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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这句话曾在1982年底和1983年春的黑龙江城乡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传。
流传主要来自省委第一书记讲话
在这之前，黑龙江省内有的干部虽有“顶门杠”的说法，但广为流传还是在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讲话后。1982年，黑龙江“双包”（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还只限于那些机械装备水平低、贫困的地方和小块作物。而普遍推广的是分工分业、专业承包到队、到组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如果说在1982年前干部群众还认可，反响还不那么强烈的话，那么到1982年1月1日中央下发1号文件后，全国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特别是过去和黑龙江观点相同做法相近的吉林、辽宁、山东、河南、江苏等省的“双包”在1982年达到90%以上，使蕴藏在农民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改过去“出工听钟声，干活等队长”，甚至“喊破嗓子敲破钟，日出三竿不出工”的状况，变为“老两口，小两口，抱着孩子牵着狗都下地”，“天波府，杨家将，老婆孩子一起上”，因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显然联产到劳不如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大，包产到户农民在生产经营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在经济上有更多的实惠。这种形势，使黑龙江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全面放开“双包”。于是省委派常务书记陈俊生等到嫩江地区、林甸等5个县，省委常委、农工部长王玉生等到河南等6省分别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省委通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和调查报告，解决了对搞“双包”怕削弱集体经济，怕发挥不了农业机械化作用等的疑虑。于是1982年12月24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以“新的一年要有新的进展”为题的讲话中，在谈到农村要进一步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对其发展过程的认识时说：“最近，我听说下面有一种说法，叫做‘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这个‘顶门杠’当然就是指省委了，我是首当其冲的”。他在分析全省农田推行的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后说，现在思想透亮了，认识提高了，今后无论哪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只要群众愿意实行，都要有领导地实行，这样全省“双包”全面放开。虽然，按中央[1982]1号文件下发晚了一年，但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 。随着对杨易辰讲话精神的传达贯彻和省委[1983]1号文件对杨易辰讲话的正式下发以及《黑龙江通讯》又印2.1万份（包括杨易辰讲话）发到全省公社级，这样“顶门杠”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传播开来。
胡耀邦同志对“顶门杠”的严厉批评
杨易辰在讲话中谈到“顶门杠”这个问题才20多天，胡耀邦就在1983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以《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为题的讲话中，在讲到第25个问题，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时说，“某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兴旺发达，根本不热心，他们热心的是个人的利益得失。合乎自己口味的就办，不合乎自己口味的就顶着不办；自己有利而国家要蒙受巨大损失的竟然胆大妄为地干，自己无利而为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的，竟敢蛮横无理地扯皮到底。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重任和权力，看做自己称王称霸的资本。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有的形象地说：‘上面放（中央放手让大家干社会主义），下面望（广大群众有改革的强烈愿望），就是中间有个顶门杠！’”胡耀邦说：“有同志认为这是本位主义、部门利益作怪，其实，这并不代表什么局部利益，而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是党内存在的危害最大的一种歪风邪气。”可见，胡耀邦对“顶门杠”的批评是很严厉的，性质说的是很严重的。胡耀邦的这个讲话提纲，只是提供与会同志们讨论，要求没有定稿前不要向下传达和印发。但由于讲话中批评了“顶门杠”，而恰好又是前不久杨易辰在讲话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于是，省委办公厅经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在1月27日将胡耀邦这个讲话提纲，印了700份发给地、市、县和省委各部门，要求尽快传达到县团级党员领导干部，并组织学习讨论，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这样，“顶门杠”这种提法和胡耀邦对“顶门杠”的严厉批评，就在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中广为流传。当时，省委一些同志虽认为省委和杨易辰在“顶门杠”这个问题上有一定过错，但又绝不是胡耀邦严厉批评的那种“顶门杠”。因为从1977年底省委领导班子调整以来，一直是按中央领导提出的“发挥优势，多做贡献”的要求去做，特别是1980年后又提出“顾全大局，分担困难，发挥优势，多做贡献”的16字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多次给予称赞。但胡耀邦的批评是否针对黑龙江省委和杨易辰的这种疑惑并没有消除。
胡耀邦对“顶门杠”的批评是“泛指”
为了正确对待在“顶门杠”这个问题上的过错，更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省委专门为此询问了中央组织部。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省委第二书记李力安说：“中央组织部答复说，胡耀邦同志对‘顶门杠’的批评是‘泛指’，不是针对黑龙江省委和杨易辰同志。”这样，大家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至于以后有的同志说，杨易辰是“顶门杠”，怎么还调到高检去工作了呢？这是因为中央组织部的答复并没向下传达，不了解情况的缘故。
“顶门杠”这种说法源自贵州
1982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230期，登载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写的《关于当前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谈到了贵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情况，其中，谈到1980年春天，贵州联产承包不仅包到组，而且有30%的社队已经包到了户，但群众并不满意，继续要求放宽政策，各县干部纷纷告急，省里经过研究决定，人均收入50元以下的、生产队管理实在无法维持原状的可以包产到户。群众对这一规定仍有意见，他们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是个顶门杠。”到1980年末，贵州省终于进一步下定决心，撤掉“顶门杠”，索性将大包干从“副册”升入“正册”。对于这段发展历程，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意味深长地归纳了四个字——“节节败退”。可见，“顶门杠”这种说法早已在贵州流传。
对《情况通报》第230期，根据要求，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于9月18日，即翻印6310份，发到了全省县团级以上单位。可见阅读范围比较广泛，人员也有相当数量。这样，在杨易辰讲话前，已有“頂门杠”的议论，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作者：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褚永慧
流传主要来自省委第一书记讲话
在这之前，黑龙江省内有的干部虽有“顶门杠”的说法，但广为流传还是在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讲话后。1982年，黑龙江“双包”（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还只限于那些机械装备水平低、贫困的地方和小块作物。而普遍推广的是分工分业、专业承包到队、到组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如果说在1982年前干部群众还认可，反响还不那么强烈的话，那么到1982年1月1日中央下发1号文件后，全国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如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特别是过去和黑龙江观点相同做法相近的吉林、辽宁、山东、河南、江苏等省的“双包”在1982年达到90%以上，使蕴藏在农民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改过去“出工听钟声，干活等队长”，甚至“喊破嗓子敲破钟，日出三竿不出工”的状况，变为“老两口，小两口，抱着孩子牵着狗都下地”，“天波府，杨家将，老婆孩子一起上”，因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显然联产到劳不如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大，包产到户农民在生产经营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在经济上有更多的实惠。这种形势，使黑龙江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全面放开“双包”。于是省委派常务书记陈俊生等到嫩江地区、林甸等5个县，省委常委、农工部长王玉生等到河南等6省分别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省委通过学习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和调查报告，解决了对搞“双包”怕削弱集体经济，怕发挥不了农业机械化作用等的疑虑。于是1982年12月24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以“新的一年要有新的进展”为题的讲话中，在谈到农村要进一步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对其发展过程的认识时说：“最近，我听说下面有一种说法，叫做‘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这个‘顶门杠’当然就是指省委了，我是首当其冲的”。他在分析全省农田推行的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后说，现在思想透亮了，认识提高了，今后无论哪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只要群众愿意实行，都要有领导地实行，这样全省“双包”全面放开。虽然，按中央[1982]1号文件下发晚了一年，但仍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 。随着对杨易辰讲话精神的传达贯彻和省委[1983]1号文件对杨易辰讲话的正式下发以及《黑龙江通讯》又印2.1万份（包括杨易辰讲话）发到全省公社级，这样“顶门杠”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传播开来。
胡耀邦同志对“顶门杠”的严厉批评
杨易辰在讲话中谈到“顶门杠”这个问题才20多天，胡耀邦就在1983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以《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为题的讲话中，在讲到第25个问题，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时说，“某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兴旺发达，根本不热心，他们热心的是个人的利益得失。合乎自己口味的就办，不合乎自己口味的就顶着不办；自己有利而国家要蒙受巨大损失的竟然胆大妄为地干，自己无利而为国家和人民迫切需要的，竟敢蛮横无理地扯皮到底。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重任和权力，看做自己称王称霸的资本。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有的形象地说：‘上面放（中央放手让大家干社会主义），下面望（广大群众有改革的强烈愿望），就是中间有个顶门杠！’”胡耀邦说：“有同志认为这是本位主义、部门利益作怪，其实，这并不代表什么局部利益，而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是党内存在的危害最大的一种歪风邪气。”可见，胡耀邦对“顶门杠”的批评是很严厉的，性质说的是很严重的。胡耀邦的这个讲话提纲，只是提供与会同志们讨论，要求没有定稿前不要向下传达和印发。但由于讲话中批评了“顶门杠”，而恰好又是前不久杨易辰在讲话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于是，省委办公厅经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在1月27日将胡耀邦这个讲话提纲，印了700份发给地、市、县和省委各部门，要求尽快传达到县团级党员领导干部，并组织学习讨论，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这样，“顶门杠”这种提法和胡耀邦对“顶门杠”的严厉批评，就在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中广为流传。当时，省委一些同志虽认为省委和杨易辰在“顶门杠”这个问题上有一定过错，但又绝不是胡耀邦严厉批评的那种“顶门杠”。因为从1977年底省委领导班子调整以来，一直是按中央领导提出的“发挥优势，多做贡献”的要求去做，特别是1980年后又提出“顾全大局，分担困难，发挥优势，多做贡献”的16字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多次给予称赞。但胡耀邦的批评是否针对黑龙江省委和杨易辰的这种疑惑并没有消除。
胡耀邦对“顶门杠”的批评是“泛指”
为了正确对待在“顶门杠”这个问题上的过错，更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省委专门为此询问了中央组织部。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省委第二书记李力安说：“中央组织部答复说，胡耀邦同志对‘顶门杠’的批评是‘泛指’，不是针对黑龙江省委和杨易辰同志。”这样，大家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至于以后有的同志说，杨易辰是“顶门杠”，怎么还调到高检去工作了呢？这是因为中央组织部的答复并没向下传达，不了解情况的缘故。
“顶门杠”这种说法源自贵州
1982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230期，登载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写的《关于当前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谈到了贵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情况，其中，谈到1980年春天，贵州联产承包不仅包到组，而且有30%的社队已经包到了户，但群众并不满意，继续要求放宽政策，各县干部纷纷告急，省里经过研究决定，人均收入50元以下的、生产队管理实在无法维持原状的可以包产到户。群众对这一规定仍有意见，他们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是个顶门杠。”到1980年末，贵州省终于进一步下定决心，撤掉“顶门杠”，索性将大包干从“副册”升入“正册”。对于这段发展历程，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意味深长地归纳了四个字——“节节败退”。可见，“顶门杠”这种说法早已在贵州流传。
对《情况通报》第230期，根据要求，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于9月18日，即翻印6310份，发到了全省县团级以上单位。可见阅读范围比较广泛，人员也有相当数量。这样，在杨易辰讲话前，已有“頂门杠”的议论，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作者：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