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曾经有两次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一次是1988—1989年，通胀达到了18.5%和17.8%。第二次是1993—1995年，这三年的通胀率分别达到13.1%、24.1%和17.1%。两次对通胀的治理都导致了GDP增长率的降低。第一次使GDP的增长率从11.5%降到4.2%，第二次从14.1%降到9.3%。1994年治理通胀造成南方城市房地产泡沫破裂，留下大量烂尾楼。当时南方企业经受了极大的考验，东西卖不出去，贷款非常困难，资金周转不灵，业务近乎停摆。这可说是一般的规律，通胀的治理必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要想及早结束通胀，痛苦就更大一些；如果让它拖延一段时间，痛苦就少一点。总之很难找到便宜的路子。
　　


　　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通货膨胀好像喝酒。喝的时候很痛快，喝醉了要醒酒就很痛苦。通货膨胀时钞票发行多，钱比较容易得到。消费者的钱也多，有足够的购买力，货架上的货容易卖掉，借钱也容易，找工作也不难。可是到治理通胀时一切都倒过来了。想要舒舒服服地治理通胀是不可能的，要准备付出代价。
　　比如，物价上涨时挣固定工资的人生活水平会降低，他们将提出加薪的要求。如果当局同意加薪，势必增加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就会继续发展。如果坚决顶住，通货膨胀比较容易被控制，但社会的压力将很大。银行的利息率也一样。存款户在通胀的背景下会要求加息，否则存款户会从银行提款到社会上去购买。中央银行为了防止发生抢购，势必提高利息率。但是利息率上升又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因此，治理通胀的有效性跟管理层的信心有关。如果管理层信心坚定，通胀就容易得到治理。反之，通胀的治理一定比较慢。
　　能否采取果断措施，是通胀治理是否有效的关键。犹豫不决，对通胀的治理最为有害。对于目前的通胀局面，有人认为是结构性的，或者是输入性的。所谓结构性的，意思是各种商品价格有涨有落，并没有全面的物价上升。所谓输入性的，意思是因为石油涨价导致物价上升。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货币发行不增加而发生了通货膨胀，是闻所未闻的。物价全面上升，意味着钞票不值钱。为什么不值钱？因为印得太多了。物以稀为贵，钞票也一样。钞票多发了必定引起通胀，只不过时间上要延缓两年之久。通胀的治理也一样。马上控制货币的发行，也得两年后方能见效。
　　如果货币总量得到控制，进口品（如石油）涨价会使其他商品落价，而物价总水平不会变。如果进口品涨价会导致物价上升，那么日本应该表现最明显，因为日本的石油几乎100%靠进口。可是今年前五个月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为1.1%，去年为零。石油靠进口的德国也一样，今年的通胀率为2.7%，去年为2.2%，并没有受油价上升的影响。我国的情况也如此，石油价格翻番的2006年我国的通胀指数仅为1.5%。
　　从宏观上看，如果货币发行加倍，物价同样会加倍。货币终究不是财富，发货币绝不等于增加社会的财富。生产不增加，钞票多了它本身就不值钱了。可是从微观上看，不管是谁，拿到的货币肯定就是财富。不论这货币是中央银行增加发行的，还是你拿到的工资或银行的贷款，每一块钱都是真实的购买力。微观和宏观的矛盾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最普通的错误就是用限价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以为只要把每样商品的价格都限制住了，通胀就可以避免。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非洲的津巴布韦。通货膨胀率超过了五十倍。政府下了一道死命令，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降一半。不服从的商店老板统统都要抓起来。命令生效的那天，马路上站了许多警察，专门检查商店的价格。结果是商店全面关歇，工厂停工，生产下降。由于生产萎缩，供给减少，通货膨胀如火上浇油，愈发不可收拾。
　　治理通胀要控制钞票的发行，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供给，控制消费。增加供给的主要方法是提高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使同样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多的产出。这就要靠市场更好地起作用，让市场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所以治理通胀的方法是减少行政对市场的干预，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加强行政干预。物价上升，老百姓都盼有人出来管一管。管理层也可能以为能够靠管理解决通货膨胀。这是很危险的想法，又不容易避免。
　　当然，管理层是有责任也有能力解决通货膨胀的。主要是限制货币的供给，提高银行的利息率，减少政府开支，控制信贷规模，减少基本建设项目。提高人民币汇价，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也有利于缓解通胀。但这一切要起作用，必须在货币供给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够有效。
　　能否采取果断措施是通胀治理是否有效的关键。从宏观上看，如果货币发行加倍，物价同样会加倍。治理通胀要控制钞票的发行，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供给，控制消费。增加供给的主要方法是提高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使同样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多的产出。这就要靠市场更好地起作用，让市场充分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功能。（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6月23日 编辑：张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