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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努力缓解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收入扩大的趋势，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个人收入分配 公平竞争
一、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建立，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体系和调控机制基本形成，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部分社会成员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问题也日趋突出，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1、企业分配向企业经营者倾斜，经营者与生产者的收入差距过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和个人收入分配权。企业的个人收入分配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密切挂钩。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的企业）在处理投资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时，在工资调整、晋级和奖金的发放等方面向经营管理者不适当地倾斜，忽视投资人（股东）的利益，更不重视企业生产者（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增加。现在很多地方不仅对国企经理实行年薪制，而且对企业所有的领导阶层人员都实行年薪制。年薪制的薪酬一般包括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有的还包括年度激励奖或者贡献奖。有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实行年薪制后，企业的领导人除了每月拿自己原来的固定工资外，年终还可以获得十几万、几十万元的收入。而同在企业工作的普通工人每月得到的工资加资金才一千多元，年末最多再获得一、二千元的年终奖。经营管理者的收入是生产者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明显表现出不合理，缺乏科学性。某些企业实行年薪制的人员还包括党委书记、副书记、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等，有的企业把科级以上的人员都实行了年薪制，根据行政级别的大小决定年薪的多少。年薪的多少与本人的贡献大小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于年薪者的收入高出一般职工收入的几十倍，许多职工很有意见。另外，不规范的MBO等产权制度改革使少数经营者迅速占有财富，引起新一轮的贫富差距。
2、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不同职业职工之间工资收入差距过大，产生分配不公
国有经济单位中，电力、自来水、燃气生产与供应、电信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等行业，靠了垄断经营的优势，获取比其他行业平均工资高得多的收入。据了解，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在2000年为2.62倍，在2003年为3.98倍，而到了2004年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2002年，电信年薪均值达到52677元。随后的年薪均值排序为医疗设备47088元、电子技术43380元、咨询专业服务（管理/法律/财务/技术等）42836元，项目管理人员52031元，律师及法律工作者47279元，IT通信类工程师45115元，人力资源工作者44471元，市场广告公关人员43821元，研发人员43482元，销售业务拓展人员41778元。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人才的薪酬可达到同级别员工的3至5倍。股份制银行金融科技人才的年薪是国有银行同类薪酬的10倍。
3、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在全国有人讲“看发达国家像欧洲，看落后地区像非洲。”在城镇，以1999年为例，按东、中、西三大地域进行统计显示，三大地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48：1：1.06，其中从省级区域看，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为10932元，与最低的山西省人均4343元之比为2.52：1；而在全国35个大城市中,最高的深圳市人均收入为20548元，与最低的城市西宁人均收入4765元之比则高达4.31：1。再从动态角度分析，从1997年到2000年，上海、北京、山西、河南四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幅度差别较大；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上年多增加0.25%，可见差距正在逐年拉大。在农村，以1998年为例，东、中、西三大地域的人均收入比为1.94：1.35：1，其中人均收入水平居第三位的浙江省为3814元，与最低的西藏人均收入1232元之比为达3.1：1。再从动态的角度分析，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为221元，相对差距两者之比为1.68：1；到2000年，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493元，比1978年的221元还高272元，相对差距两者比则达2.15：1，比1978年高47%。在全国各地中，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５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５省区市的２倍还多。仅从这些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正在扩大的结论。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统计显示，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１：2.57，到2004年为１：3.23。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的差距则约达５倍。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比如各式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如果把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
5、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来也有所扩大，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6上升至2000年的0.32，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户均年收入13311元，占10％的最低收入户年收入只有2653元，增幅是最低收入组增幅的7.8倍，差距已由1992年的3.26倍扩大为2000年的5.02倍，比1999年的4.6倍又有所扩大。从收入增速看，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增速呈阶梯式格局，即收入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越快，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收入增长均快于全国平均增速。这意味着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的居民集中。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从1994年和1999年的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合计只占总人数的28.62％；而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占总人数的65.15％。
6、总体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据初步测算，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阶层，人口接近4500万，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3.5％左右。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20000元，这个阶层的消费倾向最低，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所进行的消费是一种富裕型消费。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在6000至7000元之间，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居中，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７亿左右。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低于2000元，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有余的阶段。在这个阶层中，还有8000万左右人均纯收入低于700元的农村人口，其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
二、解决个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分配不公的措施
产生个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1、深化工资改革，理顺工资外收入
要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在保持职级工资制主体功能的同时，归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建立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基本工资制度。企事业单位要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
对于工资外收入，首先要纳入政府的管理范围。对于工资外收入调节，则必须充分运用市场分配机制。但是市场分配机制能调节的是单位以外的收入，而对于职工从单位所获得的工资外收入，则需要行政手段加以杜绝，并使其并入工资性收入范围，使分配透明化、规范化。
2、改革垄断行业管理体制，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监管
国家要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对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金融、保险和自来水、煤气供应等垄断性行业进行改革，实行行政性垄断行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构建垄断行业的有效竞争格局。结合垄断行业的改革和重组，完善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收入分配的产权约束。要改进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技术人员收入分配方式，推行年薪制职工持股、技术和知识产权入股、股票期权制等分配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特别是要强化国有企业经营者对资产所有者的责任，这主要靠实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年薪制。要加强政府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工效挂钩的管理办法。
3、加强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任务。要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要健全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要健全合作和互助机制，鼓励和支持地区间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发达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社会捐助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
4、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國家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建立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综合运用税收政策、财政补贴、金融政策等加强对“三农”的支持保护。要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尽快取消不应当由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在全部减免农业税以后，进一步实施对粮食生产直接补贴、集中产区主要粮食品种良种补贴、大致农机具购置和更新补贴等财政补贴政策，加快建立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补贴制度。加强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的支出尽可能向农村倾斜。要在农村推行农村大病医疗统筹和救助，解决农民就医难和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的差距。
5、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增强税收调节分配的作用
要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居民收入结构，限制高收入者收入的过快增长。一是要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适当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建立高收入者年度综合申报制度，强化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管理，抑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二是要贯彻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我们应该参照先进国家的成功惯例，有效利用税收杠杆对慈善公益捐赠减免税收，鼓励富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扩大捐赠资金量。三要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特别消费税等税种。通过对存量资产和高档消费品征税，加强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6、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对特困群众的救助工作
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发挥社会稳定器、安全网的作用，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措施。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稳步实施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体制的改革。政府要千方百计解决社会保障资金和养老金不足的问题，保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要深入研究和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关键词】个人收入分配 公平竞争
一、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建立，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体系和调控机制基本形成，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部分社会成员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问题也日趋突出，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1、企业分配向企业经营者倾斜，经营者与生产者的收入差距过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有了经营自主权和个人收入分配权。企业的个人收入分配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密切挂钩。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的企业）在处理投资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时，在工资调整、晋级和奖金的发放等方面向经营管理者不适当地倾斜，忽视投资人（股东）的利益，更不重视企业生产者（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增加。现在很多地方不仅对国企经理实行年薪制，而且对企业所有的领导阶层人员都实行年薪制。年薪制的薪酬一般包括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有的还包括年度激励奖或者贡献奖。有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实行年薪制后，企业的领导人除了每月拿自己原来的固定工资外，年终还可以获得十几万、几十万元的收入。而同在企业工作的普通工人每月得到的工资加资金才一千多元，年末最多再获得一、二千元的年终奖。经营管理者的收入是生产者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明显表现出不合理，缺乏科学性。某些企业实行年薪制的人员还包括党委书记、副书记、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等，有的企业把科级以上的人员都实行了年薪制，根据行政级别的大小决定年薪的多少。年薪的多少与本人的贡献大小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于年薪者的收入高出一般职工收入的几十倍，许多职工很有意见。另外，不规范的MBO等产权制度改革使少数经营者迅速占有财富，引起新一轮的贫富差距。
2、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不同职业职工之间工资收入差距过大，产生分配不公
国有经济单位中，电力、自来水、燃气生产与供应、电信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等行业，靠了垄断经营的优势，获取比其他行业平均工资高得多的收入。据了解，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在2000年为2.62倍，在2003年为3.98倍，而到了2004年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2002年，电信年薪均值达到52677元。随后的年薪均值排序为医疗设备47088元、电子技术43380元、咨询专业服务（管理/法律/财务/技术等）42836元，项目管理人员52031元，律师及法律工作者47279元，IT通信类工程师45115元，人力资源工作者44471元，市场广告公关人员43821元，研发人员43482元，销售业务拓展人员41778元。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人才的薪酬可达到同级别员工的3至5倍。股份制银行金融科技人才的年薪是国有银行同类薪酬的10倍。
3、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在全国有人讲“看发达国家像欧洲，看落后地区像非洲。”在城镇，以1999年为例，按东、中、西三大地域进行统计显示，三大地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48：1：1.06，其中从省级区域看，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收入为10932元，与最低的山西省人均4343元之比为2.52：1；而在全国35个大城市中,最高的深圳市人均收入为20548元，与最低的城市西宁人均收入4765元之比则高达4.31：1。再从动态角度分析，从1997年到2000年，上海、北京、山西、河南四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幅度差别较大；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上年多增加0.25%，可见差距正在逐年拉大。在农村，以1998年为例，东、中、西三大地域的人均收入比为1.94：1.35：1，其中人均收入水平居第三位的浙江省为3814元，与最低的西藏人均收入1232元之比为达3.1：1。再从动态的角度分析，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为221元，相对差距两者之比为1.68：1；到2000年，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493元，比1978年的221元还高272元，相对差距两者比则达2.15：1，比1978年高47%。在全国各地中，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５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５省区市的２倍还多。仅从这些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正在扩大的结论。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统计显示，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１：2.57，到2004年为１：3.23。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获得的各种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实际收入的差距则约达５倍。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比如各式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如果把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
5、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近年来也有所扩大，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6上升至2000年的0.32，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户均年收入13311元，占10％的最低收入户年收入只有2653元，增幅是最低收入组增幅的7.8倍，差距已由1992年的3.26倍扩大为2000年的5.02倍，比1999年的4.6倍又有所扩大。从收入增速看，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增速呈阶梯式格局，即收入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越快，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收入增长均快于全国平均增速。这意味着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的居民集中。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从1994年和1999年的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合计只占总人数的28.62％；而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體占总人数的65.15％。
6、总体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据初步测算，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阶层，人口接近4500万，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3.5％左右。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20000元，这个阶层的消费倾向最低，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所进行的消费是一种富裕型消费。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在6000至7000元之间，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居中，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７亿左右。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低于2000元，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有余的阶段。在这个阶层中，还有8000万左右人均纯收入低于700元的农村人口，其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
二、解决个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分配不公的措施
产生个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采取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1、深化工资改革，理顺工资外收入
要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在保持职级工资制主体功能的同时，归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建立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基本工资制度。企事业单位要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
对于工资外收入，首先要纳入政府的管理范围。对于工资外收入调节，则必须充分运用市场分配机制。但是市场分配机制能调节的是单位以外的收入，而对于职工从单位所获得的工资外收入，则需要行政手段加以杜绝，并使其并入工资性收入范围，使分配透明化、规范化。
2、改革垄断行业管理体制，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监管
国家要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对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金融、保险和自来水、煤气供应等垄断性行业进行改革，实行行政性垄断行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构建垄断行业的有效竞争格局。结合垄断行业的改革和重组，完善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收入分配的产权约束。要改进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技术人员收入分配方式，推行年薪制职工持股、技术和知识产权入股、股票期权制等分配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特别是要强化国有企业经营者对资产所有者的责任，这主要靠实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年薪制。要加强政府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工效挂钩的管理办法。
3、加强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任务。要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要健全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要健全合作和互助机制，鼓励和支持地区间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发达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社会捐助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
4、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國家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建立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综合运用税收政策、财政补贴、金融政策等加强对“三农”的支持保护。要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尽快取消不应当由农民承担的税费负担，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在全部减免农业税以后，进一步实施对粮食生产直接补贴、集中产区主要粮食品种良种补贴、大致农机具购置和更新补贴等财政补贴政策，加快建立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补贴制度。加强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的支出尽可能向农村倾斜。要在农村推行农村大病医疗统筹和救助，解决农民就医难和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在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的差距。
5、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增强税收调节分配的作用
要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居民收入结构，限制高收入者收入的过快增长。一是要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适当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建立高收入者年度综合申报制度，强化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管理，抑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二是要贯彻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我们应该参照先进国家的成功惯例，有效利用税收杠杆对慈善公益捐赠减免税收，鼓励富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扩大捐赠资金量。三要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特别消费税等税种。通过对存量资产和高档消费品征税，加强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6、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对特困群众的救助工作
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发挥社会稳定器、安全网的作用，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措施。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稳步实施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体制的改革。政府要千方百计解决社会保障资金和养老金不足的问题，保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要深入研究和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