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沈从文先生作为著名的文学家为大众所熟知，然而一般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书法家。他青少年时期曾“豪言壮语”要“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在沈从文的眼里，书法领域里的一流人物，远的是钟繇、王羲之，近的是曾农髯和李梅庵。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以为只要超过了他们，一定可以‘独霸’一世了。”
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批作家中，沈从文完全可以称得上书法家了，他擅长楷书、行书及章草，还撰有评论古今书法的文章，对宋四大家、近代文人名家的书法都有颇为独到的见解。至今湖南省芷江县文物馆内还收藏着一块长2.07米、宽1.05米、厚0.1米，青石质地的石碑，这是沈从文先生一生第一次为人书丹立碑，并且是他青年时期唯一留世的书法真迹。这块光彩熠熠的石碑无疑成为后人研究沈从文先生的早期思想、书法艺术、个性特征的活档案。
碑文共641字，正文591字，标题为“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石碑落款处刻着“潭阳（今芷江）邓其鉴撰文；渭阳（今凤凰）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沈从文原名）篆额”。立碑时间“民国十年（ 1921）岁次，辛酉二月谷旦”。
石碑记叙了警备队长段治贤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段治贤是黔阳人，生于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九日，15岁时父母相继过世，与一个多病的弟弟相依为命，武昌革命军起义后他毅然从军。他因机智果敢，英勇善战而被提升为连长。后因护送熊希龄太夫人离开凤凰，经辰溪、泸溪、沅陵等险要地段时多次遭到土匪的袭击，段治贤总能英勇无畏、巧妙周旋、化险为夷，精心保护太夫人安全到达目的地。熊希龄不胜感激，将段治贤推荐给当时芷江（沅州）县府任警备队长。段治贤任警备队长期间，芷江土匪非常猖獗，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害得乡民百姓无家可归。段治贤正义感极强，常常率领警备队员清乡缉匪，使土匪对段治贤痛恨至极。民国八年（1919）正月二十五日，警备队长段治贤率队清剿巨匪，途经芷江县西乡杨公庙地段时，被百余穷凶极恶的土匪围困，激战数小时，子弹打尽，士卒伤亡过半，此刻段治贤用佩刀与土匪拼杀，杀死土匪数人，土匪疯狂地叫喊着：“这就是段队长，杀死段队长……”段治贤终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弹而殉难。碑文所记载的即是段治贤“勇敢善战，屡缉巨匪，为民除害”的英勇业绩。
1917年，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曾参与同乡组织铁血团准备刺杀妄图称帝的袁世凯。由于暗探发现，同乡被捕。沈宗嗣得到口信，匆匆离家出走。沈宗嗣的出走，给沈家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沈母黄氏拉扯着几个子女整天过着担惊受怕、度日如年的日子，心地善良的沈母朝思夜盼自己的丈夫能活着并早日回家。
1919年，沈从文的母亲得知沈宗嗣还活着的消息，果断地将沈家在县城中营街的老屋卖给田友兰，所得银两一并交给长子沈云麓让其千里寻父，然后举家搬迁来到芷江，投奔沈从文时任芷江县警察局长的五舅。这时在从军的沈从文也随母来到了芷江。因五舅的关系，沈从文就在警察局谋了一份差事，他的工作主要是每天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此后不久，警察局又接管了征收屠宰税的工作。沈从文又被安排干起了“税官”的工作。为防止宰杀猪、牛漏税，沈从文常常要跑遍全县城的每一个屠宰摊点。由于沈从文从事征税工作，要与各式人物交往，于是，沈从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很快熟悉了不同阶层的各式人物，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尤其与那些屠户。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当时的职业，倒容易去和那些专诸、要离后人厮混。如喜欢喝一杯，差不多每一张屠桌边都可以蹲下去，受他们欢迎。想不到的是其中有一次，我正在那些脸上生有连鬓胡子，手持明晃晃尖刀，作疱丁解牛工作的壮士身边看景时，忽然看到几个在假期中回家，新剪过发辫的桃源女师学生，正从街上走过。这都是芷江县大小地主的女儿。这些地主女儿的行为，从小市民看来极其不切现实派头，自然易成笑料；记得面前那位专诸后人，一看到她们，联想起许多对于女学生的传说，竟放下屠刀哈哈大笑，我也参加了一份。不意十年后，这些读书不多、热情充沛的女孩子，却大都很单纯地接受了一个信念，很勇敢地投身革命的漩涡中，领受了各自命运中混有血泪的苦乐。”
当时，沈从文在芷江还有一个“大拇指人物的亲戚，即姨父，有钱有势”，“从知事起任何人物、任何军队都对他十分尊敬，从不敢稍稍得罪他”（见沈从文《女难》）。当警察局长的五舅非常喜欢与姨父吟诗作对，沈从文每天收税回来，一边看他们作诗，一边替他们抄录诗文，此时此刻，沈从文也非常盼望所抄写的诗被人褒奖，于是，他用从军期间节衣缩食省下的钱购买了大量的书法碑帖，尽管在部队每月的薪饷只有9元钱，还是花6元钱买了《云麾碑》，5元钱买了褚遂良的《圣教序》，2元钱买了《兰亭序》以及5元钱买了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等。他把这些书法名帖当作宝贝随身带着，一有空就按照字帖认真练习，并且特别用功。当时在警察局里有一位叫邓其鉴的师爷非常擅长书法，沈从文先生非常虚心好学，便经常诚心向邓其鉴请教。邓其鉴也就极为热心赐教，他常给沈从文讲授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上虞帖》《兰亭序》，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和苏轼的《新岁展庆帖》，帮助沈从文分析这些书法名家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因为邓其鉴个性非常直爽，为人和善，他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既肯定沈从文书法的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他说沈从文的书体虽然四平八稳，但显呆滞，不够圆润和丰实，欠活力，笔力不够。所谓笔力，不是用下压笔端而产生的，是发自腰、臂、肘而达于手腕，贯注于笔端的内在力量。这样才能达到“力透纸背”的程度。邓其鉴还教导沈从文“练楷书要达到形神兼备，大小相兼，收放结合，疏密得体，浓淡相融”。“练草书又不能一味临帖，草书无法，亦无章，在于意。书者，抒也。草书是作者内心的飞动。心动笔动，若静若动，若有若无，方为境界。”告诫沈从文书法要在神韵、情趣、笔意上狠下一番苦功。再三强调：“书法之道，在于桩基，桩基不稳，必无所成。所谓桩基，便是楷书。楷书为一切书法之基。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走好了才能奔跑，一步一步来，如果楷书练得差不多了，自然而然就能进入到行草的书法境界了。草书是书法各体之王，被称为书法王冠上的明珠，是书法的巅峰。”沈从文时常牢记邓其鉴的教诲而受益颇深，因而沈从文的书法长进特别快。于是，沈从文很快成为芷江城内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 民国十年（1921）期间，尽管前警备队长段治贤已殉难两年之久，但段治贤的品格和英勇业绩在乡民百姓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乡民因经常遭土匪的袭击、掳抢烧杀，苦不堪言，百姓们非常怀念和敬佩这位英勇善战，很有正义感的警备队长，于是经常有几百位乡民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地方名流志士集结在县府，强烈要求县府给段治贤树碑立传，以褒其美德，颂其业绩。在乡民百姓和地方名流的再三要求之下，县府决定给段治贤刻碑立传，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县警察局。警察局长（沈从文五舅）把给警备队长段治贤撰写碑文的任务交给邓其鉴，邓其鉴把碑文稿写好后便向警察局长推荐沈从文为其“书丹”，沈从文欣然受命。
沈从文认真阅读了碑文所记载段治贤那短暂一生的悲壮事迹后，他脑海里闪现着随部队易防在沅水流域飘泊时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江流的涛声和船夫的号子，如黛的青山和龟裂的庄稼地……“有时半夜，三四里附近发生火焚抢劫事，鸣锣打鼓，喊声连天……不到半年即屠杀约一千人”的残酷现实，都给他留下了痛苦而深刻的印象，唤醒了他一颗正直的心和民族忧患意识。加之平时警察局的人也经常谈论段治贤的英勇事迹，沈从文对段治贤早已产生敬佩之情，从心底佩服段治贤为民除暴、英勇无畏的精神。想到自己要亲手为这位警备队长书丹立碑，沈从文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在众人注视之下，面对眼前这块高大且颇有重量的石碑，他起了一个架式，定了会儿神，挥笔疾书，一气呵成。由于沈从文书法气势非凡，运笔上下翻转，忽左忽右，起伏摆荡，有疾有缓，有轻有重，像是节奏分明的音乐旋律，极富动感，因而赢得围观者的阵阵掌声。或许，年轻的沈从文当时未曾料到，他竟在沅州城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墨宝。
沈从文早年为警备队长书丹，为芷江留下极为珍贵的墨宝鲜为外界知晓，但芷江人民一直以此感到自豪和骄傲。黄永玉获知在湖南芷江文物馆内还保存着沈从文墨宝真迹的消息后，于1987年10月12日，从北京专程来到芷江拓印沈老碑文手迹。1988年春天，沈从文的一位亲戚来到芷江文物馆参观，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观赏了沈从文亲手书写的碑文，对沈从文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当讲解员向他介绍此碑是沈从文年青时期的书迹时，沈先生的这位亲戚感到格外高兴，他小心翼翼地将碑文拓片带到北京，亲手把碑文拓片交给正躺在病床上的沈从文观看。沈老见此碑文拓片激动得热泪横淌，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拓片，无比兴奋地说：“是啊！沅州城还有我的字啊……”
如今，前来芷江文物馆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凡来参观的游客和观赏了沈从文书法的艺术家们，无不拍手赞叹！更有诗人赞咏沈从文书法：“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草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沈从文的书法潇洒、道劲，又有独特的风骨。人们欣赏沈从文的书法，尤其是他的章草和小楷，可以明显感觉到，其线条沉稳含蓄，其风格俊雅温厚，真可谓一横一撇，法度自在笔墨之间。若苛求，沈从文的书法则略有拘谨之态，草书尤甚之，秀气有余而霸气不足。或许这与沈从文的个性气质有一定的联系。但凡观赏了沈从文手迹碑文的艺术家们和游客无不赞叹此碑文有着非凡的收藏价值。这块珍贵的石碑不仅对研究沈从文的书法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对研究沈从文早期思想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批作家中，沈从文完全可以称得上书法家了，他擅长楷书、行书及章草，还撰有评论古今书法的文章，对宋四大家、近代文人名家的书法都有颇为独到的见解。至今湖南省芷江县文物馆内还收藏着一块长2.07米、宽1.05米、厚0.1米，青石质地的石碑，这是沈从文先生一生第一次为人书丹立碑，并且是他青年时期唯一留世的书法真迹。这块光彩熠熠的石碑无疑成为后人研究沈从文先生的早期思想、书法艺术、个性特征的活档案。
碑文共641字，正文591字，标题为“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石碑落款处刻着“潭阳（今芷江）邓其鉴撰文；渭阳（今凤凰）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沈从文原名）篆额”。立碑时间“民国十年（ 1921）岁次，辛酉二月谷旦”。
石碑记叙了警备队长段治贤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段治贤是黔阳人，生于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九日，15岁时父母相继过世，与一个多病的弟弟相依为命，武昌革命军起义后他毅然从军。他因机智果敢，英勇善战而被提升为连长。后因护送熊希龄太夫人离开凤凰，经辰溪、泸溪、沅陵等险要地段时多次遭到土匪的袭击，段治贤总能英勇无畏、巧妙周旋、化险为夷，精心保护太夫人安全到达目的地。熊希龄不胜感激，将段治贤推荐给当时芷江（沅州）县府任警备队长。段治贤任警备队长期间，芷江土匪非常猖獗，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害得乡民百姓无家可归。段治贤正义感极强，常常率领警备队员清乡缉匪，使土匪对段治贤痛恨至极。民国八年（1919）正月二十五日，警备队长段治贤率队清剿巨匪，途经芷江县西乡杨公庙地段时，被百余穷凶极恶的土匪围困，激战数小时，子弹打尽，士卒伤亡过半，此刻段治贤用佩刀与土匪拼杀，杀死土匪数人，土匪疯狂地叫喊着：“这就是段队长，杀死段队长……”段治贤终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弹而殉难。碑文所记载的即是段治贤“勇敢善战，屡缉巨匪，为民除害”的英勇业绩。
1917年，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曾参与同乡组织铁血团准备刺杀妄图称帝的袁世凯。由于暗探发现，同乡被捕。沈宗嗣得到口信，匆匆离家出走。沈宗嗣的出走，给沈家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沈母黄氏拉扯着几个子女整天过着担惊受怕、度日如年的日子，心地善良的沈母朝思夜盼自己的丈夫能活着并早日回家。
1919年，沈从文的母亲得知沈宗嗣还活着的消息，果断地将沈家在县城中营街的老屋卖给田友兰，所得银两一并交给长子沈云麓让其千里寻父，然后举家搬迁来到芷江，投奔沈从文时任芷江县警察局长的五舅。这时在从军的沈从文也随母来到了芷江。因五舅的关系，沈从文就在警察局谋了一份差事，他的工作主要是每天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此后不久，警察局又接管了征收屠宰税的工作。沈从文又被安排干起了“税官”的工作。为防止宰杀猪、牛漏税，沈从文常常要跑遍全县城的每一个屠宰摊点。由于沈从文从事征税工作，要与各式人物交往，于是，沈从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很快熟悉了不同阶层的各式人物，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尤其与那些屠户。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我当时的职业，倒容易去和那些专诸、要离后人厮混。如喜欢喝一杯，差不多每一张屠桌边都可以蹲下去，受他们欢迎。想不到的是其中有一次，我正在那些脸上生有连鬓胡子，手持明晃晃尖刀，作疱丁解牛工作的壮士身边看景时，忽然看到几个在假期中回家，新剪过发辫的桃源女师学生，正从街上走过。这都是芷江县大小地主的女儿。这些地主女儿的行为，从小市民看来极其不切现实派头，自然易成笑料；记得面前那位专诸后人，一看到她们，联想起许多对于女学生的传说，竟放下屠刀哈哈大笑，我也参加了一份。不意十年后，这些读书不多、热情充沛的女孩子，却大都很单纯地接受了一个信念，很勇敢地投身革命的漩涡中，领受了各自命运中混有血泪的苦乐。”
当时，沈从文在芷江还有一个“大拇指人物的亲戚，即姨父，有钱有势”，“从知事起任何人物、任何军队都对他十分尊敬，从不敢稍稍得罪他”（见沈从文《女难》）。当警察局长的五舅非常喜欢与姨父吟诗作对，沈从文每天收税回来，一边看他们作诗，一边替他们抄录诗文，此时此刻，沈从文也非常盼望所抄写的诗被人褒奖，于是，他用从军期间节衣缩食省下的钱购买了大量的书法碑帖，尽管在部队每月的薪饷只有9元钱，还是花6元钱买了《云麾碑》，5元钱买了褚遂良的《圣教序》，2元钱买了《兰亭序》以及5元钱买了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等。他把这些书法名帖当作宝贝随身带着，一有空就按照字帖认真练习，并且特别用功。当时在警察局里有一位叫邓其鉴的师爷非常擅长书法，沈从文先生非常虚心好学，便经常诚心向邓其鉴请教。邓其鉴也就极为热心赐教，他常给沈从文讲授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上虞帖》《兰亭序》，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和苏轼的《新岁展庆帖》，帮助沈从文分析这些书法名家各自的特点和长处。因为邓其鉴个性非常直爽，为人和善，他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既肯定沈从文书法的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他说沈从文的书体虽然四平八稳，但显呆滞，不够圆润和丰实，欠活力，笔力不够。所谓笔力，不是用下压笔端而产生的，是发自腰、臂、肘而达于手腕，贯注于笔端的内在力量。这样才能达到“力透纸背”的程度。邓其鉴还教导沈从文“练楷书要达到形神兼备，大小相兼，收放结合，疏密得体，浓淡相融”。“练草书又不能一味临帖，草书无法，亦无章，在于意。书者，抒也。草书是作者内心的飞动。心动笔动，若静若动，若有若无，方为境界。”告诫沈从文书法要在神韵、情趣、笔意上狠下一番苦功。再三强调：“书法之道，在于桩基，桩基不稳，必无所成。所谓桩基，便是楷书。楷书为一切书法之基。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走好了才能奔跑，一步一步来，如果楷书练得差不多了，自然而然就能进入到行草的书法境界了。草书是书法各体之王，被称为书法王冠上的明珠，是书法的巅峰。”沈从文时常牢记邓其鉴的教诲而受益颇深，因而沈从文的书法长进特别快。于是，沈从文很快成为芷江城内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 民国十年（1921）期间，尽管前警备队长段治贤已殉难两年之久，但段治贤的品格和英勇业绩在乡民百姓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乡民因经常遭土匪的袭击、掳抢烧杀，苦不堪言，百姓们非常怀念和敬佩这位英勇善战，很有正义感的警备队长，于是经常有几百位乡民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地方名流志士集结在县府，强烈要求县府给段治贤树碑立传，以褒其美德，颂其业绩。在乡民百姓和地方名流的再三要求之下，县府决定给段治贤刻碑立传，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县警察局。警察局长（沈从文五舅）把给警备队长段治贤撰写碑文的任务交给邓其鉴，邓其鉴把碑文稿写好后便向警察局长推荐沈从文为其“书丹”，沈从文欣然受命。
沈从文认真阅读了碑文所记载段治贤那短暂一生的悲壮事迹后，他脑海里闪现着随部队易防在沅水流域飘泊时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江流的涛声和船夫的号子，如黛的青山和龟裂的庄稼地……“有时半夜，三四里附近发生火焚抢劫事，鸣锣打鼓，喊声连天……不到半年即屠杀约一千人”的残酷现实，都给他留下了痛苦而深刻的印象，唤醒了他一颗正直的心和民族忧患意识。加之平时警察局的人也经常谈论段治贤的英勇事迹，沈从文对段治贤早已产生敬佩之情，从心底佩服段治贤为民除暴、英勇无畏的精神。想到自己要亲手为这位警备队长书丹立碑，沈从文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在众人注视之下，面对眼前这块高大且颇有重量的石碑，他起了一个架式，定了会儿神，挥笔疾书，一气呵成。由于沈从文书法气势非凡，运笔上下翻转，忽左忽右，起伏摆荡，有疾有缓，有轻有重，像是节奏分明的音乐旋律，极富动感，因而赢得围观者的阵阵掌声。或许，年轻的沈从文当时未曾料到，他竟在沅州城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墨宝。
沈从文早年为警备队长书丹，为芷江留下极为珍贵的墨宝鲜为外界知晓，但芷江人民一直以此感到自豪和骄傲。黄永玉获知在湖南芷江文物馆内还保存着沈从文墨宝真迹的消息后，于1987年10月12日，从北京专程来到芷江拓印沈老碑文手迹。1988年春天，沈从文的一位亲戚来到芷江文物馆参观，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观赏了沈从文亲手书写的碑文，对沈从文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当讲解员向他介绍此碑是沈从文年青时期的书迹时，沈先生的这位亲戚感到格外高兴，他小心翼翼地将碑文拓片带到北京，亲手把碑文拓片交给正躺在病床上的沈从文观看。沈老见此碑文拓片激动得热泪横淌，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拓片，无比兴奋地说：“是啊！沅州城还有我的字啊……”
如今，前来芷江文物馆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凡来参观的游客和观赏了沈从文书法的艺术家们，无不拍手赞叹！更有诗人赞咏沈从文书法：“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草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沈从文的书法潇洒、道劲，又有独特的风骨。人们欣赏沈从文的书法，尤其是他的章草和小楷，可以明显感觉到，其线条沉稳含蓄，其风格俊雅温厚，真可谓一横一撇，法度自在笔墨之间。若苛求，沈从文的书法则略有拘谨之态，草书尤甚之，秀气有余而霸气不足。或许这与沈从文的个性气质有一定的联系。但凡观赏了沈从文手迹碑文的艺术家们和游客无不赞叹此碑文有着非凡的收藏价值。这块珍贵的石碑不仅对研究沈从文的书法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对研究沈从文早期思想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