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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孤独的伦敦人》揭示了生活在伦敦的特立尼达离散群体面对多元文化冲突时作出的不同选择及后果。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试图分析离散群体的不同选择如何导致身份危机以及如何相反地促成身份构建。离散群体在面临文化冲突时应积极化解二元对立，做双方文化沟通的桥梁，在文化融合中构建新身份。
关键词：离散；身份危机；身份构建；杂糅；模拟
作者简介：程露（1992.2-），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1
《孤独的伦敦人》是塞尔文著名的摩西三部曲《孤独的伦敦人》、《摩西登高》和《摩西迁居》中的第一部。离散“通常是指某一族群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在自愿或者被迫的前提下移居到自己本族群常居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马红旗，71） 《孤独的伦敦人》主要描写了一群离散群体，他们来自特立尼达的加勒比海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到英国却又面临着生活和精神危机。
一、离散群体的身份危机
在分析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时，萨义德借用福柯关于“话语”、“权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殖民话语的概念。被殖民地的国家长期以来倍受压抑，他们的文化逐渐地被边缘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下殖民地人民陷入无所适从的矛盾中：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满，希望在异国找到某种寄托；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与自己定居并生活的民族文化和社会风俗相融合，面临着身份上的困境。
摩西在面对前宗主国的白人文化与自身文化所产生的冲突时处处小心翼翼，但在文化霸权的压抑下，“他有一种在伦敦10年来从未感觉到的思念之情。”（Selvon，4）伦敦的文化中心主义使得摩西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的“他者”。摩西的“思念”是身处中心却不属于中心的一种错置感（sense of displacement），而这种错置感导致了离散群体的“非家幻觉”（unhomely） 。
霍米·巴巴曾这样分析道：“后殖民话语……使得被殖民者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而在自己的皮肤上带上白人的面具。”（拉曼·塞尔登，15）部分黑人的审美观发生异化，产生自我厌恶，憎恨自己肤色面貌。他们否定黑人性，不再认同自我。
初到英国时，Galahad满怀希地认为来到英国后自己在祖国的贫穷命运能够改变，而事实只能靠出卖苦力养活自己，更为糟糕的是他的肤色出卖了他。一天，加兰德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女孩，想和她说话，不料小女孩哭泣起来。这件事让加兰德深切體会到了英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独自一人时，他和他的皮肤谈起了话，“颜色啊，你知道吗是你造成了这一切……看看你，你是多么的黑和无辜，这次一切却都是由你造成的。”（Selvon，88）面对自己苦难，他没有责怪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却把罪责推到了自己的肤色上。加兰德内心认同了白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而自我否定，失去了对黑人性的认同和对自我的认同。
摩西和加兰德的遭遇体现了离散群体的身份困境，一方面他们否定自己的文化，来到宗主国寻求优势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宗主国文化霸权的影响，他们又无法融入宗主国文化之中。
二、文化杂糅中的身份构建
伦敦的多元文化在给离散群体带来身份威胁的同时，也给他们提供构建身份的机会。本民族文化和宗主国文化碰撞与交融打开了“第三空间”，使离散群体的身份构建成为可能。
杂糅是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杂糅性策略开辟了一块文化交流与协商的空间，通过这个混杂的缝隙性的“第三空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杂糅的、“居间”的身份。
丹蒂是小说中最有力推动加勒比海地区文化的角色，她拥护多元文化，推崇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想将伦敦改造成具有特立尼达特色的大都市。在英国生活期间，她迫使杂货店老板使用特立尼达的赊账制度。是这些“由丹蒂出头的黑人家庭主妇”将伦敦特立尼达社区的商店变成即兴演奏会。（Selvon，78）这种对伦敦的改造类似于对话：移民与伦敦本地人的对话。这一改造过程要求移民本民族文化与伦敦化间的翻译。丹蒂向伦敦引入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拥抱伦敦文化，创造出了一个第三空间，形成了“杂糅”的身份，在伦敦以极强的生命力生存下去。
三、模拟人哈里斯
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一书中所说，“模拟对殖民话语权威性的影响是深远的和令人不安的。”（Bhabha， 120）被征服者在被殖民后被迫不断地对殖民话語进行模拟，在模仿的过程中也不断从内部对对其进行改造，生成第三个空间，以对抗西方文化霸权话语。
《孤独的伦敦人》中，哈里斯外出时，他带着黑色圆顶礼帽，拿着一把雨伞和一个手提箱，口袋里装着泰晤士河报，直挺地走在路上，俨然一副纯正伦敦人的形象。他成为一个模仿人。然而，在接受主流文化的同时，他没有忽视自己祖国的文化。他通过举办各种宴会和舞会来展示西印度人民的音乐和文化，以此让白人认识和学习黑人的文化。与摩西和加兰德的消极态度截然不同，哈里斯积极融合本民族文化和宗主国文化，使自己处于一个介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模棱两可的“第三空间”，建立了自己融合两方文化的身份。
四、结语
塞穆尔·塞尔文作为离散文学作家，其多元复合的文化背景使他具备了理解文化差异的必要条件，他在小说提出的通过文化融合形成混合文化身份对解决愈发普遍的离散现象带来的离散问题来说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参考文献：
[1]Samuel Selvon. The Lonely Londoners [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6：126， 4， 130， 88，78，
[2]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3]马红旗. 迷惘与挣扎： 《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4）： 1.
[4]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得森，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 刘向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离散；身份危机；身份构建；杂糅；模拟
作者简介：程露（1992.2-），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1
《孤独的伦敦人》是塞尔文著名的摩西三部曲《孤独的伦敦人》、《摩西登高》和《摩西迁居》中的第一部。离散“通常是指某一族群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在自愿或者被迫的前提下移居到自己本族群常居地之外的国家或地区。”（马红旗，71） 《孤独的伦敦人》主要描写了一群离散群体，他们来自特立尼达的加勒比海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到英国却又面临着生活和精神危机。
一、离散群体的身份危机
在分析帝国主义文化霸权时，萨义德借用福柯关于“话语”、“权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殖民话语的概念。被殖民地的国家长期以来倍受压抑，他们的文化逐渐地被边缘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下殖民地人民陷入无所适从的矛盾中：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祖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满，希望在异国找到某种寄托；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与自己定居并生活的民族文化和社会风俗相融合，面临着身份上的困境。
摩西在面对前宗主国的白人文化与自身文化所产生的冲突时处处小心翼翼，但在文化霸权的压抑下，“他有一种在伦敦10年来从未感觉到的思念之情。”（Selvon，4）伦敦的文化中心主义使得摩西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的“他者”。摩西的“思念”是身处中心却不属于中心的一种错置感（sense of displacement），而这种错置感导致了离散群体的“非家幻觉”（unhomely） 。
霍米·巴巴曾这样分析道：“后殖民话语……使得被殖民者不得不以殖民者的话语方式来确认自我身份，而在自己的皮肤上带上白人的面具。”（拉曼·塞尔登，15）部分黑人的审美观发生异化，产生自我厌恶，憎恨自己肤色面貌。他们否定黑人性，不再认同自我。
初到英国时，Galahad满怀希地认为来到英国后自己在祖国的贫穷命运能够改变，而事实只能靠出卖苦力养活自己，更为糟糕的是他的肤色出卖了他。一天，加兰德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女孩，想和她说话，不料小女孩哭泣起来。这件事让加兰德深切體会到了英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独自一人时，他和他的皮肤谈起了话，“颜色啊，你知道吗是你造成了这一切……看看你，你是多么的黑和无辜，这次一切却都是由你造成的。”（Selvon，88）面对自己苦难，他没有责怪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却把罪责推到了自己的肤色上。加兰德内心认同了白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而自我否定，失去了对黑人性的认同和对自我的认同。
摩西和加兰德的遭遇体现了离散群体的身份困境，一方面他们否定自己的文化，来到宗主国寻求优势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宗主国文化霸权的影响，他们又无法融入宗主国文化之中。
二、文化杂糅中的身份构建
伦敦的多元文化在给离散群体带来身份威胁的同时，也给他们提供构建身份的机会。本民族文化和宗主国文化碰撞与交融打开了“第三空间”，使离散群体的身份构建成为可能。
杂糅是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杂糅性策略开辟了一块文化交流与协商的空间，通过这个混杂的缝隙性的“第三空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杂糅的、“居间”的身份。
丹蒂是小说中最有力推动加勒比海地区文化的角色，她拥护多元文化，推崇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想将伦敦改造成具有特立尼达特色的大都市。在英国生活期间，她迫使杂货店老板使用特立尼达的赊账制度。是这些“由丹蒂出头的黑人家庭主妇”将伦敦特立尼达社区的商店变成即兴演奏会。（Selvon，78）这种对伦敦的改造类似于对话：移民与伦敦本地人的对话。这一改造过程要求移民本民族文化与伦敦化间的翻译。丹蒂向伦敦引入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拥抱伦敦文化，创造出了一个第三空间，形成了“杂糅”的身份，在伦敦以极强的生命力生存下去。
三、模拟人哈里斯
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一书中所说，“模拟对殖民话语权威性的影响是深远的和令人不安的。”（Bhabha， 120）被征服者在被殖民后被迫不断地对殖民话語进行模拟，在模仿的过程中也不断从内部对对其进行改造，生成第三个空间，以对抗西方文化霸权话语。
《孤独的伦敦人》中，哈里斯外出时，他带着黑色圆顶礼帽，拿着一把雨伞和一个手提箱，口袋里装着泰晤士河报，直挺地走在路上，俨然一副纯正伦敦人的形象。他成为一个模仿人。然而，在接受主流文化的同时，他没有忽视自己祖国的文化。他通过举办各种宴会和舞会来展示西印度人民的音乐和文化，以此让白人认识和学习黑人的文化。与摩西和加兰德的消极态度截然不同，哈里斯积极融合本民族文化和宗主国文化，使自己处于一个介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模棱两可的“第三空间”，建立了自己融合两方文化的身份。
四、结语
塞穆尔·塞尔文作为离散文学作家，其多元复合的文化背景使他具备了理解文化差异的必要条件，他在小说提出的通过文化融合形成混合文化身份对解决愈发普遍的离散现象带来的离散问题来说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
参考文献：
[1]Samuel Selvon. The Lonely Londoners [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6：126， 4， 130， 88，78，
[2]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3]马红旗. 迷惘与挣扎： 《白牙》的“离散”主题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4）： 1.
[4]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得森，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 刘向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