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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走了
孙东纯1981年出生，2006年大学毕业进入了社会，成为都市中的小白领。有一份每天对着电脑上班、时而出去开开小会办办事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上司，领一份自己可以接受的薪金；周末开车爬爬山，一年一次的单位旅游，有空和朋友吃吃饭、聊聊天、唱唱歌；回到家里，学学吉他，看看碟，听听新生代的歌，写写愿意写的东西。
生活如此无可埋怨，可是为什么一种不安分的情绪却挥之不去？他仔细思考，发现心中的不安归因于他两年前看的一本伊朗朋友送的书《间隔年》，说的是西方青年在升学或者工作前，做一次长的旅行（通常一年），体验社会，适当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事，参加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他们相信，经历过间隔年的学生思想会更加开阔，素质和修养更高。而更重要的是，通过“间隔年”，学生可以了解自己、发掘自己，知道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这有利于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适合从事什么工作，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
是冥冥中的一种指引，还是骨子里潜伏的不安分？孙东纯说不清。2006年11月的某日，当他发现银行账户里有了2万元时，第一反应就是该走了。第一站他选择了印度,因为他收到了印度一家艾滋病慈善机构的回信，他们同意他去做义工。他计划在印度做两个月的义工，在西藏做一个月的旅行,实现大学时期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殊不知，这一走便是一年。
当孙东纯上完了最后一天班，听着许巍的《蓝莲花》出发时，朋友们都目瞪口呆，似懂非懂，有人表示赞成，有人大骂他是神经病。为了省钱，孙东纯走陆路，经泰国的廊开到了老挝，后又回到云南瑞丽，一直西行，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一路的挫折，一路的寂寞，就在他有些动摇的时候，在旅馆中碰到的一个日本女人说的话给他很大的启发，这个42岁的日本女人曾大病不死，醒来后感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旅行了15年。她说：如果你不停地走，那你就不断地感受不同的文化；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得更长，可能会很好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句出自一个有15年旅行历史的旅行者之口的话，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度。
要用真心去爱
2007年3月22日，孙东纯终于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经过面试，进入“德兰妈妈的家”的一个分支机构——卡里各担任义工。这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修女为穷人修建的第一个庇护所，叫ｋａｌｉｇｈａｔ，意思是“为了即将死去的人”。这里的病人大部分是一些年迈的老人，还有一些伤残人士。“德兰妈妈的家”在世界各大洲有许多分支，总部设在加尔各答。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来这里的很多，到达后要到总部报到并申请面试成为义工。志愿者可根据自己的特长或兴趣，申请不同的工作。虽然义工都得自己承担住宿和膳食，但还是络绎不绝。有专程来的，有旅行到此，尝试义工生活的。
一开始，孙东纯被分配做清洗工作，洗刚替换下的被褥与呕吐脏了的衣服。洗前要把脏被单与衣服先在热碱水锅里浸泡消毒，再到水池边用脚拼命踩来清洗干净。清洗工作虽然属于“菜鸟义工”的比较简单的工作，但也需要细致和耐心。第一次，孙东纯没有经验，从锅中取衣服时，手被碱水烫破皮，鲜血直流。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工作，洗衣服、晾衣服、陪病人聊天做运动、给病人按摩、喂他们吃饭、叠衣服、洗碗洗碟子。
每天，孙东纯和同伴们洗净的衣服都铺满了整个天台，在等待衣物晾干的时候，往往是义工最开心的时候，大家天南海北地聊，说各自旅途的精彩历程。早上十点半是义工的休息时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聚在一起，喝着印度奶茶，吃着饼干，晒着太阳，好像一个大家庭。在这里，孙东纯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感受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享受到了人生旅途中的美丽。晚上，旅馆的天台也是义工的天地，弹吉他、唱歌、海阔天空地躺着聊到深夜，廉价的旅馆内充满了令人愉悦的声音。虽然身上的盘缠一天一天在减少，但内心十分充实。
后来，孙东纯开始服侍病人，这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了面试时莎莉拉修女说的要用真心去爱。病人起不了床的，喂饭、喝水、方便，都要贴了身去。他的第一个病人，手脚无法动弹，食盘端到面前，得一匙一匙地喂。每一次饭后，清洗、打扫，都要忙到下午。
对新义工来说，扶病人如厕是一道大坎。所谓的厕所，十分简陋，一条水沟，大小便都在沟中。病人大多行动不便，拉在水沟外是常事，整个厕所的气味和卫生可想而知。病人方便时他必须一动不动地扶着，哪怕他穿的鞋踩在了排泄物上，也得挺着。现在想起来，第一天他能忍住没有呕吐，是一个奇迹。
卡里各的男病人大多在55岁以上，行动不便，又没有亲人安慰，他们常因活动能力的丧失或减退而悲观失望、丧失信心、情绪低落、忧心忡忡，这种消极心理不利于病人的治疗、睡眠和食欲。要帮助病人摆脱悲观情绪，义工都要做大量的工作。不仅要周密的照顾，还需要像亲人一样不厌其烦地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定期运动，参加文娱活动，提高生活乐趣，使瘫痪病人在一起相互启发，增加参与集体活动和回归社会的意识，消除自卑心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既正视现实，又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
过程依然美丽
孙东纯的第一个病人罗比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双手和左腿肌肉萎缩，医生要他经常运动。孙东纯除了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每天还要帮他活动手脚，扶他走楼梯，丢矿泉水瓶要他接，陪他聊天。病人多少都有一点孩子气，他们之间关系好的，吃饭时彼此间总往对方的食盘夹好吃的；相处不好的，往往一触即吵，不掩不遮，如同幼儿。这时候，他们只有察言观色，左劝右拦，像幼儿园的阿姨。有些病人也会仗了资格“欺负”刚来的“菜鸟”义工，嫌饭菜不好吃，不做运动、不吃药、不剃胡须。新来的义工束手无策。等待得久了，又会觉得他们那么单纯。一如圣经所说：人要像小孩子一样，才可以进得天堂。
每天给病人喂食，最怕的是病人突然咳嗽，喷得一身一床，弄得手忙脚乱。更怕的是，或许第二天，那床就空了。在加尔各答的第一个月，孙东纯就失去过三个病人，其中有一个中午他还喂过饭，当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人世。当他赶到停尸间，看见他的身体已经按印度的传统被白布包了起来。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哀伤。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在这里，几乎隔几天就会见到有人死去，生命在这里变得十分脆弱，就如病人喝水时用颤抖的手握着的杯子，随时都会掉下来。孙东纯目睹了生命的殆尽之后，加倍珍惜自己以及和身边的人共处的时光。
这一年的圣诞节,孙东纯留在印度跟来自各地的义工一起过节。他教大家包饺子，大家一起唱歌到凌晨，他永远记得那天凌晨透蓝的天空和大家纯净的歌声。
在卡里各义工期满后，孙东纯又去了瓦拉纳西的“德兰妈妈的家”，也是照顾老人。比起加尔各答，瓦拉纳西的“德兰妈妈的家”比较寂寞。瓦拉纳西是印度教的圣地，边上的恒河就是圣河。每天，他们在圣河里洗沾满污秽的衣物，上游，就是教徒们沐浴和晨洗的地方。在恒河洗衣服，仿佛也是在一点点地洗涤心灵。
印度教的殡葬仪式通常是将尸体扎起白布，在恒河中浸湿，再置在木材上焚烧，骨灰撒进恒河，这就是超度。能死在瓦拉纳西的恒河，是教徒一生最大的心愿。每天，他看到恒河边那些从各地赶来的印度老人念念有词地在等待超度，有点悲哀。
离开印度后，孙东纯去了泰国、巴基斯坦、缅甸、老挝，一路旅行一路做义工。巴基斯坦如银如晶的冰川，让他这个从小没见过雪的人目瞪口呆，缅甸到处可见大大小小金光灿灿风格各异的佛塔，让他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老挝人和善的面孔和与世无争的生活，让他感受到安宁和恬静，以至于恋恋不舍、流连忘返。这种在路上的感觉让他着迷，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依然美丽。
学会了怎样去爱
最后一站，孙东纯去了尼泊尔。尼泊尔也有“德兰妈妈的家”的分支，他想，旅行的终点结束在起点上，这主意不错。
他交了签证，从拉萨坐车去了尼泊尔。在加德满都的一个称作“烧尸庙”的地方，他又做了义工。这里也叫老人院，由天主教和印度教合办，在爱的面前，没有教义的分歧。
这里的老人闻着烧尸的气味，坐等升天，并不恐惧，他们恐惧的是没有爱，没有人关注。有时候，老人讲尼泊尔话，孙东纯讲英文或者中文，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们却照样聊得有滋有味。聊什么，和谁聊，并不重要。有一位老先生喜欢抽烟，他下了班，通常和他一起晒着太阳，抽着烟，聊得难分难舍。
终于，孙东纯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他的“间隔年”将结束了，他将离去了。他唯一能做的，是将老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
孙东纯返回拉萨，直接南行。当他踏上了阔别402天的广州车站时，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他想起了面试时莎莉拉修女问他:“Why do you come here(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清晰地说:“I want to help people(我想帮助他人)
孙东纯1981年出生，2006年大学毕业进入了社会，成为都市中的小白领。有一份每天对着电脑上班、时而出去开开小会办办事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上司，领一份自己可以接受的薪金；周末开车爬爬山，一年一次的单位旅游，有空和朋友吃吃饭、聊聊天、唱唱歌；回到家里，学学吉他，看看碟，听听新生代的歌，写写愿意写的东西。
生活如此无可埋怨，可是为什么一种不安分的情绪却挥之不去？他仔细思考，发现心中的不安归因于他两年前看的一本伊朗朋友送的书《间隔年》，说的是西方青年在升学或者工作前，做一次长的旅行（通常一年），体验社会，适当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事，参加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他们相信，经历过间隔年的学生思想会更加开阔，素质和修养更高。而更重要的是，通过“间隔年”，学生可以了解自己、发掘自己，知道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这有利于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适合从事什么工作，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
是冥冥中的一种指引，还是骨子里潜伏的不安分？孙东纯说不清。2006年11月的某日，当他发现银行账户里有了2万元时，第一反应就是该走了。第一站他选择了印度,因为他收到了印度一家艾滋病慈善机构的回信，他们同意他去做义工。他计划在印度做两个月的义工，在西藏做一个月的旅行,实现大学时期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殊不知，这一走便是一年。
当孙东纯上完了最后一天班，听着许巍的《蓝莲花》出发时，朋友们都目瞪口呆，似懂非懂，有人表示赞成，有人大骂他是神经病。为了省钱，孙东纯走陆路，经泰国的廊开到了老挝，后又回到云南瑞丽，一直西行，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一路的挫折，一路的寂寞，就在他有些动摇的时候，在旅馆中碰到的一个日本女人说的话给他很大的启发，这个42岁的日本女人曾大病不死，醒来后感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旅行了15年。她说：如果你不停地走，那你就不断地感受不同的文化；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得更长，可能会很好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句出自一个有15年旅行历史的旅行者之口的话，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度。
要用真心去爱
2007年3月22日，孙东纯终于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经过面试，进入“德兰妈妈的家”的一个分支机构——卡里各担任义工。这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修女为穷人修建的第一个庇护所，叫ｋａｌｉｇｈａｔ，意思是“为了即将死去的人”。这里的病人大部分是一些年迈的老人，还有一些伤残人士。“德兰妈妈的家”在世界各大洲有许多分支，总部设在加尔各答。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来这里的很多，到达后要到总部报到并申请面试成为义工。志愿者可根据自己的特长或兴趣，申请不同的工作。虽然义工都得自己承担住宿和膳食，但还是络绎不绝。有专程来的，有旅行到此，尝试义工生活的。
一开始，孙东纯被分配做清洗工作，洗刚替换下的被褥与呕吐脏了的衣服。洗前要把脏被单与衣服先在热碱水锅里浸泡消毒，再到水池边用脚拼命踩来清洗干净。清洗工作虽然属于“菜鸟义工”的比较简单的工作，但也需要细致和耐心。第一次，孙东纯没有经验，从锅中取衣服时，手被碱水烫破皮，鲜血直流。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工作，洗衣服、晾衣服、陪病人聊天做运动、给病人按摩、喂他们吃饭、叠衣服、洗碗洗碟子。
每天，孙东纯和同伴们洗净的衣服都铺满了整个天台，在等待衣物晾干的时候，往往是义工最开心的时候，大家天南海北地聊，说各自旅途的精彩历程。早上十点半是义工的休息时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聚在一起，喝着印度奶茶，吃着饼干，晒着太阳，好像一个大家庭。在这里，孙东纯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感受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享受到了人生旅途中的美丽。晚上，旅馆的天台也是义工的天地，弹吉他、唱歌、海阔天空地躺着聊到深夜，廉价的旅馆内充满了令人愉悦的声音。虽然身上的盘缠一天一天在减少，但内心十分充实。
后来，孙东纯开始服侍病人，这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了面试时莎莉拉修女说的要用真心去爱。病人起不了床的，喂饭、喝水、方便，都要贴了身去。他的第一个病人，手脚无法动弹，食盘端到面前，得一匙一匙地喂。每一次饭后，清洗、打扫，都要忙到下午。
对新义工来说，扶病人如厕是一道大坎。所谓的厕所，十分简陋，一条水沟，大小便都在沟中。病人大多行动不便，拉在水沟外是常事，整个厕所的气味和卫生可想而知。病人方便时他必须一动不动地扶着，哪怕他穿的鞋踩在了排泄物上，也得挺着。现在想起来，第一天他能忍住没有呕吐，是一个奇迹。
卡里各的男病人大多在55岁以上，行动不便，又没有亲人安慰，他们常因活动能力的丧失或减退而悲观失望、丧失信心、情绪低落、忧心忡忡，这种消极心理不利于病人的治疗、睡眠和食欲。要帮助病人摆脱悲观情绪，义工都要做大量的工作。不仅要周密的照顾，还需要像亲人一样不厌其烦地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定期运动，参加文娱活动，提高生活乐趣，使瘫痪病人在一起相互启发，增加参与集体活动和回归社会的意识，消除自卑心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既正视现实，又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
过程依然美丽
孙东纯的第一个病人罗比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双手和左腿肌肉萎缩，医生要他经常运动。孙东纯除了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每天还要帮他活动手脚，扶他走楼梯，丢矿泉水瓶要他接，陪他聊天。病人多少都有一点孩子气，他们之间关系好的，吃饭时彼此间总往对方的食盘夹好吃的；相处不好的，往往一触即吵，不掩不遮，如同幼儿。这时候，他们只有察言观色，左劝右拦，像幼儿园的阿姨。有些病人也会仗了资格“欺负”刚来的“菜鸟”义工，嫌饭菜不好吃，不做运动、不吃药、不剃胡须。新来的义工束手无策。等待得久了，又会觉得他们那么单纯。一如圣经所说：人要像小孩子一样，才可以进得天堂。
每天给病人喂食，最怕的是病人突然咳嗽，喷得一身一床，弄得手忙脚乱。更怕的是，或许第二天，那床就空了。在加尔各答的第一个月，孙东纯就失去过三个病人，其中有一个中午他还喂过饭，当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人世。当他赶到停尸间，看见他的身体已经按印度的传统被白布包了起来。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哀伤。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在这里，几乎隔几天就会见到有人死去，生命在这里变得十分脆弱，就如病人喝水时用颤抖的手握着的杯子，随时都会掉下来。孙东纯目睹了生命的殆尽之后，加倍珍惜自己以及和身边的人共处的时光。
这一年的圣诞节,孙东纯留在印度跟来自各地的义工一起过节。他教大家包饺子，大家一起唱歌到凌晨，他永远记得那天凌晨透蓝的天空和大家纯净的歌声。
在卡里各义工期满后，孙东纯又去了瓦拉纳西的“德兰妈妈的家”，也是照顾老人。比起加尔各答，瓦拉纳西的“德兰妈妈的家”比较寂寞。瓦拉纳西是印度教的圣地，边上的恒河就是圣河。每天，他们在圣河里洗沾满污秽的衣物，上游，就是教徒们沐浴和晨洗的地方。在恒河洗衣服，仿佛也是在一点点地洗涤心灵。
印度教的殡葬仪式通常是将尸体扎起白布，在恒河中浸湿，再置在木材上焚烧，骨灰撒进恒河，这就是超度。能死在瓦拉纳西的恒河，是教徒一生最大的心愿。每天，他看到恒河边那些从各地赶来的印度老人念念有词地在等待超度，有点悲哀。
离开印度后，孙东纯去了泰国、巴基斯坦、缅甸、老挝，一路旅行一路做义工。巴基斯坦如银如晶的冰川，让他这个从小没见过雪的人目瞪口呆，缅甸到处可见大大小小金光灿灿风格各异的佛塔，让他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老挝人和善的面孔和与世无争的生活，让他感受到安宁和恬静，以至于恋恋不舍、流连忘返。这种在路上的感觉让他着迷，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依然美丽。
学会了怎样去爱
最后一站，孙东纯去了尼泊尔。尼泊尔也有“德兰妈妈的家”的分支，他想，旅行的终点结束在起点上，这主意不错。
他交了签证，从拉萨坐车去了尼泊尔。在加德满都的一个称作“烧尸庙”的地方，他又做了义工。这里也叫老人院，由天主教和印度教合办，在爱的面前，没有教义的分歧。
这里的老人闻着烧尸的气味，坐等升天，并不恐惧，他们恐惧的是没有爱，没有人关注。有时候，老人讲尼泊尔话，孙东纯讲英文或者中文，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们却照样聊得有滋有味。聊什么，和谁聊，并不重要。有一位老先生喜欢抽烟，他下了班，通常和他一起晒着太阳，抽着烟，聊得难分难舍。
终于，孙东纯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他的“间隔年”将结束了，他将离去了。他唯一能做的，是将老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
孙东纯返回拉萨，直接南行。当他踏上了阔别402天的广州车站时，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他想起了面试时莎莉拉修女问他:“Why do you come here(你为什么来这里)?”
他清晰地说:“I want to help people(我想帮助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