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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经济效率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根据西藏乡村旅游的发展实际，从新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影响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生态效率、农牧民幸福指数和其他影响因素，主要指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农牧业技术效率、乡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效率水平。论证了将上述影响因素纳入经济效率测评模型的可行性，指出了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旨在为本课题后续关于构建经济效率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
[关键词] 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经济系统；乡村旅游地；西藏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08.079
1 国内外经济效率问题研究趋势
经济效率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不断理解而出现的概念。国内外关于经济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产业的经济效率评价（杜春丽、成金华，2009；Lebnj.M，1998）、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郝睿，2006）、循环经济研究（章波，2005；江涛，2007；王奇，2007）、区域旅游经济效率（肖明等，2011；Anderson，1999； Charles K. N.，2001）、城乡经济与经济效率（Rabenau，1979；Dentrinos，1982；田新民等，2009；王少国、王镇，2009）、城市尺度经济效率测度（王家庭，2012；俞立平等，2006）、产业、企业及机构经济效率（Arcos，2009；许晓雯等，2006）、区域经济效率与公平（李松龄，2003；徐大建，2006；孙敬水等，2013）、不同因素（城市规模、经济聚集、科研科技、制度、基础设施等）对经济效率的影响（Henderson，2003；周圣强等，2013；张玉梅等，2009；邓水兰，2004；Fleisher，2010）、要素经济效率（汪克亮等，2013；Nemoto，2005）、循环经济效率（Liu，2012）等[1][2][3][4][5][6][7][8][9][10][11][12]。在宏观问题研究当中，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写为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写为SFA）。总体上看，目前关于经济效率研究的报道多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但许多文献中也都谈及到了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关于经济效率的研究，也有学者从新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李仲广（2010）发展了经济增长研究理论，将闲暇对于学习和生产的积极效用通过实证研究的形式体现出来[13]。魏翔等（2007）从全新的角度阐释了经济效率的决定因素，指出闲暇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不仅如此，闲暇也可以促进在闲暇环境中活动的效率；并将闲暇时间引入增长模型，对日本与丹麦进行了实证对比研究，对国家间的经济效率存在的差异进行了解释[14]。进一步，魏翔等（2012）从闲暇、幸福感、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交互影响角度构造出CES效用函数，将闲暇引入效用函数[15]。这就为我们对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进行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灵感。
2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研究的意义
2.1 理论意义
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研究逐年升温，然而已出现的相关报道中多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切入，例如关于旅游城市经济效率、酒店业经济效率、景区经济效率测评等。需要指出的是，西藏旅游产业的开发与发展应当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因素，例如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等方面。因此西藏乡村旅游问题研究同样应当关注矛盾的特殊性，不应以经济的增长为导向、在经济增长方面追求与内地相赶超的模式。本文从西藏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梳理，同时述评了不同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并对其是否构成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进一步构建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理论模型。
2.2 实践意义
乡村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西藏陷入“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内地绝大多数地区相比，西藏经济发展滞后，GDP总量与人均GDP水平很低；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属于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16]，乡村旅游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大；长期以来，西藏农牧民的生产方式与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幸福指数水平较高[17]。总体上看，西藏农牧民对于物质生活的欲望较低，但对于精神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关注较高。目前西藏自治区正在积极鼓励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研究有助于监测目的地旅游产业与乡村旅游经济是否良性运行；将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纳入经济效率测评理论模型，旨在探讨和解决西藏乡村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不是关注经济的片面增长，而是衡量乡村旅游政策的实行效果和旅游开发模式的绩效水平。
3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3.1 生态效率
在政策方面，世界各国都已重视生态文明问题；在我国，党的十八大首次在政治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单独成篇部署并写入《党章》，提出塑造“美丽中国”的理念，阐释了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相互依存的内涵。西藏自治区“十二五”科技规划也明确提出“加强西藏生态保护，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的目标，加强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延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农牧区旅游创收。
无论何种类型的西藏旅游目的地都要以生态环境为依托，西藏乡村旅游的开发在西藏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以及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背景下不断演进的，迄今为止西藏乡村旅游实践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历程。目前西藏自治区虽然没有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进行过专门统计，但是从西藏全区的旅游接待人次数方面可以看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增长比较迅速，尤其是在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接待设施逐渐完善，旅游服务水平也逐步提升。同时，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方面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旅游旺季时期过多游客的涌入所带来的旅游垃圾污染、交通工具尾气污染、噪音污染；游客对目的地植被的践踏、采摘等方面的破坏。西藏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应为乡村生态旅游，目前无论是在实践层次还是理论层面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在呼吁该问题。从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来分析，西藏全区的生态十分脆弱，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许多旅游目的地也打出了“乡村生态旅游”的旗帜，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造访乡村社区的外来旅游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伪生态旅游者”。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效率研究过程中必须关注生态效率问题，因此生态效率是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首先要提高目的地的生态效率。 一直以来，生态效率作为评价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项重要研究方法在生态学、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等领域被不断推广。国内外众多学者将焦点集中在生态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方面，人们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还要考虑经济增长对所处环境造成的影响。在旅游研究领域，关于目的地自然生态的研究着墨较多，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生态足迹的测算与模型的优化、生态安全与生态效率研究以及生态旅游目的地碳足迹测算成为旅游目的地自然生态研究领域出现较为频繁的关键词。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了稳态经济、服务经济等理论，这些理论都体现了生态效率的原则。生态效率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区或者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当中。多数学者在生态效率的研究过程中倾向于沿用Schaltegger和Sturm（1990）所提出的关于生态效率内涵的界定：即增加的价值与增加的环境影响的比值[1]。后被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以正式报告形式将其进一步推广（1992）。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生态经济效率的研究已经经历20多年的历程。国外关于生态经济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及研究对象辨析、生态经济效率模型与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生态经济效率计算方法研究与比较分析、生态经济效率在区域与企业方面的应用等几个方面。其中，在生态经济效率的测评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对测评模型指标体系与测评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Lucas Reijnders，1998；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3；Gjalt Huppes，2011）。国内对于生态经济效率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它已经成为评估环境经济绩效的重要标准。近年来国内学者将视角从生态经济效率的定义（陆忠武，2005；戴玉才，2005；段宁，2005）方面转移到生态经济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王金南，2001；周国，2003；岳媛媛，2005；何伯述等，2001）、生态经济效率测评指标（徐琳瑜，2004）、生态经济效率计算方法以及生态经济效率在区域与企业层面的应用上来（周一虹，2005；耿勇，2011；周宏春，2005），实证研究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也逐步走上科学化轨道（周国梅，2003；刘华，2006），个别学者还投身于对生态经济效率测评方法的研究当中 （马占新，2012）。在测评方法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以及不同领域中一些新兴问题的萌生，生态效率测评方法也得以丰富与发展，其中典型的测度方法例如：经济/环境单一比值法、指标体系法、模型法（主要指数据包络分析和生态拓扑方法）、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等。在内容方面，生态效率延伸到了农业生态效率、工业生态效率、旅游生态效率等方面。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在生态效率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在区域、国家、省域等大尺度以及城市、企业、景区、社区等中小尺度的生态效率测评中均有体现。尤其是研究小尺度范围的生态效率问题时，生态足迹研究方法可以弥补统计数据不足所带来的缺陷。从研究尺度方面来看，旅游生态足迹对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效率研究较为适用。由于绝大多数的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缺少统计数据，因此自上而下的通过查阅地区统计数据调查方法不再适用。
3.2 幸福指数
从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实际情况来看，西藏许多地区的人文生态环境往往构成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吸引力。相比之下，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缺乏较为系统化的研究。学者倾向于从社会、文化等角度探究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带来的影响，人文生态系统虽然与社会、文化存在一定的重叠部分，但在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人文生态系统更为脆弱，人文生态系统所遭到的破坏往往表现为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因此，人文生态系统健康诊断研究工作比较困难。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反应了旅游目的地居民身心是否正常，其精神文化生活是否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幸福指数是诊断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有的研究人员提倡将GNH（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引入到藏区经济发展评价之中[18]。与GDP相比较，GNH更加注重综合地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提倡均衡增长与生态保护，强调文化传承与发展。“不丹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和学习的热潮。因此关于GNH的研究经历了从“主观幸福感”到“幸福指数”的历程。关于“幸福”的研究逐渐趋于客观化、定量化发展。出现了关于GNH核算体系的构建研究、GDP与GNH的有效性比较分析、基于研究个案讨论的实证研究等。所以，西藏经济的发展应当考虑非传统的发展模式，摈弃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先开发、后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西藏经济发展模式应当走跃迁式的发展模式。西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应当遵循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适度开发的旅游开发模式，关注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情况，在经济效率测评过程中关注人文生态健康情况，将幸福指数纳入经济效率测评体系之中。实践表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普遍存在着“幸福悖论”现象，即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感与同收入水平之间并非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经济效率研究不能追求以GDP为导向的模式，而应当重点关注人民的幸福，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以GNH替代GDP，构建经济效率测评模型。
魏翔、陈倩（2012）指出闲暇对于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些个体将闲暇视为内在自我激励的手段，因而个体的幸福感得以提升，并进一步使得个体的生活质量与人力资本得到提高。该研究将闲暇引入到效用函数，验证了“积极的闲暇”享受通常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即效用水平，幸福感的提高有利于作为人力资本的个体能够更好地利用和发挥自身的禀赋，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进而提升生产过程中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15]。在此借鉴魏翔（2012）的观点，如果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幸福指数较高，则在幸福的状态下其创新潜力得以最大化，学习和工作效率得到很大地提高；幸福指数也可以反映出农牧民对于所在乡村社区旅游开发的认同感、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如果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较高，则可以判断目的地人文生态系统还没有触及失衡状态，农牧民对于乡村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水质与空气质量的变化、噪音污染、旅游移民的增加、传统建筑风貌的变化等方面的负面感知不强烈，系统内部出现的问题可以及时得到修复；探究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有助于了解农牧民群体的生活质量及其变化趋势，了解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程度，关注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只关注农村经济片面增长，同时通过研究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可以监测目的地旅游产业是否良性运行，衡量乡村旅游政策的实行效果，也是农村社会政策以及利益分配进行调整的重要依据。因此，幸福指数可以在经济层面、社会文化层面、政策层面、环境层面折射人文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3.3 其他影响因素
3.3.1 旅游产业技术效率
如果将旅游产业的运行过程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那么该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即为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衡量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管理与技术水平，同时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撑的目的地来说，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目的地的经济效率水平。
国外关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旅游企业，如旅行社（Barrons，2006；Koksal，2007）、酒店（Anderson等，2000；Barros，2001；、Tsaur，2000；、HWang，2005）[19]、旅游交通（Fernandes，2009）等的效率方面。在测评方法上，多数学者偏重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国外主要侧重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从酒店、旅行社、机场等相关行业以单体企业的形式进行效率的测算分析，而关于旅游目的地效率和生产率的相关研究较少。
国内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相对国外的研究较晚，且研究重点与国外有所差别，主要侧重于宏观与中观层面的研究，关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范围不够全面，如何将生态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尺度和评价标准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测评相联系，是经济效率应用研究与旅游产业研究领域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纳入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评模型，从旅游产业的角度切入，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对提升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优化目的地生态环境具有实践意义。
关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的测度方面，已公开发表的文献基本停留在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技术效率测评方面，较少的研究提及旅游产业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然而实践表明：乡村旅游作为“绿色生态经济”和“体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改善目的地民生具有积极意义；乡村旅游产业具有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等特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仅可以实现农牧区产业的合理转型，而且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旅游产业的乘数效应，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西藏绝大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而言，旅游业收益在目的地农牧民总收益中占据较大比例。课题组成员于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调查了拉萨周边、林芝地区、昌都地区具代表性乡村旅游目的地的73户农牧民家庭，结果显示：76.3%的家庭其旅游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34.7%的家庭中从事旅游接待服务的成员在2人以上；47.9%的家庭利用自家闲置房屋开办了家庭旅馆；76.5%的家庭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接受旅游培训的时间在10天以上；94.7%的家庭人均旅游年收入在4000元以上；91.2%的家庭认为乡村旅游产业与自家从事的传统农牧业的联系十分密切。
3.3.2 农牧业技术效率
农牧业是西藏的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是西藏乡村经济活动的基础部分。农牧产业技术效率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有相似的内涵，是农牧业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反映了农作和畜牧技术的生产效率水平。以“农业 and 技术效率”、“畜牧业 and 技术效率”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现有的相关文献多为农牧产业技术效率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邓若冰等，2013；陶红军等，2007）[20][21]，并未涉足农牧业对所在农村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
农牧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农牧民从事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同时，农牧产业通过产业耦合和产业链增加了满足游客需求的观赏功能和餐饮功能，农牧产业一部分价值通过旅游活动运营以及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耦合联动得以实现。因而，农牧产业在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运行系统中不可或缺。
从实践发展来看，根据《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2年来（2001—2012年）的数据，西藏农牧业经济稳步增长；与2000年以前相比，农牧业产业增加值增幅明显提高。然而与国内外农业发达的省份与地区相比，西藏自治区农作畜牧技术相对滞后，农牧产品自身经济价值相对不高，产品主要供给西藏区内。农牧业技术效率不理想，要合理调整西藏非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需要强化农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效应，提高农牧业技术效率。
合理平衡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兼顾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技术效率，保证乡村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健康发展是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根本目的。因此，农牧业技术效率同样构成了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成分。
3.3.3 农村基础建设水平与经济效率
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农村基础建设水平是乡村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在规模和质量上的体现。各类设施是乡村旅游目的地这一经济运作平台的必要支撑条件，其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以“基础设施和技术效率”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仅有2篇博士论文涉及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徐淑红，2009；何平均，2012）[22][23]，尚无对农村基础建设水平对农村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设施建设水平对旅游活动和农牧民生活都有一定影响。对于旅游活动，大量游客涌入乡村旅游目的地，必然需要完善足够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来满足游客的多种需要；乡村旅游目的地为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会翻修或重修部分民居和其他民族建筑，并保持村容整洁；设施的质量是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直接关系到游客的消费水平，影响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经济收益。对于农牧民，通过旅游经营使得他们走上致富之路，为自己的生活改善各设施的条件和档次，让自身在享受良好生活环境的同时，逐渐增加从事旅游经营的动力。 4 结语
总的来说，乡村旅游经济系统是一个以乡村旅游产业为中心，以农牧业为支撑，以生态系统经济和谐发展为健康监测指标的系统。该经济系统中旅游产业与农牧业存在双向耦合作用，因此合理调整乡村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比例、优化乡村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提高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技术效率也是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的重要举措。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系统中存在生态系统循环过程，因而提高生态效率也是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乡村旅游活动对人文生态系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该影响可以通过幸福指数来体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效率。
综上，生态效率、农牧民幸福指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农牧业技术效率、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乡村社区基础建设水平共同构成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五项要素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联动关系。因此，在分析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系统结构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构成示意图，见图1。
该经济系统反映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系统的共性。从发展实践来看，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系统并不是封闭的，而具有开放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乡村旅游产业的生态环境效应以及乡村旅游产业与生态系统在物质、信息方面的交换，乡村旅游产业从自然生态系统与人文生态系统获取乡村旅游发展所必需的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乡村旅游活动又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文生态系统产生旅游垃圾、文化商品化、社会风气恶化等影响；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业与乡村基础设施为乡村旅游产业注入物质与设施资源，乡村旅游需求的增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牧业产品的销售量，拉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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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何平均.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XJY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徐秀美（1983— ），女，河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
[关键词] 经济效率；影响因素；经济系统；乡村旅游地；西藏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08.079
1 国内外经济效率问题研究趋势
经济效率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不断理解而出现的概念。国内外关于经济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产业的经济效率评价（杜春丽、成金华，2009；Lebnj.M，1998）、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郝睿，2006）、循环经济研究（章波，2005；江涛，2007；王奇，2007）、区域旅游经济效率（肖明等，2011；Anderson，1999； Charles K. N.，2001）、城乡经济与经济效率（Rabenau，1979；Dentrinos，1982；田新民等，2009；王少国、王镇，2009）、城市尺度经济效率测度（王家庭，2012；俞立平等，2006）、产业、企业及机构经济效率（Arcos，2009；许晓雯等，2006）、区域经济效率与公平（李松龄，2003；徐大建，2006；孙敬水等，2013）、不同因素（城市规模、经济聚集、科研科技、制度、基础设施等）对经济效率的影响（Henderson，2003；周圣强等，2013；张玉梅等，2009；邓水兰，2004；Fleisher，2010）、要素经济效率（汪克亮等，2013；Nemoto，2005）、循环经济效率（Liu，2012）等[1][2][3][4][5][6][7][8][9][10][11][12]。在宏观问题研究当中，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写为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写为SFA）。总体上看，目前关于经济效率研究的报道多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但许多文献中也都谈及到了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关于经济效率的研究，也有学者从新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李仲广（2010）发展了经济增长研究理论，将闲暇对于学习和生产的积极效用通过实证研究的形式体现出来[13]。魏翔等（2007）从全新的角度阐释了经济效率的决定因素，指出闲暇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不仅如此，闲暇也可以促进在闲暇环境中活动的效率；并将闲暇时间引入增长模型，对日本与丹麦进行了实证对比研究，对国家间的经济效率存在的差异进行了解释[14]。进一步，魏翔等（2012）从闲暇、幸福感、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交互影响角度构造出CES效用函数，将闲暇引入效用函数[15]。这就为我们对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进行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灵感。
2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研究的意义
2.1 理论意义
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研究逐年升温，然而已出现的相关报道中多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切入，例如关于旅游城市经济效率、酒店业经济效率、景区经济效率测评等。需要指出的是，西藏旅游产业的开发与发展应当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因素，例如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等方面。因此西藏乡村旅游问题研究同样应当关注矛盾的特殊性，不应以经济的增长为导向、在经济增长方面追求与内地相赶超的模式。本文从西藏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梳理，同时述评了不同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并对其是否构成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进一步构建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理论模型。
2.2 实践意义
乡村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西藏陷入“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内地绝大多数地区相比，西藏经济发展滞后，GDP总量与人均GDP水平很低；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属于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16]，乡村旅游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大；长期以来，西藏农牧民的生产方式与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幸福指数水平较高[17]。总体上看，西藏农牧民对于物质生活的欲望较低，但对于精神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关注较高。目前西藏自治区正在积极鼓励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研究有助于监测目的地旅游产业与乡村旅游经济是否良性运行；将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纳入经济效率测评理论模型，旨在探讨和解决西藏乡村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不是关注经济的片面增长，而是衡量乡村旅游政策的实行效果和旅游开发模式的绩效水平。
3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3.1 生态效率
在政策方面，世界各国都已重视生态文明问题；在我国，党的十八大首次在政治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单独成篇部署并写入《党章》，提出塑造“美丽中国”的理念，阐释了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相互依存的内涵。西藏自治区“十二五”科技规划也明确提出“加强西藏生态保护，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的目标，加强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延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农牧区旅游创收。
无论何种类型的西藏旅游目的地都要以生态环境为依托，西藏乡村旅游的开发在西藏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以及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背景下不断演进的，迄今为止西藏乡村旅游实践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历程。目前西藏自治区虽然没有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进行过专门统计，但是从西藏全区的旅游接待人次数方面可以看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增长比较迅速，尤其是在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接待设施逐渐完善，旅游服务水平也逐步提升。同时，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方面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旅游旺季时期过多游客的涌入所带来的旅游垃圾污染、交通工具尾气污染、噪音污染；游客对目的地植被的践踏、采摘等方面的破坏。西藏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应为乡村生态旅游，目前无论是在实践层次还是理论层面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在呼吁该问题。从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来分析，西藏全区的生态十分脆弱，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许多旅游目的地也打出了“乡村生态旅游”的旗帜，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造访乡村社区的外来旅游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伪生态旅游者”。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效率研究过程中必须关注生态效率问题，因此生态效率是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首先要提高目的地的生态效率。 一直以来，生态效率作为评价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项重要研究方法在生态学、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等领域被不断推广。国内外众多学者将焦点集中在生态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方面，人们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还要考虑经济增长对所处环境造成的影响。在旅游研究领域，关于目的地自然生态的研究着墨较多，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生态足迹的测算与模型的优化、生态安全与生态效率研究以及生态旅游目的地碳足迹测算成为旅游目的地自然生态研究领域出现较为频繁的关键词。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了稳态经济、服务经济等理论，这些理论都体现了生态效率的原则。生态效率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区或者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当中。多数学者在生态效率的研究过程中倾向于沿用Schaltegger和Sturm（1990）所提出的关于生态效率内涵的界定：即增加的价值与增加的环境影响的比值[1]。后被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以正式报告形式将其进一步推广（1992）。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生态经济效率的研究已经经历20多年的历程。国外关于生态经济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及研究对象辨析、生态经济效率模型与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生态经济效率计算方法研究与比较分析、生态经济效率在区域与企业方面的应用等几个方面。其中，在生态经济效率的测评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对测评模型指标体系与测评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Lucas Reijnders，1998；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3；Gjalt Huppes，2011）。国内对于生态经济效率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它已经成为评估环境经济绩效的重要标准。近年来国内学者将视角从生态经济效率的定义（陆忠武，2005；戴玉才，2005；段宁，2005）方面转移到生态经济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王金南，2001；周国，2003；岳媛媛，2005；何伯述等，2001）、生态经济效率测评指标（徐琳瑜，2004）、生态经济效率计算方法以及生态经济效率在区域与企业层面的应用上来（周一虹，2005；耿勇，2011；周宏春，2005），实证研究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也逐步走上科学化轨道（周国梅，2003；刘华，2006），个别学者还投身于对生态经济效率测评方法的研究当中 （马占新，2012）。在测评方法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以及不同领域中一些新兴问题的萌生，生态效率测评方法也得以丰富与发展，其中典型的测度方法例如：经济/环境单一比值法、指标体系法、模型法（主要指数据包络分析和生态拓扑方法）、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等。在内容方面，生态效率延伸到了农业生态效率、工业生态效率、旅游生态效率等方面。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在生态效率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在区域、国家、省域等大尺度以及城市、企业、景区、社区等中小尺度的生态效率测评中均有体现。尤其是研究小尺度范围的生态效率问题时，生态足迹研究方法可以弥补统计数据不足所带来的缺陷。从研究尺度方面来看，旅游生态足迹对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效率研究较为适用。由于绝大多数的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缺少统计数据，因此自上而下的通过查阅地区统计数据调查方法不再适用。
3.2 幸福指数
从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实际情况来看，西藏许多地区的人文生态环境往往构成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吸引力。相比之下，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缺乏较为系统化的研究。学者倾向于从社会、文化等角度探究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带来的影响，人文生态系统虽然与社会、文化存在一定的重叠部分，但在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人文生态系统更为脆弱，人文生态系统所遭到的破坏往往表现为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因此，人文生态系统健康诊断研究工作比较困难。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反应了旅游目的地居民身心是否正常，其精神文化生活是否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幸福指数是诊断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有的研究人员提倡将GNH（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引入到藏区经济发展评价之中[18]。与GDP相比较，GNH更加注重综合地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提倡均衡增长与生态保护，强调文化传承与发展。“不丹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和学习的热潮。因此关于GNH的研究经历了从“主观幸福感”到“幸福指数”的历程。关于“幸福”的研究逐渐趋于客观化、定量化发展。出现了关于GNH核算体系的构建研究、GDP与GNH的有效性比较分析、基于研究个案讨论的实证研究等。所以，西藏经济的发展应当考虑非传统的发展模式，摈弃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先开发、后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西藏经济发展模式应当走跃迁式的发展模式。西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应当遵循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适度开发的旅游开发模式，关注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情况，在经济效率测评过程中关注人文生态健康情况，将幸福指数纳入经济效率测评体系之中。实践表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普遍存在着“幸福悖论”现象，即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感与同收入水平之间并非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经济效率研究不能追求以GDP为导向的模式，而应当重点关注人民的幸福，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以GNH替代GDP，构建经济效率测评模型。
魏翔、陈倩（2012）指出闲暇对于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些个体将闲暇视为内在自我激励的手段，因而个体的幸福感得以提升，并进一步使得个体的生活质量与人力资本得到提高。该研究将闲暇引入到效用函数，验证了“积极的闲暇”享受通常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即效用水平，幸福感的提高有利于作为人力资本的个体能够更好地利用和发挥自身的禀赋，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进而提升生产过程中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15]。在此借鉴魏翔（2012）的观点，如果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幸福指数较高，则在幸福的状态下其创新潜力得以最大化，学习和工作效率得到很大地提高；幸福指数也可以反映出农牧民对于所在乡村社区旅游开发的认同感、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如果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较高，则可以判断目的地人文生态系统还没有触及失衡状态，农牧民对于乡村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水质与空气质量的变化、噪音污染、旅游移民的增加、传统建筑风貌的变化等方面的负面感知不强烈，系统内部出现的问题可以及时得到修复；探究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有助于了解农牧民群体的生活质量及其变化趋势，了解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程度，关注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只关注农村经济片面增长，同时通过研究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可以监测目的地旅游产业是否良性运行，衡量乡村旅游政策的实行效果，也是农村社会政策以及利益分配进行调整的重要依据。因此，幸福指数可以在经济层面、社会文化层面、政策层面、环境层面折射人文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3.3 其他影响因素
3.3.1 旅游产业技术效率
如果将旅游产业的运行过程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那么该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即为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衡量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管理与技术水平，同时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撑的目的地来说，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目的地的经济效率水平。
国外关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旅游企业，如旅行社（Barrons，2006；Koksal，2007）、酒店（Anderson等，2000；Barros，2001；、Tsaur，2000；、HWang，2005）[19]、旅游交通（Fernandes，2009）等的效率方面。在测评方法上，多数学者偏重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国外主要侧重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从酒店、旅行社、机场等相关行业以单体企业的形式进行效率的测算分析，而关于旅游目的地效率和生产率的相关研究较少。
国内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相对国外的研究较晚，且研究重点与国外有所差别，主要侧重于宏观与中观层面的研究，关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范围不够全面，如何将生态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尺度和评价标准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测评相联系，是经济效率应用研究与旅游产业研究领域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纳入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评模型，从旅游产业的角度切入，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对提升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优化目的地生态环境具有实践意义。
关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的测度方面，已公开发表的文献基本停留在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技术效率测评方面，较少的研究提及旅游产业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然而实践表明：乡村旅游作为“绿色生态经济”和“体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改善目的地民生具有积极意义；乡村旅游产业具有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等特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仅可以实现农牧区产业的合理转型，而且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旅游产业的乘数效应，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于西藏绝大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而言，旅游业收益在目的地农牧民总收益中占据较大比例。课题组成员于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调查了拉萨周边、林芝地区、昌都地区具代表性乡村旅游目的地的73户农牧民家庭，结果显示：76.3%的家庭其旅游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34.7%的家庭中从事旅游接待服务的成员在2人以上；47.9%的家庭利用自家闲置房屋开办了家庭旅馆；76.5%的家庭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接受旅游培训的时间在10天以上；94.7%的家庭人均旅游年收入在4000元以上；91.2%的家庭认为乡村旅游产业与自家从事的传统农牧业的联系十分密切。
3.3.2 农牧业技术效率
农牧业是西藏的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是西藏乡村经济活动的基础部分。农牧产业技术效率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有相似的内涵，是农牧业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反映了农作和畜牧技术的生产效率水平。以“农业 and 技术效率”、“畜牧业 and 技术效率”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现有的相关文献多为农牧产业技术效率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邓若冰等，2013；陶红军等，2007）[20][21]，并未涉足农牧业对所在农村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
农牧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农牧民从事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同时，农牧产业通过产业耦合和产业链增加了满足游客需求的观赏功能和餐饮功能，农牧产业一部分价值通过旅游活动运营以及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耦合联动得以实现。因而，农牧产业在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运行系统中不可或缺。
从实践发展来看，根据《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2年来（2001—2012年）的数据，西藏农牧业经济稳步增长；与2000年以前相比，农牧业产业增加值增幅明显提高。然而与国内外农业发达的省份与地区相比，西藏自治区农作畜牧技术相对滞后，农牧产品自身经济价值相对不高，产品主要供给西藏区内。农牧业技术效率不理想，要合理调整西藏非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需要强化农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效应，提高农牧业技术效率。
合理平衡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兼顾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技术效率，保证乡村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健康发展是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根本目的。因此，农牧业技术效率同样构成了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成分。
3.3.3 农村基础建设水平与经济效率
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农村基础建设水平是乡村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在规模和质量上的体现。各类设施是乡村旅游目的地这一经济运作平台的必要支撑条件，其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以“基础设施和技术效率”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仅有2篇博士论文涉及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徐淑红，2009；何平均，2012）[22][23]，尚无对农村基础建设水平对农村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设施建设水平对旅游活动和农牧民生活都有一定影响。对于旅游活动，大量游客涌入乡村旅游目的地，必然需要完善足够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来满足游客的多种需要；乡村旅游目的地为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会翻修或重修部分民居和其他民族建筑，并保持村容整洁；设施的质量是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直接关系到游客的消费水平，影响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经济收益。对于农牧民，通过旅游经营使得他们走上致富之路，为自己的生活改善各设施的条件和档次，让自身在享受良好生活环境的同时，逐渐增加从事旅游经营的动力。 4 结语
总的来说，乡村旅游经济系统是一个以乡村旅游产业为中心，以农牧业为支撑，以生态系统经济和谐发展为健康监测指标的系统。该经济系统中旅游产业与农牧业存在双向耦合作用，因此合理调整乡村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比例、优化乡村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提高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技术效率也是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的重要举措。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系统中存在生态系统循环过程，因而提高生态效率也是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乡村旅游活动对人文生态系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该影响可以通过幸福指数来体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效率。
综上，生态效率、农牧民幸福指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农牧业技术效率、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乡村社区基础建设水平共同构成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五项要素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联动关系。因此，在分析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系统结构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影响因素构成示意图，见图1。
该经济系统反映了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系统的共性。从发展实践来看，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系统并不是封闭的，而具有开放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乡村旅游产业的生态环境效应以及乡村旅游产业与生态系统在物质、信息方面的交换，乡村旅游产业从自然生态系统与人文生态系统获取乡村旅游发展所必需的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乡村旅游活动又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文生态系统产生旅游垃圾、文化商品化、社会风气恶化等影响；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业与乡村基础设施为乡村旅游产业注入物质与设施资源，乡村旅游需求的增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牧业产品的销售量，拉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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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XJY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徐秀美（1983— ），女，河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