具有一定的“黑色”属性，即追求面对死亡和恐惧景象的心理刺激，透过毛骨悚然的恐惧压抑氛围，获得“心理愉悦”和精神提升[6，37]。他们往往渴望在恐怖地见证灵异事件，甚至是遭遇鬼魂（encounter ghosts），热衷并追求前往一些与“精神世界”相关的地方[35]。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怖旅游既是对恐怖物象的世俗消费，也是一种“精神愉悦”性的活动。
尽管死亡、鬼怪传闻等恐惧事象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但长久以来，人们对其一直保持回避，甚至忌讳的状态[38]。这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众对黑色旅游讳莫如深，认同程度普遍较低[36]，甚至被贴上负面标签，如悲剧的“迪士尼化”（a ‘Disney?-cation of tragedy）[39]，致使相关学术研究颇为局限[38，40]。尽管近年来，随着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束，黑色旅游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恐怖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仍然较少[41]。纵观恐怖旅游现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其主要围绕游客行为特征和恐怖旅游经营管理等方面展开。
游客行为特征方面，Millán等对西班牙科尔多瓦城的公墓和幽灵学院进行案例研究，发现恐怖旅游者多是一群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他们几乎都倾向于选择结伴同行，且其获取恐怖旅游信息的渠道以社交媒体和黑色旅游网站为主[42]。同时，Pharino等对巴厘岛以“鬼怪”（ghost）和“精神”（spirit）为主题的超自然旅游进行调研发现，游客在现场多为拍照和观察（watch/observe），且他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兴奋和喜悦情绪[43]。Gentry进一步发现，尽管幽灵漫步（ghost walk）旅游团的路线和内容是提前计划好的，但是游客的实际漫游（walking）行为往往不受“计划”羁绊，表现出一定的临场性和灵活性，同时，实际的在场体验对游客的恐怖地感知會产生重要影响[6]。旅游动机方面，研究者一致认为恐怖旅游动机与“鬼怪”相关。其主要动机可以归纳为游客追求一种从恐怖情境和消极情感（如恐惧）等所衍生出的愉悦感[44]，即情感的渲泄，而这种畅爽和愉悦感能使游客得到休闲和心灵的放松。此外，对“鬼神”证验也常被纳入恐怖旅游动机之中。在“鬼神”思想和“无神论”激烈碰撞的现代社会，人们对“鬼怪是否存在”这一历史话题存在异议，而恐怖旅游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验证的窗口[6]。Rittichainuwat进一步提出，“鬼魂信念”（belief in ghosts）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影响不同，它会成为一些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泰国）游客的出游障碍，但对欧美国家（美国、英国、德国等）游客的影响却并不显著[45]。
从恐怖旅游管理方来看，Garcia等选取了两家开展恐怖团队游的公司作为案例，对其游览安排、恐怖故事解说设计，以及经营涉及的伦理道德和管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尽管恐怖旅游具有教育意义，但管理方的最终目的仍是将其塑造成为一个商业性质的娱乐活动[35]。Heidelberg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在管理当地恐怖旅游资源时要注重的要素，如政策、安全、居民等。同时，他指出，尽管有的部门出于保护社区免受外界打扰的考虑，放弃对该资源的管理，但在恐怖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是不能缺位的[39]。Blyablina发现，斯德哥尔摩幽灵漫步公司（Stockholm Ghost Walk Company）非常重视导游的作用，其鼓励导游与游客充分地互动，增强鬼怪故事讲解的趣味性，从而使游客拥有难以忘怀的经历，并乐于进行口碑传播，以吸引其他潜在的消费者[46]。Fraser则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爱丁堡的恐怖旅游公司成功的3个要素为历史（history）、幽默（humour）和恐惧（horror）[47]。
恐怖旅游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常常会引发矛盾冲突等不和谐现象[48]。而Podoshen等认为，研究黑色旅游中的东道主和游客的接触过程和结果对构建两者间的和谐关系非常重要[49]。因此，本文将通过对比和分析游客与东道主群体的凝视行为，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两者之间出现“矛盾”的根源和消解之道。
1.2 旅游凝视
旅游凝视（tourism gaze）最早源于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后者由Focucault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意指医生通过彻底检查（凝视）病患的身体，从而推断病情和病因[50]。它包含了医生代表的专业人士群体，拥有某种场合下的特殊权利（eye of power），能够施予病患以凝视的压力[50]。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Urry提出“游客凝视”（tourist gaze）一词，并对其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视觉是游客进行旅游活动时最关键的“感观”（organising sense），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进行权力性的目光投射（凝视），从而获得平时接触不到的感官刺激[51]。 2011年，在新出版的《游客的凝视（第三版）》（The Tourist Gaze 3.0）一书中，Urry和Larsen进一步阐释了在旅游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游客凝视的演化关系，并对游客凝视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剖析[52]。在他们看来，游客凝视是游客在“脱逸”日常的旅游活动中捕捉诸多视觉元素，并在一系列感官刺激下获得快乐的过程[52]。同样地，学者们也认为，游客凝视是旅游体验中的重要视觉行为[53]，其过程是游客将物像转化为视像，再经由个人价值观和偏好整修形成心像[54]。
一般来说，狭义的旅游凝视仅指游客凝视。随着凝视理论的扩展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更加多元的凝视类型被学者们发现并提出，例如“东道主凝视”（host gaze）[55]、“双向凝视”（mutual gaze）[56-57]、“专家凝视”（professional gaze）[58]、“游客间的凝视”（gaze between tourists）[59-60]、“隐性凝视”（implicit gaze）[58]等。这些凝视类型与“游客凝视”共同构成了广义的旅游凝视，即在旅游活动中各主体的“凝视”，均可称之为旅游凝视。在旅游目的地，凝视是一个涉及多方行为主体的、动态的、互动的过程，通过对这些凝视行为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窥视“旅游世界”的全貌和整个旅游地社会的运行情况。
凝视理论作为旅游研究中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游客体验[61]、主客关系[62]、目的地文化变迁[63-64]等研究之中。游客乐于去寻找和凝视异域风情，而他们也可能被东道主凝视为独特的物象[65]。罗鲜荣和黄松山基于东道主视角探讨了中西方背包客群体的差异[66]。Wassler和Kirillova发现，置身于当地居民和其他游客凝视中的旅游者，会产生一种不适、尴尬之感，进而影响其进行自我认知和评价[67]。主客双向凝视方面，Sroypetch研究了斐济亚萨瓦岛上的主客群体对于背包客旅游的感知，发现东道主认为旅游对当地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背包客群体则普遍对这种影响持中立态度[57]。Tasci和Severt旨在探究可持续旅游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主客群体如何相互感知和评价。由于东西方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同、或受个人或集体主义等影响，导致作为主体的土耳其服务者对欧洲游客缺乏文化了解，以及独立性的关注[68]。汪天颖等发现，虽然游客和东道主的凝视核心都是徽州独具特色的各类文化符号，且围绕该核心产生互动，但二者对于文化符号的需求和认知层次都较浅[62]。隐性凝视较其他凝视类型更为隐蔽，指主体通过凝视，从而发现自身内心深处的欲望和缺失[58]，例如对物质财富的渴望[69]。此外，游客间凝视方面，张环宙等选取《印象·刘三姐》国际游客的自由评论作为研究数据源，研究发现，国际游客普遍对演出感到满意，但他们对部分中国游客的观演礼仪感到不满[70]。
透過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旅游凝视的主体可以是游客，也可以是东道主，而凝视的对象可以是目的地的“人”，也可以是“物”。凝视不只是观看（seeing），还关系到一系列认知行为，如评价、联想、比较等[52]。但无论是主客间的何种凝视类型，都容易产生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压制”[71]，甚至是文化阻隔和矛盾疏离，不利于构建良好的主客关系[72-73]。通过研究主客间的凝视行为，可以有效地窥探游客、东道主等群体在旅游活动中的认知行为和情感变化，以及主客间的互动关系[74]。本文基于凝视理论，从游客和东道主的视角出发，研究两者对恐惧景观地“物”和“人”的凝视，并试图进一步归纳总结各主体间的凝视差异，探寻主客凝视下矛盾的产生和消解。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地“朝内81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内主体建筑建于20世纪初，为东西两栋3层西洋式砖石结构小楼。2009年，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列入北京市东城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但是，由于长期存在产权纠纷、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1，很长一段时间内小楼都未得到有效保护，楼体爬满藤蔓，窗户多处残破，楼内设施受损严重，两座老楼沦为危楼。院内则搭建起了多处平房供出租（住房）之用，空余场地一度沦为停车场。
多年来，由于城市探秘者的踏入和臆造，朝内81号“闹鬼”传言不时风起。一些相关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以此为背景进行了夸张渲染。久而久之，当地有闹鬼、灵异事件的传闻流传开来，甚至被冠以“京城四大凶宅之首”。2014年，以京城老宅为背景的惊悚电影《京城81号》（原名《朝内81号》）上映，使朝内81号的凶宅、鬼屋传闻达到顶峰，探秘猎奇者众多2。考虑到安全等因素，相关管理部门极力澄清（闹鬼传闻），并加强管理，在游客高峰期，甚至还一度封闭了大门，并贴出“谢绝参观”的告示3，但是仍不断有参观者慕名而来。朝内81号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黑色旅游地。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非参与式观察、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作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研究人员首先通过网络收集朝内81号的有关评论和游记博文等基础资料，同时与相关专家进行讨论形成调研方案。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先后6次前往案例地进行实地调查，每次调查时间为1天，共计6天（表1）。在调研过程中，调查人员首先以“局外人”的身份，对案例地的周边环境、建筑设施等进行踏查，并对当地居民（周边居民）、游客等的行为活动进行观察。随后，以“游客”身份参与到参观游览活动之中（researcher-as-tourist）[59]，置于旅游情景近距离观察游客和当地居民的行为活动，重点关注其心境和行为变化。
同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方法，对游客、当地居民、管理人员等群体进行调研。由于调查时遇到“在场”管理人员只有1人（保安），因此除了“管理人员”1以外，笔者对各类人群的调查采取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理论饱和为原则，选取了38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表2）。访谈提纲在现有文献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主要围绕3个核心问题展开：（1）游客和居民对当地物象和鬼怪传闻的看法;（2）游客的旅游动机和旅游体验感知;（3）当地居民对该地旅游（恐怖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考虑到“恐怖旅游”“黑色旅游”用语的敏感性，在访谈中笔者尽量避免使用该类词汇，而是用“参观/游览”“参观/游览朝内81号”等这类更为中性的表述方式予以替代。同时，为保证信息的清晰和完整性，所有的访谈过程力求在较为安静的环境下进行，并全程录音。在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录音进行了逐字整理，以保留最真实的文本分析材料。 本研究试图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自然情景回归和深描诠释（thick description）的特点，真实呈现朝内81号游客和东道主（当地居民）的群体特征。首先，对观察笔记及访谈转录文本进行对照和系统整理，并对各样本逐一编号，同时简要总结其人口统计特征（表2）;其次，对所得材料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通过语句编码、相似编码合并，从而辨识出主客群体分别想要表达的主题;再次，以“主题”为核心，回归文本材料，重新进行核查，以求实现主题对文本的深度描述[75]。整个过程中，研究者反复整理、比对分析，力求探寻多变情景表象下被访者的心理隐蔽，揭示意义真相，并且多次回归原始情景，剖析所涉人、事、物的逻辑关联和演化脉络，厘清相关意义结构，清晰勾勒本研究的故事线（story line）。
3 游客的恐惧凝视与环境认知
3.1 物象凝视：鬼怪传闻和影视作品引致的“在场”环境认知
个人的经验和记忆、各类影像、文本等都可以构成游客的凝视“框架”（frame）[52]，游客透过该框架凝视物象前，通常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先行印象（pre-trip image），并对该地产生游览期待[76]。调查发现，影视作品在游客的恐惧凝视和环境认知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京城81号》电影主要围绕一座“京城老宅”发生的悬疑离奇故事展开，并在其中大量出现了恐怖片常用的昏暗残破景象、红衣女孩等元素（图1）。尽管该影片与案例地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是一些观众认为该电影描写的就是朝内81号的景象，并且还“具有相当可信度”。许多观看或听闻了《京城81號》电影的人，开始产生了“到此一游”的想法（T-6、T-20），并将该地视为“鬼屋”“凶宅”。无形之中，游客已经将影片中的情景“移植”到朝内81号，并努力将两者进行结构化“勾连”。笔者在调查中，多次听到游客在参观游览的过程中与同伴叙述和讨论《京城81号》的电影情节，并时不时会发现有游客指着院落某处说“这就是电影里的某某地”。同时，管理人员和一些居民也在访谈中向调研者提到“就是这次演电影，完了，来了好多人进去看”（C-2），可见，影视作品不仅仅是游客出游的重要动因，而且是游客“在场”凝视的重要参照物和媒介。
从认知对象来看，游客对“物”的凝视主要聚焦在鬼怪传闻2、建筑物和院内植物上。
（1）游客对鬼怪传闻的凝视
近年来，围绕朝内81号衍生出众多“闹鬼”“凶宅”的传闻。这些传闻无形之中增加了当地的恐怖和神秘感。在访谈中，部分游客认为这些“鬼怪传闻”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并对“鬼怪存在”半信半疑。在考察游览中，研究者留意到，有位游客手握罗盘，在“鬼屋”游走、探测。甚至有游客（T-15）将“军阀姨太太在楼里自杀”“工人进地下室后再也没出来”等网络传闻绘声绘色地向其他游客讲述，试图获取听众的认同。他们认为，这些鬼怪传闻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并非空穴来风，同时将朝内81号认知为“鬼屋”“凶宅”（T-9），在此游览可能撞见“鬼”。游客T-8言之凿凿“这两所宅子肯定有故事”。游客T-17表示“这里很邪乎，改造成停车场，那车都得撞了”。游客T-16也说“谁贴的封印，怕鬼找事来了”。他们的言语中透露出确有一部分游客对该地“鬼怪”存在畏惧、避讳之义。此外，虽然有少数游客听信鬼怪传闻，在游览前认同鬼怪的存在，但在具身旅游体验后，证实了该地并没有鬼怪。例如游客T-4在进入朝内81号东西洋楼参观前提到“这里阴风阵阵，感觉确实有什么东西在”，但游览后表示“啥也没有，没什么感觉”。
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旅游者虽承认鬼怪传闻的存在，但却并不认同其真实性，认为这些传闻都是“荒谬”“伪造”的，是人为编撰的谎言，且该地根本不存在“鬼怪”。T-3不太相信恐怖屋的相关传闻，认为“有恶搞的东西（成分）”。T-13认为听信这些传闻就是“自己吓唬自己”。T-21也将这些鬼怪传闻定义为“无稽之谈”，并以玩笑之语来劝告研究者也别听那些莫须有的传闻：“这里面多冷呢，鬼的话他得去热的地方、暖和的地方呆着。”游客T-7也并不认同鬼怪的存在，他认为“世上没有鬼，最可怕的是人”，同时就该地鬼怪传闻的形成谈了自己的看法：“（传闻）越变越真，越传越离奇，慢慢多了，就需要有人加工了，传来传去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在他看来，“闹鬼”传闻是人们“传来传去、添油加醋”的结果。
（2）游客对建筑物的凝视
朝内81号的建筑物是标志性旅游吸引物，游客对建筑物的凝视是对当地形象建构的主轴。游客基于建筑的外形、传闻等，对院内建筑贴上了情感化的标签。
调查中，研究者发现由于院内的老旧建筑属于西洋风格（图2），加之网络上对当地是“教堂”“教会学校”的说法早有流传，因此许多游客将院内的建筑认知为“废弃教堂”“历史建筑”。当调查人员询问“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建筑”时，游客T-10看了看院内西洋式的老楼，说到“是个教堂吧”，T-1也说“它本身是个教会学校呀”。游客T-2虽从事金融行业，却对建筑本身具有很大的兴趣，“我们是研究这个建筑”“楼外面挺漂亮的，建筑本身挺美”，因此他认为院内的老旧建筑具有一定的美学和历史价值。
同时，由于主体建筑残缺破败，部分建筑处于封闭状态，许多游客将其认知为“危楼”。采访中，游客们表达了他们对于建筑破败失修而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担忧。游客T-1将其定义为“危房”，认为其可能会“塌陷”。故在调查人员邀其一同进入内部参观探访时，他果断拒绝了。“你们去，你们去，我们不是怕，我们就觉得这里面不安全。”（T-1）T-18也持有类似疑虑：“这里面安全么，我感觉那边都挺不安全的。就一层木板，感觉一不小心就要踏空。”另外，也有游客用自身的知识经验从建筑学角度对“恐怖之谜”进行了自己的解释。T-7从事过建筑设计，他认为恐怖屋本身是“砖木结构”“可能就是这楼盖的时候……地基不好，沉降的时候老咔嚓咔嚓响，所以人们就认为是闹鬼，实际上跟鬼没关系。”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由于“教会学校”一说和残破景象，平添了朝内81号的恐怖色彩。加之“闹鬼”传闻不时风起，部分游客将院内老楼，甚至是整个朝内81号建构为“鬼屋”“凶宅”。T-15提到“就是记者来采访嘛，进去地下室里头，全是烧纸，你看看网上那（恐怖）图片，就是进去有风，那烧纸一吹全起来了。”说到这里时，她还特意提高音调，瘆人之感顿时让大家脊骨发寒。T-1描述到“这个不算啥，那个地洞才吓人”“阴风阵阵的，很明显的，你要站这儿就吹不到，走过去，一股风就往你身上吹”。在参观时，他还邀请式地询问调查人员“你敢从这个洞里钻进去么？最核心的。”在他看来，朝内81号是名副其实的凶宅和恐怖之地。通过进一步调查分析，发现游客对于“闹鬼”建筑的形象认知，一方面来自其对真实情境的感官刺激的放大，另一方面则源于他们对“闹鬼”“凶宅”传闻的联想和演绎。
在对朝内81号建筑物的凝视过程中，游客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崇敬之感，但又因为该地流传着各种鬼怪传闻，他们产生了各种空间、意义上的负面想象。一是对历史建筑的崇敬，二是对鬼怪传闻的联想。在这两种“想象”的交织下，游客对恐怖地形成了矛盾的凝视观念。他们一方面将建筑视为“法国风格”的历史建筑（T-10），而且认为“这种样子的建筑在北京已经不多了”，（T-20）“应该作为文物保护起来”（T-4;T-13）;另一方面，又对它身上萦绕的鬼怪传闻心存忌惮，不光“感觉气氛怪怪的”，（T-9）而且还担心“他们进去的不会出不来吧”，（T-10）或是忌讳地说“合照时不要拍人”。（T-4）可见，游客在心中已将朝内81号建构成了一个“凝视矛盾物”，区别于其他古建筑，是貼有“鬼怪”标签的独特存在。
（3）游客对植物的凝视
院落内的植物也是旅游者“凝视”的一个重要对象。在游览中，被游客聚焦到的植物主要是瓜蒌和槐树。它们杂乱生长和残破凋零的情状，渲染出浓厚的恐怖氛围（图2）。
瓜蒌，多年生攀缘型草本植物，外形酷似爬山虎，生长繁茂野蛮，果实形似柿子，秋冬由绿变黄，外壳干瘪。调查时正值冬季，朝内81号的东楼上布满了瓜蒌，枝干叶残、黄果漫挂。由于瓜蒌在北京城区并不常见，而且如此大面积的爬满楼墙更是“难得”，进而引起游客的注目，常被游客贴上“神秘”和“奇怪”的标签。T-15表示“这个圆球球到底是什么呢？这么奇怪，像柿子但肯定不是柿子，又像葫芦”。这些爬满建筑物的藤蔓植物（瓜蒌）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建筑”本体的渲染，它们既有“奇怪的外形”，同时还营造出“阴森恐怖”的氛围，并被一部分游客认为是一种“诅咒”和“不祥”的东西。在参与观察时，发现常有人唤其为“鬼灯”，因而不能触碰，以免带来“厄运”。T-2认为“那个楼上的（瓜蒌果实）感觉恐怖，挂在那儿”。
除了瓜蒌之外，槐树也是游客凝视的重要物象。因为整个院落内植物稀少，院中央的高大槐树就显得尤为突出。但由于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槐树较为常见，因此它似乎并未被大多数游客建构成一种“异类”。只有个别年龄较大（中老年）的游客将其与“鬼”联系了起来。T-7作为北京当地人，在访谈中向研究者讲道：“过去老北京，一般种紫藤，这槐树啊，一般不种……木，鬼。”在他看来，带“鬼”字的“槐”树是一种不吉利的象征，自然当地的风水也有问题。虽然这一说法在游客中并不多见，但是也不时有人提起。同时，由于缺乏修剪，槐树与瓜蒌等植物为当地蒙上了一层阴翳，成为恐怖氛围的“渲染者”。
总的来看，年久失修的建筑，残破的院内景象，加之多年来的“凶宅”传闻使朝内81号从一个普通的宅院“沉沦”为具有恐怖色彩的空间。游客T-2说到“这一带都比较冷清，一点都不热闹，挺奇怪的，你从那一带走过来，就感觉挺荒的”。此外，解说标识的缺失，紧闭的大门也徒增了外界的猜疑和误解。游客T-4就指出“（该地）应该立个牌子说明一下”，否则“它不允许进，就会有人好奇，你越不让我进，我越想进”。
3.2 人群凝视：我者与他者的共谋与认知
游客对“人”的凝视主要包括对朝内81号附近居民和“我者”（游客）两类人群的认知。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游客对当地居民住在这里持不太理解，甚至是同情的态度，认为当地居民“胆子很大”，住在此地可能会“犯忌讳”。更有甚者还将居民建构为一群“能与鬼神打交道的人”。游客T-1对研究者说“你说人（家）胆子也挺大，天天住在鬼屋这儿，也不害怕。”在其心中，当地居民是“胆大”“勇敢”的人。在参与观察时，研究者还发现游客甚至会对当地居民进行言语调侃，认为他们“不知死活”，并对其产生了怜悯之心。游客T-8在参观时说“（居民应该）拴一个红绳儿啥的避避邪”，“这儿得有东西压得住，平头老百姓可压不住”，在这些游客眼里，当地居民（尤其是朝内81号院内居民）住在这里需要勇气（胆量），但由于与“鬼屋住得近”可能会“犯忌讳”。
旅游者在看待“我者”群体方面，认为到朝内81号游览探访是一种“好奇”和“减压”行为。调查发现，大部分游客谈及游览动机时，都会认为是“出于好奇心理”（如T-8）。同时，T-7认为，因为现代人“缺乏信仰”，加上就业等生活压力大，所以才选择来此寻找刺激、释放压力。进一步调查发现，游客通过相互的凝视，还将彼此区分出“胆大者”和“胆小者”。对于“胆大者”，大家更多的是赞叹，而对于“胆小者”，大家也未有过多指责，反倒大家会因为具有了这段共同的旅游经历，而将彼此视为“我者”，具有了某种认同感。在调查人员问及T-9是否感觉害怕时，他果断答道“害什么怕嘛”，而后转身快速进入老楼内探访，脚步并未有迟疑。周围游客也评价其“雷厉风行”“胆子好大”。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胆小者”群体。T-11在参观中就说过“我胆子小”“别说话，我害怕”等。T-4在知晓刚结识的同行游伴也同样喜爱探险后，便欣然留下联系方式，并发出邀请“你要是来（苏州），可以找我”。其同伴游客T-5也提到“像这样的群体比较稳定”，彼此之间容易形成某种契合度。也许正是恐怖旅游提供的互动机会和营造出的特殊情景，使游客群体更加容易在心理上对彼此产生依赖，并将其建构成为“我者”。 通过梳理游客凝视过程可以发现，影视作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图3）。它不仅是众多游客出游的动因，也是他们进行“在场”凝视的媒介和参照。游客作为旅游活动中的“主动”方，带着特有的视角，凌驾于目的地之上，形成一种“权力凝视”，并对当地的“物”和“人”贴上了各种情绪标签（图3）。虽然有少量游客对鬼怪传闻半信半疑，但大多数游客却认为这些传闻是“荒谬”“伪造”的。建筑物作为游客凝视的核心，许多游客认为其是“废弃教堂”“历史建筑”，又或者是“危楼”，也有游客将其建构为“鬼屋”。同时，残败的植物也被游客认为是该地恐怖氛围的“渲染者”。除了凝视恐惧景观地的“物”外，游客也对“他者”和“我者”群体进行凝视。部分游客认为该地鬼怪传闻萦绕，所以将住在这里的东道主贴上了“胆大”“勇敢”等标签;同时游客也凝视彼此，将“我者”群体划分为“胆大者”和“胆小者”。
4 东道主的物象认知与他者凝视1
4.1 物象认知：日常生活世界的物与场
不同于游客对“物”的凝视，东道主大多否认鬼怪传闻的真实性，同时认为朝内81号就是普通场所而已，其内的建筑和植物也只是寻常之物，并无可挖掘、牵扯到鬼怪的部分。
调查中，笔者发现关于“闹鬼”传闻，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居民都认为朝内81号内并没有“鬼”，所谓的“闹鬼”和“凶宅”传闻“都是互相之间传的”（C-4），并且游客的涌入使得这种传闻受众更广，影响更甚。其中，居民C-12甚至对研究者说到：“你要是相信有鬼，咱们就不谈了。”态度十分强硬，对“闹鬼”传闻的否定（甚至是仇恨）可见一斑。管理人员M-1也说“你宣传点正能量的东西，没引子瞎说八道”，可以推想出在他心里，这些鬼怪传闻并非积极向上，而是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当地居民不相信朝内81号闹鬼，认为这些“闹鬼”和“凶宅”传闻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胡说八道”（C-14），完全不值得相信。
对于朝内81号院内建筑物，不同于游客的认知，在当地居民的凝视中被揭开了“恐怖”面纱，尽显“普通”。调查中发现，居民们普遍认为当地并不“恐怖”，它就是一个“老宅子”“危楼”，曾经“是一个教堂”，（C-4）挂牌当过“北京市民政局办公的地方”等。（C-3、C-13）调查中，居民C-12讲述道：“（朝内）81号是北京近现代的优秀建筑，以前登过报的，必须保留。”当调查人员询问其是否进入过该建筑时，他回答“最多进门4米，就是一危楼，很危险，地板有窟窿……进去我嫌脏，老鼠横行”。居民C-13也说“就是一个破房子，离它远点”。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被调查的大多数居民都在朝内81号附近居住了多年，但他们似乎对其并未有太多情感。C-10是一位退休教师，她在恐怖屋附近住了近20年，当调查人员询问其对朝内81号院有什么情感时，她回答道“没有情感维系，因为附近老建筑太多了，而且这个一直关在那儿”。同样，居民C-8在附近居住长大，他对朝内81号院内建筑的保留与否的态度是“你不觉得这拆了之后，路就宽了么？”同时，由于院内空地已辟为停车场，部分居民则担心该处被拆除后就没地方停车了，但对于院内建筑本身“谈不上什么感情”。（C-13）
此外，关于朝内81号为什么突然有大量游客造访，居民们纷纷表示是网络上流传的“闹鬼”传闻和《京城81号》电影拍摄宣传，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C-16提到“说鬼屋凶宅就是演电影演出来的……因为中国人嘛，就是好奇心，一传十，十传百，好像一传，大家都看来了”。同样，居民C-5也表示“那个电影播了之后，人（指来玩的游客）特别多”。俨然，《京城81号》影视作品已经成为游客到访的重要推动媒介。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电影中出现的恐怖情形，居民一致认为那些只是影视作品出于效果需要而进行的渲染，与当地并无关联。如居民C-1就网上流传恐怖传闻，向研究者解释道“那是不可能（有鬼怪）的，就是可能为了配合电影，造势”。C-2也指出，“这不，演那电影演的，其实没那么回事。”
针对院内植物（瓜蒌和槐树），研究人员进一步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调查。C-12已在附近居住有四五年，当天调查时，正好她陪同兩个孩子一起回家。两个小朋友都是8岁男孩，一个小孩在访谈中向研究者说到“瓜蒌是一种药材”，言语中并未有任何害怕的意味。其实不只是儿童，被调查的其他居民对院内的植物也都没有太特殊的感觉，也并未对其贴上异化的标签。在院内工作多年的M-1则提到，“这个槐树，是当时人家没有生孩子，为什么呢，它有迷信，栽了个槐树，怀子。院子栽槐树的，80%是没孩子，他（想）要怀子，谐音。”
4.2 凝视游客：来自外部世界的好奇闯入者
游客凝视有多种类型，但无论哪种，都或多或少会侵入东道主的生活领域，造成一定的干扰和影响[52]。电影《京城81号》的播出使当地迎来了大批游客，在大部分东道主的眼中，游客是一群“好奇的探险青年”“日常生活的闯入者”，甚至是“素质较低人群”。
据居民C-12回忆，2014年7月电影上映后不久，该地游客人数达到顶峰，“日均1000人”。短时间内巨大的人流涌入，给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困扰。C-4提到，“（游客）就整天围着（朝内81号），晚上不睡觉……（导致我们）没法睡觉，老吵，老叫。”在调查中了解到，很长一段时间内游客骑着重型机车、翻墙头、吹口哨，拿着手电乱照乱喊等现象屡见不鲜。在电影上映期间，许多当地居民“深受其害”，这时的游客和东道主之间的矛盾也最为激烈。由于“扰民”严重，当地居民采取了投诉甚至报警，然而效果并不明显。C-12对来访游客评价道：“来的游客的素质普遍不高……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至少是大部分，百分之七八十。”同样，院内门卫M-1也苦诉道“（有游客）夜里大概两三点敲门说要聊一会”。在他的眼中，这些游客“没有信仰、没有追求，就找刺激，就是来找鬼来了”。
同时，也有一些居民（C-17）认为这些游客不过是“一时好奇”而已，加上客流量仅在电影上映期间较多，“高峰期”持续较短1，故对自己生活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居民C-10认为，“进去（朝内81号）照个相，看看，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就那么一阵，闹过去，现在就清静多了。”（C-3）在居民C-3看来，尽管现在仍不断有游客来访，但是已无往日之盛（2014年《京城81号》放映期间），游客带来的负面影响（喧嚣等）也在当地居民的承受范围之内。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已然逐渐趋于平静，但大多数居民对游客的认知形象（负面形象）始终未有太多转变。 在东道主的凝视中，朝内81号一直都是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普通物”，这里不存在鬼怪，闹鬼传闻均为“子虚乌有”（图4）。而游客的闯入凝视，给当地的建筑物和植物贴上了“鬼怪”标签，并造成该地的鬼怪传闻更甚，主客双方对“物”的凝视形成明显的差异。同时，部分游客的不当行为也给东道主的生活带来不便，甚至出现主客冲突。东道主由此产生负面情绪，并将其融入对游客的凝视中，将游客建构为日常生活的“闯入者”。在东道主眼中，游客的游览是一群“闯入者”对一个并不存在鬼怪的“普通物”的好奇行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部分居民并未直接接触游客，但却从他人或他途的转述中，对游客群体形成负面印象，情绪化凝视该群体（C-6）。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凝视理论，剖审了恐惧景观地朝内81号的游客和东道主的凝视行为，离析出了恐怖情境中特殊的主客凝视行为关系（图5）。首先，游客受到影视作品的“助推”，涌入恐惧地进行凝视，并对当地的“人”和“物”进行建构。通过媒体化凝视（the mediatized gaze）[52]和权力施加，游客对凝视对象贴上了多种负面情感标签。大多数游客认为鬼怪传闻是“荒谬”“伪造”的，但当看到该地萧条残败的建筑物和植物时，仍将该地建构为充满恐惧氛围的“危楼”“鬼屋”，并认为生活在当地的东道主是“胆大”“勇敢”的人。同时，游客也对“我者”群体进行凝视，互为“对象”，相互审视。此外，“我者”群体还在当地特有的旅游情境下表现出一种特有的亲近关系，“火车上的陌生人”（stranger on the train）[77]现象明显。
反观东道主方面，游客的进入使其日常生活受到干扰，并在外力的推动下开始凝视和反观“日常”，对恐惧地的“物”和“人”产生一种非主动的凝视（被动凝视）。在东道主看来，当地的建筑和植物只是“普通物”，但却因为鬼怪传闻使其沾染上了负面意义。而游客的强势闯入和凝视，使该地的负面意义更为凸显。游客已衍化为当地居民生活的“闯入者”，扰乱了当地的正常生活秩序。
（1）游客对恐惧景观地的“人”和“物”进行媒体化凝视。在这一凝视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权力施加的关系。同时，由于共处同一“陌生情境”，恐惧地的游客间存在着一种“火车上的陌生人”[77]现象，彼此“熟悉”，共同营造了一个共鸣的情感空间。
首先，影视作品在游客的恐惧凝视和环境认知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游客对朝内81号主要进行媒体化凝视[52]。Urry和Larsen在2011年出版的《游客的凝视（第三版）》一书中提出了“媒体化凝视”一词，指某些旅游地因为媒体的作用而名声大噪，游客络绎不绝来此地探秘影视场景、重温媒体事件[52]。本文的案例地也正是由于影视作品的放映而出现了一波旅游热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Farmaki的观点，即媒体在黑色旅游中具有“拉力”作用，可以促使潜在旅游者产生出游动机和行为[78]。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中游客不仅受到影视媒体的驱动而产生造访行为，而且他们还在实地的游程中不断重温恐惧情景、验证鬼怪传闻。因此可以说，影视媒体既是游客具身体验的动因，也是凝视恐惧景观的重要参照。
其次，游客作为权力关系中的强势一方，对目的地的“人”和“物”进行凝视和权力的施加。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对旅游目的地进行社会性建构[52]。“物”的方面，在“凶宅”“鬼怪”传闻的影响下，游客参入恐惧景观地，将目光投射在年久失修的建筑和缺乏修葺的植物等残败阴郁的物象上时，他们不自觉地发挥想象，对该地进行凝视建构，为朝内81号贴上了恐惧标签。同时，对东道主凝视方面，游客处于凝视关系中的权力高点，将当地居民建构成为“胆子大”的人，在此居住可能会“犯忌讳”，同时由于文化的差异和缺乏有效沟通，导致游客和东道主间的矛盾频现，隔阂加深。
此外，游客对“我者”群体有“胆大者”和“胆小者”的区分，但在案例地特有的“恐懼空间”中还存在着一种“火车上的陌生人”现象。游客将“恐惧空间”中互动的个体（游客）视为“陌生人”，并从内心深处认为这些“陌生人”是可信赖的，可以与其交流想法和情感[77]。旅游创造出了短暂的实体距离接近（physical proximity），不同的个体由“接近的冲动”所驱使，在动机和行为表征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并共处于同一“旅游情境”内，从而营造出一个情感浓烈的时刻[52]。在恐惧景观地，游客们彼此分享探险的刺激和兴奋，表面熟络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参观时的焦躁和不安。这种特殊的现象，打破了游客间的“关系阻隔”，使该地成为一个“有共鸣的恐惧空间”。
（2）游客的不断涌入，使当地进入了一个负面意义建构的旅游化过程。原先仅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组成部分的“普通物”，如今在东道主的凝视中被染上了一些负面意义;同时，东道主在直接或间接与游客接触和凝视的过程中，将游客建构成为日常生活的“闯入者”。
首先，当地的建筑物和植物在卷入旅游化的过程中，染上了负面意义，成为一种具有负面情感的“日常生活之物”。在东道主的视野中，这些建筑物和植物等原本只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寻常之物，并不具有“恐惧”意味。但是，随着恐怖传闻和影视作品等的标签生产和“污名”附着，当地的恐惧意义被不断复制和蓄积，逐渐成为一个被建构的恐惧空间。后来，接踵而至的游客也加入这个恐惧意义生产的过程之中，并不断践行和具身体验“恐惧”，使当地逐渐完成了从“日常生活空间”到“旅游空间”的转身。这与一般旅游地的意义建构过程可能存在着一定差异。通常来说，东道主会主动参与到地方“旅游化”的过程之中，并与“他者”（游客等）共同构建地方意义（meaning of place）。但本研究的案例地更多的是一种“被动旅游化”的过程，即东道主并不希望当地成为旅游地（黑色旅游地），只是因为游客的不断涌入和对当地“吸引力”（attraction）的构建，使其被动成为了一个“旅游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当地的“物”已经演化成为游客眼中的“恐惧意义”之物。但在东道主看来，这种“意义”并非一种积极的意义，而是一种消极和负面的存在。无形中，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已经从简单的“物理”中的“物”演化成了具有情感色彩的“负面意义之物”。 其次，东道主对游客的凝视，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展开。如果把亲眼所见、面对面的凝视称作“直面凝视”（facing gaze）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可以把间接性的、非当面的凝视称作“背向凝视”（back gaze）。本研究中的“东道主”和“游客”由于特殊的空间共在关系，演化出了不同的凝视类型。由于历史原因，朝内81号长期以来是一个被隔离的独立空间（修有院墙使之与周边居住小区隔绝开），除少部分院内“租客”以外，绝大多数东道主都身处院墙之外。这导致当地居民与前来参访的游客形成了一个物理空间隔障，两者虽然共处一个“旅游世界”（tourism world），但却身处不同的空间之中。因此，东道主和游客的接触关系，最为主要的是一种间接的交锋。然而，蜂拥而至的游客并不按“常理”参访，常常擅自闯入东道主的日常生活空间，“旅游世界”中的固有藩篱被不断冲破，主客的正面交锋频频发生。不过，随着后来游客数量的减少，以及政府部门的介入，游客行为有所规范，主客正面交锋的机会随之减少，但间或的偶遇和接触仍时有发生。这可能是本文与一般的旅游主客关系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地（尤其是社区型旅游地）之中，东道主和游客往往共在一个空间，两者通过正面接触产生“直面凝视”。根据本研究的这一发现，图6抽象地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例地的东道主对游客的两种凝视过程。“先直面凝视后背向凝视”，表示东道主先与游客存在直接的接触和凝视，而后并未跟游客存在直接的接触，对于游客只是经由他人或他途，抑或自我想象的方式来进行“凝视”，即“背向凝视”。“直面和背向交互凝视”是指在恐惧景观地，东道主和游客随时可能正面接触和交锋，东道主对游客的凝视随机性地混杂着“直面凝视”和“背向凝视”，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凝视和建构过程。
然而，不论是哪种凝视过程，东道主往往都将游客建构为“好奇的探险青年”和“日常生活的闯入者”。正如Yuill指出的那样，黑色旅游者不仅拥持缅怀、教育、纪念等具有正向动机和情感，也偶有好奇和窥视者（voyeurism）存在[30]。同时，Millán等还发现，恐怖旅游者大多是年轻群体，且目标性非常明确（探源灵异故事、验证“鬼怪”是否存在等）[42]，这可能是与本研究发现的游客群体特征不谋而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游客涌入东道主的生活空间，侵扰了东道主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黑暗面”（‘darker’ sides）[52]的影响。在当地居民看来，游客是因为好奇而闯入的“不速之客”，他们的一些不当行为破坏了原本宁静的生活氛围。虽然在旅游热潮过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已重回正轨，但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始终未有太多变化。可见，东道主对于游客的负面印象一旦形成，在没有太有效的消解措施的情况下，短期内难以淡化或抹去。
此外，东道主将鬼怪传闻凝视为无中生有的谣言，但这些传闻却充当了东道主对当地凝视建构的媒介。Heidelberg研究发现，恐怖故事可能会使目的地冠以“恶名”（notoriety），当地也会被置于一個不舒服的位置[39]。通过调查，本研究发现鬼怪传闻对东道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闻激发了游客的兴趣，使其频频来此地探险，但该行为却打扰了东道主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游客的到来，鬼怪传闻愈演愈烈，甚嚣尘上，当地的“物”被贴上了负面标签，影响了当地的形象。东道主由此产生“反感”情绪。这种“负向情绪”使得东道主在对当地进行凝视建构时，也注入了一定负面要素，进而影响了东道主对自我生活空间的感知。
（3）东道主和游客对“物”凝视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主客矛盾。同时，由于游客的不当行为和两者缺乏有效沟通最终导致主客矛盾激化，难以调和化解。
首先，东道主和游客对“物”凝视的基本认识点不同，为主客冲突埋下了隐患。张彦和于伟通过研究发现，由于主客群体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的差异，导致两者容易产生碰撞和冲突[79]。在本研究中，对于恐惧景观地的建筑和植物，东道主认为与其并无情感维系，而游客则将其凝视为贴有鬼怪标签的“意义”之物;对于闹鬼传闻，东道主坚决否认“鬼怪”的存在，闹鬼传闻纯属“子虚乌有”。虽然大部分游客也认为鬼怪传闻是“荒谬”“伪造”的，但是部分游客却不以为然或半信半疑。主客群体文化背景和目标取向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对事物看法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恐惧景观地，这种差异由于凝视物的特殊属性而被放大，从而激化主客矛盾。
其次，游客的到来给东道主带来了多重困扰，使得主客矛盾不断升级。对一般旅游地来说，游客带来的仅是单重困扰，即游客闯入东道主的“日常生活世界”，扰乱居民生活。Tuner 和Tuner提出了中介迷离症状（liminoid）的概念，指游客在进行旅游活动时，摆脱了惯常遵守的责任义务，可能会做出一些纵情放任的行为[80]。在本文案例地中，许多游客为找寻刺激，深夜探访目的地，并且做出一些不当的扰民行为，致使主客矛盾不断激化。除此之外，本文案例地还包括第二重困扰，即游客的不断到来使得当地鬼怪传闻更甚。在这个过程中，鬼怪传闻经由游客的口口相传，甚至是“演绎创作”，影响扩大，进一步遮蔽了此地的本来属性。在这些多重困扰下，主客矛盾不断升级，东道主对游客的负面情绪沉积愈深，主客关系趋于僵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Heidelberg的观点。他认为，黑色旅游者会受到强烈好奇心和窥探欲的驱使，从而造访他们心中认为的“黑色旅游地”，但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东道主的不适;在当地居民看来，这些不受欢迎的游客（unwanted visitors）打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给当地带来并不想要的关注和热度（unwanted attention），为主客矛盾埋下隐患[39]。
此外，东道主和游客之间缺乏沟通，导致了主客矛盾调和困难。一方面，游客和东道主的凝视权力失衡，导致平等沟通困难。代改珍提出，游客作为消费者，主观上存在一定的优越感，凌驾于旅游地的“人”和“物”之上，进行带有权力性质的凝视[81]。在这个过程中，游客主导了恐惧景观地的凝视权力关系，游客站在凝视权力的高点，而东道主则处于低点，从而导致沟通相对困难。另一方面，主客群体进行凝视时各自带有“情绪”。游客一方，在恐惧景观地迫切想要寻找刺激，追求“脱逸”和放任自我，是一种张狂的心理和情绪;而东道主一方，则秉持保守、回避的态度，对游客有一种抵触、反抗的情绪。双方这种逆向的情绪，催生出沉默或者冲突，而难以达到顺畅沟通与和解。 5.2 理论贡献
目前，学术界关于黑色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目的地管理和游客行为等方面，较少关注东道主的感知和认知情况，着眼主客关系之研究甚是缺乏。本文基于旅游凝视理论，对恐惧景观地主客认知差异及其矛盾根源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全面认知黑色旅游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推动“主客关系”进入黑色旅游学术研究视野。
同时，本文以恐惧景观地为“田野”，对黑色旅游情境中的主客凝视行为进行了深描诠释，不仅验证了“媒体化凝视”“凝视权力关系”等旅游凝视的核心理论，而且针对案例地的特殊性，就“直面凝视”与“背向凝视”，以及凝视中的意义建构等方面进行了深化和拓展，这对旅游凝视相关理论框架的构建不无裨益。
5.3 管理建议
本研究的案例地（朝内81号）原本是一个文化遗产地，但却长期荒废闲置，缺乏有效管理。大量游客的突然涌入，使得该地成为一个“不堪重负”的旅游地。这不仅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打扰，而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由于主客之间存有凝视差异，且缺乏有效沟通，双方矛盾冲突一度激化。因此，加强该地遗产保护，优化目的地管理体系，切实推进游客教育和公众引导刻不容缓。
（1）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朝内81号作为北京市的重要文化遗产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本应受到妥善的保护和看管。但却因产权不清和改造费用高等原因，多年来一直处于闲置荒废的状态，沦为残破的危楼。这是导致产生鬼怪传闻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后来当地政府对院内危楼进行了修缮，但是当地环境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是作为历史遗产所依托的文化氛围亟待恢复，以还原其原貌，保护遗产的“原真性”，延续其历史文化价值1。
（2）优化目的地管理。朝内81号长期存在产权纠纷、责权不明等问题，导致该地一直缺乏有效的管理。破败的场景、解说设施的缺乏等增加了游客的误解。尽管东道主可能否认或者并不希望当地被贴上“鬼怪”的标签，但朝内81号已然成为了一个黑色旅游地。该地相关管理机构应该摒弃一直采取的消极和规避风险的态度，积极并主动建立合理科学的目的地管理体系，通过增派管理人员、增加解说设施等手段，加强对游客的行为管理，促进主客沟通，构建和谐的主客关系。
（3）强化游客教育引导。作为“外来者”的游客对于当地的初始印象大多来自影视作品和网络传闻，不实的成分居多。游客纷纷受好奇心的驱使来此地探访，这对东道主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因此，当地管理部门有必要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积极帮助和引导人们摒除迷信传言，正确认识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和科学意义。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旅游地的发展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东道主和游客的凝视行为与感知态度会随着旅游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本文所研究的时间范畴，正好处于当地恐怖旅游发展生命周期中“高峰”后的回落阶段，能够较好地反映该阶段主客凝视和感知态度的演化特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研究结果也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恐惧景观地東道主和游客的凝视互动关系，对推动黑色旅游的相关理论研究，促进恐惧景观地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但是，本文的数据多为横断数据，并未进行历时性的纵向研究。同时，研究案例仅为恐惧景观中的一类（鬼怪传闻地），并未将更为广泛的自然灾难地、大屠杀纪念地等类型纳入其中，因此，研究结论的适用性需要更为广泛的验证。此外，管理人员的样本较为缺乏，未能从政府管理部门等广泛的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未来，本研究团队将进行历时性的跟踪研究，从发展的视角看待恐惧景观地的主客关系，以发现其动态性的规律1。同时，有必要针对地震遗址、大屠杀纪念地、殖民主义遗产等更为多样化的恐惧景观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研究，以找到更为“普适性”的特征和规律。最后，还应该考虑广泛地收集各类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见解，从而丰富研究内容，为恐惧景观地的管理和旅游发展提供更为有价值的建议。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及编辑部老师们的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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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and Guest Gaze in a Landscape of Fear： A Case Study of
Chaonei No. 81 in Beijing， China
WANG Jinwei1，2， LI Bingjie1
（1. School of Tourism Sc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Beijing Tourism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ark tourism，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general leisure tourism spectrum，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ourism academics as well as industry. Ghost tours are an essential type of dark tourism， and they satisfy peoples psychological demands of “seeking stimuli” and “escaping from daily life，” becoming a valuable way for people to release mental stress and reflect on themselves. However， after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it can be seen that few people have studied ghost tours. Taking Chaonei No. 81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is research uses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gaze and cognitive behavior of guests and hosts. It aims to promot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dark tourism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stination management. From November 2015 to January 2016， the investigators visited the case site six times to conduct a field survey. In the course of the investigation， we first examined the site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and observed the behavior of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Subsequently， we participated in the tour as “visitors” and entered the site to observe the behavior of the tourists closely， focusing on their mood and behavior changes.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was simultaneously administered to 21 tourists， 16 local residents， and one manager in the field.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rough mediatized gazes， tourists affixed a variety of negative emotional labels to the buildings and plants of Chaonei No. 81. A power relationship was exerted as a part of this process. In addition， in the unique “landscape of fear”， the study found the phenomenon known as “stranger on the train”， which refers to tourists regarding other tourists as “strangers” and deeply believing that they are trustworthy an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exchange ideas and emotions with them. （2） The continuous influx of tourists brought the local area into a process of tourismification， and the region took on negative meanings. Under the hosts gaze， the “ordinary things” that had originally only been part of the “world of daily life” became infused with some negative meanings; at the same tim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hosts saw the tourists as “intruders.” （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osts and the tourists gazes on items caused contradic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Furthermore， due to the improper behavior of tourists and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hosts and the tourists has intensified， and issues have become difficult to reconcile and resolve.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destin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at can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tourists and to buil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guests and hosts.
Keywords： landscape of fear; dark tourism; tourism gaze; host-guest interaction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吴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