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在评价艺术作品时，会将它们分成不同的“品”。因此，中国古典艺术批评通常也被称为“品评”。所谓品评就是给艺术家和艺术品分出高低优劣。比如，常见的有“逸、神、炊能”四品。这四品中逸品最高，能品最低。不过，还有一种品评，不做高低优劣的裁判。比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我们并不能说首品“雄浑”比末品“流动”要高。在黄钺《二十四画品》、杨景曾《二十四书品》和徐上瀛《溪山琴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于是，我们有了两种品的概念，一种有高低区分，一种无优劣不同。有高低区分的品，指的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境界：无优劣不同的品，指的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风格。同一种风格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境界，比如写实风格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可以有能品境界、妙品境界、神品境界、逸品境界；不同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可以达到同一种境界，比如无论抽象、表现还是写实，都可以达到逸品境界，或者都可能停留于能品境界。由此，在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不一样”现象。“同样”指的是境界，“不一样”指的是风格。
　　艺术批评和鉴赏，就意味着对艺术家和艺术品进行等级区分。等级区分越清晰、越细微，鉴赏力就越强。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曾经描述过一个细节。唐吉诃德的侍从桑丘·潘沙为了证明他对于葡萄酒有好的鉴赏力，讲了一个他的两个亲戚品酒的故事。在品尝一桶好酒之后，其中一个人说他尝出了一点皮子味，另一个人说他尝出了一点铁味。他们俩遭到大家的嘲笑，没有人相信他们品评的结果。但是，他们俩却笑到了最后。当酒桶放干后，人们在桶底发现了一把拴着皮带子的铁钥匙。对酒的这种精准鉴赏力，不是学来的，而是遗传的。同一个家族的桑丘·潘沙，也遗传了这种鉴赏力。
　　对于艺术的鉴赏，可以像对酒的品尝一样，做到精细入微，毫厘不差，而且可以把结果数量化。例如，法国批评家派勒斯（Roger de Piles，1635—1709）就将绘画分为构图、素描、色彩和表现四个成分，对每个成分进行1-20的评分，以此来评价历史上众多伟大的画家，结果是：拉斐尔和鲁本斯以总计65分高居榜首，凡·代克得分55，伦勃朗得分50，达·芬奇得分49，米开朗基罗得分37，丢勒得分36，卡拉瓦乔得分28。像派勒斯这样的评估结果，在历史上不在少数，而且结果差距较大。不管我们是否相信此类评估，在艺术家和艺术品中进行等级区分，是艺术鉴赏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艺术鉴赏还有另一项重要内容，不是在不同境界之间进行区分，而是在不同风格之间进行区分。它只涉及风格识别，不涉及价值评估。丹托（Arthur Danto，1924—2013）曾经讨论到“风格矩阵”问题。如果一个艺术界的基本手法由“再现”和“表现”构成，那么它们就可以组合出四种风格：再现一表现主义，如野兽派；再现一非表现主义，如古典主义：非再现一表现主义，如抽象表现主义：非再现一非表现主义，如硬边抽象。构成艺术界的基本手法每增加一种，就会导致风格成倍增长。如果有三种基本手法，就会有八种风格。比如，如果我们在“再现”和“表现”之外增加“写意”作为基本手法，那么它们组合出来的八种风格就是：再现-表现-写意，再现-非表现-写意，再现-表现-非写意，再现-非表现-非写意，非再现-表现-写意，非再现-非表现-写意，非再现-表现-非写意，非再现-非表现-非写意。如果有四种基本手法，就会有十六种风格。以此类推，以至无穷。丹托进一步指出，对于艺术界的风格了解得越多，对于某一种风格的理解就会越深。由此，鉴赏力就不是体现为对不同境界的区分而是体现为对不同风格的识别。
　　就艺术鉴赏和创作来说，风格与境界可以相互促进。对多风格的了解，有助于对高境界的追求。不过，如何仔细分析，鉴赏与创作还是存在差异。对于鉴赏来说，关键是了解最多风格：对于创作来说，关键是追求最高境界。鉴于任何风格都有可能达到最高境界，因此艺术家的创作无需模仿流行的风格，而是要找到自己的风格。流行的风格也有境界高低之别，如果一个艺术家舍弃自己的风格，而模仿流行的风格，他就不太可能达到这种风格的最高境界，就不太可能跻身艺术大师的行列。如果他将自己的风格发展到极致，就有可能跟流行风格中境界最高的艺术家一样，成为并行不悖、不分高低的大师中的一员。真正的鉴赏家，是识别不同风格的至高境界。这既需要追求境界的高，也需要包容风格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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