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十期）
　　为了使社会各界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叶剑英于1941年1月19日领导军事组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经周恩来核准后交新华日报社印成单张，通过各种渠道散发重庆和各地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以及外国友人。
　　当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两次来电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南方局在周恩来的房间里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中央这一指示。周恩来毅然说：“我要坚持到最后！”邓颖超也毅然决然地说：“这样严重复杂的局势，恩来怎能离开？！”她表示，她也将“坚持到最后”。叶剑英、董必武都同样是这个态度。会议最后商定：周恩来等少数人留在重庆，坚持斗争，其余同志转移或撤回延安。
　　会后，周恩来把会议结果电告中央，但中央担心他的安全，仍来电催促尽快回去。经过他的反复陈说，中央最后终于同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一部分人留在重庆，叶剑英率蒋南翔、李涛、边章五等撤回延安。
　　最后一批撤回延安的同志离渝前的一个晚上，周恩来细致地审查了全部准备工作，并叮嘱南方局的女干部廖似光等：“要保证安全到达延安。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每到一个站停车时，不允许一个人单独行动。到检查站时，由车队的副官去应付。遇到刁难时，副官交涉还不成，廖似光你可以以少将身份出来交涉。每过一个检查站，都要来信告知。到达延安，即来电报。”嘱咐完后已是深夜，他又对廖似光说：“明早走之前再来一下。”第二天上车前，廖似光轻轻走到周恩来门口，但心里还有点犹豫，怕影响他休息。周恩来听到脚步声，把她喊了进去，紧握着她的手说：“你回到延安，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廖似光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一定遵嘱办理，请副主席多多保重！”由于计划周密，转移出去的人员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周恩来对留下来坚守岗位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他指定童小鹏、袁超俊等成立一个秘密工作委员会，以应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突然袭击；要求各部门清理机密文件，将重要档案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后全部焚毁，将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机关内部装置报警设备和石灰包、沙包，以便在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及时烧毁文件……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当天，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恢复叶挺自由等处理皖南事变12条办法，并电告周恩来：蒋介石如不答应实行12条，绝不恢复谈判。
　　25日，周恩来将12条交给张冲转交蒋介石。这12条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蒋介石难以驳斥，又不愿实行，十分被动。
　　1月底，日本侵略军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时机，以7个师团的兵力大举进犯河南。蒋介石原以为他解决新四军日本人是高兴的，可以停止进攻，至少是“坐山观虎斗”。但事与愿违，蒋介石要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的命令触犯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于是日军发动了这场进攻，包围了汤恩伯在河南的数十万军队，战况激烈。一时间，国民党内外交困。
　　为使国际社会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前往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住处，向卡尔详细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惨案、破坏抗战的具体真实情况。后来，卡尔不仅告诫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还电告英国政府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2月14日，周恩来又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会见，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并指出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利于日军南进。居里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随后，他向蒋介石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之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同时，周恩来电告回到美国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建议她披露所知道的情况。斯特朗随即在纽约的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还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也就皖南事变对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并警告蒋介石：“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在英、美、苏3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正如2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所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蒋介石）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于是，斗争的焦点便转到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个问题上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前10多天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参政会原定于3月1日开幕。会议召开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的出席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仍留在重庆，据说是要观察国民参政会会议情况，以验证国民党所标榜的“民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离会议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蒋介石也越来越焦虑不安，他急于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来，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压力，摆脱困境。
　　


　　周恩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参政员自然不能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参政会。2月10日，他拟好电文交给童小鹏发往中央，向中央表示，应采纳民主人士的提议：以中共7名参政员的名义将12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中央复电同意了这一建议。
　　2月18日，重庆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周恩来将中共7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12条善后办法未得以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公函抄送各党派有正义感的参政员20余人。
　　王世杰接到这封公函后十分紧张，立刻找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张冲赶紧找周恩来，要求将这封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谈话。周恩来当即严词拒绝，指出：“10天中，政治压迫之严重和接连不断，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张冲劝说：“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断然地回答：“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2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我想，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见蒋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方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和中间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员来调解是必要的。……我们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延安很快回电，同意周恩来所取的立场。
　　离国民参政会开会只有4天了，谈判仍处于僵持状态。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希望共产党能撤回公函，出席国民参政会。25日晨，张冲又赶到周恩来处，喋喋不休地重复前次的话。周恩来不住地摇头，斩钉截铁地说：“公函不能撤回！！”张冲拱手苦苦哀求：“为了国家计，我跪下也可以。”周恩来仍是摇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
　　张冲又提出周恩来见蒋的问题，周恩来回答：“目前见蒋亦无意义，因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张冲急忙说：“不一定。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思，可以有几项具体办法。”这些具体办法是：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完全留华中，再归还一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边区或冀察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三、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周恩来听后，说：“所提具体条件可以报告中共中央，但没有必要收回公函，更没有必要见蒋。”
　　


　　看看已过了3个小时，会谈没有什么进展，张冲只好告辞，表示希望能得到答复。
　　第二天，周恩来与毛泽东通电后，再次会见张冲，把中央以及以叶剑英名义起草的“漾电”及毛泽东的意见拿出来给他看，说：“非12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张冲看了来电后，说：“这不等于破裂吗？”周恩来说：“责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才提出12条。”
　　张冲又谈到具体条件问题，周恩来说：“中央要我回去讨论。”张冲呆愣了两秒钟，懊丧地说：“你如回去，他们（指国民党）又要说你们破裂了。”
　　周恩来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张冲那张凄恻的脸：“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更表示压迫？”张冲苦笑了一下：“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必武）、邓（颖超）两位可出席参政会？”
　　“万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不是侮辱我们？”周恩来提高嗓门说。张冲说：“董、邓如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周恩来立刻表示：“我本准备在此待捕的。”张冲只好说：“即使董、邓只出席1人也好。”周恩来讥讽地说：“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并再次坚决地告诉他：“出席是不可能的！”
　　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的清晨，张冲等又奉蒋介石之命来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会议又延期一天，可还是没有见到董、邓的身影。蒋介石无精打采地拿起讲话稿，念一段停一停，希望共产党人会推门进来，可是奇迹没有发生。
　　参政会结束后，蒋介石的气顺不过来，易动怒。宋美龄知道蒋介石的心病在共产党，尤其是拒不出席参政会，让他在国人和洋人面前丢尽了面子，只是碍于舆论，又无计可施，自己跟自己生闷气，于是劝他：“你还是跟周恩来去谈谈，现在分裂于党国于你都不利。”蒋介石嘟嘟囔囔：“我是想跟他谈谈，可明明是他们无理，却要我们主动，实在不合道理。”宋美龄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僵持下去不好。我可以陪你一起见他。”
　　3月14日，在政治上进退维谷的蒋介石约请周恩来谈话，宋美龄果然陪在一边。蒋介石已没有前一阵子的咄咄气势，一开始就表示：“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之前，因不便未见。”周恩来乐呵呵地说：“委员长是个忙人，不见也没有什么关系。”蒋介石声音有些低沉：“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
　　于是，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之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做的，不明白我的意旨。”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蒋介石也表示都可以做到。
　　周恩来还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介石对防地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最后蒋介石约周恩来下星期再见面。宋美龄显出很高的热情：“下周见面时，我请你和夫人吃饭。”
　　25日，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也在座。席间，周恩来同蒋介石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从蒋介石的语气上，周恩来看得出他在表面上有“轻微缓和”。
　　渐渐地，国共两党的关系日趋缓和。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英、美、苏进一步合作，国共关系出现了好转的趋势……