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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丽，现任开封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2003年8月，她以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身份在兰考挂职做副县长，在几年时间里，把乡村建设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她既是学者，又是官员，同时还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女儿
五一劳动节的前两天，何慧丽从北京坐动车到郑州，然后驱车120多公里，直奔兰考。此时此刻，夜已深。但何慧丽还是没有住在县城里，而是一头扎进了南马庄。她说，这是她的脾性。
然而，在她刚开始做乡建实验的时候，大家对她的思路并不太接受。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去年，兰考县委书记还不知道何慧丽在干什么，今年他就号召大家来买南马庄的猪，县委食堂也订购了一百头，现在，兰考县委包饺子用的是南马庄的猪肉。”这些话，能从何慧丽的口中说出，她感到很骄傲，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价值感的体现，“知识分子走向乡建其实是自我救赎。”何慧丽说。
在行乡村之道的过程中，何慧丽摸索了8年，她嘱咐《小康》记者一定要把“找好处”的经验告诉大家，因为“找好处是行乡村之道的根本”。
何慧丽的“三重身份”很特殊，她是博士、是大学教师，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走进官场，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她要克服作为学者的清高，尝试着和各级官员打交道，硬着头皮接触她曾经最讨厌的企业家。她从骨子里希望合作，但她刚到兰考的时候，农民们对农业合作社还完全没有概念，政府官员也不理解，何慧丽只能自己想办法一边寻找农民精英，一边自己挨家挨户地走访，去推广她的观念。
刚开始，村民们并不知道她是副县长，因为在她之前，没有一个官员像她这样花费大量的时间“泡”在村子里，在与村民接触的过程中，她发现了张砚斌、王继伟等农民精英，她送他们去河北定州翟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培训。结果，从2004年9月南马庄村成立合作社以来，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砚斌便再也没有闲下来，2006年初，南马庄合作社的农民被何慧丽拉到了北京，“农大女教授带头卖大米”成了当时颇受关注的新闻，此后，从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热销，到“购米包地”，南马庄闯出了一条适合农业合作社发展的道路，开始关注何慧丽农民合作社实验的人也越来越多。
随着何慧丽知名度的提升，称呼她为“县长”的人越来越多了，开始，她并不适应这个称呼，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不是因为何慧丽是大学老师，她才能做成事，而是因为她是县官”，在感受到些许压力的同时，何慧丽也发现，副县长这个身份其实很重要，虽然她个头不高，但是每次和很多人走在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发现她后都会很开心地互相转告：“啊，县长来了！”
其实，2006年去北京“卖大米”时，何慧丽已经不在兰考县工作了，因为开封市政府发现她把村子里的文艺队搞得有声有色，于是让她去开封禹王台区任挂职副区长，把开封市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何慧丽并没有完全离开兰考，她常回来转转，村民们见到她，还是高兴地称她为“何县长”，而这段时间，兰考县的农民合作社也由最初她参与创建的4家发展到了30多家。2007年11月，何慧丽又回来了，重返兰考，她不当副县长了，而是“升任”县委常委。
“大家很在乎官场中的称呼，认为常委比副县长官职大，所以改叫我为‘何常委’，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叫法，但是这一次，我听得还挺舒服，大家想怎样叫我就怎样叫我吧，关键在于他们要自主地去发展。”何慧丽说，她的乡建里并不想排斥领导，在她看来，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政府的合作非常重要。在与合作社成员的交流过程中，何慧丽一直在努力化解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她重视并充分利用兰考的乡土资源和党政资源，不让农民轻易抱怨，而是要上下通、内外通、前后通、左右通，主动去寻求合作，“乡建需要这样的方法论”，何慧丽正在读《王凤仪嘉言录》，书上说，“找人好处是‘聚灵’，看人的毛病是‘收脏’”，这样的道理，何慧丽很信奉。
生态不仅是技术，它还是制度
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的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梁鸿去兰考见何慧丽的时候，何慧丽安排梁鸿去南马庄看杀猪，看完之后，梁鸿写了一篇《一头猪的政治经济学》，文中写道：猪是南马庄一个合作社的猪，每一头猪都有具体的定购人。今天是其中一个定购人带着一帮朋友来认领猪。这些猪是农户用天然食物喂养，秸秆、树叶、红薯，或剩菜剩饭，等等，农户每天记日记，记录猪的吃食，身体状态，以保证的确不是添加饲料喂养，并进行成本核算，交猪时一并交给定购户，定购户按高于市场一倍的价钱购买。
“写日记”，是何慧丽给合作社里的农民们“布置”的一项作业，她认为，所有的合作社，即使经济非常厉害的合作社，也都是学习型的合作社，而写日记，是学习型合作社最好的学习方式，“思想的力量，就是一个人能想到多远，他脚下的路就能走多远，我让他们写日记，就是要让他们自己算账，清楚地知道一头猪的真实成本是多少。”何慧丽还考虑到，消费者也是需要教育的，他为什么要认购南马庄的猪呢？不就是因为这里的猪生态、健康吗？“这些日记是为了给农民留下喂养生态猪的证据，普通的猪只需要养三到四个月，我们的农民却养了十二个月，农民花这么大精力去养猪，一年生长，不吃饲料，保证健康，但是他们还没有钱去搞认证，没准这小小的日记就能起到作用。”
提起生态，何慧丽透露，“写日记”是他们的一个武器，因为对内、对心灵都是一种改造，“要是养猪的农户心思不正，20个警察也管不住。”何慧丽说。
南马庄的出名就是源自生态。更早的时候，何慧丽想让大家买鸡粪，但是考虑到买鸡粪也不生态，因为大型养鸡场的重金属几乎都超标，所以干脆不买，而是直接使用本地的鸡粪，因为这个“可以看到源头”。
何慧丽认为，“生态不仅是技术，它还是制度。”
从这点上说，南马庄这些年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这也是她对胡寨的希望。何慧丽刚和王继伟有过接触的时候，王继伟刚刚经历了组建胡寨新科技种养协会的失败，王继伟自己打不起精神，农民们更是不配合，大家连会都开不起来。又过了两年，何慧丽暂别兰考，去开封当副区长，她要是不回兰考，王继伟就会在会场上急得跺脚——这时候大家能来开会了，但却不会开会，何慧丽只得自己拿着话筒说，“会议由王继伟主持，然后必须有村民代表发言，合作社代表发言，村里的老人代表发言，最后由支书致辞。”她告诉王继伟不要着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干的！”到了去年，她再去胡寨开会，大家什么事情都不让她做，只让她在会上做最后的总结发言，墙上还挂了个标语，写着“开好我们的会，做好我们的事”。
那天，向来坚强的何慧丽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哭得稀里哗啦。
胡寨能走到今天，何慧丽深知其中的不容易。何慧丽身边的很多人都告诉《小康》记者，何慧丽是个非常讲原则的人，做事很认真，但她从来不强迫人家去做任何事情，她更善于引导。用何慧丽自己的话说，这叫“外发促内生”，让大家自主地学习、成长，然后拥有自主之力，再进一步地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自主之力的人们。
何慧丽相信，只要王继伟们做到了这一点，就能自主地去借鉴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模式，创造出适合胡寨、适合兰考、适合河南，并且还能推向全国的大地模式。
五一劳动节的前两天，何慧丽从北京坐动车到郑州，然后驱车120多公里，直奔兰考。此时此刻，夜已深。但何慧丽还是没有住在县城里，而是一头扎进了南马庄。她说，这是她的脾性。
然而，在她刚开始做乡建实验的时候，大家对她的思路并不太接受。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
“去年，兰考县委书记还不知道何慧丽在干什么，今年他就号召大家来买南马庄的猪，县委食堂也订购了一百头，现在，兰考县委包饺子用的是南马庄的猪肉。”这些话，能从何慧丽的口中说出，她感到很骄傲，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价值感的体现，“知识分子走向乡建其实是自我救赎。”何慧丽说。
在行乡村之道的过程中，何慧丽摸索了8年，她嘱咐《小康》记者一定要把“找好处”的经验告诉大家，因为“找好处是行乡村之道的根本”。
何慧丽的“三重身份”很特殊，她是博士、是大学教师，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走进官场，从“体制外”到“体制内”，她要克服作为学者的清高，尝试着和各级官员打交道，硬着头皮接触她曾经最讨厌的企业家。她从骨子里希望合作，但她刚到兰考的时候，农民们对农业合作社还完全没有概念，政府官员也不理解，何慧丽只能自己想办法一边寻找农民精英，一边自己挨家挨户地走访，去推广她的观念。
刚开始，村民们并不知道她是副县长，因为在她之前，没有一个官员像她这样花费大量的时间“泡”在村子里，在与村民接触的过程中，她发现了张砚斌、王继伟等农民精英，她送他们去河北定州翟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加培训。结果，从2004年9月南马庄村成立合作社以来，南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砚斌便再也没有闲下来，2006年初，南马庄合作社的农民被何慧丽拉到了北京，“农大女教授带头卖大米”成了当时颇受关注的新闻，此后，从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热销，到“购米包地”，南马庄闯出了一条适合农业合作社发展的道路，开始关注何慧丽农民合作社实验的人也越来越多。
随着何慧丽知名度的提升，称呼她为“县长”的人越来越多了，开始，她并不适应这个称呼，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不是因为何慧丽是大学老师，她才能做成事，而是因为她是县官”，在感受到些许压力的同时，何慧丽也发现，副县长这个身份其实很重要，虽然她个头不高，但是每次和很多人走在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发现她后都会很开心地互相转告：“啊，县长来了！”
其实，2006年去北京“卖大米”时，何慧丽已经不在兰考县工作了，因为开封市政府发现她把村子里的文艺队搞得有声有色，于是让她去开封禹王台区任挂职副区长，把开封市的文化活动开展起来。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何慧丽并没有完全离开兰考，她常回来转转，村民们见到她，还是高兴地称她为“何县长”，而这段时间，兰考县的农民合作社也由最初她参与创建的4家发展到了30多家。2007年11月，何慧丽又回来了，重返兰考，她不当副县长了，而是“升任”县委常委。
“大家很在乎官场中的称呼，认为常委比副县长官职大，所以改叫我为‘何常委’，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叫法，但是这一次，我听得还挺舒服，大家想怎样叫我就怎样叫我吧，关键在于他们要自主地去发展。”何慧丽说，她的乡建里并不想排斥领导，在她看来，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政府的合作非常重要。在与合作社成员的交流过程中，何慧丽一直在努力化解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她重视并充分利用兰考的乡土资源和党政资源，不让农民轻易抱怨，而是要上下通、内外通、前后通、左右通，主动去寻求合作，“乡建需要这样的方法论”，何慧丽正在读《王凤仪嘉言录》，书上说，“找人好处是‘聚灵’，看人的毛病是‘收脏’”，这样的道理，何慧丽很信奉。
生态不仅是技术，它还是制度
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的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梁鸿去兰考见何慧丽的时候，何慧丽安排梁鸿去南马庄看杀猪，看完之后，梁鸿写了一篇《一头猪的政治经济学》，文中写道：猪是南马庄一个合作社的猪，每一头猪都有具体的定购人。今天是其中一个定购人带着一帮朋友来认领猪。这些猪是农户用天然食物喂养，秸秆、树叶、红薯，或剩菜剩饭，等等，农户每天记日记，记录猪的吃食，身体状态，以保证的确不是添加饲料喂养，并进行成本核算，交猪时一并交给定购户，定购户按高于市场一倍的价钱购买。
“写日记”，是何慧丽给合作社里的农民们“布置”的一项作业，她认为，所有的合作社，即使经济非常厉害的合作社，也都是学习型的合作社，而写日记，是学习型合作社最好的学习方式，“思想的力量，就是一个人能想到多远，他脚下的路就能走多远，我让他们写日记，就是要让他们自己算账，清楚地知道一头猪的真实成本是多少。”何慧丽还考虑到，消费者也是需要教育的，他为什么要认购南马庄的猪呢？不就是因为这里的猪生态、健康吗？“这些日记是为了给农民留下喂养生态猪的证据，普通的猪只需要养三到四个月，我们的农民却养了十二个月，农民花这么大精力去养猪，一年生长，不吃饲料，保证健康，但是他们还没有钱去搞认证，没准这小小的日记就能起到作用。”
提起生态，何慧丽透露，“写日记”是他们的一个武器，因为对内、对心灵都是一种改造，“要是养猪的农户心思不正，20个警察也管不住。”何慧丽说。
南马庄的出名就是源自生态。更早的时候，何慧丽想让大家买鸡粪，但是考虑到买鸡粪也不生态，因为大型养鸡场的重金属几乎都超标，所以干脆不买，而是直接使用本地的鸡粪，因为这个“可以看到源头”。
何慧丽认为，“生态不仅是技术，它还是制度。”
从这点上说，南马庄这些年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这也是她对胡寨的希望。何慧丽刚和王继伟有过接触的时候，王继伟刚刚经历了组建胡寨新科技种养协会的失败，王继伟自己打不起精神，农民们更是不配合，大家连会都开不起来。又过了两年，何慧丽暂别兰考，去开封当副区长，她要是不回兰考，王继伟就会在会场上急得跺脚——这时候大家能来开会了，但却不会开会，何慧丽只得自己拿着话筒说，“会议由王继伟主持，然后必须有村民代表发言，合作社代表发言，村里的老人代表发言，最后由支书致辞。”她告诉王继伟不要着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干的！”到了去年，她再去胡寨开会，大家什么事情都不让她做，只让她在会上做最后的总结发言，墙上还挂了个标语，写着“开好我们的会，做好我们的事”。
那天，向来坚强的何慧丽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哭得稀里哗啦。
胡寨能走到今天，何慧丽深知其中的不容易。何慧丽身边的很多人都告诉《小康》记者，何慧丽是个非常讲原则的人，做事很认真，但她从来不强迫人家去做任何事情，她更善于引导。用何慧丽自己的话说，这叫“外发促内生”，让大家自主地学习、成长，然后拥有自主之力，再进一步地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自主之力的人们。
何慧丽相信，只要王继伟们做到了这一点，就能自主地去借鉴日本的守护大地协会模式，创造出适合胡寨、适合兰考、适合河南，并且还能推向全国的大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