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与现代性的和解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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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是具有主体连带性、文化实践和价值导向意义,承载着情感内涵、行为规范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体系.西方一元现代性的发展,以资本逻辑为宰制,将地方性肢解为碎片化的“文化乡愁”,文脉延续和身份认同出现危机.当下,宗祠的“礼俗化”重塑,正是旨在重建地方性的实践努力:塑造血缘文化共同体,强化身份认同;兴建宗祠博物馆,营造民俗文化空间;将祠堂改造为礼堂,打造新时代文化综合体.以此为鉴,要解决中国地方性的“现代性”问题,需要秉持守变结合、合力推动、文化自觉的原则,坚持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从而将文化遗产转化为适合并支持中国现代性建设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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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
明初自实行“海禁”政策后,海上走私活动一直零星存在,但到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则开始活跃.与以前主要为沿海卫所军卒不同,这时期形成了由普通商民、海防军官、沿海豪势、册封使节、权贵人物等多种势力参预走私贸易的复杂局面.虽然明政府通过增补新的条例打击走私,普通商民的走私活动被有所扼制,但闽粤沿海豪势和权贵势力的走私活动却在抬头,并向规模化方向发展.与权贵利用出使占城机会前往满剌加贸易不同,闽粤走私商人则多与来广东朝贡的番商交易,由此形成内商走私贸易与外商朝贡贸易相互依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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