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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比较著名的也有一百多条。我们现在有条件跳出各个学术流派的争议，在一般意义上来描述一下文化是什么了。
我们总是把人类最早在地球上活动的遗迹说成是“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等，因为那里出现了人在自然界的创造。后来文化的高度成熟，也一直伴随着人在创造中的发展和选择。因此，说大一点，文化是人类留给自然界的一切痕迹;说小一点，则是不同人群对于各种痕迹的选择方式。
这种选择方式因不断延伸而积累成历史，文化也就成了历史对后人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主要体现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相比之下，精神价值更值得研究。
历史对我们的设计，并不是留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而是留在我们自己的记忆里。
我们当然有权利突破历史对我们的设计，但首先应该了解这种设计。了解这种设计，其实也就是激活我们的记忆，认识我们自己。只不过，历史太长，设计太多，记忆太乱，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则就会迷失在历史的原始森林中。
“中华文化的记忆”，其实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应该被选择的重大记忆”。
奄奄一息的武士听到了童年的歌声。
要说中华文化的重大记忆，我必须讲述一件真实的往事。
十九世纪后期，中华文化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亲自考察过世界各大古文明殒灭的废墟，知道一种文明面临殒灭的种种迹象。你看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先是两次鸦片战争，再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后来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军事上的一连串可怕失败带来了文化上的绝亡心理，中华文化在当时不仅对远来的列强毫无招架之力，而且对声息相通的近邻也完全束手无策。后来，连八国联军都占领了首都，所有的侵略者都抱有明显的瓜分中国领土的企图，而且眼看就要实现。
领土像一个盘子，文化像是装在盘子里的水，盘子被瓜分成了碎片，水还盛得住吗？盛不住，只能成为一种流亡者文化，但中华文化的本性与犹太文化和吉卜赛文化完全不同，是以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为依托的农耕文化，一旦流亡，就失去了魂魄。
眼看着高山将崩、大厦将倾。蹊跷的是，恰恰就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深秋，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团练大臣”，承担着联络义和团，防卫首都北京的责任。在他发现甲骨文后才几个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廷西逃，他这个首都防卫长官不愿成为侵略者的俘虏，又不甘擅离职守，就壮烈自杀。先是吞金，再是喝毒，都没有立即死亡，便采取第三种自杀方式，投井。他几乎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夫的自杀方式轮了一遍，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我曾评价，这位金石学家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金石”，这位“龙骨”的发现者是中国文化真正的“龙骨”。
我最注意的是，为什么恰恰让这位首都沦陷时的防卫长官，发现了甲骨文？我想用艺术的语言说，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让后代在灭亡前激活一项重大的文化记忆。甲骨文，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具体、完整的商代，而商代又是那么伟大。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历史终于有大量文字可以印证的起点，连孔子、司马迁也由于没有见到过甲骨文而对商代不太了解，居然被临近毁灭灾难的现代中国人感知了。几乎与发现甲骨文同时，又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请大家想一想，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铁蹄下，一个活生生的起点商代和一个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时出现在国破家亡的中国面前，意味着什么！
我有一个比喻：一位武士在备受欺凌之后终于奄奄一息地倒下了，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了美丽而响亮的童年歌声。他浑身一抖，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
这就是说，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只要唤醒一种记忆，也就是唤醒一种文化。但是，这种记忆必须是重大的，而不是琐屑的。就文化记忆而言，清代的考据学派相当发达，考据出来的历史文化非常细密，却无法产生一种巨大的惊醒之力和拔擢之力。
那么，我们也就把甲骨文所刻划的商代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个重大的记忆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时代，还要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人类有一种顶级哲学是用中文写的。
在甲骨文所刻划的商代之后，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大记忆应该放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放在老子、孔子和他们引领的“诸子百家”时代。
他们为中华文化进行了精神奠基，所达到的高度让人叹为观止。后代再杰出的思想家，往往也只是他们的追随者或别离者而已。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可以举例说说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只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大6岁;庄子比亚里斯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波斯的精神鼻祖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有多种说法，据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
这个年龄对照表说明，他们确实是一起来到世间的同代人，同样是开天劈地的精神高峰。好像是约好了，要在那个时候一起呈现人类的共同成熟，甚至是同步成熟。
他们还有分工，各自显出不同的重点。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缅怀那个时代：当时，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不同的重点，也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而铸就了几种文明的后世特征。例如中华文明到今天还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沉重和复杂，这就是历史的一种累积性设计。
不管怎么说，在人类文化进行共同精神奠基时，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首先值得我们记忆的人，是老子。 老子的生平资料并不清楚，一般认为他比孔子大，担任过周王室图书馆的馆长，孔子曾从今天的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向他问过礼。后来他决定出关隐居，边关守卫让他留下一些文字作为出关的条件，他不得已就在边关上写了五千字，那就是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经》。一开头就是十二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乍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他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这中间包含着多少看透一切的哲理啊。他对一切讲述都是那么的不信任，于是自己也就不想留下什么言论，如果不是边关守卫的强求，这五千个字也不会留下。写完，他骑着青牛，穿着黄袍，背着白口袋，消失在关外灰色的旷野中。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这个背影，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就是这五千个字，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极高的精神地位。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个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经》。据报道，当今国际间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老子》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可见，老子的影响在他的祖国还有待于大大提高。确实比较艰深，但再艰深也就是五千字嘛，认真看注释，怎么会读不下来？我曾经对学生们说：对于世界上的很多学说，我们只有懂了才能记住;但是老子创造了一个例外，对于他，我们即使不懂，也要记住。
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所以，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中，我对世界各地的华语观众说，老子的话虽然难懂，我也要领着大家读几段，让大家体会一下用中文来表达哲理时的那种无可替代的节奏和音韵。
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度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辩，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他不会出关隐居，恰恰相反，而是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证。他因流浪，从杰出走向伟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伸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寅恪先生说儒家的最大贡献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这个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觉得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今天中国文化界如果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中庸，也就是合适和恰当，才能沟通一切人、关爱一切人，因此是“至德”。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例如，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四百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自觉，进入了“中国之中国”时代。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与此同时要记忆的，是中国又快速地进入了“亚洲之中国”的时代。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遭遇到了来自于“九州方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瑰宝，中华文化谦虚了，又因溶合而强大了。从“亚洲之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的路途很长，要等到马可·波罗和大量欧洲传教士的来访和郑和的远航。这中间，最值得记忆的一个年份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把唐代折成了两半，也把中国历史折成了两半。那一年，李白和王维都是五十岁，中华文化已攀上了灿烂的高峰，从此，一种尚武、强大、奋发的民族精神渐渐转向平缓、享受、散漫。精神文化的力度，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也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荣格说，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我想，最早为中华文化打下个体人格基础的，应该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司马迁，骑上了战马的曹操、诸葛亮，以及那些放达而风流的魏晋名士吧。中华文化，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温度。
（选自《今日教育》）
我们总是把人类最早在地球上活动的遗迹说成是“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等，因为那里出现了人在自然界的创造。后来文化的高度成熟，也一直伴随着人在创造中的发展和选择。因此，说大一点，文化是人类留给自然界的一切痕迹;说小一点，则是不同人群对于各种痕迹的选择方式。
这种选择方式因不断延伸而积累成历史，文化也就成了历史对后人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主要体现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相比之下，精神价值更值得研究。
历史对我们的设计，并不是留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而是留在我们自己的记忆里。
我们当然有权利突破历史对我们的设计，但首先应该了解这种设计。了解这种设计，其实也就是激活我们的记忆，认识我们自己。只不过，历史太长，设计太多，记忆太乱，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则就会迷失在历史的原始森林中。
“中华文化的记忆”，其实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应该被选择的重大记忆”。
奄奄一息的武士听到了童年的歌声。
要说中华文化的重大记忆，我必须讲述一件真实的往事。
十九世纪后期，中华文化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亲自考察过世界各大古文明殒灭的废墟，知道一种文明面临殒灭的种种迹象。你看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先是两次鸦片战争，再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后来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军事上的一连串可怕失败带来了文化上的绝亡心理，中华文化在当时不仅对远来的列强毫无招架之力，而且对声息相通的近邻也完全束手无策。后来，连八国联军都占领了首都，所有的侵略者都抱有明显的瓜分中国领土的企图，而且眼看就要实现。
领土像一个盘子，文化像是装在盘子里的水，盘子被瓜分成了碎片，水还盛得住吗？盛不住，只能成为一种流亡者文化，但中华文化的本性与犹太文化和吉卜赛文化完全不同，是以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为依托的农耕文化，一旦流亡，就失去了魂魄。
眼看着高山将崩、大厦将倾。蹊跷的是，恰恰就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深秋，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团练大臣”，承担着联络义和团，防卫首都北京的责任。在他发现甲骨文后才几个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廷西逃，他这个首都防卫长官不愿成为侵略者的俘虏，又不甘擅离职守，就壮烈自杀。先是吞金，再是喝毒，都没有立即死亡，便采取第三种自杀方式，投井。他几乎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夫的自杀方式轮了一遍，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我曾评价，这位金石学家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金石”，这位“龙骨”的发现者是中国文化真正的“龙骨”。
我最注意的是，为什么恰恰让这位首都沦陷时的防卫长官，发现了甲骨文？我想用艺术的语言说，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让后代在灭亡前激活一项重大的文化记忆。甲骨文，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具体、完整的商代，而商代又是那么伟大。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历史终于有大量文字可以印证的起点，连孔子、司马迁也由于没有见到过甲骨文而对商代不太了解，居然被临近毁灭灾难的现代中国人感知了。几乎与发现甲骨文同时，又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请大家想一想，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铁蹄下，一个活生生的起点商代和一个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时出现在国破家亡的中国面前，意味着什么！
我有一个比喻：一位武士在备受欺凌之后终于奄奄一息地倒下了，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了美丽而响亮的童年歌声。他浑身一抖，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
这就是说，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只要唤醒一种记忆，也就是唤醒一种文化。但是，这种记忆必须是重大的，而不是琐屑的。就文化记忆而言，清代的考据学派相当发达，考据出来的历史文化非常细密，却无法产生一种巨大的惊醒之力和拔擢之力。
那么，我们也就把甲骨文所刻划的商代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个重大的记忆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时代，还要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人类有一种顶级哲学是用中文写的。
在甲骨文所刻划的商代之后，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大记忆应该放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放在老子、孔子和他们引领的“诸子百家”时代。
他们为中华文化进行了精神奠基，所达到的高度让人叹为观止。后代再杰出的思想家，往往也只是他们的追随者或别离者而已。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可以举例说说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只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大6岁;庄子比亚里斯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波斯的精神鼻祖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有多种说法，据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
这个年龄对照表说明，他们确实是一起来到世间的同代人，同样是开天劈地的精神高峰。好像是约好了，要在那个时候一起呈现人类的共同成熟，甚至是同步成熟。
他们还有分工，各自显出不同的重点。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缅怀那个时代：当时，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不同的重点，也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而铸就了几种文明的后世特征。例如中华文明到今天还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沉重和复杂，这就是历史的一种累积性设计。
不管怎么说，在人类文化进行共同精神奠基时，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首先值得我们记忆的人，是老子。 老子的生平资料并不清楚，一般认为他比孔子大，担任过周王室图书馆的馆长，孔子曾从今天的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向他问过礼。后来他决定出关隐居，边关守卫让他留下一些文字作为出关的条件，他不得已就在边关上写了五千字，那就是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经》。一开头就是十二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乍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他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这中间包含着多少看透一切的哲理啊。他对一切讲述都是那么的不信任，于是自己也就不想留下什么言论，如果不是边关守卫的强求，这五千个字也不会留下。写完，他骑着青牛，穿着黄袍，背着白口袋，消失在关外灰色的旷野中。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这个背影，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就是这五千个字，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极高的精神地位。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个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经》。据报道，当今国际间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老子》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可见，老子的影响在他的祖国还有待于大大提高。确实比较艰深，但再艰深也就是五千字嘛，认真看注释，怎么会读不下来？我曾经对学生们说：对于世界上的很多学说，我们只有懂了才能记住;但是老子创造了一个例外，对于他，我们即使不懂，也要记住。
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所以，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中，我对世界各地的华语观众说，老子的话虽然难懂，我也要领着大家读几段，让大家体会一下用中文来表达哲理时的那种无可替代的节奏和音韵。
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度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辩，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他不会出关隐居，恰恰相反，而是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证。他因流浪，从杰出走向伟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伸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寅恪先生说儒家的最大贡献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这个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觉得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今天中国文化界如果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中庸，也就是合适和恰当，才能沟通一切人、关爱一切人，因此是“至德”。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例如，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四百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自觉，进入了“中国之中国”时代。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与此同时要记忆的，是中国又快速地进入了“亚洲之中国”的时代。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遭遇到了来自于“九州方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瑰宝，中华文化谦虚了，又因溶合而强大了。从“亚洲之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的路途很长，要等到马可·波罗和大量欧洲传教士的来访和郑和的远航。这中间，最值得记忆的一个年份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把唐代折成了两半，也把中国历史折成了两半。那一年，李白和王维都是五十岁，中华文化已攀上了灿烂的高峰，从此，一种尚武、强大、奋发的民族精神渐渐转向平缓、享受、散漫。精神文化的力度，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也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荣格说，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我想，最早为中华文化打下个体人格基础的，应该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司马迁，骑上了战马的曹操、诸葛亮，以及那些放达而风流的魏晋名士吧。中华文化，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温度。
（选自《今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